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学中的酒店妇女形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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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正璧先生在其《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中说“妇女文学是正宗文学的核心”，他的这句话说的如专指女性作家的文学活动，那就略显偏颇。但如指涉及女性的文学活动，那就切合实际了。但是，千百年来由于妇女地位的问题，涉及女性的作品及活动多不被学者重视，直至近代，西方女性主义的传入加上我国学术思想自身的发展，有关女性的文学才备受重视，女性作品的研究发展到今天，触角已深入到能涉及的所有领域，从先秦到近代的各类女性形象都已涉及，歌女才女农家女，女妓女妖女艺人，无一遗漏，然而，当我们翻开古代书卷，我们还会发现一类被人们遗忘在角落的人物——当垆女。大概从《史记》《汉书》的《司马相如传》，以及《西京杂记》记述卓文君私奔后当垆卖酒以来，才子佳人的佳话吸引了浪漫国人的想象，于是酒肆当垆女就成了编织浪漫传奇的极好对象。当垆女是抛头露面的良家女子，没有妓女的卑贱歧视，却又沾以美酒待客的风流，于是她们就成了无数文人笔下的精灵，不单寄寓了他们的爱情理想，还有他们的道德价值，更有他们对这个社会的独特认识，这些女性背后的文化意义，不容忽视。本文将从历代相关的文学作品中对她们做出一定的分析，借以引起人们的重视。申明：本毕业论文由张翛然撰写，版权归作者所有。

1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酒店妇女形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古代文学中“酒店妇女”形象，但确切的说“酒店妇女”一词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并不存在。据考证酒店作为饮食场所在春秋战国即已出现，而作为固定行业名称则在南北朝才开始出现，如《南史·颜延之传》：“文帝尝召延之，传召频不见，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应对。”但这种称呼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酒肆”“酒家”还是更为普及。因此将古代文学作品中与酒店相关的女性形象称为“酒店妇女”并不贴切，如果追本溯源那么“当垆女”是大概更能概括其含义，古代酒店中放置酒的台子被称为“垆”，因此“垆”字也成了酒店的代称，“当垆”就成了卖酒的意思。因此“当垆女”一般指卖酒女或酒店女主人。本文中“酒店妇女”一词实为“当垆女”的现代称谓，即指酒店的女主人或买酒女。只是为迁就当今时代的语言习惯，而称“酒店妇女”。酒店妇女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有关卓文君的描述。从这个才子佳人故事开始，“美女当垆”成为文人笔端的花朵，一代一代的绽放着，更绚丽多彩，也更迷离复杂。

1.1酒店妇女整体形象的整体演变

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被今人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上古（先秦、两汉）、中古（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近古（明清鸦片战争前）。这一分法的科学性我们在此不做讨论，最起码它对于我们研究古代文学中的酒店妇女形象的演变历程来说，是正确的。古代文学中酒店妇女作为主角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大概应是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开始，这一段的描写为我们奠定了当垆女明快健美的基调，此后，乐府诗中的《羽林郎》《陇西行》更可见一斑。而到了《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等笔记小说中以及后来的传奇话本以及唐诗宋词，则是豪放洒脱的“胡姬”，如李白的“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胡姬招素手，延可醉金樽”但是随之王朝落日的到来，她们的形象也染上了沧桑。而到了明清以来，社会安定了，则出现了是女豪杰与女夜叉并存、顺从者与挣脱者同在的的分裂形象。这些丰富的人物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时代画卷。

1.1.1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

汉代文学被汉赋“铺张扬厉”四字奠定了风格，人们也理所当然的认为它就是汉代文学的风格，而由汉乐府所代表的另一种风格，似乎为人们所遗忘。汉代酒店妇女的形象其实也代表了汉代文学清新明丽的另一种风格，在《乐府诗集》中的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谣中有许多这类作品，《陇西行》和《羽林郎》就是这类代表。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酒店妇女的形象多是年轻美貌，明丽但不轻浮，活泼但不风骚。如辛延年的《羽林郎》中：“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4]极尽笔墨写出年青的胡姬独自守垆卖酒，在明媚春光的映衬下的艳丽动人。前人评此句云：“须知不是论鬟。”可谓一语中的。在明丽诗风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活泼可爱而又勤劳坚韧的女孩。同样，在《陇西行》中我们看到的是持门有方的“好妇”，她“颜色正敷愉。”又知礼守节，作者的一句赞叹“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充满了赞美艳羡之情。这也代表了这个时期一般士人对酒店妇女的评价。

