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武侠小说观评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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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武侠小说本体观创作观鉴赏观

摘要：金庸有自己清醒的关于武侠小说的本体观、创作观和鉴赏观。其本体观主要体现在武侠小说是一种形式传统化、功能娱乐化、本质情感化的文学类型，与其他小说类型是平等的；创作观主要是以人物为核心并写出人物的性格、情节跌宕起伏且与人物性格相适应、设定历史背景以求真实感、武功源于想象已增神奇性以及力求不断创新；鉴赏观主要表现于不以类型论成败，应以娱乐性、情感性、人物塑造、人生思考以及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念为评价标准。金庸能全面提升武侠小说品格，成为武侠小说创作第一人，得益于这样的认识及其在创作中的成功实践。

金庸小说自被施以经典命名以来，以金庸小说为对象的研究成果已颇丰，内容亦涉及很多方面，且比较深入。但是，至目前，对金庸本人的关于武侠小说的认识却研究不足。所以如此，与金庸本人从未系统地论述自己的武侠小说观有莫大关系。然而，对于武侠小说，金庸是有自己清醒而自觉的认识的。虽然这些认识只散见于小说的后记、再版序言，以及一些访谈录中，但从中却可以清楚地看到金庸关于武侠小说的本体观、创作观和鉴赏观。金庸小说所以能成为武侠小说集大成者，与此有关。梳理出它们，不仅对研究金庸小说本身有极大的意义，而且有助于武侠小说的理论建设。

一、本体观

对于武侠小说这一文类本身，金庸主要有以下一些认识：

1．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武侠小说与其他文学形式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优劣、雅俗之分。金庸在早年接受采访时就强调，“……不管是武侠小说，爱情小说，侦探小说或什么小说，只要是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它是用什么形式来表现那完全没有关系。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有文学意义的，就是好的小说，其他任何小说也如此。毕竟，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而在2002年的新版《金庸作品集》序言中，金庸则再次明确表态说：“武侠小说只是表现人情的一种特定形式。作曲家或演奏家要表现一种情绪，用钢琴、小提琴、交响乐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画家可以选择油画、水彩、水墨或版画的形式。问题不在采取什么形式，而是表现的手法好不好，能不能和读者、听者、观赏者的心灵相沟通，能不能使他的心产生共鸣。”可见，在金庸看来，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和其他各种文学类型，尤其是和其他小说类型相比，是完全平等的，没有高低、好坏之分。也因此，金庸对所谓的“雅”“俗”观念并不赞同。他说：“俗和雅是没有界限的，任何作品，艺术作品一定要俗。一定要给人民大众接受，这是的意见，这一点我同意。他主张文艺一定要为工农兵服务，你说因为工农兵接受就俗了，只有文人学者，大学教授同意，这就雅了，我不赞成这个讲法。”

2．表现情感既是文学的本质，也是武侠小说的本质。对于文学的本质问题，金庸在早期小说《神雕侠侣》后记中就曾有过回答。他说：“我个人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因为，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时代如何发展，“父母子女兄弟间的亲情、纯真的友谊、正义感、仁善、乐于助人，为社会献身等等感情与品德，相信今后还是长期为人们所赞美，这似乎不是任何政治理论、经济制度、社会改革、宗教信仰所能代替的”。而在成名之后的多次受访中，金庸始终坚持此说，且更加直截了当。例如，“以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文学主要是表达人的感情。文学不是用来讲道理的，如果能够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人的感情，那就是好的文学。”文学的本质如此，作为文学形式之一种的武侠小说，与其他文学形式相比虽然有种种不同之处，如“武侠小说基本上就是描写冲突的，像两种力量的冲突，两种观念的冲突，或是命运与人之间的冲突”，武侠小说“主要是幻想的，一般人的生活不会这么紧张和惊险”，但在表现和揭示人类的情感这一根本点上，武侠小说与其他文学形式不应有什么不同。所以，对金庸而言，写武侠小说就是要能揭示出人的情感，而且“希望写得真实、写得深刻，把一般人都不太注意到的情感都发掘出来、表现出来”。

