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延之诗歌风格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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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颜延之著述思想性格诗歌风格影响

论文摘要：目前，学术界对于颜延之研究主要集中在出仕时间、思想性格、著述、作品系年、诗歌创作、文赋、影响和颜谢比较八个方面。总体而言，成效显著，但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对于出仕时间有争议，没有颜集的校注本，一些诗文的写作时间还有待考证和确定，诗歌“辞采”的研究比较表面化，文赋研究相对薄弱等。

颜延之作为“元嘉三大家”之一，在当时的文坛享有重要的地位，史书和文学批评论著都有记载。钟嵘在《诗品》中称其为“经纶文雅才”。然世事变迁，南朝以后，颜延之其人其文的影响力和地位不断下降，褒少贬多，受关注程度不高。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对颜延之的研究依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从1949年到1982年，竞无一篇研究颜延之的论文，其他研究资料只有缪钺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会刊》(1948年)的《颜延之年谱》”“p4)。自1985年周怀忠的《论颜延之的文学创作》(《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发表后，才陆续出现一些研究颜延之的论文，但这和“元嘉三大家”中的另二位——谢灵运和鲍照的受关注程度不可同13而语。至于专著，截至上世纪末，中国内地居然没有一本研究颜延之的专著出版，期间只有台湾1988年出版的黄水云《颜延之及其涛文研究》。进入本世纪，这种情况有所改观，颜延之研究不断加强，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在为数不多的(8O多篇)研究颜延之的论文中，有大约50篇是在新世纪发表的；其二是一批博士、硕士沦文相继出现，博士论文有杨晓斌的《颜延之生平与著述考》(2005年)，硕士论文有刘文兰的《颜延之文学论》(2000年)、裴闯的《颜延之生平创作一议》(2001年)、李佳的《颜延之校注及其研究》(2003年)、陆立玉的《颜延之与元嘉文学》(2005年)、孙震芳的《颜延之及其诗文研究》(2007年)、黄磊的《颜延之诗歌研究》(2007年)、杨艳华的《颜延之诗歌研究》(2007年)、张莎莎的《颜延之研究》(2008年)；其三是2008年长沙理工大学谌东飙教授的《颜延之研究》一书出版，该书不仅填补了大陆颜延之研究专著这一空白，也标志着颜延之研究在这一阶段取得了重要突破。然而，在古代文学研究13益深入的今天，颜延之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本文试图对颜延之研究加以回顾和评述，以期引起研究者对颜延之更多的关注。

一、出仕时间考辨

颜延之以光禄大夫致仕。《宋书》和《南史》都为其立传，这为研究颜延之的生平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后世学者对其年龄、任职经历、生平事迹、致仕时间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如缪钺的《颜延之年谱》，沈玉成的《关于颜延之的生平和作品》(《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杨晓斌的《元嘉十七年至二十九年问颜延之仕历考辨》(《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始末考》(《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颜延之生平与著述考》，黄水云的《颜延之及其诗文研究》，李佳的《颜延之作品新探》(《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8年第2期)，谌东飙的《颜延之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其中，颜延之出仕时间是争议的焦点。缪钺、黄水云、谌东飙等人均认为延之出仕时间当在义熙十年(414年)至义熙十一年(415年)，即31—32岁之间，主要依据就是《宋书·颜延之传》。而沈玉成在《关于颜延之的生平和作品》中以刘柳的仕历为线索，推断延之的出仕时间不晚于义熙元年(405年)，即23岁左右，因为义熙三年刘柳已是“尚书仆射”，如果颜延之30岁以后出仕，和刘柳的仕历矛盾。杨晓斌在《颜延之生平与著述考》中沿着沈玉成的思路对刘柳的仕历进行了仔细的考辨，也认为延之是义熙元年出仕，这就将延之的出仕时间提前了10多年。当前，由于史料的缺乏，这个问题还很难形成定论。

