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艺术的发展及其特色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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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商代起，中国音乐进入了信史时代。民间的音乐和宫廷的音乐，都有长足的进步。由于农、牧、手工业的发展，青铜冶铸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而使乐器的制作水平飞跃，大量精美豪华的乐器出现了。乐舞是宫廷音乐的主要形式。可考证的有《桑林》、《大护》，从事音乐专业工作的主要有巫(巫见)、音乐奴隶和瞽3种人。有关商朝的民间音乐的材料很少，《周易·归妹上六》和《易·屯六二》就是商代的民歌。

关键词：商代音乐；宗教；乐器；音乐理论

公元前1562年一前1066年，商人传说是“帝喾”之子“契”的后裔，因契佐“禹”治水有功，故被“舜”封于商，开始兴起。经过500年的发展，到成汤时，已经成为以毫为都城的强大方国。在伊尹的辅佐下，成汤首先争取众多方国的支持，征讨不归顺的方国，最后兴兵伐夏，鸣条一站，夏桀兵败逃至南巢而死，商朝建立。

商汤用武力消灭腐朽、暴虐的夏王朝，建立新的统治，是历史的进步。新建立的商王朝，虽然在社会形态上与夏王朝并无区别。但是他的诞生，毕竟给古代社会内部注入了新的活力，健全了古代阶级社会的机制。所以古书对商汤伐桀灭夏一事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商代是继夏代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世袭制王朝时代。自太乙(汤)至帝辛(纣)，共17世、31王，前后经历了将近600年。商汤立国后，汲取夏代灭亡的深刻教训，废除了夏桀时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采用了“宽以治民”的政策，使商王国内部的矛盾比较缓和，政治局面趋于稳定，国力也日益强盛起来。他对四周的许多国家进行了征伐，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所以《孟子·滕文公下》记有：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诗·商颂·殷武》也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J的记载，反映了商王朝在汤的统治下，已经成为强盛的国家。

在商代，随着社会生产和阶级对立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分工，也进一步加强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因而使得一部分人能以专门从事音乐工作，并从而使音乐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和提高。同时，商代活动的区域比夏代大得多，但中心地区仍在今河南一带，和夏代一样，所以商直接继承了夏的音乐。并不断地向前发展，把它推到令人瞩目的高度。

商代的奴隶主贵族，在残酷的奴隶制和神权统治的基础上去尽力占有音乐发展的成果，一方面使之成为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又使之成为他们享乐的一种工具。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使得商代有了繁盛的音乐歌舞和多种多样的乐器，产生了比较成形的各种音阶调式以及一些程度各自不同的谐和观念、半音观念、标准音或绝对音高观念等，也举办了一定的音乐教育事业，这就为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初步而坚实的基础。

1899年发现的商代甲骨文，把淹埋了3000余年的古老文字重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并让人们识读。甲骨文的发现，使商代的存在无可争议，并使商代历史成为信史。安阳殷墟出土的15万片甲骨卜辞，记录了商代社会中发生的许多事情。经过几代人的整理和研究，揭示了它所包藏的丰富内容，为研究商代历史开拓了重要的途径。

