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灵性文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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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一套“灵性文学丛书”的出版问世把灵性文学作品推向了大众。这也就自然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和议论。诸如灵性文学的名称问题、走向问题、创作技巧问题以及与宗教信仰的关系问题等都是引起探讨的话题。本文作者以肯定和赞同的基调，从四个方面对中国灵性文学进行分述，即文学与基督信仰、灵性文学的名称、人与灵性以及灵性、理性和文学创作。其中特别是结合圣经对灵性的认知及与其有关的理性和文学创作等作了一些探讨。最后在结束语中提出了中国灵性文学所处的阶段及其在圣经光照下肩负的使命和意义。

关键词:灵性文学;基督信仰;圣经;文学创作

手捧这套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和中国电影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小说家兼诗人施玮主编的“灵性文学丛书”，[1]

非常高兴。终于在中国见到了有中国作家自己撰写的，正式出版发行的，切入当今生活的又与基督教文化有着某些关联的文学作品。这套丛书主要选编了海内外一百多位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卷《此岸与彼岸》、诗歌卷《琴与炉》、小说卷《新城路100号》（上、下）、长篇小说《放逐伊甸》（中国电影出版社）共五册。

心想何不干脆就用“基督教文学丛书”，为何却要绕着弯子起名“灵性文学丛书”呢？掩卷三思，终于还是明白了施玮先生之所以这样做的独特见解和良苦用心。我在举双手赞成的同时，甚至也萌生了一点个人的领悟和感受。适逢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与“灵性文学丛书”主编施玮合作，于2008年10月11日（星期六）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汉语灵性文学”学术研讨会，金秋十月，佳美良机，旧朋新友，学术畅谈，我也来凑凑热闹，把自己的这点看法谈出来，岂不快哉！

当然只打算来凑凑热闹，随意发言估计还是不行，诚如会议主办者所言，此次会议是此方面研究领域学者的一次聚会，将汇集在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研究方面的朋友，将对于“灵性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既然如此，就当慎重。言下之意，就是把赞成的这点原因，借着发言讲出来，与大家分享，共同探讨。

一、文学与基督信仰

基督宗教与文学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各家出版社纷纷出版基督宗教与文学的专著，甚至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也越来越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注意。最近的出版界接二连三地抛出有关的专著，如：上海师大扬剑龙教授的《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2]暨南大学王列耀教授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3]西南师大王本朝教授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4]济南大学刘丽霞教授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5]等，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特殊的学术现象。

一般来说，基督宗教有社会功能、神学思想和文化艺术三个层面上的特征。基督教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及其在社会的传播和影响，到了现当代社会可能不能完全应付社会所要求的整合，但其神学思想和文化艺术却仍然有其活力，且越来越彰显其在思想和文化影响上的重要性。诚如杨慧林先生所论：“在有关‘价值’的各种人文学思考中，神学的视角越来越显示出无可替代的意义；因为在世俗的领域里追索价值，我们最终只能发现一切‘价值’都充满了相对性。通过后现代主义批评对于‘宏观叙述’的结构，基督教神学实际上得到了更大的空间。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空间显示了人文学与神学的深层同构。”[6]

这世界需要文学，因为文学可用想象为我们提供一个方式来认识世界，也为我们和世界提供了一个有力又有效的对话渠道。而基督信仰更需要文学，因为基督信仰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话语”的传递上的，而文学的本质便是把语言、文字推到极致，像用杠杆推动一个沉重的观念，举重若轻。文学中的故事更有其魅力，可直指人心渴望，同时又能呈现世界本相。想一想，圣经各卷作者不约而同地采用文学手法来书写，岂是巧合？这其中必有上帝的心意。所以在信仰中，文学应和神学、护教学相辅相成。我们需要大声疾呼，也需要轻声细语，我们需要促销，也需要渗透。没有文学的信仰，就像断翅的鸽子，飞不高也飞不远，更遑论深入人心。[7]