二、思想和性格研究

关于颜延之的思想研究，影响较大的有李宗长的《论颜延之的思想》(《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陆立玉的《颜延之思想性格解析》(《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o5年第3期)、谌东飙的《颜延之研究》，大都认为占据颜延之思想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同时也有玄佛思想。黄水云则在《颜延之及其诗文研究》一书中认为，其不仅具有儒佛思想，同时还受嵇、葛影响，有养生神仙思想以及道教思想，这对于颜延之的思想研究又多了一个关照层面和视角。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使人们对颜延之的思想有了清晰而全面的了解。但是，这类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其存在的多元思想，忽视了对其多元思想形成原因的探讨，而这对于我们深刻认识颜延之思想的多元性和矛盾性格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很值得后续研究者注意。

在《南史》、《宋书》中都有关于颜延之性格的记载：“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过，肆意直言，曾无遏隐。”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颜光禄集题词》日：“狂不可及，老不改性。”无沦是史书的记载还是张溥的评价，都准确地把握了颜延之性格中狂傲、偏激、耿直这一主要特征。今人对颜的性格研究则更为全面。沈玉成在《关于颜延之的生平和作品》中指出：“颜延之的性格里有十分傲岸的一面。所不同的是，颜延之门第较低，政治上并不热衷躁进，立身处世则以佯狂掩盖狷介而又有和光同尘的一面。”沈文谈及颜延之性格的文字只有此寥寥数语，却一语中的。颜延之在文士性命堪虑、朝不保夕的刘宋王朝，虽屡犯权贵，多次被贬，却能以高寿善终，与他表现出的这种矛盾性格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陆立玉在《颜延之思想性格解析》中认为：“颜的性格心态是在世间仕途屡受打击的过程中逐步裂变的。”“由初期的乐观向上、张扬率直逐步走向矛盾悲哀、隐闵内敛。”这种立足于人的性格与外界环境的关系，进而动态把握人的思想性格的方法，有利于全面、准确地了解颜延之性格的复杂性，非常值得借鉴。

三、著述研究

据《隋·经籍志四》载：“宋特进《颜延之集》二十五卷梁三卜卷。又有《颜延之逸集》一卷，亡。”’但《宋史·艺文志》载：“《颜延之集》五卷。”而流传至今的作品主要见于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收录的《颜光禄集》(一卷)，涉及赋、诏、表、书、序、文、颂、赞、箴、七、连珠、谥议、哀策文、祭文、铭、状、乐府、诔、诗等多种文学体裁，这说明颜延之不仅作品数量众多，而且兼善众体。目前对其著述进行研究的主要有黄水云的《颜延之及其诗文研究》，杨晓斌的《逸集·别集辨析》(《图书馆杂志))2007年第4期)、《古本<颜延之集>结集与流传稽考》(《图书与情报工作>2o08年第3期)、《古类书、总集误收颜延之诗文辨证》(《文史哲》2006年第2期)、《颜延之佛学著述考略》(《图书馆杂志》2008年第8期)以及《颜延之生平与著述考》，湛东飙的《颜延之研究》。黄水云是较早对颜延之的作品进行全面考证的学者之一，他根据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指出：“颜延之除了诗文著作外，尚有《逆降议》(一卷)、《论语颜氏说》、《庭诰》、《纂要》等书。”杨晓斌的博士论文将其作品分为经学和杂学两大类，从文献考证的角度对《论语颜氏蜕》的真伪、成书原因、写作时间，《逆降议》的文献著录类别、名称与卷数、本义探源、正名，《诂幼》、《纂要》的文献著录类别、名称与卷数、正名等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同时还列举了颜延之的《论检》、《折达性论》、《离识观》等佛学著作和其他著作，如总集《元嘉西池宴会诗集》三卷、《阮籍<咏怀诗>注》及他人作品注。更为可喜的是，他还对颜延之作品的版本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考证，这在目前是绝无仅有的。遗憾的是，目前尚无完整的颜延之作品的校注本，只有李佳的《颜延之校注及其研究》对部分篇目进行了校注。这非常不利于对颜延之其人、其文进行深入研究。

