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史意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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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苏诗诗史意境研究述评

论文摘要：木斋把苏诗还原到苏轼诗词文创作、宋代诗歌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等多维坐标系中去研究。一方面，从宏观的角度居高临下审视苏诗这一文学现象，故能准确地洞见和窥探到苏诗的本质特色；另一方面，借苏诗的研究，反观中国诗歌史，牵一发而动全身，使苏诗成了撬动中国整个诗史的一个有力支点，实现了理论建构和个别作家作品研究间的良性互动。

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诚如王氏所言，此四子既以高尚之人格光辉闪耀于中国历史长河之中，同时也以天才般的文学才华照亮了中华五千年的文学历史。文学史研究也基本以此四子为重点，历朝历代致力于此四子之研究不乏其人。相比之下，大约对子美和子瞻的研究略为偏重，以杜甫和苏轼之名命名的研究刊物和研究室已蔚然成林。对杜甫研究史的再研究专著笔者尚未多见，而以对苏轼研究过程、研究史的梳理而形成的专著目前所知则有曾枣庄先生的《苏轼研究史》，对苏轼诗研究史之再研究和梳理出的专著则有王友胜的博士论文《苏诗研究史稿》。王友胜的论著主要考辨和梳理的是宋、金元及明清五朝对苏诗的研究状况，总体上说考辨详细、资料富赡，在学术史上的贡献当是功不可没的，但限于篇幅，对近、现代及今人研究情况无所涉及。

今人对苏轼诗歌的研究应该说也是颇下功夫的。比较好的选本有刘乃昌的《苏轼选集》(1979齐鲁书社)；吴鹭山、夏承焘、萧湄等人的《苏轼诗选注》(1982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曾枣庄《苏轼诗文词选译》(1990巴蜀书社)；徐续的《苏轼诗选》(1992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较好的论文集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丛刊推出的《东坡诗论丛》(1984四川人民出版社)、《东坡研究论丛》(1986四川人民出版社)、《苏轼诗词研究》；论著有谢桃坊的《苏轼诗研究》(1987巴蜀书社)，刘乃昌的《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苏轼论稿》(1994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刘朝谦的《苏轼诗学研究》(2001，四川文艺出版社)等等。这些论文、论著多从苏诗风格、题材、体裁、技巧、形成分期等角度入手，视角较广，所获颇丰。

在众多的研究之中最能形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当数木斋长期以来对苏诗的研究。他不是把苏轼诗歌当成一个单独的、孤立的研究对象，也不仅仅把苏诗置于宋代文学中去考察，而是把苏诗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去观照。他对整个文学史有自己独到清醒的观点，并形成了一套相对成体系、且具说服力的理论，所以他在研究苏东坡及其诗歌时总是把它置于这一宏观流变过程中去综合考察，尽量把苏诗还原到苏轼诗词文创作、宋代诗歌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等多维坐标系中去研究。一方面，凭借其宏观的理论视野居高临下，准确地窥探到苏诗的本质特色；另一方面，借苏诗的研究，反观文学史的发展，牵一发而动全身，使苏诗成了撬动中国整个诗史的一个有力支点。这样就实现了理论建构和个别作家作品研究间的良性互动：在考察具体的作家时，因为有宏观理论的指导，不至于坠人到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而理不出头绪；同时又用具体的作家作品来反证理论的合理性。

一、宏观理论的建构：苏诗研究的理论准备

木斋对苏诗的研究不是封闭在一个固定的圈子里进行的，也不是简单、孤立的围绕苏诗而展开。他在研究苏诗之前，首先树立了科学的文学通史及断代史观，针对苏诗的特殊性又形成了具体的阐释理论，所以在苏诗的研究过程中始终有一套成体系的理论作依据。这种理论建构和研究实践科学结合的研究模式可以说具有方法论上的典范要义，这不仅适合于苏诗的研究，也适合于其他任何作家作品的研究。

(一)中国诗史分期——三大历程：苏诗研究的历史坐标

木斋一直致力于中国诗史新的探索，以期对中国诗史的宏观把握，同时对任何文学现象合理的纵向和横向的阐释。他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诗歌流变》(京华出版社1998年8月)、《唐宋词流变》(京华出版社1997年11月)、《宋诗流变》(京华出版社1999年lO月)。这一系列流变史的写作，基本实现了对中国文学史的纵向梳理；而对苏诗的研究则是横向的阐释。当然，这种横向阐释也是在纵向把握中进行的。具体地说，首先是指中国诗史的“三期”说：前古典、古典、近代三期。传统的看法认为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诗歌都属于古典范畴，鸦片战争时候外国势力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它既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同时也成了近代文学的开端。木斋认为这种看法过分夸大了政治、军事因素对文学史的影响，甚至以社会的演变规律取代文学自身的演进规律，在事实上取消了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同时，这种分法把鸦片战争之前的文学史笼而统之地都划人古典范畴，没有看清这一段文学史内部的阶段性特征。