1.1.2美艳胡姬到沧桑少妇

两汉以后到了魏晋时期，酒店妇女依然是人们心中美丽而有节操的明快少女，但是已经开始出现分裂。刘义庆《世说新语》与无名氏的《西京杂记》（一说是葛洪作）中对当垆女的不同描述就体现了这一点，《世说新语·任诞》：“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5]，而与之不远的《西京杂记》中对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描写，则相对有贬义。其中记载：“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居贫愁懑，以所着鹔鹴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既而文君抱颈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贳酒！”遂相与谋，于成都卖酒。相如亲着犊鼻裈，涤器，以耻王孙。王孙果以为病，乃厚给文君，文君遂为富人。文君姣好，颜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然终不能改过，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于世。”[6]这两则描写对比，前者不光有美色，且具有妇德，而后者“放诞风流”四字尽现春秋笔法，也体现了人们对当垆女认识的变化。而以后一直延续到唐代他们的形象可用这个词形容——“美艳沧桑多是非、。”唐代是诗酒的时代，也由此当垆女和文人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大唐帝国的最辉煌的时代也是当垆女的春天，她们不单受到文人们的青睐，而且也多与之神交，唐代文人比任何时代的士人都爱酒，其实他们爱的不光是酒，还有那美貌绝伦，蕙质兰心而又开朗活泼的当垆女——胡姬。所以在盛唐诗人的笔下当垆女和前代文人笔下的当垆女没什么两样，如有李太白的“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酒肆留别》）“胡姬招素手，延可醉金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其一）“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江夏行》）“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前有樽酒行二首》），杨景山的“珍簟华灯夕阳后，当垆理瑟矜纤手”（《大堤曲》）“妍艳照当头，春风好客留，当垆知妾惯，送酒为郎羞”（《胡姬词》）可是随着盛唐气象的陨落，胡姬女也由阳光少女变成沧桑少妇，这一转变在唐诗词传奇讲唱艺术和后来出现的话本中都体现得十分明显，也许是生活的变迁，盛唐之后的当垆女已不是纯粹的当垆女，还兼任歌女的成分，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青楼色彩逐渐加重[7]。而我们中唐以后的文学作品中，这类形象，都是经过时代沧桑的中年少妇，她们曾经年貌俱佳，可如今已年长色衰，都怀着一份生活的重担经营中小小的酒店维持卑微的生计，如《孟姜女变文》《茶酒论》中的描写。这一描写传统发展到宋代话本出现了更多的同情色彩，当垆女依然貌美，但却更加薄命，做人不成，最终沦为鬼，洪迈《夷坚志》中金明池人鬼恋正是这样的例子。洪迈是道学家，所以他的作品中直接让共历生死的人鬼恋中的女鬼直接死亡，绝无半点怜惜。而宋元话本对她的描写则同情居多，结局也好了很多，虽然终不免为鬼的命运，但是，让她死后容颜不改，成全了爱人，还让吴生给了她名分。这已经算是让这些沧桑少女有了好归宿了。

1.1.3沧桑少妇到泼辣悍妇

也许是宋明理学的作用，也许是为取得化美为丑的艺术效果，不管出于何种原因，美丽的当垆女从宋代往后，外形不再明丽美艳，她们有的是粗豪、勇猛、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更有临危不惧的胆识、谋划周全的精细、善于应变的机敏，《水浒传》中的“母大虫”和“母夜叉”可以算是她们的极致。《水浒传》从民间传说到成书经历了宋、元、明三个朝代，所写人物有七八百人，其中女性人数仅为全书总人数的十分之一，但在有限的对于女性的叙述中，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武松在孟州杀人，逃到张青酒店，孙二娘巧妙地把武松化装成行者，从而免除了一场灾祸；顾大嫂软硬兼施劫牢救二解、混入敌牢救史进更显机智细心。她们是女英豪，但更是泼辣悍妇，试看水浒中对他们的描写：

1.2卓文君形象的特殊处

如前所述，当垆女受士人青睐始自卓文君的“当垆卖酒只为情”，虽然一篇篇当垆女的浪漫诗章在各个朝代有着不同的演绎，但卓文君的故事却依然牵动着士人们才子佳人的梦，他们从未停止的演绎着这个美丽的故事。然而，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文学，不管故事老套的演绎，但思想境界终归不同，卓文君的形象也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1.2.1.历史上的卓文君