四、作品系年考证

关于颜延之作品的写作年代，研究者多是结合颜延之的生平事迹进行考证，其中以缪钺的《颜延之年谱》价值为最高，其中有明确系年的诗文共24篇，这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黄水云的《颜延之及其诗文研究》、谌东飙的《颜延之研究》虽略有增益，但多承缪说，沈玉成先生《关于颜延之的生平与作品》提出了一些不同于缪钺的观点。李之亮《延之行实及<文选>所收诗文系年》(《郑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立足于《文选》，对部分诗文进行了考证，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李佳的《颜延之诗文四篇写作年代考》(《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l期)、石磊的《颜延之行实与诗文作年新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6期)则对缪钺《颜延之年谱》没有涉及或存疑的地方进行了再探讨。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基本上把颜延之大部分作品的写作时间考证清楚了。但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相当的开拓空间。截至目前，个别诗篇写作的确切时问还存在争论，如《祭屈原文》；有些篇章的写作年代还有待考证，如《七译》、《碧芙蓉颂》、《赤槿颂》、《蜀葵赞》、《大筮箴》、《范连珠》等。

五、诗歌创作

(一)诗歌分类研究

颜诗内容广泛，所以学术界对其诗的分类标准也存在差异。概而言之，有两种标准：一是以诗歌内容划分。黄水云在《颜延之及其诗文研究》中将颜诗分为公宴诗、咏史诗、游览诗、哀伤诗篇、赠答诗、行旅诗篇、郊庙涛篇、杂诗八类，李宗长在《颜延之诗歌主题选择的文化审视》(《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一文中将颜诗分为朝庙应制之作、唱酬赠答之作、抒情自况之作、游历登临之作四类，陆立玉在《论颜延之诗歌特色》(《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一文中将颜诗分为应制诗、赠答诗、抒情i寺、山水咏物诗四类，孙震芳的《颜延之及其诗文研究》和黄磊的《颜延之诗歌研究》在谈及此问题时与李、陆的标准大同小异。以上分类的差别只是具体化、细化与慨括性、系统化的区别，但视角是一致的。二是从审美的角度划分。吴功正的《颜延之诗美成就论》(《齐鲁学：刊》1994年第1期)从美学的视角将其作品分为雕缋之作、悲咽之作与寄慨之篇三类。这两种分类标准着眼不同，各有千秋，都能准确地把握诗歌分类的关键和要领。前一种分类由于标准清晰、易操作而接受度较高，后一种虽未被广泛接受，但独辟蹊径、富有新意，值得关注。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二)诗歌风格