木斋从文学的自身演变规律进行探索，科学地提出了中国诗歌发展史的“三期”说，即陶谢之前为前古典时期，永明体至唐代为古典时期，中唐、五代、宋以后为近代时期。前古典时期是一个诗乐一体、诗文一体的非纯诗时期，诗体以四言、五七言为主要形式，以赋比兴为主要表达方法，以描写男女爱情为主要内容。这一时期明显体现着向古典时期演进的趋势：古诗十九首标志着“中国诗歌由不整齐向整齐的格律诗的演进，在‘句有定字’方面奠定了基础。”而永明体的出现则“奠定了格律诗‘字有定音，音分平仄’的基础”；谢灵运山水诗的出现拓宽了诗的写作内容，并进入以意象方式写自然山水、边塞风光的纯诗时代。近代则是一个重回诗文合一的时代，但古典时期的影响在此期没有立即消失，所以在宋人这里实现的是前古典与古典两大时期的整合，体现为散文句式章法中对格律节奏的容受和在近体诗中对前古典时期古风体神韵的追求。

三期的划分紧紧围绕着诗歌题材、诗体形式、表达方式，诗歌与音乐、散文的关系等内在的文学因素展开，划分标准上既简洁明了，又科学合理。以宋代作为近代文学的开端的划分方法，对现行所有文学史的分期法而言无疑是一种重大挑战，于整个学术界而言也当是一声振耳发聩的巨响。当然，如果文学史的研究仅仅局限于理论方面的简单描述应当是不够的，木斋还有个案的研究，他分别标举陶渊明、王维、苏轼作为三期之代表加以细致的研究。研究的结论是陶渊明是前古典的终结者，王维是盛唐之音、古典时期的代表，苏轼则是近代的开启者。苏轼所谓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作诗方法，与“盛唐诸公”的区别正是古典与近代之间的差异。以这样的方法对苏诗进行考察，则苏诗中出现的某些特殊现象因为有整个文学史作为参照便豁然开朗。

(二)宋代诗史分期——五期说：苏诗研究的时代参照

文学史上任何一个重要作家作品的出现都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除了来自前代的文学的影响外，本朝，甚至同期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都可能会对之产生影响。所以，对某一作家作品的研究除了还原到整个文学史中去外，还应对他同时期的文学情况进行考察。木斋先生对苏轼的研究也是如此，除了窥探苏诗在整个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外，还特别注意苏诗在宋代文学中的位置。这一点往往为众多的学者忽视，如谢桃坊先生的《苏轼诗研究》对苏轼一生的诗作创作过程梳理得较详细，对北宋初期的文坛情况虽也有介绍，但对苏诗在整个宋代文学中的地位则语焉不详。

关于宋代诗史的分期，清人陈衍仿照明代高檬在《唐诗品汇》中对唐诗的分期，同样提出了四分法：“元丰元佑以前为初宋；由二元尽北宋为盛宋，王、苏、黄、陈、秦、晁、张俱在焉，唐之李、杜、岑、高、龙标、右丞也；南渡茶山、简斋、尤、萧、范、陆为中宋，唐之韩、柳、元、白也；四灵之后为晚宋。这是一种脱离宋代诗歌创作情况、牵强比附唐代诗史的僵硬划分法。木斋在深入考察宋代文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五期分法，并对各期的创作特征作了总结，这对苏诗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时代参照系：从宋开国到仁宗天圣间，为初宋时期。活动于此期主要是宋初三体，它们“奠定了以后宋诗发展的基本路数，是宋诗的开蒙时代。”此论直接驳斥了宋诗开启始于梅欧之说。陈师道说“本朝诗唯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畦淫稍息，风雅之气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下。”

