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见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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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它有着最为活跃的性质，因为具体文学现象总是丰富多彩的，文学批评要去面对这些姿态各异的文学文学现象，就必须适应对象的多样性。同时，文学批评只要是作为文学研究学科工作的一个方面，也就要求需要相应的学科的依托，譬如哲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储备，要求有文学修养方面的积累。既要能够灵活面对具体现象的复杂多变，也要能够秉持学术立场，提出的问题和观点要具有学科价值。这样结合起来之后，文学批评的表述才可能是达到有见识的地步。具体情况总是多样的，那么总体而言，文学批评是需要通过对具体问题的梳理来达成原理的讲述，或者也可以是遵从原理的条则，来解答具体问题的疑惑。在这个进程中，文学批评的见识高低，是它是否具有价值的关键。同样，也就是本文论述的核心。

一、回答问题：文学批评的题中之义

文学批评被创建出来，就是要回答一些与文学相关的问题。譬如某一具体作品的价值如何，对该作品应该把握哪些阅读要点，如何能够在面对一个题材时，写出比较好的作品，那些被尊为641文学经典的作品是具有了哪些基质……然后还可以在一些更大的视野来看文学批评，如某一时代的文学潮流和其中某一作家之间的关联度，文学的变革趋势和整个社会的变革之间的关系……那么，文学批评回答文学问题这一看来理所当然的职能，在履行的效能方面究竟如何，应该说见仁见智，很难有一个统计结果，而在我们直观的层面看，恐怕也是差强人意。一个简单的逻辑道理就可以解释其中端倪。我们知道在文学史上有很多的争议，几乎每一次新的文学潮流的出现、每一位文学大师在最初时刻的登场，都会引来很多否定，后来这些初次亮相的文学现象才得到认可。在这些最初评价不高，后来却成为文学主流甚至文学经典的案例中，文学批评大多的表现是不好的，虽然不能说它就是文学“冤案”的制造者，但是要说它比起一般人直接面对文学时的认知和判断，也没有多少更高明的地方，这应该是事实。说到这里，我倒是想给文学批评找出辩护的理由。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如果从审美鉴赏的角度看，文学批评就算是后来被证明了它当初的眼光不够犀利，并没有达到高于常人的见识，那么，文学批评还是可能传达了既有的关于文学评价的指标，还是体现了一定的外行不具备的审视文学的方法和原则，它看起来是保守因循、缺乏创见，可是至少也算充当了文学的传承者的作用，即文学要能够传承，是需要一些卫道者环伺左右的，假如都是新的文学现象一出现，就匆匆地告别既有的文学，那么文学系统就毫无稳定性可言，而这种情况下也难以达成文学的辉煌。换一角度，如果从认知水平看，则文学批评也并无需要特别指责之处，原因是人的认知本身就有盲点，以及认知选择中存在着多个维度的参照系统。有一医学的案例比较能够说明问题。中国的心血系统医学专家韩启德院士在一次给医学院博士生的讲座中谈及医学的不能精准的事情。他说，按照目前的体检指标，多次血压测量在100－140毫米汞柱以上，就可以认定为高血压症。高血压会使得血管承受过高压强，长此以往就会血管失去弹性，造成血管的老化，进一步就增大心脑猝发疾病的可能。这样的话，一般医生就会开降压药。目前的情况是，一旦服用降压药就得终生服用，一旦停药就会血压飙升导致危险，并且降压药虽然有多种类型，但都有比较明显的副作用的，再者就是降压药对普通工薪族也是一个经济上的压力。那么，服药的效用究竟如何呢？韩启德院士提出：“10年心血管事件包括心肌梗塞、脑卒中发生率有不同的结果，最高15％，也就是100个高血压的病人在10年之内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可能概率10％，降低30％，100个40岁以上高血压的人服用降压药来控制血压，只有4－5个人是受益的，他们还可能存在药物的副作用，加上药物的经济负担，另外的90几个高血压病人非但没有用，还可能受到副作用。”