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现代诗词中的我国形象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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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个现代民族的文学形象中必然包含作家对所属民族或文化国形象的感知与想象。现代汉语诗人有的从现实层面予以关注,塑造了一个新生与劫难并存的中国形象;有的留恋传统文明,重新想象一个诗意而古朴的中国形象;而置身海外的旅居诗人,提供的是乡土中国与汉语中国的形象。现代汉诗中中国形象的发展演变过程既蕴含着现代诗人所传达的主体生命情思和经验,也表现了他们对自我民族、国家的疑视、反思与想象。

[关键词]现代汉诗;现代汉语诗人;中国形象

近百年新诗的丰富内涵,蕴含着现代诗人所传达的主体生命情思和经验,而在这些诗人的描写、抒发与想象中,表现了他们对自我民族、国家的凝视、反思与想象。从晚清的梁启超到20世纪的郭沫若、闻一多、戴望舒、艾青、穆旦、北岛、舒婷、杨炼、肖开愚等,这些在新诗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人,都在文本中呈现了对自己国家、民族现实的忧思。这些情思并非“爱国主义精神”这类主体分析模式所能完全涵盖的,从客体对象角度而言,它们还共同演绎了一个世纪以来多个层面的“中国形象”的发展与演变历程。

一

“中国形象”研究作为当前学术讨论中的一个热点,它在比较文学领域关注的是外国人士在描述、想象和评判中国时构筑的形象,属于一种“他国形象”研究,“基本不考虑本国对自身的形象塑造问题”[1](P2)。但也有学者提出:形象学研究还有另一种范畴,即某一民族或文化国的“自我形象”[2]。相对而言,异国文化的中国想象因为固有的“他者”傲慢的偏见与立场,往往显得片面或失真;而民族文化进程中写作产生的中国形象因为源自文化主体对本我民族的真诚情怀,直接通向本土现实或理想。从这一层面看,观照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是回望中国近一个世纪社会文化发展情状的一个窗口。在现代汉语诗歌中,许多诗人立足于民族的现实存在,创作出了一首首深情、哀婉或沉痛的诗篇,反映出不同阶段中国形象的真实。由于晚清以来的中国大多时候一直处于落后、贫穷、被侵略和国人内耗的境地,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就是诗人对苦难中国现实的深切忧思或对民族未来的希冀。从整体来看,这些诗篇构建出一个新生与劫难并存的中国形象。

中国人自觉形成的现代国家、民族意识,还是近代以来的事情。1901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从那时候起,“中国”的时空存在开始处于一个横、纵坐标当中。一方面,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的中国逐步向世界敞开,面对的是自我和他者的对照;另一方面,中国划出了自我历史的古典与现代的区别,要梳理出自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正是本民族这种开始面向他者和面向自我历史的时空存在方式,产生了国人的现代国家意识。在晚清诗人当中,如果说黄遵宪的海外诗偏重写异国形象,梁启超则较早表达了他对“少年中国”形象的想象。虽然梁启超对现实中国存有隐忧,但一入题写中国形象,他就情不自禁地表达自己对民族的信心和对现代化的畅想:“泱泱哉!吾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物产腴沃甲大地,天府雄国言非夸。君不见,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况乃堂?吾中华。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爱国歌四章》)

如果说中国人的“现代性”意识本质上属于一种构想,梁启超诗中的“泱泱中华”也成了“想象构成物”。但是,将梁启超笔下的中国形象和此前西方几百年的中国想象相比较,可以看出不同话语主导下的形象差异。在西方,启蒙思潮抹去了文艺复兴时期中国被羡慕的荣光,中国开始成为欧美现代话语下被异类化和丑化的“他者”。无论是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关于中国人的军事禁食学校及其他中国奇闻》,还是巴罗的《中国行记》,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这些著述中的中国形象都代表着东方的专制、落后与野蛮。而梁启超与异族写作不同,他从民族立场出发,既承接了老中国的自信,又面向未来,提供了一个充满生机的少年中国形象,引领了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想象。

