剖析当代异化艺术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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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立足于艺术复制的手段、文化工业的新兴、大众传媒的兴盛等现象，运用异化理论，试图分析逐渐异化了的当代艺术的危机，借此来观照艺术与技术之间二元消长的关系。

关键词：异化超真实文化工业大众传媒

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在其著作的第一版序中提到：“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今天，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电力技术(electrictechnology)发展之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正像我们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凭借各种媒介而得以延伸一样。”

在当代社会，数字化正在从技术和意识层面不断的异化着身处其间的我们，它们在不断提高我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进一步的控制着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思想行为的方式，以至于连我们自己都开始迷惑，越来越高端的数字化工程以及与之相关的电脑、网络的普及，到底是被我们物尽其用了还是最终导致了“人为物役”的局面。

一、艺术对象世界的异化

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就是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而这个对立面又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并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一批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直接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接受了异化理论。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20世纪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因为，在发达工业文明条件下，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对自然的征服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导致人从异己力量中解放出来和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相反，人陷人更深的异化之中，几乎人之一切创造物都在特定条件下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由此而形成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和文化模式。

在后现代主义大师波德里亚的思想中反复在强调一点，即由生产主宰的现代性时期已经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由拟象和新形式的科技、文化、社会所构成的后现代时期。这种以人被丰富的物包围为特征的消费中心论的社会，消费品成了记号，人们对物品的消费不再是真实需求，消费品成了符号的能指系统，商品作为符号，不再具有真实的所指，能指系统空前活跃。这一情况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就使我们仿佛生活在一个拟象的时代，拟象不再是对一个领域、或者指涉性存在、本质的模拟，他以模拟来产生真实。拟象不是将不存在变成存在，假变成真，而是“破坏真实的任何对照，将真实吸收到自身之中”。

在我们以往的观念中，艺术是艺术家呈现给我们的源于真实却又高于真实的东西，是艺术家特殊的主观思维的展示，在过去，艺术家在自己的潜在创作意识中是渴望被理解被接受的，可以这样讲，在传统的艺术创作中，从公元前4世纪一前6世纪这段时间开始，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建立的艺术摹仿自然的理论学说，影响以及制约了差不多二十多世纪的西方文艺的发展道路，直至公元19世纪末，“摹仿”几乎一直都是西方文艺界的主线。艺术家总是希望借助我们熟悉的现实作为摹本，通过创造一系列的艺术形象，以期在艺术的熏陶下受众的精神可以得到“净化”。可是现在，大量技术手段的涌人，取代了艺术创作中作家主体意识的注人，艺术及艺术家本身的神圣性或精英性也因为大量技术手段的涌人而被颠覆。

“复制”成为当代环境下艺术异化的开端，这既是一个数量的概念，又是一个手段的名称。正如本雅明在他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描述的那样，在“机械复制时代”中，虽然时空对艺术品的限制得以解决，但原作的“本真性”或“韵味”受到损害甚至消失了。后现代时期的机器是“复制的机器而不是生产的机器”，它对于我们的美学再现能力，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过程的美学体现往往倾向于更为舒适地滑回到内容的主题再现中—回到关于复制过程的叙述中去。

随着技术手段的提高，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被一种“比真实还要真实”的“拟象”充斥。“真实不仅成了可以被复制的东西，而且总是已经被复制出来的东西：“超真实”，于是我们生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整个世界都趋近于一种超真实。“真实不再是一些现成之物，而是人为的生产出来的真实，它不是变得不真实或荒诞，而是变得比真实更真实了”，就好比“广告或时尚电视剧宣传的理想服饰；计算机书册中提供的理想计算机技术等等。在这些例子中，模型成了真实的决定因素，超真实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被夷平了……类象开始构造现实”。

此时艺术所模仿的世界，在高科技的手段下逐渐消退了真实性而变成了“超真实”。

二、艺术创作的异化

高端的技术手段不仅仅异化着我们熟悉的艺术的对象世界，而且还使现在的艺术创作异化为一种生产，并催生出一种叫“文化工业”的现象。

人们常用“爆炸”一词形容电子传播媒介体系提供的信息数量。或许可以说，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谓的“文化工业”只有在电子时代才名至实归。在某些历史时期，文化生产是日常现实的一个“他者”—文化生产意味了指向日常现实之外的另一个维度。雷蒙德·威廉斯就认为，19世纪某一个时期的“文化”或者“艺术”曾经扮演市场以及工业文明的对立面；文化或者艺术被尊为物欲横流的人世的“人性”守护神。但在如今以信息“爆炸”为特征的电子时代，文化生产终于汇人了工业生产的逻辑，遵循工业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循环轨迹，成为日常性社会生产的一个有机部分。如同工业生产一样，文化生产终于和商品、利润互相认同了。事实上，恰恰是商品和利润维持了电子传播媒介的庞大开支，维持了电子时代不断扩大的符号制作规模。

