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层次研究论文
时间:2022-03-05 04: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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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人类历史上争议最多的人文学科。不同语言承载不同民族的文化。通过两种语言的转换,一座沟通的桥梁被搭建起来,两种文化得以交流与融合,碰撞与冲突。翻译也是一种文化语境下的行为,它受到文化的干预。具体地说,翻译的主体——翻译者的文化趋向对于翻译行为有直接的影响。翻译者应有何种文化倾向,一直是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焦点。归化和异化是两种相异的主张。归化论认为翻译应该遵循“何处去”的原则,采取认同目的语文化的策略。异化论强调“何处来”,认为翻译就是传播陌生的东西,因此在翻译的作品中应有原语文化的风味。
一、归化与异化:一对矛盾
在翻译理论中,归化异化是一种理论体系下的两种倾向,是一对矛盾。伴随翻译的文化转向,归化异化理论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对于这一矛盾何者为主要方面,何者为次要方面的争论愈演愈烈。
在翻译的文化论之中,归化与异化存在于整个文化系统之中。有归化就有异化,无归化就无异化可言。对一个翻译理论工作者来说,他在提出其中一种翻译倾向的时候,心中必然明白还有另一倾向的存在。孙致礼在《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中提出的12种翻译矛盾之中就有归化与异化的辩证统一[1]。
对于归化与异化,是不是用足够的论据证明其中一方更合理,更科学或更实用,就可以平息这长久的争端呢?不然。无数的理论论据和实践论据都可以说明归化与异化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里都具有实用性和合理性。用一种中立的、客观的学术眼光来审视,我们会意识到归化与异化是离不开它们的使用环境(即层次)的,离开具体语境谈论归化与异化,它们之间就不是在相同的水平线上做对比。因而是没有意义的对比。
二、归化与异化探究
1.存在文化与语言两个层次上的矛盾
在翻译研究之中,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翻译起源于具体的语言操作。离开两种语言谈翻译是空洞和荒谬的。语言的转换技巧是翻译之本,任何的理论争鸣都必须给目的语和源语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语言的操作探讨而不能从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去思考,这一研究方式又注定成果不大。
“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两种语言之外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都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的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2]。翻译存在着文化与文本双层的矛盾。在文化层面,归化异化的争论在于要不要引入异语文化,要不要如实传递异语的文化形象,要不要输入异语的思维方式。在文本层面,焦点是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来翻译,是不是硬译,是不是取文化形象而舍语言结构,是不是阻断源语文化成分等等。论证归化与异化何去何从,必须首先承认这两个层次。混淆两个层面的矛盾,翻译研究就是无的放矢。
2.坚持异化:文学翻译的文化传递功能
笔者认为,归化与异化的理论可以从微观语言和宏观文化两个层面得到恰当的定位。文化是倾向性的定位,采取归化或异化直接影响到所有翻译语言的表达方式和读者的感受。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Snell–Hornby)建议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们抛弃他们的“唯科学主义”态度,把文化(culture)而不是文本(text)作为翻译的单位(atranslationunit),把文化研究纳入到翻译研究中来[3]。文化异化是用一种与众不同的别国的表达法,给读者一种新颖的冲击,让读者置身于奇异的文化氛围之中。简言之,异化就是让读者体验陌生,以便可以接触异国文化。归化则是通过译者的修改,抹去文本表达的源语表达方式,通过对翻译的支配,将异国的文化改头换面或祛除。文学文本是各种文化的凝结,文学是关于人的东西。本国的读者阅读本土的文学作品,可以对自己的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对于异文化的民族,阅读文本也是体验新文化的捷径。当今的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伴随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前进,各国各民族的交往不断增加。世界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在这种语境下,翻译应该为整个社会的进步服务,促进各民族了解和尊重别族文化,促进文化的交流,共存和共同繁荣。正因为如此,文学翻译在文化这个宏观层次必须坚持异化。例如中国古诗之中蕴涵的古典文化精华,在西方文化之中没有对应,就必须异化,才能保持译文的原汁原味。3.归化与异化杂合:语言操作上的翻译策略
“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不仅是不矛盾的(此处指一元存在,即不可调和。作者注)而且是互为补充的。文化移植需要多种方法和模式,应用翻译的目的论理论,对翻译中涉及的各种因素作综合分析,既可以采用异化的原则和方法,也可以采用归化的原则和方法……重要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文化意识,即意识到两种文化的异同”[4]。语言翻译应该服务于文化翻译。异化的文化翻译必须贯彻于具体的语言符号的转换之中。这是翻译的基础,是它的微观层次,它需要翻译者更多的技巧和艺术把握的分寸感。即便是为了异化而保留源语的表达方式,翻译者也不能够机械照搬照套。既要尽量保留源语文化的成分,又要让异国的读者能理解和欣赏。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在这个层面,不能严格区分异化与归化。作为语言操作方式的这两种方法,在任何的翻译之中必须得到集合,混杂和并列。一定程度上说,在语言本身讨论异化归化是没有意义的。根据李运兴的语篇翻译引论,文学语篇是一个交际的单位,功能是负责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因此从语篇的角度来说,应该异化。语篇是分层次的。决策级(strategicdecisionmakingranks)包括篇章,次篇章和句群。在此,异化是目的和归宿。操作级(operationalranks)包括大量的信息单元——句,小句,词组和词。通过对英汉翻译操作层次的对比,我们发现有不完全的对应关系。对于其中的文化成分和文化形象的翻译,作者总结出四种模式:
(1)文化直入(thego-aheadmodel)
(2)文化阻断(theblockmodel)
(3)文化诠释(theannotationmodel)
(4)文化融合(theintegrationmodel)
(5)文化归化(theadaptationmodel)[5]
实际上,这五类处理方法反映了归化与异化在微观层面的不可严格分化的关系。从许渊冲的唐诗翻译,到杨宪益夫妇的《红楼梦》英译,到杨武能的汉译《魔山》,归化异化的杂合使其读者众多,而异化的翻译策略使这些译作名垂千古。
三、小结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发现“归化与异化,说到底也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但是“异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第一位的;而归化作为解决问题的折中手段,也就成为矛盾的次要方面,是第二位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文化传真”的最终目的[6]。将归化异化在文化和语言的两个层次定位,可以更精确阐释这一理论,也使这一传统译论散发出时代的理性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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