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素质艺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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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应该纳入青少年素质教育范畴里。

什么是素质，我认为“素质”应该是决定一个人的行为的重要基因，这种素质包含很重的感情因素，尤其是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列宁曾这样说的：“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积淀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还说过：“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这里说的感情是指在学习理论和实际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感情。因之，素质的形成是否可以理解是“感情与理智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或者说是实践基础上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这种统一，形成了人们的高层次的感情，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基本因素；它不是单纯的知识，不是单纯的理论，也不是一般的修养，而是融化在人们心灵中的深层次的感情。这种素质有先天的，但更多的是后天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的影响而深化，甚至改变。

素质有哪些内容，对此争论很多，说法不一，我个人的体会应该有以下几方面：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思维素质、心理素质、生活素质、文化素质、审美素质、身体素质以及种种非智力因素的素质，如想象力、创造力、专注力、记忆力、毅力、耐力、感知力、意志力、合作意识，等等。这里只能说是个人的感受把它罗列在一起。这样罗列是否合理可以研究，也可以更科学地归类，但是，素质的教育应该是全方位的，不同年龄段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但不能把青少年阶段素质的教育只是培养非智力因素，而把政治素质的培养看作是成年人阶段的事。

我总觉得对青少年素质的教育的根本点是爱国主义，这是政治素质的核心。这种教育不是停留在表面上、答卷上、理论上，而是要深入到幼小的心灵上。这里，音乐能起到特殊的作用。我有一位好友，他在日本军占领时期，在北京一所中学上学，有一天音乐教师把学生带到六楼教室，躲过日本军官的监视，紧关窗门，轻声地教学生学唱《松花江上》，当时教师流着眼泪教，学生流着眼泪唱，给学生留下终身难忘的一课。教师对歌曲没有任何解说，只在结束时说了一段话：“这歌是我教的，与任何学生无关，如果有人要告发，就告我一个人。”当时，在课堂上有好几个新民会（汉奸组织）官员的子女，事后证明教师平安无事，没有任何人告发。这些学生现在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一谈起这件往事，仍然十分动情。

1942年夏，高中毕业考试的前夕，日军打散了宁波中学，老家宁波沦陷了。家是回不去了。我们一批同学结伙流亡去重庆，路经赣州在蒋经国办的流亡学生招待所住了半个月，天天去公园，夜色中只要有一个人唱起《松花江上》，全公园都响成一片，带着眼泪，带着仇恨。记得“九·一八”事变，我9岁，校长、老师告诉我们，日寇强占了我们东三剩但我们还不完全懂事，大量的靡靡之音闯进了我们的生活中，《桃花江》《特别快车》《蔷薇蔷薇处处开》，还有《何日君再来》，等等，夹杂在《卖报歌》《大路歌》之中。感谢前辈革命音乐家们，送来大量的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等，一下子使我们从糊涂中清醒过来，把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懵懂积累起来的“不甘心当亡国奴”的爱国情绪凝结起来，不但对我们当时的行为起到强烈的指导作用，而且成为我们这一代青年一辈子不可动摇的意志。我想，这应该说就是爱国主义素质的形成。

有人问过我：“你是在什么思想基础上参加革命的？”我回答：“是正义感把我引进革命的。”因为当年，我的政治认识是模糊的。1942年我是抱着“重庆是抗日的心脏”、“是抗日的领袖”的信念，从沦陷区长途跋涉流亡奔向大后方的，到了重庆所见所闻，大失所望，才考上向往的昆明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1945年，打败了日本，亲自到重庆谈判，我们殷切希望国共合作，共建中华。但是要打内战。因为我们反对内战，国民党反动政府一下子杀死我们四位同学和老师，手段十分卑劣、残暴，这就是悲壮的昆明“一二·一”惨案。四位烈士静躺在西南联大图书馆阅览室里，帆布床下还淌着烈士的血，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四烈士遗体前发过誓，“不报此仇，不姓胡（我那时姓胡）”。就是这种正义感把我带进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一”学生运动，逐渐进入革命行列。当有人再问我：“你的正义感是哪里来的？”我一时真的答不上来了。以后经过了好长一段时期的思索，我逐渐找到我的正义感形成的原因。

我记得6岁上学，老师让我参加演歌舞剧《可怜的秋香》，到现在我还能记得舞蹈的动作，一边舞一边唱“金姐有爸爸爱，银姐有妈妈爱，秋香，你的爸爸呢？你的妈妈呢？秋香！你只在草场上，牧羊、牧羊、牧羊……”在我的小心灵中第一次种下了对孤儿、对弱者的同情心，我想这应该是正义感的萌芽。另外，我从小爱看越剧，尽管在野台子上，行头破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没有任何布景。当我看到《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楼台会》《祭坟》，唱腔和表演是如此的感人，我热泪直流，泣不成声，在我心灵上埋下了正义的爱和恨。我还记得《铡美案》，当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将直挺挺的陈世美横举起来，从左台口直奔右后场，包公一声令下，锣声一响，铡了陈世美。我当时全身汗毛都直竖起来，只有一个念头“包公铡得好，了不起。真叫人一身痛快”。

这都是幼年时代难忘的旧事，还有很多很多的歌曲《卖布谣》《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嘉陵江上》……还有动人的文学，如《家》《春》《秋》，还有《水浒》《岳飞传》，李逵、岳飞的形象，还有被日寇飞机扫射中弹，死在我家堂前的小学同班同学，这一切的一切，一步一步地帮我树立起了正义感。这大概就是素质的培养过程吧！文艺，特别是音乐对我正义感的树立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与我同一茬的老同志中有一句共同的语言：“我们都是唱着革命歌曲走上革命道路的。”这话不假。

1991年夏，我走访上海少管所，与一位18岁的姑娘谈了三个半天，她边谈，边唱，先后唱了二十几个港台歌曲，虽够不上歌星，但听起来，很有韵味，很入情，还能唱流利的英语歌、粤语歌。她说，幼儿园时期，她唱《牵牛花》《我爱北京天安门》，初小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后来，就大量听邓丽君唱的磁带，初中唱邓丽君的歌，初中毕业后专门唱港台歌星的歌。她很得意，又骄傲地说：“前几年，上海办起一个一个卡拉OK歌厅时，每个歌厅的开幕式，我必到，而且必唱，还总是唱第一个（她只去高层次的歌厅）。”她是一个工人的女儿，长得很秀气，婷婷玉立，脸上是那样的文静，可她三年了。若不是那身囚服，人们是难以相信的。她认为流行歌曲对她是有影响的，经常为此想入非非，她说：“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但最多影响只有15％，因这种享受只是一瞬间，像彩虹，很绚丽，但很快就会消失不见。”我不清楚她是怎样估算出15％的。实际上，她正沿着这些歌曲的价值观、人生观的方向，走了一段可悲的人生道路。最后，她借用别人喜好的歌曲，唱了一段《我想要一个家》：“我想要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当我疲倦的时候……当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想要一个家。”音乐牵着她走入堕落的陷井，外界“高消费”的引诱是一个方面，思想的变迁，则是更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