这正如阿多诺所描述的，技术因素的介人，加剧了文化的，办业化，创作已不再是个人的自主的行为，而是依赖几上业技术、市场导向的大批量生产。这种“文化工业”以文化生产为标志，以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以现代传播媒介为手段，一步步地趋向物化，直至沦为纯粹的商品，并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商品拜物教”的特性。它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一方面，文化工业以艺术为名义，兜售的其实是可以获取利润的文化商品，在以往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艺术及其生产、接受的过程都收归物质生产领域，艺术家的创作是为了赚取金钱，而传统大众的闲暇时间也变为另一种被剥削的劳动；另一方面，文化工业具有浓厚而隐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人们忘乎所以地享受文化快感时，隐蔽地操纵了人们的身心乃至潜意识活动。它是一种使控制变得更密不透风，使统治秩序变得更坚固的“社会水泥”。文化自身的韵味消失殆尽，文化的生产是为了交换、实现价值，这与艺术的自主性原则截然相反。艺术家们忧虑于这一转变，却也不自觉地被裹挟其中。

“如今已贬值的深层心理学所规定的内在生命，它整个儿都向我们显示人正在把自己变成无所不能的机器，甚至在感情上也与文化工业所提供的模式别无二致，人类最内在的反应也已经被彻底僵化，任何特殊个性都完全成了抽象的概念：个性只不过是表现为闪亮的皓齿，清爽的身味和情绪，这就是文化工业的彻底胜利。”

当文化产品进人日常的消费领域。如同种种生活用品那样，电子传播媒介体系之中源源而来的符号制作业己全面地镶嵌于社会的所有方面。可以说，电子传播媒介的社会组织意义正在逐渐显露。在这个意义上，波德里亚激进地认为，现今的符号制作规模已经足以让历史发生另一次断裂：以工业生产为组织核心的社会开始向符号社会回归。

三、文化阅读的异化

麦克卢汉说，“媒介即是讯息”，一种文化必然包括这种文化的传播方式，甚至为传播方式所塑造。技术革命带来的大众传播的全面繁荣，电子时代催生的“文化工业”造成了“与自由时代不同，工业化的文化可以像民族文化一样，对资本主义制度发泄不满，但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工业化文化的全部实质。”由于“整个世界都得通过文化工业这个过滤器”，所以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难以逃脱它的操纵和控制，他们貌似自由却是不自由的，貌似主动却是被动的，“每一个自发地收听公共广播节目的公众，都会受到麦克风、以及各式各样的电台设备中传播出来的有才干的人、竞赛者和选拔出来的专业人员的控制和受他们的影响”“文化工业使精神生产的所有部门，都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人们傍晚从工厂出来，直到第二天早晨为了维持生存必须上班为止的思想。大众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人们越来越多地借助媒介来了解外界，媒介营造的“仿真环境”成为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新的异化力量，“媒介真实”代替了“社会真实”，生存在“媒介环境”中的当代人，变得远离“真实”生活，失去批判精神与超越维度。媒介及其产品制约着人的主体性的发展，支离破碎的媒介信息与五颜六色的媒介产品渐渐迷惑了现代人的“双眼”，他们习惯于轻软的“表层娱乐”，而不再追间“深层意义”。

网路为大众文化提供了有主权意义的疆土。美国《在线》主编、WellBBS网站创立者凯文·凯利在接受一家中国报纸的记者采访时说，美国的硅谷最大的发明不是什么芯片，而是为我们这个时代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景观(《羊城晚报》2000年7月10日)。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网民人数的几何级数增长，以后还要发生什么事完全是不可知的，可以肯定的是，这将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传统传播的“中心一受众”的二元结构被彻底解构。正如尼葛洛庞蒂所言：“大众传媒将被重新定义为发送和接收个人信息和娱乐的系统。”但在某种意义上，网络更多地扮演着“异化”帮凶角色。自麦克卢汉以来，对媒介的技术乌托邦信念和对技术理性霸权的怀疑，就贯穿了整个媒介艺术的历史，这是一种的二元对抗式的消长。

技术与科学的高度结合，在某些方面成为艺术进步的阻碍，形成了一种老庄讲的“人为物役”的“异化”：人被他自己的创造物所奴役，丧失了精神、生命的自主权，个体生命感觉的萎缩成为了难以根治的现代性病疾，而造成这一切的正是人类自己创作出的技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