历史上对卓文君“当垆卖酒”的描述并不多，只四百余字。《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临邛多富人，卓王孙僮客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乃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请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临。临邛令不敢尝食，身自迎相如，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一坐尽倾。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时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心说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令侍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与驰归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杀，一钱不分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谓长卿曰：‘弟俱如临邛，比昆弟假贷，犹足以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车骑，买酒舍，乃令文君当卢。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耻之，为杜门不出。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既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8]太史公笔法精炼，秉承春秋笔法非大是大非不轻易露褒贬之情，对二人私奔行为也未给予道德审判，只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叙述。所以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的卓文君当垆只是短暂的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她的形象在此是模糊的，不清晰的，除了知道她“好音”“新寡”之外并不知道其他的有关信息。当然这不明晰的的形象也为后人的不同演绎提供了不方便。所以，到了后人笔下，她或为追求自由爱情而挣脱家庭束缚的自由女性代表，或为厌倦功名富贵，甘心过着市井闲人的隐逸之人。

1.2.2.多才多艺的当垆女

如上述，等过完汉代那个文化政治昌明的时代，人们总是把二人私奔之事结合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予以评论，由此魏晋时期人们开始对“凤求凰”的故事开始关注和评论。如前文中说过的《西京杂记》中所说的，这一时期人们对卓文君的评价是“为人放诞风流”，因此她的形象是“姣好”而“风流”的。等到了唐代有《司马相如琴台》等诗的出现，也算是对美女明君的渴望了。但卓文君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是明丽而清晰的，只是从此时开始，她的当垆形象被逐渐夸大，逐渐的趋向于一个“完美的不折不扣的”当垆女，这在人们对唐诗做的补注中散见。

1.2.3.纲常的拥护者和伦理的挣脱者

今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以宋代为分界线，由高峰走向没落，而文学是绝对不能这么说的，因为古典文学进入宋代以后，还有更多的成就。但是，卓文君的形象从宋代开始出现了分裂，分裂的原因或许是时代精神所致（宋明理学）或者是人类智慧的发展导致对事情认识的不一，我们在此不做讨论。但是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时期人们对卓文君私奔之事的分裂认识，一方面，肯定卓文君爱才的举动，另一方面又否定她悖理的行为。以现存的二十八种文君戏为例，仔细分来不外乎两类，一种站在才子佳人理当婚配的立场，赞美反抗，如孙柚《琴心记》和袁于令的《鹔鹴裘》，一种是站在对立面，想以剧本惊醒世人。后一种的立场的人似乎发现了他们的方法不得人心，于是，改头换面，将私奔之事美化一番，使其尽可能的合乎礼教。如朱权的《卓文君私奔相如》让文君始终坚持“男尊女卑”的伦常；无名氏的《汉相如献赋题桥》让卓文君的婚姻成了一个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正常”婚姻；而汤式的《风月瑞仙亭》更洗掉了卓文君的“私奔”形象，让她只是“及笄未聘”而心属相如之才，如此等等。[9]可以说现存的文君戏一大部分是后者的版本，而最优秀的确是前者。但不管怎样，它们造成了两个分裂对立的卓文君形象：纲常的拥护者和伦理的挣脱者。

2酒店妇女形象所蕴含的价值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倘若浏览一下伟大的文学作品，就会发现它们都表现了一个深刻而经久的特征，特征越经久越深刻，作品占的地位越高。那种作品是历史的摘要，用生动的形象表现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性格，或者一个民族的原始的本能与才具，或是人事演变的最后原因”。[1]酒店妇女形象具有“深刻而经久的特征”，在中国古代文学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中国古代士人都有个宏伟的人生目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因此他们笔下的文字无不寄托着这个理想，因而也必然具有丰富的价值。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社会伦理、文化、艺术三个方面。

2.1.伦理价值

当垆女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群体，她们所处的酒店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热闹地方，而饮食服务业自古就是社会的窗口，尤其是酒店女主人更是引人注意的对象，在他们身上可以反应一个时代的风气，而人们对她们的评论和看法则体现了当时的伦理价值观念。

