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标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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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古代对翻译标准的争论我国的翻译事业约有两千年的历史。佛经的翻译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译者安世高是公元二世纪来华的西域人。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30多部佛经。后来月支国人支娄迦谶来中原，译了10多部佛经。他的译文生硬，读者不易看懂，所以从那时起，就有直译和意译这一类问题的争议。他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都是当时翻译佛经的名人。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有“传实”、“贵其实”、“勿失厥义”、“因循本旨”的提法，这就是主张注重传输原著实质性内容，也就是严复所谓的“信”。这一“信”字在唐代译家尤其是玄奘的翻译实践和理论中长期被奉为圭臬。支谦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他最初不赞同另一译者将炎的译法，说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嫌其译得“不雅”，说明支谦最初也认为“雅”是翻译标准之一，后来才有所更改。由此也可见关于“雅”这个翻译标准即使在当时，就已经在我国译界争论不休了。当时与支谦在一起的人主张“今传胡义，实宜径达”。可见“达”字翻译标准当时也已经提出。到了符秦时代，在释道安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翻译事业出现了一大进步，成为有组织的活动。道安自己不懂梵文，惟恐翻译失真，主张严格的直译，因此在他主持下翻译的《蜱婆沙》便是一字一句地翻译下来的。在这期间，道安请来的生长于西域龟兹的天竺人鸠摩罗什考证了以前的佛经译著，批评了翻译的文体，检讨了翻译方法，他全改以前群家的直译风格，主张意译，并改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他的译著表达了原作风貌，译文生动形象，为我国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08年)译界巨星玄奘出发去印度求经，17年后才回国。在他组织下用了19年时间译出了75部佛经，共1335卷。他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外国介绍的中国人。他提出的翻译标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意为“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二、我国近代对翻译标准的争论谈到近代对翻译标准的争论，我们不得不谈严复和严复的“信达雅”。严复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鲁迅曾在《二心集》里说过，严复“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严复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根据自己翻译的实践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严复曾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严复最初提出三难，并不是作为翻译标准提出来的，但在这之后的一百年间，严复的“信达雅”说渐渐引起了许多翻译家的共鸣，对翻译实践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对其“雅”宇从一开始便有争议。他所谓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即所谓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所以在白话文兴起之后，激进派群起而攻之，大有将其批倒批臭而后快之势。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掀起了一场关于“信达雅”的争论。有人甚至认为严复的“信达雅”说，严重限制了翻译

研究的视野，长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有些观点相当激烈。如黄雨石就说：“严复在开一代翻译之风，在着意介绍外国新思想等方面的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的这一套翻译理论，无可讳言，却显然是完全错误的。(沈苏儒著《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7页)周笃宝说：“‘雅’字是唯心的，或者说是‘违心’的，都是不科学的。他翻译的是当时格物致知的书，代表先进的学术思想，却为了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级乐于接受西方先进学理‘刻意摹仿先秦文体’去翻译显然不妥。如果说严复的翻译思想有不妥之处，皆失于‘雅’’’。(《中国翻译))2000(2)，29)由此可见，在对严复的“信达雅”说百年来的争论中，“信达”二字已是人们公认的标准，而对“雅”字却争论很大。20世纪20年代我国出现了关于“神韵”的讨论。对此我国著名作家茅盾曾发表过见解。他本人始终如一是不妥协的“直译”论者，连后来出现的介乎“直译”和“意译”之间的所谓“顺译”他都反对，理由是“顺译”容易导致“歪译”。(1984a：351～354)茅盾早期发表过许多关于文学翻译的见解，针对以前“歪译”的泛滥，提出一系列的“直译”理论，以纠正前人的偏差。行文当中，他使用了传统文艺理论的语言，谈到“神韵”时说：“就我的私见下个判断，觉得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神韵’。文学的功用在感人，而感人的力量恐怕还是寓于‘神韵’的多而寄在‘形貌’的少，译本如不能保留原文的‘神韵’，难免要失了许多的感人的力量。”(1984b：337)这段话强调“神韵”，和后来的“神似”没有大的差别。所以有人说20世纪50年代傅雷提出关于“神似”的讨论是20年代“神韵”讨论的继续。