3．武侠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中国化的、传统化的。金庸认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小说的一种形式，是西洋小说里面没有的一种形式”。它受读者欢迎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形式跟中国的古典章回小说类似，第二它写的是中国社会，更重要的，它的价值观念，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是非善恶的观念，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基本想法没有很大改变”。虽然“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似乎出现了一种观念，以为外国的形式才是小说，中国的形式不是小说”，使现代文艺小说“跟中国古典文学反而比较有距离，虽然用的是中文，写的是中国社会，但是它的技巧、思想、用语、习惯，倒是相当西化”，也因此造成“用中国传统方式来写小说的人，就比较不受整个中国文化界的重视，甚至受到歧视”，但由于“武侠小说大都是描写中国人的社会，中国的人物”，“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更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传统的观念”，“具有传统的小说形式，内容也是传统的，它的道德观与一般人的道德观也趋于一致”，所以“中国人自然有亲切感”，“自然不知不觉会较易接受”。“这种现象值得每一个人去正视它”，“我们应当充实它，并且加深它的价值”。

4．娱乐性是武侠小说最为重要的功能。娱乐性是金庸在武侠小说本体认识上又一始终坚持的观念。他一直强调：“武侠小说本身在传统上一直都是娱乐性的”，“武侠小说是真正的群众小说”，即使在现代，“我个人以为，武侠小说仍旧是消遣性的娱乐作品”，“武侠小说的趣味性是很重要的，否则读者就不看，它的目的也达不到了”。进而，不只是武侠小说，就是所谓纯文学小说，也应当注重娱乐性，因为“小说离开了娱乐性就不好看了，没有味道，我认为这是一种创作的失败。现在有一种文学风气，不重视读者的感受，不重视故事，老是要从小说的内容里寻找思想，寻找意义，这就变成‘文以载道’了，这不是文学”。“小说一定要好看，因为小说最重要的还是好看。”当然，重娱乐不能唯娱乐，“如果一部小说单只是好看，读者看过之后就忘记了，那也没什么意思。如果在人物刻画方面除了好看之外，还能够令读者难忘和感动，印象深刻而鲜明的话，那就是更进一步了。毕竟，小说还是在于反映人生的”。

金庸关于武侠小说本体的认识，无论是对于武侠小说文类本身还是对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类型平等既意味着武侠小说文学地位的还原，也意味着金庸对武侠小说的无比坚定信念，更意味着金庸因此而怀有一种严谨、认真的创作态度，从而致力于武侠小说创作上的种种探索；以表现情感为武侠小说乃至文学的根本，并以此作为自己创作武侠小说的理念，且力求表现深刻、真实，从而达到借虚幻的江湖世界表现真实的人心、人性、人情、人生的目的，这样的定位既在理论上与纯文学相一致，使类型平等之说显得更坚实，又在实践中因其真正做到了这一点而使金庸小说能够与纯文学作品比肩；武侠小说是中国传统的小说形式，并因其中国化、传统化而深受中国读者喜爱，这既表明了金庸对这一客观现象的清醒认识，同时也表明他于20世纪中后期创作武侠小说并非只是出于偶然的机缘，也并非只是为了提升所办报纸的发行量，而是为了继承和光大本土文学传统，这在全面西化的20世纪中国文坛尤显可贵；充分肯定武侠小说的娱乐性，进而强调小说本身的娱乐性，突出读者的阅读活动首先应该是娱乐活动，在此基础上再赋予其一定的内涵从而感动读者，非常符合于文学本身的精神与功能，这不仅更加坚定了金庸创作武侠小说的信念，而且也使他在创作中更自觉、更充分地调动和运用娱乐元素。金庸关于武侠小说本体之如此立说，无疑是比较客观、合理的，也因此形成了金庸不同于一般武侠小说作家的创作追求。

