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判断的心理学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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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道德判断是个人通过使用自己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理解来对他人的行为或能力进行判断和总结的过程。主要从道德判断的发展阶段、相关理论模型、研究方法和工具、相关实证研究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通过对前人文章的梳理，提出未来的研究应该注重对实验的外部效度、影响道德发展因素之间的多重关系以及道德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关键词:道德判断;道德;双加工

“道德”一词是最近几年来一直比较热门的话题词，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对于道德的含义，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道德”如果单从字面意义上来看，“道”是良好的一种选择，“德”是人的一种素养或者习惯。老子认为，所谓“道”是指人的行为与自然之间是链接的;而“德”是指个体或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规范。道德对我们的生活起着规范作用，通常表现在我们有组织性的日常社会活动中。在哲学层面，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公共生活和社会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它在道德上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存在的。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道德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推动个体的身体、心理和人际和谐的发展，并且在人类的幸福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几年来，我们不难发现，国内外学者对道德的研究越来越感兴趣。从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不同学科层面，也涌现了大量与道德相关的研究。在道德心理学研究领域，心理学的研究者们也是从各个角度对道德进行研究，他们研究中最多的当属道德判断、道德认同、道德推脱和道德伪善，我们将从道德判断方面展开讨论。道德判断的相关研究也从未脱离过国内外众多学者的视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对道德判断的定义侧重各不相同。在伦理学层面，《伦理学大辞典》中提到，道德判断是人们运用自己理解的道德概念或所吸收的道德知识对某一行为的好与坏、善与恶进行道德评价的过程。当对某一事件进行道德判断时，伦理学通常从功利主义与道义论的角度对该事件进行道德评价。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以人的最大利益作为个体行为的道德标准;道德伦理学在道德方面强调自由意志，认为道德行为是人类自由意志绝对命令表达，是善良意志的结果，道德判断的最终准则在于理性人的善良意志。在哲学层面，Kant与Hume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Kant的学说中，人们产生道德行为是受理性因素驱动的，他通常采用先验主义的原则来解析道德。而Hume的理论偏向结果论，他强调情感，他认为道德判断中的理性必须依靠情感发挥作用。皮亚杰和科尔伯格认为人们在进行道德判断的过程中需要意识参与进来，并且还强调道德判断是在推理和思考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他们认为理性思考和推理在道德判断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心理学层面，不同的心理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其有不同定义:有学者认为，当一个个体在进行道德判断的时候，他不仅能够表述除个体行为的道德价值和个体的道德责任，还能将一定的道德要求表达出来［1］;也有研究者认为，道德判断是以一系列文化或亚文化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为基础［2］，对个体的某种行为或特性产生的评价过程［3］等。总而言之，道德判断是个人通过自己的道德观念或者道德见解，根据某一标准，对自己或他人某一行为进行判断和推理的过程。纵观前人研究中有关道德判断的系列文献，无论是从心理学、哲学还是伦理学的角度来对道德判断进行定义，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地方，这为道德判断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一、道德判断的发展阶段研究

人是不断发展的，无论是生理年龄的增长还是心理年龄的增长，其道德判断水平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不同学者对道德判断发展阶段的研究也不尽相同。有关道德判断的发展阶段研究主要是以皮亚杰和科尔伯格两位心理学家的研究为主的。皮亚杰运用“对偶故事法”和“弹珠游戏”提出了道德发展的阶段性理论，将道德发展阶段分为四段———前道德阶段、他律道德阶段、自律道德阶段和公正道德阶段［4］。皮亚杰的发展观为后续有关道德方面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在皮亚杰的实验情境中实验的整体任务难度偏高，而文化普遍性水平偏低。科尔伯格在皮亚杰发展阶段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科尔伯格实验的被试数为72人，均为10－16岁男性。他运用“道德两难故事实验”，将道德发展分为三个水平———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和后习俗水平［4］228。科尔伯格理论中的年龄范围使用更广泛，认知的发展对道德水平的发展影响更大，但是在实验中被试的选取上仍不具有普遍性，他重点关注道德认知层面，对道德行为和情绪的关注度不够。综合前人的研究可知，道德判断的发展受遗传因素、个体身心、社会环境、学校和家庭等的影响。对我国儿童的相关研究中发现，随着儿童的年龄不断增长，中小学道德价值判断水平变化趋势呈现为“U型”，初一阶段个体的道德判断能力大约为发展最缓慢的时期，10岁－18岁的学生的道德价值判断水平发展逐渐趋于保持稳定［5］。个体的道德判断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特征，很多学者对道德判断的研究也是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的，针对道德判断的研究机制，可分为启发式道德判断模型、直觉加工模型和双加工模型三个方面。