诗歌风格研究是颜延之研究成果卜最为丰硕的部分，主要表现为对用典、对偶、辞采等艺术表现手法的微观分析和对艺术特征的总体宏观把握。

微观分析主要有：陈书录的《论颜延之对偶诗对初唐律诗的影响》(《江苏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谌东飙的《颜诗用典与诗的律化》(《求索》1994年第6期)、《论“颜诗以用事为博”》({O-f：索》1997年第2期)和《颜延之研究》一书的部分章节。其中谌著对颜涛的用典探讨得最为全面、详尽而深刻。全书用了5章，分别从颜延之以前诗中用典情况、颜延之诗中的用典、颜诗用典与刘宋诗坛的复古、颜诗用典与当时的审美风尚、颜诗用典与刘宋的文化事业和学风等方面来考察。这种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的比较方法使颜诗的用典情况清晰地呈现出米，既全面又客观，学术价值很高。陈文则首先指出颜诗喜刖对偶这一重要特征，然后例证对偶诗的一些主要特点，并指出颜诗的对称美对齐梁新体诗的发展乃至唐初诗歌的定型化，都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总体而言，埘用典、对偶的探讨已经相当深入和细致。而对“辞采”这一艺术特征的研究则相埘薄弱，目前还没有论颜诗辞采的单篇论文，大多数文章在探讨颜诗辞采时用数笔带过，多渭其“错彩镂金”、“辞采缛密”，没有展开讨论，这是研究颜诗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从整体和宏观上观照的文章主要有：李宗长的《颜延之的诗歌风格论》(《汀苏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文中指出，颜诗具有藻丽、典衔、清壮三人特点；陆立玉的《论颜延之诗歌特色》(《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文中指出，颜诗存在铺叙有敛、体裁缜密，喜用典故、用事繁密，讲求对仗、偶俪精密，填缀求上、辞采缛密等四大特点。这一类研究成果本上是住钟嵘刈颜延之的评价础上进步的细化、具体化，虽有利升巴握颜延之涛歌的主要特征，但缺乏全面性。另外还有陆岩的《颜之许文特点及其成因的探讨》(《背中师范高等々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4期)，陔文认为，颜延之的诗歌许非是“铺锦列绣”、“雕馈满眼”、“错彩镂金”，更不用说他的全部诗文，颜之诗文还具有清新简朴、悲凉壮阔、小事雕琢的一而，这土要体现在交游行旅、咏物咏史、表现亲情之作上。这一观点的提出弥补了埘颜诗艺术特征认识卜的不足，埘丁全面而客观地把握颜诗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蔡彦峰在《元嘉体涛学研究》一书中指出：“颜延之比较善丁以对仗和片J事实现典雅质实的诗美，其中一些作品如《北使洛》、《还至梁城作渚》、《五君咏》等还具有精劲之关，这是颜体的基本特点，也足其在诗史上的价值。”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颜诗所表现的多佯化特征也认识得越来越全而，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六、文赋研究

文赋的研究较之诗歌研究显得较为薄弱。较早的有黄水云的《颜延之及其涛文研究》，他认为其文具有体裁广泛、辞彩骈俪、典重雅则、骈偶多变阴大特征。而大陆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稍晚，主要有李宗长的《论颜延之的文与赋》(《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这是较早谈及颜延之文赋的单篇论文，它从颜延之文赋的题材、表达的情感特点、运思和语言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陆立玉的《论颜延之的文赋创作》(《语文学3q1)2007年第20期)将颜文分为哀祭之文、咏物之篇、哲理之论与应用之什叫大类，同时指出，颜延之的文与赋在艺术风格上与其诗歌基本保持一致，具有骈散相问、以骈为主，隶事富博，丽辞细描、摹写逼真、注重对文章语言的雕琢与锤炼三个特点。刘涛在《颜延之骈文论略》(《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一一文中指出：“颜延之对骈文发展作出的贡献在于：其一，体裁众多，涵盖面颇广，除上述诸体外，其训诫类文章《庭诰》也基本以骈体行文，这在骈文刚刚形成时期实属难能可贵；其二，对形式技巧的讲究相对比较严格，重视对偶、藻饰、用典之法，这对骈文逐步走向成熟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还指出了颜延之骈文“用词典正质实导致语言不够平易流畅，风格也偏于繁缛典重”的缺点。另有两篇论文对这一领域也有所关注：一是孙震芳的《颜延之及其诗文研究》，对颜文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进行了详细分析，并从骈文发展流变的角度探讨了颜文与骈文的关系。二是张莎莎的《颜延之研究》，它对颜文进行了简单的分类。总体看来．．上述研究成果的出现填补了颜延之文赋研究的空白，但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以研究诗歌的思维来研究文赋，研究视角拓展不够；二是对于颜延之文赋对六朝骈文发展成熟的助推作用认识不够。

