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义分析的角度为史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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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一般史书历史本身诗杨慎王夫之

论文摘要：本文借助于分析哲学的一种观点，即语词的意义就是语词的使用，一方面澄清了“诗史”一词的特定意味，从而指出历史上杨慎、王夫之对“诗史”的攻击是无效的，另一方面也试图在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更新上作一小小尝试。

针对杜诗的公认美誉——“诗史”，明中叶杨慎在《升庵诗话》卷四中有段著名的尖锐评论：“宋人以杜子美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本文由中国论文联盟收集整理。

这段议论很有影响，如后来的王夫之有言日：“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又有：“咏古诗下语秀善，乃可歌可弦，而不犯史垒，足知以诗史称杜陵，定罚而非：黄”(《古诗评选》卷四、卷一)，显然是对杨慎语意的发挥。杨、王之论的确有力，但却基本上没有扭转世人以“诗史”誉杜的倾向。这就有了一个奇怪现象：一方面，人们推崇“诗史”称号，另一方又似乎无人为此给出一个“合法性”理由，来清晰地回答杨、王的责难。

不是没有人反驳杨慎，如王士贞，但很难说切中要害。杨慎之语，可析为两层。第一，他偏爱“含蓄蕴藉”，鄙视宋人之作，并因此贬低杜甫“直陈时事”之诗；第二，认为“诗史”二字的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将“以误后人”。就第一层义而言，只要指出其偏激就可以了，王士贞的反驳正属此类。如其在《艺苑卮言》卷四中所言：“杨用修驳宋人诗史之说，而讥少陵云云，甚辨而核，然不知向所陈皆兴比耳。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也。”清人朱庭珍的驳议亦属此类：“宋人谓少陵为诗史，以其多用韵语纪时事也。杨升庵驳之云云。升庵此言甚辨，其识亦卓。然未免一偏之见也。”因为“老杜无所不有，众体兼备，使仅摘此数语，轻议其后，则不可”(《筱园诗话》卷三)。不同的诗有不同的体裁、风格，各样的人又有各样的兴趣、爱好，但在审美趣味上，实在不必凭已之私，以贬其余。王士贞提醪媾慎“诗固有赋”，朱庭珍告诫杨慎“老杜无所不有，容体兼备”，均是阅读实践中的纠编之论，并未回答杨慎对“诗史”二字的责难。某种程度上，如王士贞说“其言甚辨而核”，朱庭珍说“升庵此言甚辨，其识亦卓”，实际上是认同了杨慎的“诗史”之见。

杨慎的“诗史”之见，亦即上文引语的第二层含义，实际上包含着这样的看法：何以以史誉诗?史有史笔，诗有诗法，“诗史”一说，混淆二者的区分，是对诗的无知，是对诗的贬低。真是这样吗?“诗史”的名号，确需要一个辩护理由，如果我们仍坚持它是一个褒义词的话。

辩护并不需要争论。常识告诉我们，对于任何问题的争论，往往缘于争论双方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而当双方真正意识到这一前提性的差异时，争论也就自行消失了——要么达成妥协，要么各持已见罢了，哪里有争论的“焦点”呢?这里的问题也很清楚，杨、王有杨、王的“诗史”，我们有我们的“诗史”——我们这些以“诗史”称誉杜甫的大多数人，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清晰地阐明我们的“诗史”含义，并因此显示其如此使用的合法性所在。

于是，从语义分析的角度人手为“诗史”辩，就是很自然的了。按照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著名观点——语词的意义就是语词的使用…，则我们可以问：当人们用“诗史”一词称誉杜甫的《石壕吏》、《潼关吏》、《悲陈陶》、《哀江头》……等等时，究竟意味着什么?首先应该说，它是一种行为，一种赞叹行为。仔细体会，这种赞叹行为实际上可改写成两个可能的句子(“诗史”虽然是一个词，但在使用中，其实是省略的句子，因为只有句子才能表达人们行为中的意图)。