①从追踪调查数据来分析，也就是说，采用服用降压药方式来进行心脑疾病控制，有效率只有4％～5％，再参考为达成这一效果的代价，即在90％多的无效服药者中，有些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副作用的，譬如消化系统会有不良反应，而且降压药物本意是消除心脑疾病，尤其是降低猝发症，可是药物副作用就有晕厥、心肌梗赛的内容！更需要慎重面对的是，一般情况下，一旦服用降压药就得终生服药，服药者会形成服药之后的血压平衡，任何时候骤然停药都是极度危险！如果事关人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的医学，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得出一个让人觉得可以算“正确”的引导的话，那么，有“趣味无争辩”之说的审美领域的文艺的批评，倘若也是面临不能让人充分信赖的回答，就是不足为奇的了。而且文学批评回答问题方面的乏力，还不仅是对于层出不穷的新近文学的审美的方面一时的反应上的迟钝，而是在根本的性质上就不能胜任。文学批评回答问题时的差强人意，在对文学经典阐释方面就有典型体现，沃纳•索勒斯指出，围绕着文学经典的文学批评随着时间推移越益增多，而且层出不穷，“这个过程并不企图去创造一部新的经典，或者推翻一部旧的经典。而只是去选择那些让我们觉得有趣的话题，这些话题经常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反映了我们对音乐、艺术、文学、科学史、政治、环境不同的兴趣，我们的不同趣味很可能会使读者着迷，给他们以灵感。”②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不是给出一种标准答案，而是要把树立为文学经典的作品放置到显眼的位置，然后从批评家所认为的合适的角度来看待，由于角度的差异，总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新的景象，在理论上讲这种新的可能性是不可穷尽的。经典性质的文学作品往往会有很多种不同的解读，一方面确实有作品内涵丰富性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围绕着这种作品的批评更多，那么从概率角度看也就应该有更多的阐释和评价。文学批评被赋予回答关于文学问题的职能，而文学批评的回答其实且不论对错，它在根本上不能证实所答的准确性，所以文学批评就可能显得无力。这种情形的存在，就会有些批评家会更加强调文学批评所提供意见的权威性。这种要求存在的理由在于，假如某一意见具有充分的理由，那么意见来自于何处就不重要，诸如“防火防盗”一类，诸如驾车不要抢道等，谁说的都可以，这种告诫可能会让人觉得嗦，但是意见的正确是可以得到普遍认可的。另外还有一些并不是那么正确性自明的说法，就需要表述者的资格来做担保，譬如大家都不熟悉的路途，某人来指引前行方向，我们就需要他有更多的把握方向的能力，或者，他虽然也毫无把握，但他拥有群体中更大的决策权，听他的成为必然的选择。文学批评表达的意见并不属于前者，因此批评家就需要在后面一种类型中获得支撑。事实上，在文学史上，就是有一些批评家这么考虑并且把想法付诸实施，如布瓦洛提出的文学观点就希望进入到国家的文化法规层面，通过立法形式来对文学艺术的领域实施管理。但是，实际上这不能解决文学批评毕竟存有的多种意见不能统一的问题，假如非要把批评定于一尊，基本上就只有依靠权威人士的不可撼动的地位来达成。可是，权威人士也可能在不同语境有不同意见。而且，焉知权威人物的意见就是正确的？于是，又有了几乎完全相反的情形，即既然文学批评莫衷一是，那就不妨各行其是，批评意见形成一个开放空间。这样一来的话，批评毕竟有认知的和价值评判的引导作用，完全开放也就鱼目混珠，要不要做出清理？王晓明提出一个问题“倘若某人经过长期思考，认定人的价值在于吃喝玩乐，于是全力实践，又该怎样看待他？”③我们说言说应该诚实，好的，如果有人这样宣传，那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应该是有足够的诚实，他这样的观点也没有伤及他人，符合自由表达的底线标准，可是，这样做能够解决的麻烦比之于它所带来的麻烦只会更多！关键在于批评的话语应体现高人一等的见识，假如就是随便说说的意见，那就没有作为一个文学研究领域的理由。所以，张汝伦有一个表达，说“决定个人的实践行为的意义，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共同体的历史、文化和传统长期形成的实践理性及其价值判断标准。”④看起来好像是有了一个客观化的依据，可是标准是需要人来认定和掌握的，谁来认定和掌握？这就又回到了前文提及的权威机构、权威人物的方面，看来这不是批评的出路。

