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化因素及翻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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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探讨文化在语言中的种种表现方式，以说明文化转化是译者所要克服的主要障碍之一。接着对异化与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作了简要评述，例证了这两种策略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后文章借鉴歌德关于翻译的论述，主张应用歌德提出的文化融合法来处理文本中的文化因素。

关键词：文化；异化；归化；融合法

Abstract:First,thispaperdiscussesthewaysinwhichculturereflectsitselfinlanguageinordertoshowthatculturaltransferenceisoneofthemajorobstaclestranslatorsshouldovercome.Next,thepaperbrieflyanalyzesthetwostrategiesofforeignizationanddomestication,whicharefoundtobefarfromenoughtosolvetheproblemoftransferredculturalelementsintranslation.Then,thepaperappraisesthecommentsontranslationmadebyGoethe.Finally,thewriterpointsoutthatthestrategyofintegrationofculturalelementsadvancedbyGoetheispreferabletothedichotomyofforeignizaionanddomesticationintheprocessofhandlingculturalfactors.

Keywords:culture;foreignization;domestication;culturalintegration

本文为：英文论文

一、引言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际交往方式或者是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社会准则等行为方式所构成的复合体(金惠康，2003：35)。它主要存在于具体的语言积淀之中，成为一个不断传承而又变化着的系统。文化具有民族性，传承性，流变性，和兼容性。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系统，与文化的关系甚为密切。萨丕尔认为，从根本上说，语言具有一种‘文化功能而不是什么生物遗传功能’（Languagehasacultural,notabiologicallyinheritedfunction,Sapir,1949:192）。当代许多语言哲学家认为，就其实质而言，语言与现实的关系，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离开了文化及其所承载的意义，语言将一无所有。与此同时，人类依赖语言传播其文化，人类社会的全部运作依赖语言。“萨丕尔等人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语言的文化本质：语言不仅是人类传达知、情、意的交际工具，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人类文化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刘宓庆，2005:31）。语言符号与文化关系之密切好似人的身体与精神。人的身体是世界上的客观存在，其各种生理上的功能也无甚区别，但是每个人的精神和观念却使人类各不相同，人类世界多彩多姿。正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使各民族语言各不相同，异彩纷呈。而翻译不仅是对意义进行语言之间的转换，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例如中国古代佛经的翻译使佛教文化融入中国，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等一并成为中国文化的精华。文化在语言上的体现多种多样，只有对此具有深刻的认识，才能对语言翻译和文化的传播做出贡献。

二、文化在语言结构及整体形式上的体现

中国的整体性哲学观与西方分析性哲学观在汉语和英语中均充分体现出来。中国的传统哲学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把天、地、人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孟子曾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道家的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汉民族的思维方式表现出从总体上观察事物的特征，具有直观整体性，这种整体性表现在汉语的模糊性。而西方哲学是将自然看作是人类的认知对象，把自然宇宙看作是与人类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西方哲学的这种二元论形成西方人分析型的思维习惯，西方分析性哲学观表现在英语的词法、句法等各个方面。

2.1英语时态、语态清楚，

汉语时态、语态模糊

与英语相比，汉语的时态和语态范畴都相对模糊。英语共有十六种时态，其中有七种常用时态。特定的时态有特定的表达方法。基本的范畴是规范的。英语动词本身就显示出这种时间范畴。而汉语时间概念模糊，无标记，往往要通过语境来判断。汉语动词本身无所谓“时态”，动作发生的时间概念由着、了、过等词来表示。汉语的语态,主动与被动，在形式上也无精确的规范，不像英语中主动与被动之间的转化那样有法可依。汉语中，动词本身也不带有语态的标志，如果是被动形式，汉语在动词前用“被”、“受”、“挨”等被动标志语，或者任何标志语也不用，语态隐含，通常被称作“隐性被动”，在汉语中用得极广。汉语中被动语态不加“被”、“受”、“挨”等被动标志语也是符合逻辑的。英语可不是这样，必须一板一眼，被动、主动一目了然。

2.2形合与意合

西方传统哲学思维“天人各一，偏重理性，突出个性”的这种特点反映到语言形式上出现了英语重形式、重理性的特点，形成了其句式构架严整，表达思维缜密，行文注重逻辑理性，用词强调简洁、自然，描述突出直观可感的风格。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偏重整体领悟，这种特点反映到语言形式上出现了汉语凭借句际之间的和谐统一的关系，用松散疏落的语言结构来表达清晰完整的意义。汉语的句子强调表意的完整性，只要意义完整，重要的词项常常可以省略，句际之间的逻辑关系是靠直觉顿悟来体察的。以下描写景物的中文实例及其英文译文，充分说明了英语与汉语形合与意合的不同特点。