二、创作观

以合理、客观的武侠小说本体认识为前提，本着创作出既好看又耐看、既能给人以娱乐又能使人感动的武侠小说的创作追求，于自己的武侠小说创作，金庸也有自觉而清醒的认识：

1．以人物为核心，写出人的性格。金庸在创作之初就曾说过：“我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人的性格总应当是可能的。……世事遇合变幻，穷通成败，虽有关机缘气运，只有幸与不幸之别，但归根结底，总是由人本来性格而定。”在多次接受采访时金庸同样强调：“我个人觉得，在小说里面，总是人物比较重要。……我总希望能够把人物的性格写得统一一点、完整一点。”“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我希望写出的人物能够生动，他们有自己的个性，读者看了印象深刻。”而在2002年的新版《金庸作品集》“新序”中，金庸依然认为：“小说是写给人看的。小说的内容是人。……基本上，武侠小说与别的小说一样，也是写人，只不过环境是古代的，主要人物是有武功的，情节偏重于激烈的斗争。”而且，既然是写人，就应当写出人物性格的真实性、复杂性，所以“我写的角色也不是好人、坏人相当分明的，坏人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坏人身上也会有好的成分，好人身上也有坏的成分。作者当然希望写人写得真实，读者难免误会认为作者有时候把坏人写得相当好，是否鼓励坏人。我想作者不是这样认为，他考虑的是真实不真实的问题。他有时反映社会上具体存在的事，并不是说他反映的事就是他赞同的事。”可见，在金庸看来，塑造人物是武侠小说创作的核心，而要塑造人物，就必须写出人物完整、真实、复杂的性格。

2．追求情节的曲折跌宕，但须与人物的性格相适应。金庸认为，“武侠小说基本上就是描写冲突的，像两种力量的冲突，两种观念的冲突，或是命运与人之间的冲突。‘误会’也是一种冲突。人类社会基本上是充满冲突的，许多小说、戏剧也描写它，武侠小说只是更适合描写冲突罢了”。所以，武侠小说的“情节偏重于激烈的斗争”。也因此，“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免有过分的离奇和巧合”，同时，“侦探小说的悬疑与紧张，在武侠小说里面也是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因此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如果可以加进一点侦探小说的技巧，也许可以更引起读者的兴趣”。但是，小说家注重情节的曲折跌宕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而为。所以金庸同时认为，“故事的作用，主要只在陪衬人物的性格。有时想到一些情节的发展，明明觉得很不错，再想想人物的性格可能配不上去，就只好牺牲这些情节，以免影响了人物的个性”。因为“人有怎么样的性格，才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例如“杨过和小龙女一离一合，其事甚奇，似乎归于天意和巧合，其实却归因于两人本身的性格，两人若非钟情如此之深，决不会一一跃入谷中；小龙女若非天性淡泊，决难在谷底长时独居；杨过如不是生具至性，也定然不会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

3．设定历史背景，符合多重需要。金庸小说大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金庸对此主要有以下一些解释：其一，文体需要。“武侠小说本来就是以中国古代社会为背景……既然以古代社会为背景，那就不能和历史完全脱节。”所以“我写武侠小说，只是塑造一些人物，描写他们在特定的武侠环境（中国古代的、没有法制的、以武力来解决争端的不合理社会）中的遭遇”。其二,作品需要。因为“我写的武侠小说有的场面比较大，常有大的战争，这就必须要有所依据”。其三,阅读效果需要。“武侠小说多是虚构的，有了历史背景，便增强其真实感，武侠小说不可能像神话那样，要有真实感。历史是真的背景，人物都是假的，这样可以使读者自己去想象一切的发生，一切都变得真的一样。”其四，个人兴趣需要。设定历史背景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我对中国的历史很有兴趣”。当然，金庸小说中也有没有具体历史背景的作品，如《笑傲江湖》《连城诀》等。没有具体的历史背景，不等于没有历史背景。因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时间很长，过去许多朝代的变化不是很大的，而是很缓慢的。一个故事发生在明朝或清朝，只要不与政治牵连在一起，背景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这样的作品虽没有具体的历史朝代，却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朝代。这是对历史本质真实的更深刻把握。