二、提出问题：文学批评的理想追求

假如说文学批评在回答问题方面具有很大的麻烦，甚至可以认为是它的一个逻辑上悖论性质的症结：批评应该体现比普通读者，甚至比作者更多的思考，而批评的齐一化、批评的客观化追求，恰好又是要避免这种趋势，即一种正确的认知应该可以被复制，譬如比萨斜塔上演示的大小铁球同时落地的情形，可以在其他场合重演，大家可以得到同样的认知结果。文学批评则不同，同样一部作品，不同时候阅读可以有不同的体会。其实，文学批评的这种悖论性质的情形，古人也就有所察觉，古语的“趣味无争辩”，其实不是讲在趣味问题上人们的意见一致，恰好经常是意见不一致，如果意见差异可以量化的话，甚至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也许应该换一角度来看文学批评的作用。即批评并不是在回答文学问题时就一定比普通人高明，假如却有一些批评文字真的能够让人感觉醍醐灌顶，打开了一扇心灵的窗户，那么也同样的有若干的批评文字让人如坠五里雾中，这种惑人的事情不是因为它的玄奥，而是它的写作者误入歧途，由于文学批评有引导读者的作用，它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完全可以抵消功劳的部分。换一角度看的话，文学批评提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提出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把疑惑不解公之于众，提出问题实际上意味着拿出一种看待事情的角度，由此可以思考相关的方面。我们有句口头禅是“一个傻瓜提出的问题十个聪明人也回答不了”，好像提问是傻瓜的专利，聪明人是回答问题，其实傻瓜的问题基本上是死搅蛮缠角度上的，回答可能比较困难，关键是这种回答只是一问一答，没有开启思考空间的价值。那么，应该说提出问题往往具有方向性的重要性。当年，数学领域就是整理出来了若干主要理论问题，在当时是无法回答的，由此提问之后，就聚集了一批后学者来攻克难关，由此就取得了数学学科的长足进步。如果是学校教育的学习过程，回答问题是最关键的，考卷就是对于回答问题的评判；可是对于学科探索过程，可能如何提出问题，提出什么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提出问题就是找出思考的方向。E•P•汤普森在196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出“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frombelow）。⑤旨在改变过去通过对该时代有影响的思想家的思想的研究来代表该时代的方式。这种历史研究的方法其实不是始于他的这次提出，早在二战之前就有法国的年鉴学派的历史学，认为历史研究应该把眼光从探究掌权者的宫闱政治，转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应该把历史痕迹的捕捉从单纯的书卷阅读扩展到包括各种人的产品用品的分析。譬如，通过一座千年古城的民居、街道布局等，我们可以由此分析出当时人民生活的一些重要节点，而由这些因素可以反推当时生活的一些状况，这比之于对当时的生活的文字述录更有参考价值。所谓“自下而上的历史”，其实也就是提出问题的方式的变革。对于具体的历史进程来讲，“自下而上的历史”更要看重历史上的一些体现社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方面的东西，而不是历史事件中的当事人做出的抉择。譬如宋朝在中国历史上，它的文化、经济发展程度都是超过唐朝，有人统计北宋时期的中国GDP达到了当时世界的一半，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最高份额，而且迄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达到了这种额度。