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神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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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热”，既反映了中国民众对领袖的诚挚情感和衷心爱戴，又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历史折射。可以说，它与新中国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它对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

关键词：热；神化；历史；研究

中国的“热”，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建国以前的酝酿时期，五十年代的预热阶段，六、七十年代的狂热时期，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回归热阶段。在它的整个发展演化过程中，每一阶段的具体原因、表现形式和特征是有差别的。

一、建国以前的酝酿时期

中国的“热”，可以说是以延安时期的《东方红》歌曲的出现为开端的。《东方红》歌曲歌词写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大救星。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从此以后，红太阳作为一种象征和借喻，专门用来比喻伟大的领袖了。于是与“革命的领路人”、“革命的救星”、“伟大的领袖”联系在一起了。这首歌曲在民众中广为传唱，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掀起了第一次“热”。这一阶段“热”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自从遵义会议确定在全党的历史地位以来，的领袖形象就开始不断地出现在一些公众的场合之中。在迅速传唱的《东方红》歌曲声中，根据地、解放区各种会议、文件、报刊、书籍、广播以及各种文艺形式，都逐渐加强了对的宣传力度，的画像、照片等开始大量印刷发行，出版的著作也不断增多。例如，在美术创作中，据《新中华报》1939年5月16日报道：在鲁迅艺术学院举办的周年纪念展览会上，就出现了、孙中山等革命领袖的画像。被称为“中国的罗丹”的王朝闻，在延安时期就创作了、斯大林和鲁迅的雕像。“鲁艺”学员凌子风，在中共“七大”召开前夕，就最早制造了像章。1946年12月，晋冀鲁豫解放区在山西省长治举办的《“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时事馆》展览中，就有一巨幅全身像，画面上写着“我军必胜”的大字，表现了无数英勇的边区子弟兵，团结在周围，参军、生产、捐献、慰劳，为独立、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在东北解放区1947年5月举办的爱国自卫战争战绩展览会上，也出现了、朱总司令等人的巨幅画像。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报刊上大量发表了领袖形象的美术作品，就是在一些刚刚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解放的城市里，的巨幅肖像也出现在大街小巷等公共场所。

这一阶段“热”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是在共产党内领袖地位的确立。1935年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初步确定在全党的历史地位。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期，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趋于稳定，并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推定为主席，这无疑最终确立了的领袖地位。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了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其次是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和在民众中的巨大影响。在人们的心目中，“功比天高，恩比海深”，享有极大的威望，他的非凡的人格魅力也为人民群众所折服。人们把拯救他们出水火的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加以热爱、崇敬和拥戴，也就不足为怪了。第三是为了配合对敌斗争的政治需要。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树立一面政治斗争的旗帜，宣传和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鼓舞革命人民的斗志，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党中央有意识地加强了对及其思想的宣传，开始有步骤地树立的权威，这无疑对根据地、解放区的“热”起了推动作用。

这一阶段“热”的主要特征在于，首先是民众的自发性。民众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地表达了对领袖的热爱和称颂的朴素感情，并不是由于外界的压力或诱导，更不是党和的提倡。由陕北农民李有源唱出的《东方红》，到人民白发地给送上“人民救星”的牌匾，都表达了人民对的感谢和崇敬之情。其次是局部性。这一阶段“热”仅局限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范围之内，在全国其他地区虽有影响，但直到建国前，还不具有全国性质。

二、五十年代的预热时期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举国上下掀起了“跟着走”的热潮。在开国大典上，游行群众高呼“万岁”，无疑表达了人民对的感谢和崇敬之情。“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欢乐的海洋。”这在50年代的中国是极其普遍的现象。

这一阶段“热”的主要表现形式，首先是全国范围内开展学习著作活动。其次是颂扬的文艺作品大量出现。建国后十七年的诗歌，相当一部分是歌颂领袖的，如湖南民歌唱道：“天上的太阳红啊红彤彤呃，心中的太阳啊。他领导我们得解放啦，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在美术领域有关领袖题材创作的作品就更多了。比较有影响的美术作品有：董希文的《开国大典》作为现代油画的经典作品，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瞬间定格在画布上。这幅精心杰作，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备受人们的关注，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还受到和的称赞。看了这幅画以后说：“是大国，是中国。”“我们的画拿到国际间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目林岗于1950年创作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原名《党的好女儿——赵桂兰》，所创造的表现领袖题材的构图方式以及表现形式，都深深地影响了以后的年画创作。叶浅予创作的《全国各民族大团结》，居于画面的正中间，以、与各族人民在一起，举杯祝酒的象征性情景，喻示了欣逢盛世的各族人民对领袖的爱戴和团结一致建设祖国的信念。此外，这一时期的美术作品还有：王式廓的《和我们一起劳动》、董希文的《鼓足干劲》，李琦的《在十三陵水库》，刘文西的《在身边》，罗工柳的《同志在井冈山》等。