梁启超的民族想象到了“五四”时期,在郭沫若笔下得到延展和深化。在“五四”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激进的作家出于对民族告别旧我的信念,塑造着心目中的中国形象。鲁迅选择了直接逼视严峻的现实,在系列小说中呈现了一个封闭、停滞、麻木的中国形象,为此,在近年被研究者指责暗合了西方“殖民主义”话语。然而,这种批判显然搁置了对象主体的真实体验与历史意识。在当时许多文化人士那里,民族传统的负面显得垢迹斑斑,他们揭示中国人的文化劣根性,绝非依附西方的“国民性”理论,而是饱含着自我及同胞的生存痛感。郭沫若作为一个现代诗人,这时的他同样没有回避中国真实的历史处境。不同的是,由于诗人属于浪漫、乐观的“颂歌”型写作者,他在《凤凰涅?》中塑造了一个诀别旧我、浴火重生的中国形象。他以中国文化图腾作象征,用凤凰阴冷、黑暗、严酷的生存环境隐喻旧中国,并想象性地虚构了凤凰为追求自由、华美的更生而衔香木自焚的壮美图景。他笔下的中国形象可谓极富“五四”精神,以致几乎成为后来国人关于民族获得现代新生的文化图腾。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遭遇阻碍,面向世界、告别旧我的中国形象被迫改写成苦痛与灾难的内涵。铁蹄蹂躏、流亡漂泊等现实劫难,使现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开始显得格外凝重,而优秀的诗人也首当其冲地担当了为民族苦难抒情的使命。艾青以一首深情、沉痛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呈现了当时中国旷世般的苦难:风,“伸出寒冷的指爪”;岁月的艰辛,写在农夫那“刻满了痛苦的皱纹的脸”上;年老的母亲,“蜷伏在不是自己的家里”;而饥馑的大地,“伸向阴暗的天,/伸出乞援的,/颤抖着的两臂”。这些想象性描写可谓战时中国形象的有力表征。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除了艾青式的现实主义创作,现代派诗人戴望舒也调动自己的超现实写作经验,创作出《我用残损的手掌》这一传世经典。诗人虚设自己以有形的手掌摸索地图上无形的江山,在想象中触摸“变成灰烬、充满血和泥的土地”,感受长白山“冷到彻骨”、黄河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这些感知意象共同构成了中国当时的残损山河。同时,诗人没有停留在单一的阴暗色调,想象中的手掌还延伸到地图上那“温暖明朗、蓬勃生春、依然完整的辽远的一角”,并以“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的温情和甜柔,来建构苦难中国的另一种希望中的形象。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少数的诗人受欧美现代诗歌的影响,产生了修辞的需要,诗中的“中国形象”与诗人的情感逻辑不一定完全合一。穆旦的诗作《赞美》,不少意象与艾青笔下的“大地”、“农夫”相仿,如“干枯的眼睛”、“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永远无言”的大众,均非明朗型意象,呈现了特殊时期真实的中国形象。但该诗的情感红线被题名“赞美”标识出来,这似乎与诸意象构筑的贫困、无知、充满耻辱的中国形象相悖。这正是诗人自觉设置的矛盾修辞。知识者的智慧,使穆旦的“赞美”不像其他颂歌那样不加限制地粉饰现实中国,而诗人的理想主义人格和修辞权力,又使他在面对中国充满衰败、停滞、庸碌等“无言的痛苦”时,反复预言“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新时期以来,夹杂苦难与新生的中国形象在“朦胧诗人”笔下最为鲜明。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塑造了一个兼具痛苦与光明的中国形象。其中的“胚芽”、“笑涡”、“起跑线”、“黎明”、“花朵”喻示着中国形象希望、新生的一面。从中国历史、现实来看,舒婷这首诗歌显示了高度概括的内蕴。在当下21世纪,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政治经济话语描述中的“中国形象”已经呈现了难以单面界定的复杂特征,以致成了“两个中国”——一方面显得富裕发达;另一方面仍充斥贫困与落后。这似乎印证着舒婷关于祖国形象的两重诉说。