句，“真是好诗!这是用诗写成的史啊!”B句，“真是好诗!这是对史的反映(或表现)啊!”两句共有“真是好诗”语，这是无疑的，因为“诗史”是褒意，总含着对杜甫诗作的肯定。同时，我们也可看出，称“好”的理由，主要来源于后半句的“史”字，因“史”誉诗，因而以“史”誉诗——诗史。这并非否认杜甫诗艺的高明，如公认的沉郁顿挫的风格，律对精切的造诣，众体兼备的优势等等，但在“诗史”一词中，其实也是对杜甫部分诗作的赞誉中，人们最为看重的，的确是一个“史”字。因此，理解“史”义，是理解“诗史”之义的关键。本文基本上就是围绕“史”字，分析“诗史”之义。两句后半部分的不同，表明的是“诗史”一词可能具有的不同意味。我们比较这不同意味。先看A句部分，“这是用诗写成的史”，此处“史”字，着眼于“文字记载”，但既是“用诗写成的史”，就不等于“一般史书”，即使我们将A句省略为“真是好诗!这是史啊!”，凭直觉也可断定，该处“史”字，绝非“一般史书”，因为无论多么推尊“诗史”二字的人，也不会真的以为杜诗可以并列于二十四史序列。再看B句部分，“这是对史的反映(或表现)啊!”这里“史”字，显然不属“文字记载”，它指向的是“历史本身”——可定义其为“曾经发生的一切(事)”。对此“历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现，更不必然是“一般史书”，完全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在这里，就是诗的方式。如此就很清楚，A、B句的划分，并不是任意的，它们正分别对应于通常对“史”字的两种直觉理解：文字记载和历史本身。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由此显示出“诗史”一词所具有的不同意味，但并不是说，此两种意味是各自独立的。毕竟，它们统一于“诗史”这单一的称号中，这是其一。其二，两者本身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历史本身”落实为“文字记载”，“文字记载”溯源到“历史本身”。这样的分析，目的仅在于显示，即使把“史”字单纯理解为“文字记载”，“诗史”之“史”也不等于就是“一般史书”，“诗史”之誉也并非在宣扬以诗代史(或以史代诗)；更进一步，我们并不应该单纯从“文字记载”方面理解“史”字，“历史本身”才是第一位的，对其的“文字记载”已属第二义。当我们以“诗史”称誉杜甫，亦即赞叹其“对历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现时”，有何不可呢?又有什么理由能限制诗歌的表现范围呢?

也许有人立即要说，杨、王之论并不是要限制诗歌的表现范围，他们不满的是杜甫“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不符合“含蓄蕴藉”的艺术标准。这的确是他们的明显意图，而且我们一开始就说了，这属各人的审美爱好，不值得争论。杜甫的诗艺，即使限制在最能代表其“诗史”名号的那一类诗作中，其固有的沉雄博丽，造语精切等也为世人所公认，“直陈”也不必然“无味”(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语)。因此，本文不为杜甫的诗艺辩护，不为审美兴趣争论，只为“诗史”二字正名。杨、王固然可以有自己的喜好，但由此进一步贬斥“诗史”之誉，就有点限制诗歌表现范围的嫌疑了，这是我们不妨指出的。

嫌疑还只是嫌疑，杨、王之论的明显误区在于单纯地认“史”为“文字记载”，进而为“一般史书”。举前引杨慎语“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为例可知，他们的“史”，就是《尚书》、《春秋》那样的“一般史书”。这是一种直觉，是他们看到“诗史”二字时的直觉。杨、王由此出发，认定“诗史”的名号，抹煞了诗、史两种文类的界线，是宋人乃至世人糊涂、鄙陋的表现。

当然，诗如果写成“一般史书”，或宣扬诗与“一般史书”没有区别，那肯定是诗的不幸，他们的不满有道理。但问题是，如上分析，“诗史”之誉，并不包含这样的意味。因此可以说，杨、王之指责“诗史”，有点无的放矢。

不过，我们还应该设身处地地代杨、王立言。他们可能会反驳：即使考虑到“史”字有两个范畴义——“文字记载”和“历史本身”，仍可以从此两方面追问，为什么“诗史”之“史”不是“一般史书”以及为什么“对历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现”就是“好”诗?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我们也必须给予明确的答复理由，否则就是满足于我们自己的直觉。先探讨第一个问题。它是在追究“诗史”之“史”的特定意味。关于这个“特定”，首先有一个诱人的界定思路：“这是用诗写成的”，或“以诗的方式反映或表现”。但我们不打算采纳这条追“诗”的道路。

理由有四：一，对于“诗史”名号而言，这是一个明显事实，我们不再饶舌。二，同时，此思路也隐含着陷阱。循此思路，极易堕入对诗的本质、定义的争论，这早已是无休止的老生常谈。这又导致理由三，如此“争论”往往又演变为对兴趣、爱好、品味的注解，这是本文力图避免的。实际上，杨、王当然知道“诗史”之“史”包含有这种“特定”，但出于对“含蓄蕴藉”的偏爱，恰恰认为如此写“诗”，“诗”就不是诗了，这“特定”。循此思路，最终就是对杨、王的审美爱好纠偏，而这是王土贞、朱庭珍早已做过的工作。还有最重要的理由四，“诗史”之誉中，“史”字为意味的重心。