木斋敏锐地看到盛宋时期的梅、欧在反对西昆资书以为诗和晦涩文风同时，也有对白体的光大的地方；而黄庭坚之后的江西诗派则有对西昆派重视才学因素的吸纳；晚宋四灵和江湖派则有对晚唐体回归的明显倾向。这是完全符合宋诗的发展情况的，体现了对宋初三体的新认识。盛宋则是以梅、欧、王、苏为代表，以自然平淡为灵魂，以无法之法为最高境界，“确立了盛宋诗歌体制的方向，特别是苏轼的出现，和以苏轼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在元佑时期的文学活动，使宋诗及宋代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堪与盛唐抗衡。”对这一时期及苏轼的评价都是极有见地的。他认为这时期的诗坛是分三个阶段演进的：梅欧处于盛宋的第一阶段，其主要使命在对西昆体的否定和批判，同时确立平易诗风为盛宋诗格的灵魂；王安石为第二阶段，对元佑党人倡导的诗风给予肯定和再确立，同时对梅欧已有的一些因素，譬如“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等予以再创造。苏诗则是在对梅、欧、王等人的诗歌的继承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一朵奇葩。文学史中虽然苏、黄经常并称，但苏黄之间存在“有法之法”与“无法之法”、直觉与法则之间的根本区别，苏是盛宋的终结者，而黄则开启下个时代——江西诗派时代。江西诗派之后是中兴诗派，从根本上说它是对江西诗派的叛逆、是对盛宋的回归。杨万里在此期破旧立新，实现了对江西诗派的否定和变革；陆游和范成大的贡献则在于对中兴诗体的建树。随着江湖诗派和四灵的出现，宋诗进入晚宋时期。通过对宋代诗史的梳理，苏诗的渊源关系就一目了然了，比如欧诗豪放因素，梅诗自然平淡，王诗的典重老练等对苏诗的影响；苏诗的发展脉络也非常清晰了，这比单纯对苏诗进行封闭式的研究，其视野无疑开阔得多。

(三)意境：物境、情境：诗歌意境理论的新突破

意境理论的充实和发展是木斋研究苏诗获得的重要的理论创见。他早在1987年就发表了《意境、物境、情境》的论文，对于意境这一诗歌美学概念提出了新的界说。传统的意境论主要着眼于情与景、意与象的关系理解，如王夫之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今人的理解也大致停留在这个水平，如蓝华增说“情与景统一，意与象统一，形成意境。”(《说意境》)赵景瑜理解意境“就是情景交融，形神结合。”(《说意境》)周来祥认为“情与景，物与我，客体与主体浑然统一的意象，便是意境。”(《是古典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持大致相同看法的还有朱光潜，宗白华等人。按照这种“情景交融”、“主客统一”的传统解释，则任何情都必须托景即借景才可以抒发。那么意境的表现方式就只有一种，就是景中含情、情借景出；则主体的直抒胸臆、议论说理等皆不在意境范围之内，这种诗即无“境界”。传统意境论过于强调情对景的依赖，一方面使意境论的外延过于狭窄，另一方面把“意境”局限在“意象”这一层次，几乎跟物象等同起来，这些所谓的意境论者事实上都只在自己的圈子里打转，陷入了理论阐释的困境之中。

从阐释角度对传统意境论的突破，当始于王国维。他说“何以谓之有境界?日：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这里把写景与抒情、述事并列而论，标志着王氏把单纯抒情看着意境的表达方式之一，具有开拓之功。于《人间词话》卷上第35则又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为人心中一境界。故能写真境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开始明确标举心中之真情为意境之一。此后叶嘉莹先生也赞同此说，“《人间词话》中所标举的‘境界’，其含义应该乃是说凡作者能把自己所感知之‘境界’，在作品中作鲜明真切的表现出来，使读者可得到同样真切之感受，如此才是有境界之作品，所以欲求作品之有境界，则作者必须先对其所写之对象有鲜明真切之感受。至于此一对象则可以为外在之景物，也可为内在之隋感……”此可谓是深谙王氏之说的。可惜王国维和叶嘉莹都没有把这一理论运用于具体的作品阐释之中。木斋则是运用这一理论进行作品分析的第一人，且对王氏这一理论进行了发展，进行了开拓性的阐释。他从王昌龄诗格中的“三境”说(“诗有三境，一日物境……二日情境……意境”出发，结合苏诗的具体特点提出新的看法：意境包含物境、情境两种方式。其中，物境与意象近，主要指情景交融类型；情境指不借物而直抒胸臆一类型。这对意境理论本身是一种提升，对其内涵进行了充实，对其外延又进行了拓展；这对于“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宋诗，特别是苏诗也是一次提升，使向为人非议的宋诗终于成为“诗中一格”(《随园诗话》)。