那么如何认识基督教与文学的关系呢？假如只说基督教文学是用文字作见证，那就是一种误解。当然，能写出好的见证也可以是文学，但真正的基督教文学却不仅是用文字写成见证而已。而一部上乘的极具灵性的文学创作，很可能整部作品中不见一个基督教的惯用术语或专有名词，却仍然可以成功地传达基督信仰的精神。而相反地如果作者对基督信仰没有较深的了解，整篇作品中尽管采用了许多基督教的名词与圣经章节，仍然不能算是基督教的文学作品。就拿两个日本现代作家来说吧，比如三浦绫子，从基督信仰的角度看，她只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但却对基督信仰有深刻的认识。她从创作小说《冰点》[8]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后来的作品越来越多，在日本基督教文学界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技巧上她坚持以间接的方式传达基督信仰的信息。她对以文学传福音有她自己独到的看法。她说如果今天施洗约翰忽然出现在东京的街头，大声疾呼：“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人们一定会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因为东京没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施洗约翰能为耶稣预备道路，而她认为她只能为施洗约翰预备道路。这就是三浦绫子对文学创作与基督信仰的关系的看法。而她实际上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许多日本青年正是在读了三浦绫子的小说后而悔改归向了基督。就连翻译她小说的翻译家朱佩兰女士的受洗归主，也是因长期研读三浦绫子的作品而受到影响的。至于日本另一位作家远藤周作，他作品中所蕴藏的基督教信息和神学思想，可能更为深湛。他的代表作《沉默》[9]是一部相当有深度的基督教文学作品，不仅在日本有极大的反响，早已拍成电影，即使放到世界基督教文学中来看，也有其卓越的地位（早已译成十几国文字）。远藤周作对圣经和基督宗教神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才能写出《沉默》那样的巨作。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基督教文学作家们，可能需要作更多的努力，不单是在写作题材或创作技巧上，而且还要对基督宗教，特别是圣经，有精深的了解与认知，换言之，即对基督信仰的内涵要痛下功夫。[10]

所以说把定点放在作品与基督信仰的关系上来认识和把握这种文学就显得尤其重要。

圣经说“太初有道，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上帝独生子的荣光。”[11]西方的与基督信仰关系密切的作家和诗人，频频提到，文学在信仰中，深具“道成肉身”的力量。怎么说呢？文字书写本来就是以有限描述无限，以具体呈现抽象，以象征来指向神圣。当作者用具体的意象、人物和故事来包裹、呈现属灵真理时，就是一种“道成肉身”的方式。就像上帝藉着拿撒勒耶稣的肉身，来彰显望不见、也摸不着的自己一样。[12]而基督教文学家施玮更进一步地扩展了这一认知。她说：“道不仅具有太初原有并永恒存在的客观性，也具有让人可以亲身看、听、触摸，而产生的主观体验性；道不仅具有创造性，同时也具有同在性；万有藉道而造、从他而出、在他里面，他又道成肉身，住在万有中间，与被造之人同住；道具有真理的光照性和审判性，同时又具有救赎的丰满完全性与恩典性；道具有自我存在的荣光，同时又具有自我表明的启示性。”[13]她鉴此而进一步认为中国基督教文学是基督信仰在中国文学和文化语境中的一种“道成肉身”；是藉着表述人亲身对这道的主观体验而见证这“道”（基督信仰）；是以上帝赐于人的创造性来表述这道与人同住，见证道在人里面，人在道里面；是在真道的光中重新解读自己、他人、社会、世界，并传递出这种以道（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新的世界观、人生观，描述出一种新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在这道启示性的光照下，认识人的犯罪与上帝的救恩，形成一种对罪的弃绝和痛悔，同时藉着对上帝救恩的信心与盼望而创造出充满喜乐和心灵安息的文学。[14]

可喜的是这种“道成肉身”的文学创作（即与基督信仰有关的文学）正在中华大地悄悄崛起。当代中国以北村、施玮、莫非、鲁西西、刘光耀、齐宏伟等一大批中青年作家正在我们身边一一涌现。他们大多数都有基督信仰。他们在圣经的光照下，以上帝的启示性真理作视角，以文学创作的各种形式为表达，解读和阐释自己、他人、和社会。他们有的擅长吟诗，有的喜欢写小说，撰散文，题材不一，形式多样。比如施玮，她擅以诗的形式抒写灵性之光和肉身之道，着意把深刻的灵性凝铸为优美的意境，在人间情爱中映射那属天的真爱。[15]她同时又撰写小说，如在《放逐伊甸》里刻画了像李亚、赵溟、戴航等为代表的栩栩如生的知识分子人物形象。他们透过死亡窥见了生命的意义；穿过罪恶认清了自我的本相；冲破怨恨懂得了爱情的真谛。张鹤先生曾评价说：“《放逐伊甸》的确为当代中国信仰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讲述的可能性。”[16]再看早已名扬四海的小说家兼诗人北村，他早年曾被誉为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后以“神性写作”又成为中国小说界的一个独特现象。像小说《施洗的河》、《老木的琴》、《玛卓的爱情》等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读了他的诗，我们一定也会像施玮那样产生共同的认知：“他的诗歌却让我在一片晨曦中，看见一只突然腾空飞起的鸽子。温润、雪白，是他灵魂的歌吟。歌唱着天国和爱情。透过这些简朴、内敛、温暖而充满哲思的诗句，我被带入他心灵的深处，被一份爱的炽热灼痛。”[17]还有像莫非、区曼玲、鹤子、陈卫珍等的短篇小说；像鲁西西、刘光耀、齐宏伟、姜庆乙、匙河、王怡等的诗篇，像宁子、小莹、范学德等的散文，无不浸透着生命、爱情、和智慧。他们有的讲述朴素，却发射出活泼生命的力量；有的表达犀利，却蕴涵着真爱的温存；有的言说浪漫，却散发出智慧的馨香。