七、颜延之的影响研究

钟嵘《涛品》日：“檀、谢七君，并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大夫之雅致乎(Ir376)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言：“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钟嵘和沈约不约而同地对颜延之“垂范后昆”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今人对颜延之影响的研究则更为深人和具体：有的是从文学发展规律的角度列‘颜的作品进行了评价，如谌东飙的《颜诗用典与诗的律化》、陈书录的《论颜延之对偶诗对初唐律诗的影响》、黄亚卓的《论颜延之公宴诗的复与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日本学者高桥和已的《沦颜延之的秋胡行——兼谈中国的叙事诗》(《齐齐哈尔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于溯的《略论颜延之<五君咏>对早期咏史诗的变革》(《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有的是从接受史角度来讨论颜的影响，如杜凤侠的《论颜延之在阮籍<咏怀>诗接受史上的贡献》(《盐城师范学院学~)2006年第5期)，党万生、张志新的《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在陶渊明研究中的重要文献价值》(《河西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能够从这种视角研究颜延之的作品和影响，足很有新意的。

八、与谢灵运的比较研究

颜、谢作为元嘉文学的杰出代表，在刘宋文坛不分伯仲，常常被人们并称。白钟嵘在《诗品》中将埘居于上品、颜居于中品，并明确指出“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后，颜谢二人孰优孰劣的争论就不绝于耳，特别是《诗品》中汤惠：“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这句话引起的猜测和争论更是无休无止，以致成为文学史的一桩公案，这恐怕是钟嵘始料未及的。一些学者纷纷撰文对此发表见解，如谌东飙的《鲍照和汤惠休何尝贬颜》(《湘潭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高华平的《从“文笔之辨”到重“文”轻“笔”——<诗品>扬谢抑颜原因新解》(《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陈庆元的《论颜谢、沈谢齐梁问地位的得失与升降》(《文学遗产》1999年第1期)。谌文指出，这句话未曾贬低颜诗，而是同时标举两种风格。并给出了三条理由：“鲍、汤评颜之语，皆六朝人用以褒奖文章华美之词，‘亦’字的运用表明前后的感情色彩一致；错彩镂金并非颜所专有，乃是刘宋文坛上存在的普遍现象；从鲍照的思想性格进行考察，他也不会当面贬颜。”高文从颜谢二人所持的“文笔”观出发，阐发了钟嵘《诗品》扬谢抑颜的原因。陈文则对二人地位的升降得失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认为刘宋文学还是应以颜谢为代表。除了这种试图还原具体历史情况下颜谢二人的文学地位和贡献的研究成果外，还有一些文章对颜、谢文风及形成原因等进行了具体而微的比较分析。如白崇的《同源异象——颜延之、谢灵运诗风异同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杨艳华的《论门第家族对颜延之、谢灵运诗歌创作的影响》(《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白文指出：“从共性上看，二人诗歌都有典丽、繁密、雕琢、‘巧似’、重视艺术形式等特征，这使他们的诗风与陆机有近似之处。但是在诗歌的主题、写景、内在气质等方面，颜、谢存在很大差异。谢灵运在延续陆机诗歌某些特征的同时，其整体风貌与曹植诗歌更为接近，而颜延之则更多地继承了陆机诗风。颜、谢诗风的异同反映了元嘉诗歌的共性与多样性，其与曹植、陆机诗风的联系也反映了魏晋、刘宋诗歌发展轨迹的主要特征。”杨文则以家族门第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为出发点，指出高门大族和守旧次等礼法士族出身的不同，形成了颜谢知识结构、审美观及创作心态的不同。虚放自适和笃守礼法的思想根源形成了“鲥奇颜法”这一诗歌内在精神的差异，山水和应制止是谢、颜符合自身条件的选择，“初发芙蓉”和“铺锦列绣”的诗风之异亦由此而生。

综上所述，学界对颜延之的研究表现为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特别是近几年来，不仅的数持续增加，而且大陆还出版了第一本研究专著，成果可谓丰硕。但从研究现状来看，依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如对丁出仕时有争议，没有颜集的校注本，一些诗文的写作时问还有待考证和确定，对诗歌“辞采”的研究比较表而化，文赋研究相对薄弱等。这就需要致力于颜延之研究的学人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以期有更多的成果和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