所以，我们不以“诗”字修饰，去界定“诗史”之“史”的“特定”，那样的话，是在讨论“诗”，而不是“诗史”。我们仍然追问“史”字自身：这个“文字记载”的“史”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本身”落实而来的?这需要我们回到“诗史”一词诞生的历史事实，亦即它的最初的历史使用中去寻找。

并非是宋人“撰出诗史二字”，这是当今学界常识。晚唐孟柴《本事诗》“高逸”中记载：“杜逢安史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此处“当时”云云，似乎说杜在天宝末年即以“诗史”成名，这是不确的，因为这不符合关于杜甫生平的一些基本事实(如杜甫《南征》就自云“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而且也无任何其他文献佐证，故只可存疑。唯一可确证的，至迟在晚唐时杜甫开始享有“诗史”称号，《本事诗》本身即证明这点。

对此事实，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杜甫而不是白居易享有此名?至少乍一看，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杜甫以“三吏三别”、《哀江头》、《兵车行》……等诗赢得“诗史”之誉，白居易也最为看重这些诗，并且认为杜甫写得还不够多：“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与元九书》)。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显然是对杜甫“即事名篇”之作的发扬光大，数量上并不输于杜甫。那么，质量上呢?拿白居易的《卖炭翁》、《新丰折臂翁》同杜甫的《兵车行》，《石壕吏》等诗相比，如果我们掩上作者的姓名，悬置杜甫的“伟大”，不考虑时代背景等等，纯粹进行一种文本的比较，恐怕面对这些同样令人耳熟能详之作，区分质量高下是很困难的。像现代——比如说在一些常见的文学史教材中，比较出杜甫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比白居易的更高明，往往是事先认定杜甫伟大的追认说明，并非真正文本上的诗艺高低。因为，根本就没有绝对好的“手法”，再好的“手法”也不能保证写出哪怕是像样之作。我们当然知道，杜甫的“伟大”地位是在北宋中期才真正奠定，现在我们谈得是晚唐的杜甫，把“伟大”暂时悬置是有理由的。

也就是说，单纯从文本上看，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是有可能取代杜甫“即事名篇”之作而易当时的名气，有迹象显示在老杜之上。

尽管从中唐开始，杜甫已获得很高名声，如韩愈《调张籍》曾宣称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但从中唐至晚唐乃至北宋初年这一段时间，我们甚至可以说杜甫又渐渐被人淡忘了，因为在此期间的文献材料上很难找到杜甫的名字。对于白居易，则至少可举三点以说明其名声很大。其一是元白诗派的形成，这当然意味着白居易受到了其他诗人的追捧。其二，白诗的广泛流行，不局限于文人圈子。《与元九书》中白氏就自云：“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师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其三，直至北宋初年，学白仍是诗坛一大流派。

从中唐到晚唐，白居易的名声很大，并且“以韵语纪时事”之作并不输于(至少不明显输于)杜甫，但偏偏是杜甫最终享有“诗史”称号，最简单也是最合理的解释：杜甫生在“安史之乱”的时代。

这是富有意味的，我们太习惯于“时代造就杜甫”之类的说法而往往放过这个意味：安史之乱是史，白居易身处的“和平时代”不是史——不是“诗史”所指的“史”。白居易无论怎样“纪时事”——假设比他现在的作品更加贴切、细腻、深刻、动人……，恐怕都难以获得“诗史”的称号。

“诗史”所指的是什么“史”?这个问题就变得迫切了，因为这也意味着，我们上文指出的“历史本身”，只是笼统的说法，需要更加细致地确定其意义。是否可以说，“诗史”之“史”乃指“重大事件”?固然可以这么说，但“重大”含义有点模糊。安史之乱当然是“重大事件”，但白居易时代的丞相被刺算不算“重大事件”?唐末的朱温代唐算不算“重大事件”?恐怕很难说“不”，但似乎又非安史之乱那样“重大”，不足以成为“诗史”所要求的“重大事件”。

那么重大的标准如何确立?