二

现代汉语写作除了现实指向,也注重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回溯。民族文化记忆本身就是一种集体意识,经过写作者的想象都可以得到复活。而在现代汉诗领域,许多诗人无法割舍传统文化的脐带,比起现实的中国,他们更爱文化的中国。尤其在面对现实的喧嚣、庸俗、混乱、繁杂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古老中国的文化记忆,在自己的诗中接通古代文明或古典诗歌,用来抵抗身外的世界。由此,这类诗作提供了文想象层面的中国形象。

早在“五四”狂飙突进的西化潮流中,闻一多便自觉追溯“四千年的华胄”,创造文化层面的中国形象。作为一个爱国诗人,闻一多当然关注现实,他在《死水》中表达了对现实中国丑恶的诅咒,在《七子之歌》中倾诉了对被分裂的祖国的哀痛,在《长城下的哀歌》中诅咒“堕落的假中华”,袒露着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一片赤子之情。但是,闻一多又是一个东方文化的守护者。他曾区分自己的爱国不是郭沫若式的“情绪”的爱,而是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爱。赴美留学的经历,使他感受到了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感和种族歧视的伤害,也更激发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爱,《忆菊》便是这种爱的结晶。闻一多在《忆菊》中细密铺写了中国文化的精魂——菊花,从精致而富有质感的器皿,到五彩缤纷的花色和姿态各异的形状,他都用鲜活生动的现代汉语一一呈现,并辅以趣味十足的想象性细节。这些描写和叙述铺垫了诗篇下半节的诗旨:东方的高雅的菊花,远胜西方的“热欲的蔷薇”、“微贱的紫罗兰”,最终,花的形象上升到了民族形象,诗人高歌“我要赞美我如花底祖国”。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像闻一多如此鲜明地歌颂一个纯粹完美的中国形象的作品,实属罕见。

20世纪的80年代,开始了“对东方传统资源的新的开掘”[3],中国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出现了由“国家性”向“民族性”的偏移,而文化寻根思潮首先出现在诗坛。杨炼、江河等诗人在民族历史与传统中寻找想象和写作的资源,他们要“使青铜的威武静慑、瓦的古朴、墓雕的浑重、瓷的清雅等等荡穿其中,催生诗歌开放”[4](P36),并试图在原始生命萌动中确立“此在”世界的存在方式。

由此看来,文化层面的中国形象和现实中国构成了某种对立与补充关系,换言之,现代诗人不满社会生活层面的中国时,“文化的中国”往往成了他们想象性的精神补偿,成为他们的诗意家园。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片面发展给不少诗人带来精神的冲击,他们选择了文化返身,向古老的诗意中国致敬。肖开愚的《向杜甫致敬》由十组短诗组成、写作跨越一年半时间的大型长诗,尽管至今罕见相关评论,却在众多场合被推为代表当代诗歌承担精神与复杂技艺的文本典范。《向杜甫致敬》容纳了肖开愚在对话诗学、视点转移、人称错综、声调频变等方面的个人技艺实践,但诗人绝非单纯的炫技,而是整体性表达了对当代中国形象的反思。诗中出现结构性的对立:一方面是现代人的庸俗职业生活、消费生活及暴力历史,是现实的“这一个中国”;另一方面是杜甫所代表的传统生活与文化人格。杜甫的声音、形象作为现实中国的对立面卓然区别于现代社会。在该文本中,诗人道出了:自然的河流被迫吞进政治、人性的恶果,这是后现代的“中国形象”真相。而精神层面上:“异乡的利益,一厢情愿的,/效忠思想,名城的绝望,/和渔村的炫耀的号子,/夹血丝的化脓的老痰,/全咳出了,啐在地上。”这些诗性修辞折射出一个普遍现实:利益主宰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社会到处漂浮着封建的、陈旧、病态的微生物,这就是当下真实中国的精神现实。文本中,与现实中国相对的“另一个中国”,源自杜甫——这位古代老人发出的声音。他处在“废弃已久的园林”中,“小衙门里的怒火/造就了他的冷眼——/他一边打量,肩膀渐渐耸起/承担并突破了黄昏。”一个独立沉郁、富有担当精神的杜甫,就这样被诗人邀请走出历史,进入当下,言说此在的中国。杜甫对现代生活发出如下痛心的否定:“不读你们的日记/我也谴责你们的苦衷,/(栽花养草,说废话)/那幸存者的委屈所控告的飘逸/构成了妖媚的判词,/‘句法,风骨’,/简直就是稀泥,我恶心/你们发明的中国,慢速火车/缀结起来的肮脏国家,/照着镜子毁容,人人/自危,合乎奖赏。”