二、灵性文学的名称

就在不久前美籍华人基督教文学家施玮借主编一套“灵性文学丛书”率先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灵性文学”。这样径直用“灵性文学”代替“基督教文学”，显得尤

其大胆而率真，因为丛书表现了这批中国当代作家对基督信仰与基督教文化的高度认识和洞见，也展示了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一种挑战和超越。说真的起先我也有些疑惑，心想何不径直使用“基督教文学”，而要转弯抹角地使用“灵性文学”呢？后来我经过思考还是明白了使用后者更是明智之举，也有其自身的道理。虽然就这套丛书的编撰、内容及其对象来看，它显然属于基督教文学作品，再从目前中国灵性文学的现状来看，用基督教文学可能更容易被学术界认可。但我还是以为用“灵性文学”更有其内涵和深远的意义。首先教会传统在对文学的认知上有着种种铁板钉钉的框框调调。有些人总是戴着传统和礼仪的眼镜来看待文学。你即使用了“基督教”，也还是免不了他们在基督教与文学关系上的吹毛求疵。再从国情和读者的角度着想，毕竟中国是无神论国家，大多数读者可能会对“基督教文学”要比“灵性文学”更加敏感。许多国人一看是“基督教”，有的敬而远之，有的躲而避之，有的见就反感，而碰都不碰就嗤之以鼻的也大有人在。于是我想，用“灵性”来避重就轻，绕开锋芒，碰到尚有“性灵”之识的国人，他们只要不是像上面提及的那些碰都不碰就嗤之以鼻的人，或在好奇之中，或处误解之下，可能也会开卷有益。当然对于文化层次较高的人士或从事基督教研究的学者来说，用“基督教文学”和“灵性文学”则大同小异，没什么两样。

从理论上看，“基督教文学”更侧重于学术研究的范围；而“灵性文学”则可以从更宽广的层面上朝向全体大众，也更能彰显文学自身所特有的审美性和启迪性价值。“灵性文学”可以在形式上更为丰富多样。它不仅可以向无神论者传递基督福音的信息，也可以扩展基督徒的精神生活，甚至提升他们的属灵生命；其表达形式既可以小说、戏剧和诗歌等虚构性为主，也可以散文体非虚构性为主；它既可以是浅显的、直吐其心的，贴近现实生活的，也可以是深邃的，隐藏含蓄的、展现精神世界的；既可以,解读中国的基督教精神。

三、人与灵性

既然“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已经举世公认，我们就当好好理解以人为核心的实际含义，或更进一步以人为线索，来把握灵性在文学中的意义。人学的文学，就是反映人里里外外、方方面面的心灵与肉体的活动。人在不断地与自然、社会、自我的交互作用中推动着文明的进程，人学的文学也始终描绘着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文学既表现人们为展示人的本质力量和外在行动，也表现人们因丧失自我，丧失自由时的内在的精神痛苦，回荡着不同时期社会中人对自我灵魂的拷问之声，贯穿着深刻而深沉的生命意识和人性意蕴。甚至可以说，什么样的人就产生什么样的文学，因为“文学是人最深刻的表现”（立松和平语）。

打开圣经，恐怕通篇找不到“基督教”这词，但却处处可见“人”和“灵性”二字。让我们先从上帝对人的基本定位来做一番考查。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于是“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18]接下来，“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19]从此，一个完整的人昂首挺立于世界的东方。上帝的这一创造就使人的本质包括了一个有形的体（也称身体或肉体）和一个无形的灵（也称灵魂或灵性），简称“人”。[20]后来圣经又在另一处对这个伟大的创造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是上帝耶和华。”[21]所以我们说人的身体虽来自尘土，人的灵性却出自上帝。