仔细观察安史之乱的特征，由此可给“重大事件”下一个这样的定义：急剧地改变几乎所有人的生存状态的事件。以此衡量“刺杀丞相”与“朱温代唐”这两件事，就可以把它们(以及类似它们的历史事件)排除在“重大”范围以外了。因为前者与天下百姓并无直接联系，尤其在一个地域广大的传统的农业社会，恐怕大部分人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件事，而这件事也不会对他们产生值得重视的影响。后者属改朝换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影响了天下人的生存，但这个转变是晚唐以来社会长期动荡酿成的结果，对“小民”而言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性质，并非急剧地改变人们的生存状况。

这样，“诗史”之“史”的特定含义就非常清晰地展示出来了，而且可以说，将其定义为能“急剧地变几乎所有人生存状态的重大事件”并非我们的主观任意，相反，它是在反思“诗史”这一名号诞生的初期，在它的历史使用中，通过杜甫、自居易同类诗歌不同命运的比较而自行显现出来的，是客观的。

这一定义也非“深刻”之见，它很表面，人人都知道的安史之乱本身就直接显示着这个特征。但是熟知并不等于真知，杨慎、王夫之贬低“诗史”称号，除了硬性认定“诗史”之“史”为“一般史书”外，也不自觉地将其当作笼统的历史。再举前引杨慎讥讽杜甫“直陈时事，类于讪讦”句为例，且不论“直陈”如何理解，对杜甫诗艺的评介是否公允，单就“时事”而言，就暴露出杨慎无意识的对“史”的一种笼统认定。事实上，“诗史”这一名誉称号并不接纳“直陈时事”——自居易就是例子，它需要的是特定时事。正是“特定”的存在，使得以“诗史”誉杜甫和杨慎、王夫之对“诗史”的贬斥成了两不相干的事。杨、王严格辨析诗、史两个文类的界线，鼓吹诗的独立价值，自有其意义，但这不妨碍人们赞扬杜甫以诗歌的形式去反映或表现“重大事件”；正是“特定”的客观性的存在，使得人们即使对其没有理性上的自觉，也直觉到其褒义性，决非王夫之断言的“足知以‘诗史’称杜陵，定罚而非赏”。“客观的特定”最终使得杨、王从“一般史书”、“笼统历史”的“史”之理解出发的攻击，变得无效了。

至此，我们通过回答第一个问题，一方面为“诗史”做出了有力的辩护，另一方面也做好了准备，可以直接回答第二个问题了。“为什么对历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现就是好诗”?此问题现在即可代换成“为什么对重大事件的反映或表现就是好诗”?对此的回答也是从正面为“诗史”名号的以史誉诗提供合法性理由。

“好诗”之“好”当然离不开杜甫诗艺的高超，但正如我们前文已指出的，“诗史”的称誉中，“好”很程度上来源于“史”。我们撇开人所共知的杜甫诗艺，只关注这个“史”。

初看之下，这似乎不可能，单独的“史”或“重事件”怎会产生诗之“好”?“一般史书”照样记载、从而“反映或表现重大事件”，可它们连“诗”都不是，更别说是“好诗”。

可是，我们都知道，最好的史书——《史记》，无可争议地置身于中国古代最好的文学作品行列，更享有众所周知的鲁迅美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在这里是以诗誉史，诗也可以构成史之“好”。

这提醒我们，在某种最高的程度上，而不是从一般的文类着眼，诗、史是相通的。正是这种“相通”，使得诗、史通过互喻而互誉，指示着那种最高程度。这就是以史誉诗、以诗誉诗的合法性所在。

哪种最高程度?我认为可借用海德格尔的“存在”一词说明。

前文曾定义“历史”为“曾经发生的一切”，但这个“历史”对大部分时代的大部分人来说，很大程度上是隐晦的，因而是不“存在”的。人们Et常“操心”的只是自己的琐事，小圈子里的事，最多有“个人的历史”。即使对于很多历史学家，“历史”也往往隐身为僵死的编年史材料。但在“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刻，“历史”最大限度地因“澄明”而“存在”了，因为它能“急剧地改变几乎所有人的生存状态”，从而活生生地发生在几乎每个人的行为中，发生在每个人的喜怒哀乐中。

于是，唯有通过鲜活的个人才能把握历史的“存在”，就像《史记》“列传”反映秦末汉初的大变动那样，它又何尝不是诗呢?而当杜甫以诗歌表现天宝年间自己以及他人的所见、所感、所行时，那不正是安史之乱生动的“存在”吗，又何尝不是史呢?“诗史”之“史”是“存在”着的历史，这再次说明了它的“特定”意味。显然，对“存在”的探讨将会进入最基本的哲学分析，而至此，“诗史”已得到有效辩护，故本文不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