一、商人尚鬼尊神，使音乐与巫术、宗教紧密联系，音乐的主要功能为娱乐、祭祀

祭天祀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史前时期的考古中曾一再发现这类遗存。随着农业的出现，人们为祈求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而产生对天崇拜，它是自然崇拜中的一种。祖先崇拜又叫灵魂崇拜，它源自对先人怀念，把梦中的情景理解为先人的灵魂作祟而产生。人们祭祀祖先，为的是求得先人的保佑。夏代开始的家天下局面，使原始宗教的内容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帝王是世上最高的统治者，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就把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结合起来，创造了天或上帝这样的至上神。商代有“天”这个神，甲骨文中则有1帝2或1上帝2。所以商汤伐夏桀时说，1有夏多罪，天命殛之2、1夏氏有罪，子畏上帝，不敢不正2，打出1天命2的旗号，鼓动军土和同盟者去执行上帝的意志，奋勇讨伐。商代社会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尊事鬼神。虽说是“殷因于夏礼”(《论语·为政》)，祭祀等巫术活动的繁复却是大大超过夏代的，所以史家对之有“巫文化”之称。但是凡祭祀等“礼”，举行时必然要伴以歌舞。这是从原始时期以来的传统，古人所谓“礼没有乐伴随便不能施行”的话。正是对于这种传统作的总结。即使晚至西汉中期(公元前二世纪)，哪怕是穷荒之地，在祭祀当地的土地神时，依然要敲打起瓦瓶、瓦盆伴奏，齐声歌唱。早在商代就更不用说，祭祀等巫术活动是一定要伴有隆重的乐舞的，所以商人很崇尚乐舞，他们以音乐与神鬼对话，是认认真真唱给神鬼听的。乐舞成为人们进献、事奉、娱乐神鬼，以使人神沟通的重要手段。因此说商代的音乐多是伴着巫术、祭祀活动同时进行的。这其中，巫是替鬼神说话的中介者，商殷的巫，与史、卜、贞等同掌占卜的职务，影响国家的政治与国王的行动。占卜、祭祀时，巫常要唱歌跳舞来配合，所以巫也是商殷精通音乐与舞蹈的人。据史料记载，商朝最重要的祭祀乐舞是《桑林》，它是商裔祭祀其玄鸟图腾和先批简狄的乐舞。我国古书《左传》记有一个故事：公元前641年，商王室后裔宋襄公在楚丘为晋侯举行盛大的宴会，晋侯提出要看宋国祖先的传统乐舞《桑林》。这个乐舞，据说由用鸟羽化装成玄鸟的舞师与化装成先批简狄的女巫进行表演。由于它描写了简狄吞玄鸟卵生商始祖契的具体过程，因而使讲究礼法的晋侯看了十分害怕，不躲到房中去。商代音乐正因为带有浓厚的原始古风，而显得那么粗野离奇，荒诞不经。《濩》则是歌颂汤的开国功勋的乐舞，据《墨子·三辩》说：“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为乐，又自作乐，命日《濩》，又修《九招》。”《吕氏春秋·古乐》也说：“殷汤即位，夏为无道，暴虐万民。侵削诸侯，不用轨度，天下患之。汤于是率六州以讨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宁。汤乃命伊伊作为《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濩》是歇颂商汤伐桀的开国功勋的乐舞。商代在祭祀活动中尤其重视乐，甲骨文中多有提及《濩》的，《周礼·大司乐》还有“舞《大浸》以享先批”的说法，说明《大濩》一直影响到后代。商代的“傩”亦作“驱傩”、“大傩”，是古代“傩祭”仪式中的一种舞蹈。源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商代形成固定的用以驱鬼逐疫的祭祀仪式。《乐府杂记》载：“用方相四人，带冠及面具，黄金为四目，衣熊裘，执戈，扬盾，口作‘傩傩’之声，以除逐也。”傩祭的核心人物是“方相氏”，一手执戈，一手扬盾，率领戴假面具披毛顶角的“十二兽”(十二神)及大队由儿童扮演，到宫室各处跳跃呼号，合唱充满巫术咒语味道的祭瞅，以驱逐“疫鬼”。舞时，有音乐伴奏。宫廷举行这种仪式由太常侍主持。后傩祭逐渐变化，转向娱人，最终纳入戏曲。

二、商代艺术是各民族文化、风俗的大融合

商人在商代前期就屡屡迁徙。张衡《西京赋》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说明在建国前商人曾大规模迁徙过8次，从汤建国后到盘庚迁殷，又大规模地迁徙了5次。前期是部落迁徙，后期主要是都城迁徙。迁徙的原因主要有6个方面：一是河流改道，水资源变化。或连年干旱，水资源枯竭；或洪水泛滥，为避水害而迁徙。二是宗教原因，商人信巫，凡天灾人祸，一定要占卜。卜封说要迁，当然就迁。三是农业生产，土地耕种一段时间后，肥力下降，庄稼收成也随之下降，土地需要息耕。四是军事原因，由于征伐需要供给，也需要指挥便利。这可能既有主动的征伐，又有被动的外患、内忧(如王室内部纷争，诸侯或大臣造反等)的威胁因素。五是其他资源枯竭，特别是地表铜矿资源枯竭，需要寻求新的资源。六是环境污染问题。群居集中生活一段时间后，环境污染、疾病滋生是不可避免的。每次迁徙的原因可能只是其中的部分原因，但客观上造成了迁都的事实。后来，由于交通的发达、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和政局的稳定，才在安阳安居下来，而不再迁徙。