二、道德判断的模型及产生的机制研究

查看前人的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对道德判断过程的解释主要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展开。三个模型中，启发式道德判断模型是最基础最简单的，社会直觉模型和双加工模型最具影响力，在当下心理学的研究中也是应用最多的模型。而近几年，解释水平理论在对道德判断行为的解释中也占据一席之地。启发式道德判断模型认为，当一个人在进行道德判断的过程中，是根据自己过去已有的经验进行的判断，不牵扯认知推理活动，也不牵扯任何情感过程。这种启发式驱动模型是自动化的过程，主要是以无意识层面活动为主，具有过程简单、高效的特点，但是它也有决策过程过于快速、简单，从而产生决策偏差的缺点。Haidt等人的社会直觉模型认为，道德判断是与情感相联系的，认为一个个体对道德事件的反应是由直觉情感推动的［6］。社会直觉模型理论往往强调个体的直觉和情感在道德判断过程中的作用。推理———情绪双加工模型是由Greene等人提出，他们强调认知推理的作用。该模型认为在道德判断的过程中，情绪和认知两者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两者的存在状态是不均衡的，当情绪占主导地位时，个体对某一道德事件的判断往往采取的是非功利性判断;而当推理占主导地位时，个体在对道德事件做出决策时通常表现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行为［7］。双加工模型是从情绪和认知两种不同的加工方式对道德判断进行的解释，情绪通常是自动化的过程，在认知层面通常是有意识的参与和思考，情绪的参与会引起道义主义层面的道德判断，认知的参与主要会激发功利主义层面的道德判断。

三、道德判断的研究手段和方法

通过对以往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有关道德判断的研究主要是通过“间接故事法”和“道德两难故事法”两种不同的手段进行的。“间接故事法”是使用道德违规和道德高尚行为研究人们的道德判断。“道德两难故事法”是使用道德困境研究人们处于某一困境下对道德的判断。皮亚杰首先通过“间接故事法”对儿童道德判断的发展进行研究。该方法主要分为“过失行为”和“说谎行为”两部分，让儿童分别对故事中主人公的行为进行评价。在科尔伯格相关研究中运用的是“道德两难故事法”，其中比较经典的是“海因兹偷药的故事”和“工厂风波”。道德判断测验(MJT)是实证研究中运用最多的道德判断工具，它由德国心理学家Lind编制［8］。国内研究者对其做了汉化与修订，有利于对我国道德判断的行为进行研究。该测验也是由两个故事构成，即“工厂风波”和“医生的困境”。每个故事后面有13个题目，一共26个题目，采用九级计分法。其次是Murray－Close和Crick编制的关于攻击的道德判断问卷(MRA)［9］，该问卷及修订版［10］在以往的研究中应用的也较多。该问卷由两类情境构成，身体攻击情境与关系攻击情境。对于上述的两种情境，被试需要做出错误性判断和伤害性判断。问卷结果取被试的错误性判断和伤害性判断得分的平均分。

