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绅诗歌艺术风格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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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李绅诗歌艺术特点体制多样叙事传情宏阔刚健

论文摘要：李绅的诗歌不拘一格，体制多样；乐府、长律叙事传情；抒情小诗意境阔大，感情刚劲。然典籍及史料中的评价，只有零星片语，而且笼统片面，因此，有必要对他诗歌的这些特点加以论述。

李绅(772—846)，是中唐元和时期元白诗派的重要诗人之一。他少有大志，早有诗名，曾与元稹、李德裕同在禁署，号称“三俊”。但他仕途坎坷，到晚年才渐趋平稳，并步步高升文宗开成三年(838)，他作《追昔游集》，追忆了往昔仕途经历及所见所闻，抒发了自己老之已至、物是人非的感慨。他的诗，早年和晚年的都无从查考，只存《追昔游集》三卷，杂诗一卷。《全唐诗》卷480---483收其诗4卷，一百零一首；后从其它典籍中又寻出3O首，共131首。今人王旋伯《李绅诗注》均加以收录。

李绅的诗歌，过去除《悯农》常被鉴赏外，其它的作品则几乎无人评论；对其总的艺术特色，典籍所载亦只片言只语，笼统言之，缺乏全面细致的评价。或日：“饰志矜能，夸荣殉势，……然纪游踪，俯仰感慨，一洗唐人小赋柔靡风气”(明·毛晋《五唐人集·追昔游集》跋)；或日：“音节咩缓，似不能与同时人角争强弱。然舂容恬雅，无雕琢细碎之习；其格究在晚唐诸人刻划纤巧之上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追昔游》)。

总的看来，李绅的诗似有硬朗、“舂容恬雅”的特点，而无“雕琢细碎之习”，但又有“音节咩缓”之弊。至于“似不能与同时人角争强弱”的评价，既嫌笼统，又觉不够公允。李绅的有些诗还是可与元、白诗相比较的，如《悲善才》之与《琵琶行》，《莺莺歌》之于《莺莺传》。《新唐书·李绅传》说他“于诗最有名”，“苏州刺史韦夏卿数称之”。而御史吕温在读了他的“春种一粒粟”和“锄禾Et当午”后称许道：“斯人必为卿相。”后来果如其言。自居易在编成自己的15卷诗后，题诗《戏赠元九李二十》日：“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因李绅身材短小精悍，人称“短李”)，可见李绅的歌行还是有可与元白相提并论之处的。

到底如何评价李绅的诗，自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这里只想从李绅诗的体制、叙事传情、意境等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不拘一格，体制多样

李绅在《<追昔游集>自序》中说，他的诗“或长句，或五言，或杂言，或歌或吟，或乐府齐梁，不一其词，乃由牵思所属耳。”这里说得很明白，他的诗“不一其词”，不拘一格，皆“由牵思所属”。这种不拘一格，即指体制多样。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诗歌的内容主要是“追昔游”，因记录自己的辗转踪迹及所见所感，用一种诗体肯定难以尽述，所以要用多种体式；另一方面，是他生处中唐时期，受新乐府和元和体兴盛的影响，故多叙事和长律。

在他的130余首诗中。律诗占有较大的比例，一般为七言，而几十韵长律则都是五言。如《趋翰苑遭诬构四十六韵》、《过吴门二十四韵》、《登禹庙回降雪五言二十韵》、《题法华寺五言二十韵》、《到汴州三十韵》等。这些长律确有“乐府齐梁”的特点，铺陈叙事，多写自己的所历所见所感，可谓“揽笔写兴”(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挥洒自如。

在杂诗一卷中，则古诗和绝句较多，且多为七绝，如《答章孝标》、《赠韦金吾》等。在贬去端州的路上和贬地，他也写了一些七绝，如《朱槿花》、《至潭州闻猿》、《江亭》、《红蕉花》、《忆汉月》、《端州江亭得家书二首》、《闻猿》等等。其中《江亭》诗：