这里三千座奇峰拔地而起，形态各异，有的似玉柱神鞭，立地顶天，有的像铜墙铁壁，巍然屹立，有的如晃板垒卵，摇摇欲坠，有的若盆景古董，玲珑剔透……神奇而又真实，迷离而又实在，不是艺术创造胜似艺术创造，令人叹为观止。(转引自贾文波，2000)

英译：3000cragsriseupinvariousshapes.Somearelikejadepillarsormagicalwhipsproppingupthesky;somelooklikehugewallsofbronzeorironstandingfirmandlofty;othersresemblericketyboardsorshakyeggstacks;stillothersresemblepottedlandscapesorantiquesthataredaintyandexquisite….Indeed,thecragsconjureupmanyfantasticyetrealimages.Theyarenotartisticworksbuttheyaremoreexquisitethanartisticworks.OnecannothelpmarvelingattheacmeofperfectionofNature’screation.三、文化在语言中的反映

汉英民族分属东西两大不同的文化体系，加上各自生活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等状况上的差异，因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和审美意识，这些不但体现在语言的结构和形式特点上，也充分体现在语言的内容上，包括习语、惯用语、词语等方面。

3.1词语的不等值和空缺现象

在语言中，词语是最积极、最活跃的部分。社会生活的变迁，民族文化的发展无不在词语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反映。语言的功能首先也是通过词语显示出来的。某种事物为一个民族所独有，而反映这种事物的概念的词语不能在别的民族的语言中找到等值的形式，这样便产生了词语的不等值和空缺现象。这种现象直接说明了文化的差异。

以“龙”与“dragon”为例。许多人把“龙”与“dragon”对等起来，实际上二者根本不是对应词。中国的“龙”与西方的“dragon”有巨大的差异,风马牛不相及。“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一种有鳞、有须、能兴风作雨的神异动物”（《辞海》）。而dragon则是“西方传说中有翼，能喷火的巨大怪物”（LongmanDictionaryofContemporaryEnglish,1987:309）。前者有鳞有须，而后者有翼。前者兴云作雨，而后者喷火，前者是神异动物，是帝王和高贵的象征，而后者是巨大怪物，是“魔鬼和罪恶的象征”(Brewer’sDictionaryofPhraseandFable,1970:341)。根据《圣经》记载，“dragon”最终被乔治用梭镖杀死。所以将“dragon”翻译成“龙”是错译，倒不如把它直译为“西方传说中有翼和长尾、能喷吐大火的庞然怪物”；中国的“龙”倒不如音译成斜体的“ChineseLong”

3.2共同的词语含有不同的文化内涵

即使是某些学者认为的“共同词语”也有其特殊的文化内涵。例如汉语中有早饭，中饭和晚饭，英语中则有breakfast,lunch,dinner或者breakfast,dinner,supper，dinner既可指“中饭”，又可指“晚饭”。Dinner固然可以译为正餐，但dinner只是个描述性的词语，很少用在日常对话中。

一些含有深刻的中国文化内涵的词语在英语中找不到相对应的词。例如：“阴”，“阳”，“道”，“君子”等。“君子”一词具有丰富的中国文化特色，各种典籍作品的英译本中“君子”的译法就有三十多种（边立红，2006）。“叩头”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有的礼节，在英语中也无对应词。即使是一些看似对应的词语，其文化内涵也完全各异。由于不同的文化长期在语言中积淀，使得一些共同的词语，如颜色、数字、动植物名称等都含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涵。

3.3习语、惯用语、俚语等

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成语、谚语、习语等习惯用语是语言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语言中的精华，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底蕴。中西方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民族传统、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等都有诸多差异，这些文化差异导致了中西方各自成语、谚语、习语等习惯用语的形成、使用与发展。英汉成语、谚语、习语分别记录了不同民族的历史，反映了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透视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心态和思维方式。

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和谐，对立统一，顺乎自然，顺应自然的特征。汉语成语、习语、谚语中出现了许多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例子。比如，乐极生悲指欢乐到了极点，转而发生悲伤之事；否极泰来，描写事物发展到了极点就会转化为它的对立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谚语）；失败乃成功之母（谚语）等。

由于英国是个岛国，由近海的各岛屿组成，形成了最早的求变、好动、好奇的外倾性商业城市文化。这种文化注重思辨理性，认为思辨理性的东西是最真实、最完善、最美好的。强调物质与精神的对立。注重空间的扩展与向外征服，形成了征服自然，驱使天地的文化观。英国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源于航海或与海洋有关的成语、谚语、习语，如：weather（rideout）thestorm（安然度过风暴）；know（learn）therope（熟悉内幕）（一个有经验的水手熟悉船上所有用来挂帆的绳子）。