从肖开愚设置的杜甫与当下现实的对立关系可以发现,杜甫视点中的现代中国是“你们发明的”,是“我恶心”的,是“另一个中国”,他的内心成为现代社会文明格局下中国形象的结构性对立面。这位古代老人的生命经验似乎印证着一切现实都是虚构和幻觉,现代性话语中高速发展的中国最终也会成为镜像。而肖开愚理想中的中国形象就是由杜甫这种强大精神个体构筑起来的诗意传统。

在其他体裁的创作中,想象层面的诗意中国形象曾出现在许多小说家的笔下,尤其是现代时期的京派作家废名、沈从文,都针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建构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各自在文化守成思想的主导下塑造了充满“原始人性”的桃林世界和希腊小庙,构筑了文学层面的诗意中国形象。有研究者便提出:沈从文的《边城》是作家根据自己“对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的认识而设想的“民族复兴”方向,蕴含了一个“诗意中国形象”。[5]诗人的处理方式稍有不同,他们的诗意想象,常常由古诗意象、文明物象或古典诗人而起,在文化传统中构建诗意中国形象。

三

在新诗发展史上,一些具有大陆本土生活经验的现代诗人曾在旅居海外时继续汉语诗歌的写作,他们的诗篇在被纳入现代汉诗研究范围时,其中的文化乡愁、民族形象想象显得颇为特殊。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走出去的多多、北岛、张枣、王家新等诗人,更自觉地在欧美异国土地上眺望东方,想象祖国的形象。作为华文文学的一部分,这些诗人的文本和当代留学生文学、旅美华裔小说一样,有着中国记忆、中国经验、中国文化的烙印。不过,陈若曦、严歌苓等小说家的海外写作主要通过故事叙述传达现实世界华人遭遇的中西文化冲突,或揭示中西各自的文化缺憾,或在他者的文化语境中重塑东方民族正面形象。对比之下,当代旅居海外的汉语诗人的写作更多的是在自我内心世界想象中国,从自己青春记忆和审美旨趣出发选择抒情对象,准确地说,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不是现实的,而是审美的。这种审美层面的中国形象又不能简单等同于闻一多用“菊花”指代的古典中国,它们包括诗人对自我经验中的中国乡土文化的想象,对全球化语境中的母语形象的确认。因此,“乡土”和“汉语”,成为当代由大陆旅居海外的汉语诗人文本中的鲜明中国形象。

隔着时空抒写“中国形象”,当代旅居诗人经验过的20世纪80年代引发了他们的乡土记忆。对比当下城市化进程对乡土社会的突入,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无疑还有着农耕文化的特质,而旅居诗人的本土经验,恰停留在这一历史时刻。置身海外陌生、发达的生活中,他们必然唤起内心的情感经验,念起旧事、故物,追忆舒缓得有些古老的生活滋味。就这样,“中国形象”直接有了“乡土”特征。以多多的《北方的记忆》、《依旧是》和《四合院》为例。在前两首诗中,多多用土地、牛群、割草人等家园意象建构中国形象:“在一所异国的旅馆里/北方的麦田开始呼吸/像畜栏内,牛群用后蹄惊动大地”;“依旧是,依旧是大地/一道秋光从割草人腿间穿过时,它是/一片金黄的玉米地里有一阵狂笑声,是它/一阵鞭炮声透出鲜红的辣椒地”。在《四合院》中,众多富有北京乡土风俗意味的意象展现出鲜明的“中国性”:牛血漆成的柜子,可做头饰的鼠牙,顶着杏花互编发辫的姑娘,石马,纵横的街巷,胡同里磨刀人的吆喝声……身居海外的诗人如同在翻阅自己的家谱,寻找着自己文化上的归属和身份的认同。这些包含中国北方民间风俗信仰的意象是多多充满“老味儿”的农耕记忆,是他想念中国的方式。