瘴江昏雾连天合，欲作家书更断肠。今日病身悲状候，岂能埋骨向炎荒。

写出了诗人处境的艰苦和心境的悲伤。又如《忆汉月》：

花开花落无时节，春去春来有底凭。燕子不藏雷不蛰，烛烟昏雾暗腾腾。

诗中则既写出了南方边远地区与中原和北方大不相同的气候特征，又抒发了诗人身处异乡思念故土的心情。

诗人晚年回无锡老家闲居①，写了《过梅里》(七首)，主要是乐府歌行体。这些诗或为三三五加五言句，或三三七加七言句，或通篇五言、七言句。如《上家山》(作者少居梅里，于惠山寺肄业，旧室犹在，所以称惠山为“家山”。梅里位于无锡东南三十里处)诗开头为：“上家山，家山依旧好。昔去松桂长，今来容颜老。上家山，临古道。”f以下均为五言句)。《早梅桥》是三三七句：“早梅花，满枝发，东风报春春未彻，紫萼迎风玉珠裂。”对这种句式，陈寅恪先生曾论述过。他说：“关于新乐府之句律，李公垂之原作不可见，未知如何。恐与微之(元稹)之作无所差异，即以七字之句为其常则是也。至乐天之作，则多以重叠两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或三字后接以七字句。”D](O23)他又说：“考三三七之体，虽古乐府中已不乏其例，即如杜工部《兵车行》，亦复如是。但乐天新乐府多用此体，必别有其故。”经过比较分析后，他得出结论说：“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与陈(子昂)、李(白)辈等之改革齐梁以来士大夫在纸上摹写之诗句为标榜者，大相悬殊。其价值及影响，或更较为高远也。”…(这段评价应是比较恰当的。虽然主要是评价白居易和元稹，但首先就提到李绅，可见李绅是元白诗派的重要成员。他们新乐府创作上的共同特点，是被人肯定的。

陈寅恪先生又在《元白诗笺证稿》“附论”中专论了“元和体”。据《旧唐书·元稹传》)所述：“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全唐诗》卷十六《白居易》卷二三《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云：“诗到元和体变新”，又自注曰：“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元和格”即“元和体”。“诗到元和体变新”，这虽然主要是指诗的形式变化，但形式的变化也是因内容变化引起的。李绅为元白诗派的重要诗人，其诗自然会有“元和体”的特征。据白居易所言，“元和体”多为律诗，且多长律；又如元稹所言，“驱驾文字，穷极声韵”(《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这样才便于铺陈叙事，反映现实生活内容。

元白诗派的重要成就是推动新乐府创作的兴盛，以至后人将其看作一场文学运动。新乐府诗的共同特点就是“病时”，而且是从李绅的《乐府新题》“病时尤急者”引发而来的。李绅是元、白的好朋友，他们经常一起唱和。首先是李绅作《乐府新题》二十首赠元稹，元稹便“取其病时尤急者，列而和之”，得十二首；白居易以此为发端，作《新乐府》五十首。从此中唐的新乐府蔚为大观。

李绅的新乐府诗无从查考。但存诗中也有些诗作浅切通俗，风格尤近白居易。如《闻里谣效古歌》：

乡里儿，桑麻郁郁禾黍肥。冬有褴襦夏有缔，兄锄弟耨妻在机。夜犬不吠开蓬扉。

乡里儿，醉还饱，浊醪初熟劝翁媪。鸣鸩拂羽知年好，齐和杨花踏青草。

劝年少，乐耕桑，使君为我剪荆棘，使君为我驱豺狼。……

乡里儿，终尔词。我无工巧唯无私，举手一挥临路歧。

全诗仿乡里歌谣而作，多用口语，明白如话；旬式则用典型的乐府歌行体三七或三三七。至于《悯农》：“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采用古风体，语言纯朴通俗，言简意赅，令人回昧，更是千百年来人们传颂的佳作。

感之以事。动之以情

我国古代诗歌多以抒情为主，而乐府诗则多为叙事，或叙事与抒情相结合。李绅的诗多记生平经历，感叹物是人非，故有叙事兼抒情的特点。这既与中唐的社会状况有关，也与元和体及新乐府的兴起有关。