4．武功的产生想象化，招式名称形象化，境界哲学化。对于自己小说中的武功描写，金庸也有比较明确的考虑。其一，产生想象化。“大多数小说里面的招式，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看看当时角色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就在成语里面，或者诗词与四书五经里面，找一个适合的句子来做那招式的名字。有时找不到适合的，就自己作四个字配上去。”其二，名称形象化。无论给武功起什么名字，“总之那招式的名字，必须形象化，就可以了……就是你根据那名字，可以大致把动作想象出来”。其三，境界哲学化。“中国古代一般哲学家都认为，人生到了最高的境界，就是淡忘，天人合一，人与物，融成一体。所谓‘无为而治’其实也是这种理想的境界之一。这是一种很可爱的境界，所以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希望主角的武功，也是如此了。”其四，集大成者。“如果我们希望男主角的成长过程，多姿多彩，他的武功要是一学就学会，这就未免太简单了。而且，我又觉得，即使是在实际的生活之中，一个人的成长，那过程总是很长的。一个人能够做成功一个男主角，也绝不简单。”所以，男主角大都因有几个师傅或较多的意外机缘而成为武功的集大成者。

5．力求创新，超越前人，突破自我。金庸具有非常明确的创新意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超越文类本身的限制。金庸认为，对于武侠小说创作来说，“作品不管写得怎样成功，事实上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这真是个问题。”所以对他而言，一方面既注重武侠小说的传统形式、娱乐功能，另一方面又强调“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希望藉这个形式表达出一些真实的，正确的社会意义，甚至呈现出某种永恒的艺术价值”。第二，超越前人。例如在回答何以在《神雕侠侣》中将男女主人公处理成“一个残废的男主角，一个失贞的女主角”的问题时，金庸说：“我当初决定这样写，也许是为了写武侠小说的人很多，已有的作品也很多，自己写的时候，最好避免一些别人已经写过的。一般武侠小说的男女主角总是差不多完美，所以我就试着写男女双方都有缺憾，看看是否可以。”第三，突破自我。金庸在总结自己的创作之路时说：“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情节、感情，甚至是细节。’”“我喜欢不断的尝试和变化，希望情节不同，人物个性不同，笔法文字不同，设法尝试新的写法，要求不可重复已经写过的小说。我一共写了12部长篇小说，大致上并不重复，现在变不出新花样了，所以就不写了。”

在武侠小说中能够以人物为核心，自觉致力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塑造，力求把人物性格塑造的真实、完整，同时注重人物个性与故事情节的辩证统一，使情节因人物个性而产生、发展，人物个性又因情节的发展而得到显示、强化，不仅因此塑造了一系列可以称之为典型的人物形象，而且避免了“庸俗闹剧”的可能；在小说中以背景的方式出现中国历史上的种种状况，或者是表象描述，或者是本质揭示，既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又丰富、提升了“侠”的内涵，尤其是当金庸以当代视角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理性反思和批判时，不仅增强了小说厚重的历史感，而且增强了小说深厚的文化感；想象的武功而非真实的拳术照搬，不仅避免了机械和一般，而且极大地拓展了表现空间，使金庸凭借其渊博的知识和丰厚的学养尽情挥洒成为可能，武功因此而具有哲学化、艺术化、性格化的品质，也更加增添了神奇性和观赏性；自觉努力于超越文体、超越前人、超越自己的创新追求，使金庸小说得以避免模式化、类型化、重复化。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金庸能够全面提升武侠小说的品质，成为武侠小说创作第一人，绝非偶然。