中国是个内陆国家，千百年来以农业为主，人与土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也产生了许多与农耕有关的成语、谚语、习语。如：五谷丰登，瓜熟蒂落，良莠不齐，揠苗助长，春华秋实，根深蒂固，沧海桑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依葫芦画瓢等等。

中国人喜欢称自己是龙的传人，龙在古代是汉民族的图腾物，是神的化身。古时候皇帝称自己是真龙天子，民间有赛龙舟、舞龙狮等活动。因此关于龙的成语也有许多，如：龙飞凤舞，龙腾虎跃，龙凤呈祥，龙行虎步，望子成龙，龙争虎斗，车水马龙，群龙无首，龙盘虎踞。西方人则认为龙是邪恶凶残有鳞的怪兽。西方人特别喜欢宠物，狗与猫是西方人在有关动物的成语中出现频率比较多的。如：catanddoglife(经常吵闹的生活,尤指夫妻不和)；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爱我就爱我的狗）。中国人也喜欢狗，但狗在汉成语中往往是贬义的，如：狗血喷头、狗仗人势、狗尾续貂、狗急跳墙、狗拿耗子、狐群狗党等。

四、翻译过程中文化因素处理

翻译与语言文化密切相关，这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怎样处理文本中的文化因素，尤其是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相差较大的文本。翻译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策略一般分为两种：异化与归化。前者主张译文应以源语或者原文作者为归宿，而后者则认为译文应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这种严格的两分法不足以解决翻译中的所有文化转话问题。

例如，我们可以从下面两个语段中看到，其中的词语没有什么特别，更没有用任何文化专名，但在整体上体现了两种文化：英国文化和美国文化。

（1）Therewereaboyandtwolittlegirls.Theylivedinapleasanthouse,withagarden,andtheyhaddiscreetservants,andfeltthemselvessuperiortoanyoneintheneighborhood.Althoughtheylivedinstyle,theyfeltalwaysananxietyinthehouse.Therewasneverenoughmoney.Themotherhadasmallincome,andthefatherhadasmallincome,too,butnotnearlyenoughforthesocialpositionwhichtheyhadtokeepup.Thefatherwentintotowntosomeoffice.Butthoughhehadgoodprospects,theseprospectsnevermaterialized.她有一个儿子，两个小女儿。他们的寓所带有花园，很舒适宜人。请的佣人也言听计从。与四邻相比，他们自觉实在是高人一等。虽说他们衣食入时，但家里总免不了有一种焦虑感：钱总是不够花。女主人本人有一笔为数不大的收入，男的也有一笔小小的收入，但是要想维持他们那种社会地位，这点收入是远远不够的。男主人就在城里办公，虽然前程美好，但美好前途从未变成现实。

（2）Thewagonwenton.Hedidnotknowwheretheyweregoing.Noneofthemeverdidoreverasked,becauseitwasalwayssomewhere,alwaysahouseofsortswaitingforthemadayortwodaysoreventhreedaysaway.Likelyhisfatherhadalreadyarrangedtomakeacroponanotherfarmbeforehe…Againhehadtostophimself.He(thefather)alwaysdid.Therewassomethingabouthiswolf-likeindependenceandevencouragewhentheadvantagewasatleastneutralwhichimpressedstrangers,asiftheygotfromhislatentraveningferocitynotsomuchasenseofdependabilityasafeelingthathisferociousconvictionintherightnessofhisownactionswouldbeofadvantagetoallwhoseinterestlaywithhis.马车继续往前行。他不知道此行到哪里去。因为谁也不知道，而且谁也没有问起往哪儿走，因为一两天或者甚至三天以后，总会达到某个地方的，总会有一处勉勉强强可算是房子的东西等着他们。很可能父亲早有安排，去另一个农场租种一熟庄稼……他只好不再去想它了，他（父亲）就是这样，独行独往，就像一只野狼，在事情成败难料时，不露声色拼死一搏，甚至可以说有股勇气，这些都给陌生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身上似乎隐伏着一种恶虎扑羊般的勇猛，这使他们似乎感到，与其说他可靠，倒不如说由于他坚信自己的行为天经地义，所以会给所有与他的利益息息相关的人带来好处。

上面两段文章，细心的读者通过一读再读就会感受到一种文化信息：例（1）说的是英国的故事，作者是D.H.Lawrence;例（2）说的是美国的故事，作者是W.Faulkner。可见语段中的文化气质体现者除了词语以外，还有场景、环境、景物、事件过程、气氛、人物特征、作者的叙事风格等。由此所体现的文化特征的翻译问题很难用异化和归化的策略来处理。