李绅生活的中唐时期，藩镇林立，中央集权削弱；宦官染指朝政，朋党倾轧，酿成了政治黑暗，战祸频仍，土地集中，赋税沉重，灾荒不断，民不聊生的局面。这样多灾多难的多事岁月，提供了叙事诗成长发展的土壤，李绅及元、白的叙事诗，大概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他的《追昔游集》本是“叹逝伤时，发于凄情而作”。要表达自己的身世遭遇自然少不了叙事，而有身世浮沉经历的人，自然少不了感伤和感慨，少不了抒情。正如自居易所言：“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

李绅追忆自己从元和十五年(820)迄大和九年(835)十五年间，在朝任职与遭诬构被贬斥的经历，而写成五言排律《趋翰苑遭诬构四十六韵》，主要叙述了自己如何受穆宗重用，召入翰林院，如何想“洁身酬雨露”以报答皇恩，却仍被李逢吉等“利口扇谗谀”加以陷害，贬逐南方；然后又写了贬地的荒僻艰苦，自己身心的伤痛、感念。在这些遭遇的陈述过程中，作者委屈无奈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在那“乱群逢害马，择肉纵狂貊”的境遇下，诗人“胆为隳肝竭，心因沥血枯。”其满腹愤慨倾注笔端，真所谓“写事传情”。在“谤兴金就铄，毁极玉生瘠”的情况下，被“谤”被“毁”者内心的感慨，正如骆宾王所言：“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悲伤大约莫过于此了。

作者晚年追忆这段悠长岁月，仍痛定思痛，况且昔日好友如元稹、庞严、蒋防等已相继辞世，这不能不使他黯然神伤。所以，在诗的结尾，诗人的情绪由开始时的报国进取变得感时伤逝，叹老思归。诗日：

仿佛皆停马，悲欢尽隙驹。旧交封宿草，衰髦重生刍。万戟分梁苑，双旌寄鲁儒。骏驳移岁月，冉冉近桑榆。疲马愁千里，孤鸿念五湖。终当赋归去，那更学杨朱。

诗人感叹人生如白驹过隙，故交好友已成隔世之人，衰老者更加珍重少年时结下的友谊。如今自己弃文从武，担当宣武军节度使的重任。年近桑榆，犹如一匹疲倦的老马，不想再往前奔，只想找一个歇息的地方。终归要效陶潜罢官归去，或者要学学战国魏人杨朱的“重己”、“贵生”。这首长律是李绅叙事细腻、抒情浓郁的出色代表。李绅还有一些看似抒情的诗，也包含着叙事的成份。如《江南春暮寄家》：

洛阳城见梅迎雪，鱼口桥逢雪送梅。剑水寺前芳草合，镜湖亭上野花开。江鸿断续翻云去，海燕差池拂水回。料得心知寒食近，潜听喜鹊望归来。

诗前四句看似写景，其实在纪程。以几样特色景物纪时，“梅迎雪”、“雪送梅”、“芳草合”、“野花开”，从雪飞梅开的冬腊天到草长花开的春天，时间次序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点也在不断变换：从“洛阳城”到“鱼口桥”、“剑水寺”，然后到了江南“镜湖亭”，诗人的行踪也很明朗。全诗记事写景，简洁明快。那么什么时候到家呢?诗后四句则有候鸟“江鸿”(雁)、“海燕”报时；喜鹊报归，寒食前后准到家。此可谓写事传情的好诗。这与杜甫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种抒情诗不大相同，思想情感也有异：杜甫重在抒写国难之痛；李绅的诗重在叙写行踪和景物。杜诗沉重，李诗轻快。

境界阔大，情感刚劲

李绅的诗集既名《追昔游》，实多记行踪游历，且多为晚年仕途平稳、生活安定、官运亨通时的追忆，所以让人感到有些“饰志矜能，夸荣殉势。”以至有人说他的诗不能与同时人角争强弱。其实，这些评价有欠公允。他的不少诗不仅情意真切，纯朴自然，而且意境阔大，格调刚劲，往往片言只语精采超人。