要澄清的是,作为汉语诗人审美的乡土中国形象,和西方话语中的中国形象存在差别。萨义德曾在《东方学》中写道:“东方差不多是欧洲人的发明,从来就是充满浪漫风情和异国情调的古老遗物,是难忘的回忆、美丽的风景和不同寻常的体验。”[6](P1)这说明,有了“他者”的视点,西方人看东方含有猎奇心态,古老的中国提供给他们“异”的刺激。在他们寻奇猎异时,随之而来的很有可能是妖魔化中国。不少欧美人把中国人居住处描绘成黑帮猖獗、妓女遍地,到处是阴险狡诈、肮脏不堪,就是显见的证明。[7]而在旅居海外诗人的心中,乡土的中国形象带来的是种温馨的家园记忆,一种牧歌式情调,如同当年赛珍珠在《大地》中对农耕文明的诗意向往。公务员之家

除了“乡土的中国”,当代海外旅居诗人还迷恋“汉语的中国”。作为全球语言漂泊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汉语写作者本能地寻求对母语的文化归属感。他们确认自我存在的起点,常常就从母语出发。诗人王家新于1992年起在伦敦旅居两年,便曾发自肺腑地低吟:“在那里母语即是祖国/你没有别的祖国。”(《伦敦随笔》)作为一个暂居异国的汉语诗人,他感觉对母语有着神圣的使命“汉语……我得养活它……它说不出话来,但它要吃”(《孤堡札记》)。多多也是如此,“从指甲缝中隐蔽的泥上/我认出的祖国——母亲/已被打进一个小包裹,远远寄走”,远离故乡的他最终通过找回母语写作找到了归家之途,并幸福地感觉到“整个英格兰,容不下我的骄傲”(《在英格兰》)。可见,母语就是旅居诗人心中的中国形象。

凭着对母语的幸福归属感与个人的语言天赋,诗人们逐渐触摸到汉语的秘密心脏。其中,张枣直觉般地把握和痴迷于汉语的“明丽与甜美”[8]。在《祖国》一诗中,他实现了对母语细腻、温润的感知。文本中“青春作伴”、“回来啦”等词语暗示出怀乡主题,毕竟诗人历经海外的十年漂流。但这一怀乡不是指现实层面的回国,而是语言的怀乡。全篇都是精致的汉语,诸如“阴冷之香”、“梅树上你瞥见一窝灯火”、“哈气像一件件破陶器”、“夜,漏着雪片”、“冷像一匹锐亮的缎子”等语词片段,散发着汉语的色泽与甜柔。在写作中,诗人如同作了一次优美的母语之旅。张枣早年在国内写作时就对汉语之“甜”非常倾心,到了异域,他更自觉把母语作为自我文化存在的证明,作为中国形象的最高代表。

海外汉学研究界几乎存在一个共识,即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体现在诗歌领域。尤其是张枣、多多、北岛、西川等几位技艺精湛的诗人,不同程度地获得了顾彬、宇文所安等西方批评者的高度评价。从“中国形象”这一角度解释,如果说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田园诗意主导着西方人关于中国形象想象的积极性评价,当代旅居诗人获得肯定和称道,也在于他们对母语尊重、信仰的态度。因为从这些诗人的写作当中,西方汉学家仍能唤起自己熟悉并认同的中国形象的想象。而对诗人自身来说,他们对母语的虔诚当然不是为了迎合西方人的胃口,而是他们在海外的陌生文化环境中实现自我民族忆念的通道。汉语就是中国形象,这是他们在异域确认自我文化价值的想象方式。

[参考文献]

[1]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狄则林克,方维规.比较文学形象学[J].中国比较文学,2007,(3).

[3]叶舒宪.20世纪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2).

[4]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M].北京: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

[5]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J],文学评论,2002,(1).

[6](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7]李希光.再论“妖魔化中国”[J].国际新闻界,1997,(5).

[8](德)沃尔夫冈•顾彬.综合的心智——张枣诗集《春秋来信》译后记[J].作家,1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