四、道德判断的相关理论研究

研究者们对道德判断作出大量相关研究，本文主要从情绪、家庭环境、认知发展、道德行为以及物质条件等因素对道德判断的影响进行论述。首先，是有关道德判断与情绪之间的研究。彭明与张雷的研究结果显示，厌恶情绪会间接导致更严厉的道德判断［11］。吴永钦等人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当个体处于快乐和中性情绪状态时，个体的道德判断能力比悲伤和厌恶情绪状态下的道德判断能力低［12］。同时Fataneh等人的研究发现，个体处于快乐情绪状态下时的道德判断能力显著低于处于悲伤情绪与中性情绪状态下的道德判断能力［13］。因两位学者研究被试与实验工具不同因而导致快乐情绪与中性情绪下的道德判断能力出现分歧，后续应继续研究两者对道德判断能力的影响。近几年来，心理学研究者开始研究心理距离(时间距离与社会距离)对人们道德决策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关系自我在情绪易感性和道德判断间起中介作用［14］。闫春平等人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时间距离(一年前、现在和一年后)和社会距离(自己和旁观者)对大学生道德判断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个体从自己的角度分析道德两难问题时，他的道德决策水平低于从旁观者的角度去分析问题时的水平;并且该个体一年后的道德决策水平高于一年前［15］。也有学者研究认为，在社会距离方面，如果道德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在前几日，个体认为好朋友的行为更加道德;如果道德事件发生的时间距离是在三年前，则没有显著差异［16］。在家庭教养方面，最经常提到的三种教养方式为:权威型，独裁型和放任型。Pratt等研究结果发现，当个体的父母是权威型时，个体容易表现出明显的后习俗水平判断的趋势，其次是独裁型和放任型父母的子女，但是独裁型和放任型父母的子女的道德判断比后两者更成熟［17］。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家庭亲密度与道德发展水平呈显著相关，即个体所处的家庭之间的亲密程度越高，个体的道德判断水平发展的比其他个体较为迅速［18］。也有学者发现，家庭的“成功性”对孩子道德判断的发展起着积极引导的作用，家庭的“控制性”对孩子的道德判断的发展起着抑制作用［19］。在认知方面，具身认知理论是作为认知心理学研究中的新视角出现的。由于“麦克白”效应［20］的提出，不同学者开始了道德判断与清洁效应的研究。Johnson等人做的一系列研究证明，清洁行为会使个体降低判断标准导致更为宽松的道德判断［21］。然而国内研究结果［22］与之相反，在此我们认为可能是由于清洁启动操纵方式不同造成的，后续应系统研究不同清洁方式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另外，身体温度等因素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也有待学者们进一步考究［1］1482。在与行为相关的研究当中，杨继平的研究结果表明:道德判断与青少年攻击行为没有直接影响，但当青少年道德判断能力水平较高时，道德推脱对女生攻击行为有明显削弱倾向，但男性被试的攻击行为没有削弱［23］。也有研究表明道德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体适应环境的一种手段。当个体面对道德两难事件时，若其对于该事件情境的卷入程度比较低，个体做出的道德判断一般倾向于规则性，相反，当个体在该事件情境中被卷入的程度较高时，个体作出的道德判断是更多的依据实践的结果［24］。也有学者认为，道德认同与道德判断存在显著正相关［25］。在物质与道德判断研究方面，大量研究表明，道德判断的水平受物质层面的影响，显著的物质匮乏会引起个体在面对道德事件时作出更严厉的道德判断［26］。叶华齐的研究结果与前者一致，同时该学者认为相对贫穷的人如面临突然失业等问题，富裕与贫穷的被试在道德判断上的差异更加显著［27］。

五、研究展望

本文对与道德判断有关的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这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对个体行为的心理基础进行了解以及对某些社会现象的产生原因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这对促进积极道德行为的传播和发扬提供了先决条件。在未来的研究中，提高道德判断实验的效度是我们应该着重考虑的方面，在以往研究者的研究中，心理学研究应该者着重研究情绪启动与道德判断水平之间的关系，对于情境启动实验的外部效度往往不能准确地测量，不能确定所启动的情境是否达到真正的启动，以及启动的程度。例如在清洁启动实验中，国外研究者的结果表明，被试使用消毒纸巾清洁双手后能够减少自己的道德污点，相信自己已经洗刷掉自己的罪恶［28］。但是在国内阎书昌等人的研究当中，使用消毒纸巾擦拭双手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理想的效果［29］。据此我们推断，在国外清洁双手与宗教信仰有关联，在国内宗教信仰与宗教仪式相对较少，所以没有产生预期理想的心理隐喻的效果。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们需要重视道德判断研究实验范式的外部效度，使实验结果更具有说服力和适用性。在众多心理学相关研究当中，各种心理变量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究竟哪些心理变量与道德判断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又有哪些变量能够对道德判断产生潜在的影响呢?在众多心理变量中，有哪些变量是单独对道德判断产生影响，其中有没有变量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呢?与道德判断相关的各变量之间是相互促进还是存在抑制作用呢?当前关于道德判断的调节和中介模型大都比较简单，属于单一调节或中介，那么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多重效应呢?上述问题都是需要后续研究者们进一步考虑的。

作者:张婧瑶 许亚阁 单位: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