《过荆门》诗尾句：“惆怅忠贞徒自持，谁祭山头望夫石?”以典故“望夫石”即妻对夫的忠贞，喻自己对君主亦诚不二。但有“谁祭”我呢?君是否会记着我?诗所流露出的是委屈怨恨的情绪，但不得不承认，此时此景用此典故，是贴切而自然的。《答章孝标》诗：“假金方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是答孝标的诗“及第全胜十政官，金汤镀了出长安”(《及第后寄李绅》)句，因“李绅答诗针砭”，使得“孝标惭谢”(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4l、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6)。李绅诗有所讽劝，富于哲理，实为妙答，也见出他确有质朴耿直的性格特点。又如《却过淮阴吊韩信庙》诗尾叹道：“徒用千金酬一饭，不知明哲重防身”，一语道出了韩信的悲剧原因，似乎他自己很通人情世故似的。而《初出肥口入淮》诗则有“人心莫厌如弦直，淮水长怜似镜清。”可见他自己并没有记取韩信的教训，还要一味的坚守自己的率真刚直。“如弦直”、“似镜清”，道出了自己梗概纯朴的个性，抒发了励精图治、不畏阻力的志趣。“石标琪树凌空碧，水挂银河映月寒。”(《华顶》)诗句气魄宏大，音节高亢，描绘了天台山顶的雄伟气势。《入泗口》首联：“洪河一派清淮接，蔓草芦花万里秋”，用一“接”字写“洪河”、“清淮”相连，视野广阔；而“秋”是“万里”，则天下皆秋。颈联“望深江汉连天远，思起乡关满眼愁”，金圣叹评说：“望深江汉”者，意欲经略中原；“思起乡关”者，意欲归向田园。诗中所展现的境界阔大，而情感则有些茫然。尾联道：“惆怅路歧真此处，夕阳西下水东流。”为何惆怅呢?因为不知是“望深江汉”好还是“思起乡关”好，此是“路歧”；如果于徘徊观望之际，人生如“夕阳西下水东流”，还有何可为?怎不叫人惆怅啊!这些诗句不论抒情还是写景，都意境阔大，情感刚劲，大概就是毛晋所说的“一洗唐人小赋柔靡风气”吧。其实，李绅本来就性情刚褊，他因此而遭过李逢吉等人的陷害，曾被远贬岭南；而他早年却有过英雄壮举：元和元年进士及第后，被江南节度使李铸留为掌书记。李镝谋反，李绅抗节不从而被投入狱中。后叛平出狱，绅因大节得保而受称赞。他的诗也就是他真性情的流露。

李绅的诗并不都像《悯农》或《闻里谣效古歌》那样“明白如话”，有不少诗喜用典故，不易理解。但也不是“音节哗缓，似不能与同时人角争强弱”。如《悲善才》诗，运用种种事物模拟琵琶音响，从而细腻地描绘出在西京和在滁州两次倾听曹善才师徒演奏的感受。风格与自居易的《琵琶行》相似。

不仅那些精彩超人的只言片语有如星星布于夜空，使平淡的诗陡然增色；即使李绅他的小诗也很有意味，可读性强。如《长门怨》“宫殿沉沉晓欲分，昭阳更漏不堪闻。珊瑚枕上千行泪，不是思君是恨君。”语言明白晓畅，诗意韵味浓厚。在贬去端州的路上有一首七绝《至潭州闻猿》，诗云：“昔陪天上三清客，今作端州万里人。湘浦更闻猿夜啸，断肠无泪可沾巾。”今昔对比，云泥之别，怎不叫人伤心断肠?况且“更闻猿夜啸”，自然就“断肠无泪可沾巾”。同时还有一首《闻猿》诗：“见说三声巴峡深，此时行者尽沾襟。端州江口连云处，始信‘哀猿伤客心’。”白居易被贬入川，途经三峡时，曾写过“哀猿伤客心”的诗句。如今李绅从朝廷大臣一日而成远放荒裔的贬臣，此情此景，当然“始信哀猿伤客心”了。这些小诗都写得自然清新，意味深长。

总之，纵观李绅130余首诗，体制上不拘一格，善于写事传情，也能创造阔大意境。正如胡震亨所评价的那样：“揽笔写兴，曲备一生穷泰之感，亦令披卷者代为抚然。”(《唐音癸签》卷7)那些精彩的短章碎句，意味深长，展露出诗人的胸怀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