但是，宋朝也被称为“弱宋”，北、南两宋分别亡于辽金，甚至对于并不强大的西夏，也还实行了岁贡，花钱买平安。那么强大的经济和文化实力没有体现为军事实力，这是史学家长期诟病宋朝的原因，尤其是指责宋朝朝廷的昏聩。可是，一个昏聩的统治集团怎么能够保持长期的经济繁荣，甚至只有半壁江山之后也还保持了旺盛的经济活力和不俗的文化贡献，仍然处在当时的世界第一经济体的地位，这种矛盾史学家没有给出答案。如果从“自下而上的历史”来看可能就有不同的思考。在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展现了当时首都汴梁的生活场景。画面中人物数百，在人物之外画面上还有上千的家禽家畜，在这些动物中，最小的是鸡鸭，最大的是骆驼，另外还有牛、驴等体型居中。我们一般把该图理解为古代的写生，或者说是现实主义画作，那么画面反映了什么问题呢？马的缺席！在中国先秦以来的各朝代，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有长期的军事对抗，从经济实力甚至军事实力来看，中原地区可以保持自己的政权，而北方游牧者由于有马匹配给优势，攻击时可以调动兵力，撤退时可以摆脱追击，两厢平衡就造成了长期的拉锯状况。中原政权也可以到北方地区购买一些马匹，可是毕竟数量上不能人手一份，难以组建具有规模的骑兵部队。到有宋一代，中原政权的马匹供应链被横亘在中间的西夏国截断了，宋军马匹奇缺。《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牛车、驴车，还有画面两侧都有人骑驴的。在画卷右端有一队人走在返程路上，他们扛着山鸡一类猎物，应该是游猎归来的人，一行人中只有一位骑行，他的座驾看不出是马还是驴，即人体与马的比例不合常规，这个马太小了，差不多也就是驴的体型。假如这是马的话，我们会想当时马的数量少，质量也不高。苏轼《江城子》词中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何等豪迈！千骑卷平冈的盛况和宋朝马匹稀缺的实情形成强烈反差，我们也许应该相信张泽端图中缺马的展现，而苏轼词中的描写看来是他所表述的当时的中国梦！几乎北宋的大部时期，和整个南宋时期，先是遭遇西夏的马匹禁运，后又是辽金的同样的遏制，在那样一个冷兵器时代，马匹不足就是绝对的短板！并不强大的西夏扼住了宋的咽喉，造成宋军力难以强大，然后环环相扣就有对辽金的战略劣势，苦撑两百多年最后亡于蒙元。宋朝作为中国古代文明最辉煌的一个朝代，在经济上世界第一，包括半壁江山的南宋也是世界第一，在文化上堪称中国古代的一个高峰，其后的时代只能是做一些修补而不能超越，甚至有所倒退，而且在政治上宋朝开国时期形成的不杀文臣的传统，使得当时的政治文明处在最清明的时代，比起元明清的“文字狱”和特务统治真的是不在一个层次。这么多优越点的宋朝显得对外疲弱，前述是马匹不足的原因，另外即使如此，宋与辽金的对战其实是胜多负少，可是宋的胜利往往只是击溃敌军而不能追歼，而敌方少有的胜利由于攻破城池之后的劫掠，就可以获得重要补充并且成为下次再来劫掠的驱动力！这才是宋代屡屡受制于人的原因。回到“自下而上的历史”来看，我们的史学历来看重的宫廷政治，历史进程都从领袖人物寻求原因，有时还嫌描述的材料不够，去发掘宫闱秘事，包括君主的权谋、朝臣的阴谋、宦官的伎俩、后妃和外戚的算计，等等，力图凑出完整的历史进程拼图，以为这就有了历史真相。具体到宋史，北宋之亡就是宋徽宗担主责，南宋受辱就以秦桧作为罪臣，当然他们有其过失，秦桧等的失职以卖国罪处置也许适用。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前述已经分析的缺马的短板就是当时的军事行动机动力的缺乏，这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补救的。假如其他某一朝代或者某一政权机构因此走向灭亡，唏嘘一下也就过了，可是这是作为最值得自豪的宋朝！因此，这已经不是一个朝代的覆灭，而是一个文明的走下坡路，它是历史性意义的悲剧！那么为什么以前的蒙古地区没有成吉思汗的战功呢？其中各种复杂原因不可能一一细剖，但其中一条是铁制马镫的出现。大体上是高加索地区率先发明，此后陆续扩展使用范围，大致唐代以后才传到中国和蒙古。铁马镫的运用使得骑士在马背可以完全放开双手去使用兵器，大大地提高了骑士的作战能力，而成吉思汗的蒙元军力就最大程度地获得了此项发明的利益，反之大宋军队则在此项技术的推广中难能获益。