三、我国现代对翻译标准的争论傅雷和钱钟书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分别提出“神似”和“化境”的翻译标准。傅雷先生主张“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于是我国译界出现了两大派。一是以傅雷、杨绛、杨必等译家为代表的“神似派”，一是以卞之琳先生为代表的“存形求神派”。一派重神似，一派重形似，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在近期的《中国翻译》上北大教授许渊冲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江枫先生还在该问题上继续争论不休。(见《中国翻译>>2001(3)“新世纪的新译论”点评)2001年8月份在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举办的“英汉翻译高级讲习班”上，笔者有幸聆听了两位学者的唇枪舌战，双方各持一词，谁也不服气谁，谁都能找出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继20世纪50年代之后，70年代末我国翻译事业出现了第二次高潮。由于西方翻译理论开始大举进入中国翻译研究领域，不少学者力图“挽救”、“完善”严复的理论。有人干脆说：“还是信达雅好。”于是人们重新提出“直译”或“意译”的价值。新一轮翻译标准的争论又拉开了帷幕。时代不同了，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思维方式进行争论。与此同时，后人对严复的“信达雅”已经赋予了新的内容和解释。他们认为“雅”已不再是严复所指的“尔雅”和“用汉以前宇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风格”。这期间，我国一些学者提出了“信达优论”、“信达切论”、“最佳近似度论”、“辨证统一论”、“紧身衣论”等翻译标准。精通英法两门外语的许渊冲先生把“雅”字归结为中国文艺学派翻译标准的根源。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发展，提出了“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1987年在青岛召开的“全国首届翻译理论研讨会”上，辜正坤教授发表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他认为具体的翻译标准应该而且必然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翻译标准可分为抽象标准和具体标准两大类，这两大标准构成一个互相制约和补充的有机系统。抽象标准具有一元性，具体标准具有多元性。论文一经宣读，引起轩然大波，几乎使有关翻译标准的讨论成了大会的主旋律。可见人们对翻译标准的重视。

四、争论给我们的启示本文简述了历代译界对翻译标准的争论，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1．翻译标准不是永恒的翻译标准来自于翻译实践，来自于当时当地的翻译实践。翻译标准的提出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气候和人们的意识形态分不开。古代的翻译是以宣传宗教为目的，所以以翻译佛经为主；近代的翻译目的是“使顽固的士大夫阶级乐于接受西方的学理”，所以以翻译科学技术和介绍新思想为主；现代的翻译目的是为了传播思想和文化，所以以翻译文学作品为主；而后现代的翻译目的却是多元的。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们抱着不同的目的，把翻译作为一种达到目的的服务手段。其翻译标准也是各种各样的。纵观翻译历史的长河我们不难发现，翻译标准的提出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必然的联系，任何翻译标准放到另一个时代都有其适用性和不适用性。翻译标准不是永恒的。2．目的、对象第一，翻译标准第二任何人在从事翻译活动时都是把翻译目的和对象放在首位，不是先讨论翻译标准，后根据标准再进行翻译活动。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对象是士大夫阶级，目的是“为了使顽固的士大夫阶级乐于接受西方学理”。为达到此目的，他抛开自己的翻译标准而不顾，把文章译得艰涩难懂，对原文随意取舍，类似改编。但他实现了自己预定的目标，获得了中国翻译史上罕见的成功。严复追求译笔优美，很切合他要引起士大夫阶级兴趣的翻译目的。如果《天演论》是专为研究进化论专家翻译的，作为一个特殊领域的读者群，他们对翻译的兴趣主要是为了实用，译文尽量保持原文的原貌，这比译笔优美更重要。如果选择学童为读者，那必须改写成浅显易懂的科普读物。所以，翻译目的和对象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翻译标准。3．树立正确的翻译观长期以来，我国翻译界一直存在着“直译派”与“意译派”、“神似派”与“形似派”、“艺术派”与“科学派”之间的争论。大致说来，这一对对派别又可以概括为两大派，艺术派认为翻译是艺术，实践中比较重神似，而且大多偏爱意译，而科学派则认为翻译是科学，实践中比较强调形似，大多喜欢采用直译。从实践效果来看，“艺术派”的译文以明白晓畅为特色，容易为读者所喜爱。但是，由于不拘形式的缘故，难免或多或少存在有失严谨的缺陷；而“科学派”的译文虽以忠实、严谨为特征，但容易出现生硬拗口的弊病，读起来不是十分顺畅。作为翻译工作者应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不偏倚任何一派，而是取两家之长，避两家之短，使科学与艺术并重，神似与形似兼顾，直译与意译并用。坚持对立统一规律，才能达到翻译的最高境界。

五、结束语从历代翻译家们对翻译的原则、标准的看法和争论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翻译活动本身不应该是目的，它应该遵循某些原则或标准。从有翻译以来，就有对翻译标准的争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翻译实践的不断丰富，一代又一代翻译家们不断给翻译标准注入新的活力。我相信，今后这种争论仍然是在所难免的，翻译标准只能在争论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