这一阶段“热”的主要特点在于：首先是全国性，出现了全民学习著作，过分宣传的热潮。其次是神化的现象在文艺作品中不断出现，且随着全国范围内对的过分宣传而日益加剧。虽然在有关领袖题材的文艺创作中，除了政治热情之外，艺术家们投入了真挚的感情，创作了一批成功表现形象的作品，其中许多堪称经典，深受群众喜爱。第三是有限性，不象60年代以后那么盲目、那么狂热。这当然与这一时期党和本人仍然努力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有关。

三、六、七十年代的狂热时期

六十年代以后，特别是在十年“”时期，是中国“热”的高潮和狂热时期。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与的个人因素有关。纵观的一生，大致说来，1958年以前，并未被巨大的胜利和万岁声所陶醉，对个人崇拜是厌恶的、反对的、保持警惕的。例如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在会上特别提出两个“务必”的要求，指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为全党规定了六条：一不作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建国后又多次重申。可是到了1958年以后，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倒退。这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将个人崇拜分为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还抱怨说：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的这番话，貌似有理，实则不然。凡个人崇拜必盲目服从，决无正确与不正确之分，崇拜真理与个人崇拜完全是两回事。对的个人崇拜在党内逐渐滋生、发展并向社会上蔓延，直至“”期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社会上形成盲目、迷信的“热”，可以说是与的不谨慎和纵容等个人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一阶段“热”的第二个主要原因在于：党和国家政治制度的缺陷。梁漱溟在1978年2月15日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上评说：“的这种搞法，自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宪法也限制不了他的所作所为。”长期以来，“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个人身上，又缺乏相应的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再加上一些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伪君子利用的失误，利用了广大人民对的热爱和敬仰，乘虚而入，兜售其奸，奏响了个人崇拜的圣歌，制造了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

这一阶段“热”的主要表现形式：首先是被请上“神”坛。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谈个人崇拜，鼓吹是天才：“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谁反动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之流对一声高过一声的赞颂和吹捧声中，对的个人崇拜日甚一日，“热”空前升温，到“”期间发展成为一场罕见的“造神”运动。

1966年8月18日，身穿绿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并检阅了以红卫兵为代表的百万文化革命大军。被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万岁”欢呼声响彻云霄。从此以后，“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以及“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成了的代名词；“三忠于”——忠于、忠于思想、忠于的革命路线；“四无限”——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于以及“警死捍卫”成为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敬祝万寿无疆”成为最美好的祝愿；“万岁”成为最响亮的口号和使用频率最高的文字；从当时的报刊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话：“我们学会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我们学会的第一句话是‘万岁’。”一个外国人随手拿起一张1966年9月4日的《人民日报》，他发现，六个版面上的名字竟出现了280次。据他说，斯大林在世时最后一次苏联国庆日出版的《真理报》上，斯大林的名字在六版中也才提到99次。他感叹道：“对毛的崇拜已到了使斯大林相形见绌的程度。”

这一阶段“热”的第二个主要表现形式：文艺作品中集中宣传。除了电影、戏剧、舞蹈等艺术门类中没有直接表现的光辉形象外，当然其中也有宣传与赞颂及其思想的。在诗歌、音乐、美术等领域，刻画、表现的光辉形象，展现伟大人格，宣扬和歌颂思想，是这些艺术门类创作的主要内容和所要完成的头等的政治任务。“”之前的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使这首歌颂的歌曲在“”中被推上“圣歌”地位。当时有人说：《义勇军进行曲》被认为是我们的国歌，《东方红》是我们的党歌。在1970年4月22日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就专门播放《东方红》乐曲。地位仅次于《东方红》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思想。”人们最为熟悉的例子，就是在“”前期的许多群众集会上，最后都要由总理亲自指挥群众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语录歌”、“诗词歌曲”广为传唱，是“”中最具时代特色的产物之一。在十年“”中，中国美术界几乎所有没被打倒或批判的专业美术工作者，都参于了以为题材的美术创作活动。美籍学者梁庄爱伦在论及中国“”时期的美术时说：“在整个中，的肖像和思想主宰了当时的美术。”从官方的正式报纸到民间的红卫兵美术报刊，以及在红卫兵美术展览中，“从大型泥塑到小巧的纪念章，从巨幅油画到精细的剪纸，每一件作品，都是为了宣传战无不胜的思想，歌颂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肖像创作成为主潮，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在整个美术界进行的有关题材的美术赞歌中，产生了一批当时十分有影响的美术作品。《去安源》油画因受的赏识与特定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成为“”中美术界的“样板蜮”，与“八个样板戏”一道成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又一优秀范例”，是艺术领域最高成就的象征。这幅画的作者刘春华也因此闻名全国，尽人皆知。当时对《去安源》这幅画的宣传规模，在文艺评论史上，在新闻报导史上可以说都是罕见的。以上海《文汇报》为例，1968年7月2日至20日，短短19天中就动用了12期报纸，其中包括9个专版，或发社论或发编辑部文章，还有各种各样的综合消息，或占用一版头条，或占用整个一版，或大字围框，在历史上从没有一张画受过报纸这样的“恩遇”。《去安源》是当时影响最大、发行量也最多的一幅美术作品，据说共发行了九亿张。