三、鉴赏观

相对于本体观、创作观，金庸直接谈武侠小说鉴赏的文字就更少。不过，细加梳理，与本体观和创作观相适应，亦可看出金庸关于武侠小说鉴赏方面的大致认识：

1．不以类型论成败。金庸以为，“武侠小说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有好的，也有不少坏的作品。我们不能很笼统地、一概而论地说武侠小说好还是不好，或是说爱情小说好还是不好，只能说某作者的某一部小说写得好不好。……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和它是不是武侠小说没有关系。问题是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感动人，有没有意义，而不是在于它是不是用武侠的方法来表现”。即，武侠小说作品的好坏“要从小说本身的价值来判断”，而不能从它是不是武侠小说来判断、评价。

2．娱乐为主，人物核心，情感本质，人生思考。金庸在接受采访回答“对小说有些什么基本的要求”时说：“小说一定要好看……其次，如果一部小说只是好看，读者看过之后就忘记了，那也没什么意思……毕竟，小说还是在于反映人生的”。“当然人生的各部分都可以，也应该加以反映，不过，我认为归根结底情感还是人生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而在回答“理想的武侠小说应该是怎样的”问题时，金庸说：“这个问题很难答复”，但就“个人的希望和方向”而言，“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我希望写出的人物能够生动，他们有自己的个性，读者看了印象深刻。……另外一点是，当然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从金庸这些关于武侠小说的基本要求或理想的武侠小说应当是怎样的表达中，既可看出金庸有关武侠小说的本体观、创作观，亦可得出其评判武侠小说作品质量高低的标准，其一，是否生动好看，有强烈的娱乐性；其二，是否以人物中心，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三，是否深刻揭示、表现了人的情感；其四，是否表达了作者对人生、社会的深入思考。

3．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金庸虽然在根本上认为“艺术本身还是艺术，它并不是追求什么目的，只是追求一种美感”，“至于真假善恶，则是另一回事”，因而“不想把文学当成是一种影响社会的工具”，“不赞成用‘主题’来评断一部作品。主题的正确与否，并不是文学的功能”，但同时认为，“小说中有人物，就有价值观念或道德观念。武侠小说本身是很微妙的，它也是一种大众型的产物，要接触千千万万人，如果故意或不知不觉地传播一种对整个社会善良风俗有害的观念，我希望能避免。虽然它属于美的范畴，但是事实上它是对人有影响的，因此作者要考虑到武侠小说是有千千万万人读的”。即从评判的角度讲，是否传播了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也是非常重要的价值尺度。

4．对青少年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与武侠小说本身无关。首先，对青少年因看武侠小说而导致模仿甚至暴力犯罪的指责，金庸以为“这个责任不应该由武侠小说来负的，一把菜刀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杀人”。其次，对青少年因读武侠小说而废寝忘食甚至荒废学业的问题，金庸说：“坏的影响，太过当然是有……什么东西一太过必然有害”，但是这与评判武侠小说本身的好坏没有关系，“譬如年轻人喜欢打球，打得过多而打坏身体或荒废学业，难道我们能说打球是坏的吗？”所以“武侠小说是中性的，是一种普通的娱乐”，不能因其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而否定其本身。

不以类型论成败是鉴赏的前提，唯此才能做到客观、公正而不先入为主，也才能进行鉴赏；娱乐为主、人物核心、情感本质、人生思考以及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作为评价武侠小说好坏的标准，是比较全面、合理的，凭此鉴赏武侠小说基本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不能因武侠小说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而否定武侠小说本身的认识，也比较客观，对纠正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因负面作用而否定武侠小说本身的观念，具有一定的作用。总之，金庸的与其武侠小说本体观、创作观相适应的鉴赏观，对如何鉴赏武侠小说具有比较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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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英．学问不够是我的一大缺陷[N]．南方周末，2002—07—3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