后来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吩咐（就是灵性与上帝隔绝），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受到上帝的咒诅和责罚，结果就是在世生活要劳累受苦，将来身体要回归尘土。亚当的身体回归尘土就是肉体经历死，这死却不单指肉体的消亡，而更是从深层含义上指灵性离开了上帝。今天的人因为都是从亚当的身体经代代遗传而来，所以都要回归尘土，就是说都要经历死亡；可灵性与上帝隔绝却不是从亚当的肉身而来，而是亚当把罪（违背上帝的吩咐或称冒犯上帝的权柄）引到了世界后，我们自己在这有罪的世界里犯了罪，就如使徒保罗所提示的那样：“这就如罪是从一人（指亚当）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因犯罪使自己的灵性与上帝隔绝的人就是因自己犯罪而成了罪人，而不是生来就是罪人。这种将人认定为生来就是罪人的遗传观（或称原罪观）乃是西方传统基督教神学违背圣经真理的结果。犯了罪的人若不及时悔改，就会越来越远离对上帝的敬畏。在上帝的眼里，人虽有肉体，若无灵性，也就没有了生命，成了“行尸走肉”。因为人看人是从下往上，人看人是先注重身体，再看上灵性，甚至只注重外貌。人以为人的身体不存在了，人的灵性也就不存在了，也就没有意义了。可上帝不这样看，上帝看人是从上往下，上帝看人是先看人的灵性（或称内心）。人的灵性不存在了，或说人的灵性与上帝隔绝了，也就成了圣经里所称的死人，耶稣在世时曾向他的门徒们提醒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这实际上是说人有了灵性，人的生命才真正存在，反之，灵性离开了肉体，即与上帝隔绝了，人的生命也就结束了。[22]

虽然世人都倾向于犯罪，但仍有像罗得那样为罪恶和不法的事义心天天伤痛的人，上帝看他们是忧伤的义人，“就不愿长久发怒，恐怕他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23]于是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籍着永远的灵到世上来，搭救敬虔的人（指像亚伯拉罕、罗得那样的义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这敬虔的人，在上帝的眼里，就是那些肉体还未回归尘土，灵性却因犯罪（偶尔或经常）而与上帝隔绝但却痛悔的人。因为圣经早有应许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24]

四、灵性、理性和文学创作。据圣经记载，耶和华上帝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后，便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后来夏娃听了蛇的劝诱摘下上帝吩咐“不可以”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来吃了，又给他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的行为和在上帝面前所受的咒诅和责罚清楚地表明，他们是冒犯了上帝权柄，违背了上帝的吩咐，是错误的，也就是犯罪的。[25]人对自己要做的行为所做出的判断和选择，都是依着自己的从上帝那里所得的灵性。人在对自己要做的行为做出判断和选择时，就像亚当和夏娃面对上帝的吩咐“可以”或“不可以”时一样，顺从上帝的吩咐，就是顺从灵性，就是灵性与上帝同在，反之，就是灵性与上帝隔开（绝）。圣经记载古时听命而顺服的大有人在，如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雅各、约瑟等。[26]后来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向摩西颁布律法，用以代替直接的“可以”和“不可以”的吩咐来做判断和选择的标准，是叫以色列人来顺从执行，为外邦人作表率；[27]而对外邦人来说，圣经上则称“是非之心”或称“良心”和“思念”；对“是之心”就称“律法的功用”，有时也称“无亏的良心”。[28]再后来直到如今，乃上帝用耶稣和耶稣的使徒借着他的灵（即圣灵）颁布了基督的律法，即新约，为全人类每一个人做每一件事作判断和选择的标准。

再依圣经，当人所依据的灵性或是非之心或思念出现不信任或不顺从的时候，就是在心里或思念里产生骄傲的时候[29]，有时也称跟上帝争辩或跟上帝理论时的心态。[30]对这类人，圣经又称他们为文士、或辩士，甚至称智慧人，他们就像是我们今天所指的理论家和哲学家。这类人对自己要做的行为或作判断和选择时所依据的标准，圣经称之为“本性”或说“没有灵性”。[31]这也就是我们今人根据哲学和心理学所称作的理性或理智、或自由意志。

由于灵性是顺从上帝的吩咐或标准（即灵性与上帝同在），而理性却出自人自身所认定的错误判断（即灵性与上帝隔绝），所以说人的灵性高于人的理性。人的理性必因错误判断而导致人的选择失误。或者说，灵性是神圣者的智慧。这神圣者，就是赐灵性给人的上帝。灵性总是无我的，超我的，就连我们的现实人生，也是运用神圣的力量和灵性去领受这位神圣者所赐给的恩惠、智慧和慈爱。人若以为自己有智慧，其实那智慧乃是神圣者的智慧，因人依附自我判断所产生的智慧其实只是理性，到头来终必归于无有。难怪圣经曾这样警醒人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32]