另外中国典籍翻译中的文化因素的处理也很难用异化和归化的方法来处理。异化与归化将源语与译语文化放在对立、冲突的关系模式中，这只能使文化翻译碰壁。用异化的方法使译语文化放弃自我，去适应源语文化，或者用归化的方法使源语文化放弃自我，去适应译语文化，都是不合适的。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1819年，德国诗人歌德（JohannWolfgangvonGoethe)在一篇标题为“Translations”的文论中就三种类型的翻译作了详细论述。

Therearethreekindsoftranslation.Thefirstfamiliarizesuswiththeforeigncountryinourownterms.Forthis,asimpleprosetranslationisbest;forasprosecompletelyneutralizeseverypoeticpropertyanddragspoeticenthusiasmitselfdowntoacommonwaterlevel,atleastatfirstitservesusbestpreciselybecauseitstartlesuswiththewondersoftheforeignrightinthemidstofourordinarylives,ournationalsensibility.Withoutourevenrealizingwhatishappeningtous,itsparksinusaborrowedbutnonethelessauthenticelevationofspirit.(Robinson,2006:223)

在上面这段话中，歌德提出了第一种办法，将诗歌转化为散文，放弃源文形式，并用自己的语言来熟悉外域文化。这第一种办法与归化的翻译方法一致。歌德认为这种归化的方法可以丰富我们平淡的生活，使我们对外域的文化有所了解。但是却放弃了诗歌的艺术形式，平淡如水（dragspoeticentuhsiasmitselfdowntoacommonwaterlevel）.虽然歌德的观点主要针对于诗歌的翻译，但是也同样适用于归化。归化的翻译方法不但放弃了源语的形式，也放弃了源语的文化内涵。而翻译目的之一是文化传播，显然这与翻译的目的相悖。

接着，歌德介绍了第二种翻译方法，原文如下：

Thisapproachisfollowedbyasecondepochinwhichoneseekstoprojectoneselfintothecircumstancesoftheforeigncountry,butinfactonlyappropriatestheforeignmeaningandthenreplacesitwithone''''sown.Iwanttocallthiskindoferatheparodistic,inthepurestsenseofthatword.........Wieland''''stranslations,too,wereofthissort;hetoohadhisdistinctiveunderstandingandtaste,whichheassimilatedtotheancientorotherforeigncultureathisownconvenience.(Robinson,2006:223)

歌德所说的第二种方法是将读者置于异域文化之中，使之有切身的体会，这与异化的翻译方法一致。歌德认为这种办法是模仿，举出了Wieland的翻译为例，指出Wieland的译法是以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品味尽可能使自己得心应手。对于译语读者来说，在异化的过程中，源语的词语或者句子可以移植到译语中来，但是它所富含的文化信息却无法全部移植。

实际上，歌德倡导的是下面的第三种办法，笔者称之为“融合法”。

Butbecauseonecannotabidelongineitherperfectionorimperfection,andonetransformationalwaysleadstoanother,thissecondepochbroughtustoathird,thelastandhighestofall.Hereoneseekstomakethetranslationidenticalwiththeoriginal,sothattheonewouldnolongerbeinthesteadbutintheplaceoftheother.Thisapproachmetwiththestrongestresistanceatfirst,forinclingingsocloselytohisoriginalthetranslatormoreorlessrelinquisheshisowncountry''''soriginality,andcreatesathirdforwhichthemassesarenotready.Someeducationoftheirtastesisinevitablynecessarybeforethetranslationwillfinditsaudience.（Robinson,2006:223）

最后，歌德评价说：

Letusconcludetheseremarkswithawordonwhywecallthethirdepochthelast.Atranslationthatseekstobeidentifiedwiththeoriginalapproximates,finally,theinterlinearversion;initsattempttoenhanceourunderstandingoftheoriginalitleadsusonward,drivesusontowardthesourcetext,andsofinallyclosesthecircleinwhichthealienandthefamiliar,theknownandtheunknownmovetowardeachother.(Robinson,2006:223)

可见，歌德的第三种方法是融合法：将外域文化与本土文化融为一体，吸取外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精华。译文读者在理解本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的认识和熟悉外域文化。读者一开始可能会难于接受，但是随着读者的阅读与提高，终究会由不习惯到习惯，而这也正是多元文化的过程。

因此，在翻译文化信息方面，译者不应只考虑归化和异化，放弃源语文化，或者将源语文化生硬的移植到译语文化中，而应该深入的研究文化的适应性，使两种文化有效的融合起来，使本土文化成为理解外域文化的基础和参照，同时运用解释等有效方法提高文化的可译性。

二十一世纪是多元文化互相融合的世纪，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世纪。翻译必将为此做出巨大贡献。因此作为译者，应该潜心研究源文，仔细研究源语文化在源文中的各种表现方式，继承前人的真知灼见，将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恰当地融合在一起，既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又为将灿烂的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做出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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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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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

CulturalElementsinLanguageandTheirTranslationStrateg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