商代屡屡迁徙、战争及其兼并客观上带来了民族融合。也带来了各民族文化和风俗的融合，也使商代艺术成了各民族文化和风俗的融合体。根据《诗经·商颂·殷武》的记载，当时的殷王武丁曾经南伐荆楚。商代的青铜器也随之进入了南方。南方文化的丰富想象力也影响到了商代工艺品的形制，包括当时被作为敌人的羌人的审美意识也影响了商人。当时的羌人、姜人等以羊为图腾，人带羊角为装饰之美，是美的本义。其中，对羊由热爱而崇敬，本来是北方游猎和畜牧民族间兴起的，后来为商代艺术所继承和发扬。《山海经·东山经》：“自尸胡之山至于无之山……其神状皆人身而羊角。”羊人合一，使人获得神异。当时，北方多牛羊，中原多养猪，祭祀和供品多采用当地常见之物，后来也融为一体。这在随葬品及相关的艺术品中均有所反映。商代文化和艺术的风格，体现了当时多民族的融合特征。在商代的艺术作品中，中原文化、淮夷文化、荆楚文化和北方文化是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这其中，音乐舞蹈艺术虽在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是从青铜艺术风格的变化可以想象出，当时的音乐舞蹈也在随着都城的迁徙而吸收了各民族的文化和风俗的特征，有关商朝的民间音乐的材料很少，《周易·归妹上六》和《易·屯六二》就是商代的民歌。乐舞有《桑林》、《大浸》。

三、商代乐器的发展及音乐理论

商代后期，乐器的品种已相当多样，制作工艺也很巧妙。打击乐器有多种形制的铙、钟、磐、鼓。铙与铎，最早原是原始社会末期象征氏族贵族权力的礼乐器，用陶土制成，商代的铙均为青铜铸造，或手持演奏，或植于座上演奏。商铙因其形体的大小不同而有大铙、小铙之分。商代的磬有石制、玉制和青铜制等多种。它分为两种，一种为单个的大磬，如安阳武官村殷代大墓出土的虎纹石磬，纹饰瑰丽，声音悠扬。经测音，其音高为托，与山西夏县东下冯夏代遗址出土石磬音高相同。一种是编磬，一般均为三枚一套。近年在殷墟西区出土有五枚一套的编磬。鼓，在原始时代已有叫做“土鼓”，鼓框可能是由陶土制成，故有此名。另有一种大鼓，鼓腔用木制成，外施彩绘，鼓面蒙有鼍皮，又称鼍鼓。商代的钟，为青铜铸造，或手持或放在座上，个别的可悬挂起来演奏。单个的大钟称“庸”，常和鼓一起演奏。由多枚钟组成一套的称编钟，一般大小三枚。商代的吹奏乐器有埙、篱、和、言、竽等。埙有大小两种形制，均有5个按音孔，一般大小三枚组为一套，如辉县琉璃阁殷墓出土的埙。篱陶埙，可以吹出小三度音程。晚商时埙已定型。有5个按音孔，基音为“a”，证明当时已有绝对音高观念。总之，上面所述并不是殷商时期的全部乐器，但已反映了当时的音乐文化发展到相当的高度，根据考古发现和甲骨文的研究，证明商代已有多种乐器。并且根据对少数商代乐器的测音，初步探知商代已有若干音阶或调式，并具有一定谐和观念及音律观念。这些事实，也都足以表明商代音乐发展的高度，并且产生了多种音阶调式。创立了十二律，有了绝对音高观念，对旋宫转调有了初步认识，殷商时期的音乐是由于奴隶们的辛勤劳动才达到较高的水平。据记载，商代已有最早的音乐教育设施“瞽宗”。“瞽宗，殷学也。”

总之，自商代起，中国音乐进入了信史时代。民间的音乐和宫廷的音乐都有长足的进步。由于农、牧、手工业的发展，青铜冶铸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而使乐器的制作水平飞跃，大量精美豪华的乐器出现了。凝聚了堪称3000年前世界第一流水平的殷商文化，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歌、舞、乐的高峰，也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