(四)苏诗中的“比喻意象”：苏诗表达方式研究新论按照木斋《意境：物境、情境》的解释，“以文为诗”的宋诗也是有意境的，那么宋诗或者说苏诗是以什么类型的意象来体现这种特有的意境呢?木斋通过对王孟、李杜、元自、韩孟、梅欧等诗歌意象的比较，从诗歌与赋体、与散文的离合关系中，指出相对于唐诗那种诗中有画的“有画意象”而言，以苏诗为代表的宋诗是一种“比喻意象”，“是对唐人不脱离画面的意象方式的具有分野性质的变革。苏诗中的比喻意象大都是在散文化句式中、在议论化的句式中形成的，是散文句式、议论句式主干上的花蕾，因此极大地淡化和疏离了意象在诗歌中的作用。”“它使诗歌不复是某个具体场景的摹写，而是由眼前实境向着想象的境界飞升，它更为深入诗人的主体世界，句式更为灵动飞跃，更为易于调动作诗者的才华和学养，更为易于表达种种复杂的情感和见解。”很显然这些精辟的见解在意境论的基础上对苏诗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意境——物境、情境”和“比喻意象”的提出都是对诗歌研究理论的突破和丰富，它使诗歌研究视野跳出旧说的藩篱和牢笼，从而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二、具体而微的苏诗研究

木斋在积淀了充分的理论基础后，再从宏观理论中走出来，转而对苏诗作具体的研究，主要从苏轼的个性、艺术态度、艺术主张，以及苏诗的创作技巧等诸方面展开。苏轼一生可以说始终在以自己的诗歌书写一部属于个人的历史，不妨亦称“诗史”，在这部诗史中闪耀着苏轼的人格光辉、审美情趣、人性关怀等等；反过来，研究苏诗也不能离开对苏轼这些个性因素的分析。

(一)苏轼的野性论。苏轼的野性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反抗尘世的束缚，反抗黑暗现实的迫害，追求正直士大夫所普遍向往的政治愿望。苏轼先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晚年又因朝中奸佞重提诗案再贬惠州、儋州，而他始终保持着坚毅不屈之精神。元佑时期虽一度得意，但不久又因与旧派领袖、与他有提携之恩的司马光发生龃龉，正如他所言的“满肚子不合时宜”等等无处不体现着他的野性。第二、表现为“豪迈放逸、浑朴天真、雍容旷达与自然打为一片的情怀”，甚至包括狂放不羁、放浪形骸之一面。这种野性对诗歌的影响就是形成了“放笔纵意，嬉笑怒骂”，豪放恣肆、“奔放婉转、锋锐博赡”的艺术特色。

(二)苏轼的隐逸情结引。李泽厚说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深刻沉重。”木斋沿着李泽厚的结论进行思考，从与屈原、陶渊明的比较中，看到苏轼“从来没有真正地想做一个隐士。归去的反复的吟唱只是他对陶渊明代表的士人出世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而已”，时代文化和个人的个案原因决定了苏轼“欲隐难隐，欲仕难仕”的矛盾结局。他至多能做的就是“一方面承继屈原以来、党锢以来的积极用世精神，在时代的氛围中，以大我为人生意义；另一方面光大渊明精神，通过对渊明的发现和重塑完成小我的个人品格，从而成为宋代文化的真正代表。”

(三)苏轼的审美人生。沿着苏轼“野性”论和仕隐情结的追问，得出的结论自然将是苏轼以审美的态度面对人生。苏轼的人生就是“沉浸于文学艺术的读书写作中，玩赏人生宇宙的色相、秩序、节奏与和谐。”可以说“现实功利的所有一切，包括功名的、富贵的、都不在苏轼胸中真正留意，只有文学的、艺术的的创造才是苏轼终生辛勤耕耘的园囿。”可以说苏轼的这种达观人生态度，为后世士人树立了一种典范。

苏轼的“野性”、隐逸情结和审美人生态度必然对苏诗创作带来内在的影响。通过木斋的分析我们知道苏诗恣肆、奔放杰出的艺术风格，天马行空、不拘定格的抒情方式，机智幽默的说理，纵横捭阖的议论，驱遣自如的用典形式等等，都可由此得到最好的阐释。

综上，木斋在研究苏诗过程中形成了完整合理的理论体系，提出了许多新见，诸如文学史的“三期”划分法、宋代诗史的“五分”法，新的意境论、苏轼的“比喻意象”等等。这些观点本身带给文学史的影响和意义大概除了时间能够检验之外，学者本人与笔者皆难估量。而他的研究方法之科学性、合理性又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他从文学通史、断代史出发考察个别作家作品，故在阐释理论上具有前瞻性；另一方面又从个别作家作品来反观文学通史、断代史，使个案研究具有可操作性。可以说他对苏诗的研究已关涉到文学史中的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牵此一发而动文学史之全身，他以苏诗作为支点已经撬动了整个诗歌史的研究。古代先哲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而木斋的研究既授我们以鱼又授以渔，则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