2.1.1当垆女的形象体现了对自由平等的两性关系的向往。

当垆女的形象从卓文君开始就在追求自由爱情，挣脱家庭束缚，这一点在汉乐府辛延年的《羽林郎》，其云：“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2]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女子之美，作者采用了铺陈夸张手法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年少当垆的美艳胡姬；而她绝不软弱，反抗强暴采取了巧妙的斗争艺术；结尾更是是喜剧性的戛然而止。这里的胡姬不单是追求的前夫后妇的关系，她更看重的我想是人格的自由平等。“家奴”本不过是条看家狗，却混充高贵的“金吾子”招谣撞骗，而“酒家胡”虽地位低贱，然究竟不必仰人鼻息过生活，在“高贵者”面前她坚持的是“贵贱不相逾”，寻找的也许是“自由为连理”。这些比同时期的《陌上桑》中罗敷靠夸耀自己的丈夫来拒绝使君，更显得对健康两性关系的向往。同样，在后来的当垆女形象中都传承了这一特色，所以《世说新语》中的当垆妇可以坦荡的睡在异性的旁边，从《夷坚志》到《情史》再到“三言”中的《金明池吴清逢爱爱》爱爱的形象也一直没变，而宋明以来的戏曲不管将卓文君怎么改，都改不了她总是一定程度上违背父命的与司马相如生活。连《水浒传》中的“女强盗”在丈夫父兄主张不对的情况下，也会做出惊人之举。

2.1.2对“仁”与“智”的推崇是当垆女的共同特点

张岱年先生在其《中国伦理思想研究》艺术中得出这个结论：中国的社会史伦理性社会，而控制中国伦理思想主流的是儒墨显学，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对“仁”与“智”的推崇。[3]在多姿多彩的酒店妇女人物中，她们对“仁”与“智”的推崇体现了国人共同的价值追求。我们不能知道当初卓文君为何对司马相如意见钟情，但是从后人的演绎中我们可以看到是由于“落魄书生万古心”，即对司马相如才能的肯定与同情。同样在唐代文人之所以那么热衷的去胡姬酒肆，无外乎胡姬能歌善舞而对他们的才华给予肯定并与之唱和，所以李白在提出“踏花落尽归何处”自己又回答“笑入胡姬酒肆中”原因在于，胡姬们对他们的崇拜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要，而酒的作用又加深了这种崇拜和流连程度，所以才有“天子呼来不上朝。自言臣是酒中仙”的千古佳话。

2.1.3对隐于市的自由精神境界的向往

中国古代的士人讲究“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隐于朝”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古今士人认为隐的最成功的是清代的纪昀，而“隐于野”的也不胜枚举，最知名的算是陶渊明了，但说到“隐于市”，还没有哪位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但“隐于市”确是无数文人的追求，自己本身不能做到，那就只能让自己笔下的人物成为理想的化身了。这种现象是从宋代开始的，因为在宋代士大夫在禅宗的影响下，终于完成了外在与内在的统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冷静踏实成了他们的生活作风，他们只是把自己的理想诉诸笔端，而且是不动声色的叙述。这样，在宋词中才有“笑嫣然，舞翩然，当垆素女十五语如弦。遗音能记秋风曲，事去千年犹恨促。揽流光，系扶桑，争奈愁来一日却为长！”（贺铸《小梅花·菩萨蛮》）的华章，才有了后来戏剧中不断将把司马长卿与文君写成一对隐姓于成都酒家的神仙眷侣，如明代的传奇《凤求凰》的描述，其首出梗概云：“蜀郡文豪，临邛女侠，才情雅合成双。幽居作赋，书剑偶游梁。回马都亭访故，逢奇艳，独怨秋霜。瑶琴里，芳情暗度，邂逅夺孤凰。穷愁无计遗，解裘贳酒。四壁凄凉。共当垆涤器，共笑清狂。凤召宠征入诗，酬知遇谏猎长扬。标奇迹，通夷定蜀，归隐茂陵乡。”作者最后也花了大篇幅对他们的逍遥生活做了一种