灵性文学家依着灵性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就自然浸透着这神圣者的智慧，为实现某种特殊的创作目的，即上帝的旨意，其构思必然独特而不落俗套。而把理性看作神圣者的创作，只能表现为“以自己的智慧（实际上只是理性）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样的创作过程。

在文学创作中，人的理性从来都是习惯与于因果思维的方式，而灵性文学创作中只有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没有因果关系，而且这手段归根结底是目的运用灵性为自己创造出来的。对于实现神圣者（上帝）之核心的旨意的敏感，是中国新一代灵性文学家最重要的素质。事实上，灵性文学家总是同时洞察到神圣者的目的和智慧。换句话说就是，神圣者的目的笼罩了他们的创作，神圣者的智慧则渗透了他们的作品。

五、结束语

本文对在中国出现的灵性文学这一特殊的现象谈了几点我个人的看法。基调是肯定而赞成的。同时也尽自己对圣经所能了解和认知的程度，从人与灵性、灵性与理性以及灵性文学的创作特点等方面作了些探讨。我的宗旨就是为中国灵性文学在通往“圣城”的创作之路上“铺一根树枝或一件衣服。”[33]这样认为或许会引起文学界和理论界一些作家和学者的误识和不快。但要知道，一个新的事业在起初的阶段就像是一棵幼苗嫩枝，最需要的是浇灌，而不是修剪。[34]更何况这个新的事业是与耶和华的伊甸园和耶稣的客西马尼园紧密相连呢。[35]

虽然中国灵性文学创作正处在拓荒阶段，但它不就像一棵香柏树的嫩枝吗？上帝曾这么提醒说：“我要将香柏树梢拧去栽上，就是从尽尖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于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36]后来耶稣也曾用一个比喻说出了类似的提醒：“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37]

因此我们的学者和作家就不要主观地轻看当代中国的灵性文学这芥菜种或嫩枝。而灵性文学家们更不要以为你们所从事的好像只是那穷寡妇的两个小钱，但就是这两个小钱却在耶稣的眼里看为宝贵。[38]我们知道，天下任何事情没有不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因为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39]中国灵性文学创作的确是正处在

栽种和浇灌的时期，但它必会在上帝所特定的时间里长大。圣经曾应许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上帝叫它生长。”[40]

因此，我们要认识到中国灵性文学创作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开疆拓土的事业，是上帝必会祝福的事业。但灵性文学家们所走的路又可能是一条漫长而孤寂的十字架道路。而作为一件庄严的使命的灵性文学，其产生的影响力当是无与伦比的，它会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因此把握中国灵性文学走向和发展就显得尤其重要。学者们甚至可以思考灵性文学可能会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别希望，就像俄罗斯文学那样，走向世界的俄罗斯文学正是从灵性文学起步的，它从来不以简单地表现人生、爱情、婚姻、家庭为目的，而是结合俄罗斯民族的命运和苦难为己任，朝着上天发出心灵的呐喊。所以中国灵性文学家们也当这样对中国人的命运倾注关怀；对人的犯罪和社会的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让每一个中国读者能从灵性文学作品中看见上帝的形象和属性，就如爱、公义、真理、宽容、赦免、怜悯、接纳……等，而最最重要的是让读者领悟基督的救赎精神。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灵性文学创作和研究可能会肩负拯救中华人文精神之重任。

鉴于圣经曾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世界级文人巨擘，因此中国的灵性文学作家和批评者也要努力了解圣经，要对圣经的文学性、艺术性、哲思性加强研究和探讨。可能的话，深入思考基督的救赎之路的重要意义，了解基督的大使命，依据信主之法，领受悔改赦罪的道和信而受洗必然得救的理。[41]

让我们团结一致，在圣经的光照下，顺从上帝的定期，成就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个独特而崭新的事业。

(原载杨剑龙主编《灵魂拯救与灵性文学》论文集，新加坡青年书局，2009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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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8年版。

[2]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6]参杨慧林：《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9页。

[7]参莫非文：“重拾彩虹尽头的金钥匙——基督教文学探索”。

[8]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9]尚未见汉译本，原版于1966年出版。

[10]参殷颖文：“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困境”。

[11]约1：1-2，14。

[12]参莫非文：“重拾彩虹尽头的金钥匙——基督教文学探索”。

[13]参施玮文：“华文基督教文学浅议”。

[14]参施玮文：“华文基督教文学浅议”。

[15]参施玮主编：《琴与炉》（诗歌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页001。

[16]参张鹤文“漂泊的宿命与回归的坦途——谈施玮的《放逐伊甸》”，见《放逐伊甸》附录，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页279-280。

[17]参施玮主编：《琴与炉》（诗歌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页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