这一阶段“热”的突出特征在于：首先是全民的狂热。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曾握过的手，于是，……回到家里，他让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仔细地观看了他那双细嫩的手，但不可触摸。从此，他拿任何东西都用左手，而不用右手，因为右手是握过的，他不能让任何东西玷污了它。同时，他还精心用一只白手套戴上，手心里用红绒端端正正地绣上了：曾握过这只手1966年8月18日。”陷入到迷信和盲目的程度，的言论，是比《圣经》对于虔诚的基督徒更为重要的真理；是完美无缺、万能的，谁敢提到有缺点和不足，则马上被认为不正常，甚至是反动的；的画像、纪念章、语录都是神圣之物，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玷污和攻击。从普通人民爱戴的伟大领袖，逐渐变为中国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神”，是不犯任何错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

其次是在艺术作品中公开将有意神化，在艺术中的形象愈来愈抽象化和理想化，也正是这种抽象化和理想化，使愈来愈有力量，这毋宁是一种类似宗教的现象。美籍学者梁庄爱伦在论及中国“”时期的美术时说：“有必要对毛的肖像在风格和内容上进行考察，当然，内容突出反映毛的思想和对他的极端个人崇拜。……通常情况下，毛称自己是人民中的一员，在大量的图像中总显示他在一群孩子或工人中间。但当对毛的崇拜加深时，毛的形象也相应地改变了，他和群众的不同关系变得十分明显。在《走遍祖国大地》和《紧跟的伟大战略部署》两画中，毛的半身像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走遍祖国大地》一画以上海市的鸟瞰为背景，在他的脚下是无边的人海与旗海，朵朵白云在其间飘浮，赫然耸立白云之上，显得壮丽辉煌，艺术家们把他画得像上帝一样，完全脱离了人民。在另一幅《紧跟的伟大战略部署》中，的列宁式的姿态，看起来确实是被渺小的无足轻重的群众推向高处——当他出现在红旗飘飘、大浪排空的景象中时，这种对毛神化的形象甚至超过了对列宁崇拜的肖像。”

如果说社会上对的狂热崇拜导致了艺术上对的神化，而艺术将请上“神坛”又对社会上对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回归热阶段

1976年逝世，“”结束，特别是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后，长期禁锢人民的思想枷锁解除了，的神坛动摇了，建国后持续达十几年之久的第二次热停止了轰轰烈烈的形式。对的颂扬从报刊杂志、影视媒体中消失了。不仅如此，贬抑的言论随处可见，甚至某些有影响的大报也发表文章“讨伐”。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的功过是非和思想的历史地位作出了科学的结论，在社会上形成了“”之后的第一次“热”。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大陆又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旋风”。

这一阶段“热”的主要表现形式：出售和佩戴的像章，悬挂和供奉像，歌唱的历史歌曲，出版有关的书籍，观看的影视作品，评说和研究等现象，在全国形成时尚，热潮迭起。例如，据出版管理部门反映，1989年以来，全国各地对标准像的需求不断增长，仅人民美术出版社一家，1989年共印制发行了标准像(不包括生活照)37万张，1990年印制了229.5万张，1991年底，印制500万张，三年累计达766。5万张。不仅如此，神话在民间再度出现，将作为神来供奉或当作驱邪退鬼的钟馗，“保平安，赵公元帅保发财。”汽车司机在驾驶室里挂贴像，个体户和小贩也戴起了像章或在他们做生意的地方挂起的像，以求好运。

这股“热”不仅在中国城乡悄然兴起，就是在世界上也是热浪滚滚。1987年，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的《》翻译出版，揭开了中国建国后第三次“热”的序幕。日本人编辑出版的《著作集》有20余卷。国家很多国家的文人、学者、专家都在研究。

这一阶段“热”的主要特征在于：首先是理性。尽管在民间带有迷信、盲从色彩，但从总体方面而言是理性的。人们不再是简单地狂热地颂扬和崇拜，不再将看作是高高在上的神，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圣人，而是回归于一个真实的人的位置。“人所具有的一切我都具有”，同样也具有。他是一个伟人，又是一个凡人；他既有伟人的雄才大略，也有凡人的七情六欲；他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也有凡人的儿女情长；他既有巨大的成就，也有严重的失误……。其次是的形象开始大量出现在影视舞台中。去逝后，亿万人民群众热切希望的伟大形象能再现于影视舞台。从1977年起，的艺术形象开始走向舞台和影视屏幕。《四渡赤水》、《西安事迹》、《开国大典》、《和他的儿子》、《大决战》、《开天辟地》、《的青年时代》等，都真实、可信、历史地再现了的伟大形象，使像新闻人物一样被人们广泛地谈论，更是将这一时期的“热”推向了高潮。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艺术形象，唤起了老同志对的回忆和怀念，唤起了青年人对的信赖与崇敬。

总之，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在民众中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中国“热”产生的前提条件。中国民众热爱、崇敬和拥戴领袖的朴素感情，是中国“热”深厚的民众基础。撇开其中的盲目、迷信和狂热的成分不论，“热”对于歌颂的伟大业绩、宣传思想和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