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三个新概念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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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本体论出发，提出翻译的源头应是人的文化精神在特定的语言边界中的“自返”，即“元翻译”。“反翻译”不断为“自返”设定障碍，使之局限在更小的范围之中直至停止；而“非翻译”则超脱

于两种倾向之上，保证人的生命活力对翻译的奠基作用。

关键词：元翻译；反翻译；非翻译

缘起

笔者曾在提交给“第二届亚洲翻译家论坛”的论文里提出“元翻译”、“反翻译”和“非翻译”这三个概念(Cai,1998)。经过几年的思考，仍然觉得它们对翻译学研究会产生一定的作用，所以再作此文，重新对它们进行了界定和探讨。盼方家正之。

精神改变自我的可能性：“元翻译”

人们用言语的多元性建构语言的单一性及完整性。言语的现实总是因此背离语言的理想或概念状态，但在语言那里存在着人们对一种集体意识的寄托——文化在语言的统一性中成为整体，并且印证着人们在整体中的那种身份标记，即拥有共同语言的现实表现。这样，拥有共同语言首先意味着已经进入一种共同的文化，即处于共同的思想倾向的意向化现实中；其次，这样的意向化现实消除任何偏离它的思想动态，即它将人们的精神运动收缩在它自身的范围中，并且试图用这个范围代替人们的精神的运动范围；再次，由于语言总是以理念、理想或理性取代复杂的言语表现和多元状态、或简化这样的表现或状态，人们的精神运动总是处于语言的简化与言语的多重性之间存在的张力和矛盾之中；最后，精神在其根本处则总是倾向于一种对自身的不同性的印证，即它总是不断更新、或以不同形态来表现它自身及其更新。除了它自身之外，它不认同的态度对一切都一贯有效。

人的精神不仅以它自身为中心，而且在保护这个中心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它的任何一个“现在”：即不断改变它的空间和时间上的存在状态及形式。这也就是为什么言语总是以疑问一切的姿态追问语言的整体统一性，并以它来不断重建统一性的原因：语言在言语的追问与质疑中也总是顺应精神的要求，并且使它的概念体系适宜精神的存在或运动的自由。所以，“我的语言界限是我的世界的界限”（维特根斯坦语）。不过，正如上边所指出的，运动“界限”是通过言语的“说”的“现在”（时间）来表示（空间）的：言语使语言的理念作用以其意向性运作（试图进入在场并将一切“现在”的存在者归并入精神的努力）统辖着言语并成为言语的思想规则。在任何意义上,“自说”的言语并无法离开语言对它的“说”的效力与作用：原则、规则以及原理时时限制着言语的现实，并且试图对精神及其自由运动进行理性主义的分析与规定。由此形成的那种精神的能力——言语的自主散漫与语言的理性规定的统一，总是以言语的多重性或多元化为表现形式的，即精神总是在变异之中寻求着不同的语言。或者也可以认为，精神在进行不同的言说，或以不同的言说“讲出”“道出”或“表现出”它的“另一个”自己，尽管这另一个同样是它自己。这里，精神对“自我”与“他人”的分设，不仅与言语的“现在”与语言的“缺席”相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同精神不断更新自身的那种要求相一致。因为，只有超出自身即进入另一个空间或世界之中，精神才能保证自身的运动是向自由进展的。

精神对自身的超越同样有时间意义上的存在形式。不论是向历史的回溯，还是向未来的探求，都可能意味着“现在”的扩大，即精神通过向前的跃进或向后的回溯扩展了“现在”的可能性或“此世”、“现世”、“当下”的容量。这意味着时间意义上的精神的自我超越同样是“扩大空间”，即空间性的超越。那么，如何扩展空间，便意味着精神生存的空间的不断展开，在不断异化中保护它本质上的不变。因此，精神在它自身不断的变化或异化中如果试图超越自我，就要首先实现空间的扩展或地域的扩大。这样的扩展扩大，实质上是在表明精神的自我含量或含有能力的不断增强。因为地域的扩大不仅意味着精神拥有的存在空间在不断扩大，同时也意味着精神对这个空间中的障碍的不断消除，因而它更加自由。此外，这样的扩大、扩展使精神（以其自我）对“他者”的拥有把握或者据有、保持的力量也更加强大。在这里，“他者”由异已或异于已之物不断被“自我”同化。也就是说，精神在改变着“自我”的同时，也在改造着“他者”以及“自我”与“他者”共在的这个世界。而这样的改变或改造的本质是一种翻译——是对“他者”进行的吸收，容纳以及消化的过程。我们将它称为“元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