2.1.4当垆女的形象的不断塑造体现了人们对“健妇持门”理想的追求。

中国古代女性的地位低下已成不争之事实，然而，低下之外，男权社会对他们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班昭的《女戒》开始，似乎就让她们不单要成为男性温柔的玩具，还要成为他们的一种智能工具——贤内助。男性通达时她们要躲在成功的光环背后，默默地等待着男子的回眸施舍，男性穷困时她们是坚强的后盾，而且还要等待说不定那一天丈夫实在混不下去把自己当成商品玩物卖掉的准备。这些是当时女性的命运，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对她们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健妇持门，即人们通俗的说“男主外，女性内”、“外强不如里强”等等。酒店妇女就被当成这一类理想女性的典范来塑造的，卓文君无论在《史记》《汉书》《西京杂记》还是后来的《当垆记》中都是在司马相如最困难时出来支持他，并为他出谋划策的角色；《水浒传》中更是如此。而说的最露骨的是《陇西行》中的“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而象卓文君类的女子，在持家有道，使夫婿飞黄腾达之后，却不得不悲吟《白头吟》、数字诗。一方面，要求女子是温顺的小猫，坚守三从四德；另一方面，又让她们做持门的健妇，旺夫贵子，这是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理想，而这一理想，在酒店妇女身上体现的淋淋尽致。

2.2文化价值

文化是一个民族传承的血脉，中华民族之所以遭受那么多苦难，而文化血脉犹存，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先辈不是用他们的智慧去开疆扩土，而是用他们的智慧建造“文章”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以说每一部传世至今的文学作品中的光彩照人形象，都有其不灭的文化价值，酒店妇女的形象亦不例外。

2.2.1酒店妇女形象体现了当时社会酒文化的特色

在中国几于年的历史中，围绕着洒本身，其实便已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系列。这在整个中国文化中，在整个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都可谓独树一帜。而酒店妇女天生就与旧结缘，在她们的生活中少不了酒也离不开酒。而我们研究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酒店妇女形象自然也少不了对酒文化的分析。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类文学作品中体现的不同时代酒文化的实体文化如酒器、酒旗、酒楼等的特色。就以前文中举的例子来说，先秦两汉并没有酒文化或酒的专著，所有有关那个时代酒的记录都是从其他文献的摘抄，《史记》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所以，我们读《司马相如列传》不光是看其所著大赋的词章华美，更重要的是看其所体现的酒文化。举例来说，“着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就可看出这时的酒可能是没有过滤的“浊酒”，然后我们由《羽林郎》中“清白各异樽”可以假设汉末清酒也出现了。由此我们推断清酒在西汉时可能还没出现，进而经过其他渠道我们研究可发现至迟在唐代出现。同样我们参看不同时文君相如故事的作品，对他们的经营酒家的不同描述，可以反映不同时代的酒店实体文化特色。其次，我们还可以从对酒店妇女言行的记述中感受，酒文化的内质，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作赘述。

2.2.2酒店妇女形象体现了当时社会及时代特征。

酒店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热闹地方，而饮食服务业自古就是社会的窗口，酒店当垆女更是引人注意的对象，她们不单直接和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打交道，还在他们身上研究一个时代的风气，所以通过研究文士们对她们的描写，可以看到当时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例如，我们从两汉乐府、《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的描述中可以看到两汉直到魏晋时期，女性的束缚相对还是较少的，卓文君的私奔没有太多人去计较是否符合法度；年当十五的胡姬春日当垆虽遭纨绔的调戏，但依然战胜对手，继续当垆，而旁人对此的态度是鼓励和羡慕；健妇持门不惜抛头露面得到的也是赞叹。相对于后代对文君私奔之举百般遮掩涂改，对当垆女的不断警醒可见那时的妇女相对后世是幸福的。再如，从唐酒家胡姬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的酒肆通宵营业，所以李白可以“长安市上酒家眠”，可以在落花踏尽的晚间时光“笑入胡姬酒肆中”。再比如，世代累积型的《水浒传》中对那十字坡母夜叉孙二娘的黑店的描述“只见远远地土坡下约有数间草屋傍着溪边柳树上挑出个酒帘儿……为头一株大树，四五个人合抱不交，上面都是枯藤缠着。门前窗檻边坐着一个妇人，露出绿纱衫儿，头上黄烘烘的插了一头钗环，鬓边插着一些野花”饥渴之中，发配之人在烈日炎炎下看到这样一个酒家。这样一个“黄烘烘”的妇人，文中人不觉，而文外人捏汉，而最重要的是中国独有的乱世黑店特色展露无遗。北宋每年那盗烽四起的年代也全景显现。

[1]（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页。

[2]（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十二》第633页

[3]参见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4]（明）施耐庵,罗贯中编撰，水浒全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第3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