如果要说戎装骑士比起步兵作战有多大优势，可以提供一个参照：当年西班牙殖民者摧毁南美拥有数千万人口数百万平方公里疆域的印加帝国，西班牙军力只有几百人！所用的枪械有效射程仅几十米，而且不能连发，比起弓弩没有实质性优势。但西班牙军人都有坐骑，可以随意选择自己去打击的对象，而对方几十万大军只能被动地应战。假如占得上风敌军就迅速撤退，不能歼灭对方；一旦战败则退无可退，基本上就沦为马铁下的丧命者。西班牙并非举国之力而是一个营左右的兵力就使一个大帝国灭国，俨然是重演了当年成吉思汗时代的骑兵威力。《清明上河图》是文艺作品，文学批评所要做的不过就是从文学的文本寻找出可能的问题，由此展开一个思维过程。其中重要的不是答案，而是要思考什么和如何去进行思考。

三、发现问题：文学批评的思想境界

通过上述辨析，我们可以知晓文学批评不是表面看来的回答关于文学的问题，而是针对文学来提出问题，那么提出问题其实是有高低之分的，提出好的问题可以开启思路，而提出的问题不合适的话，则就是纠缠于一些无意义的琐事，也许提出来有些道理，但是至少所花费的心力相对于所得到的知识之间不成合适比例。所以，提出问题的关键是发现问题。那么，什么才算是好的问题？可能真正的关键不是问题本体，而是问题的语境关系。当年黑格尔《美学》把诗歌这种文学形式看成文学的、艺术的最高级的形式，这里就可以表露一个问题，即诗歌真的就是艺术的最高形式吗？应该说黑格尔这种观点也是由来已久，中国古代有一些相关例证说明问题，孔子教育他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虽然孔子这里说的不一定是泛指的诗歌而专指他所编选的诗三百，但毕竟也是对诗歌高看一眼。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探讨文学、美学问题的专著名为诗学，其中所探讨的不仅是诗歌，也包括戏剧等，但不叫戏剧学而叫诗学，表明诗歌的重要性，即诗歌所体现的美学要求在艺术中具有普遍性，诗歌的评价标准基本上可以作为各种文艺门类的共同参照。在此情形下，黑格尔说诗歌是艺术中的巅峰形式是有道理的。可是，也有另外的观点，譬如以画家身份名垂史册的达芬奇，就认为诗歌绘画之间，绘画具有更强大的震慑力，诗歌以语词作为表达材料，语词的含义要明确，其实也就限定了语词内涵的丰富性。譬如诗歌中“上帝”一词所引起的感受比较单纯，对基督徒而言就是代表了权威、终极意义，而图像描绘的上帝，则可能唤起尊崇、敬畏、皈依乃至耶稣受难时的怜悯等复合性质的感触，这种感受的复杂性更切合“感动”的心理，因此更能够触及心灵。那么，这种把图像作为更高表达的意谓，就不是在黑格尔的论证层次上找寻合理依据，它可能更属于一种对自己所钟爱的本行的辩护，人的心理可以有“敝帚自珍”，对于属于自己的东西会多一分眷顾，何况达芬奇所赞许的造型艺术本身也确实富于魅力。因此，看起来不同的观点，在逻辑上似乎就需要有一个正误的判断，可是实际上并不适用于排中律，它其实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各自入思角度不同，各自有其合理性。那么我们今天在图像文化时代这一背景下来看问题，可能就需要对达芬奇那种图像优先的观点多一些考虑。在对一个对象、一件事情可能有不同认知角度造成的差异之外，还有的就是一些事情的行为预期和实际效果呈现的反差，可能这种反差完全抵消了行为的合理性。福柯曾经论述古代时期各地官方普遍采用的公开行刑，即在面对公众甚至还特意召集公众来观看刑罚执行，意图是起到震慑作用，以儆效尤。可是公众来看的时候，除了遭到震慑、感受到恐惧，心理上还会产生一种保护性的迁移，即把行刑看成是一个身边发生的戏剧性故事，行刑过程算是过程的高潮。由此，观看行刑很大程度上就变异为民众自拟的狂欢，偏离了官方行刑大观的预设目标。黑格尔曾经提出“历史的诡计”这个命题，即历史中有些设计是为了某一目的，可是现实的效果却是完全相反。譬如秦国当年设计的严苛刑律是为了统治秩序的安定，其中要求必须按时抵达指令地点否则处以严格责罚的条款，导致了因暴雨而滞留延误行程的陈胜揭竿而起，引爆了秦国统一之后的新的战事，最终使得秦国灭国。二战中苏联重新获得了西北部波罗的海三国的领土，它曾经是沙俄时期的俄国疆域，苏联意图通过重新占有该地区来获得更大的战略空间，增强苏联的安全系数。但是波罗的海三国的人在宗教传统等方面不同于俄罗斯，并且因为处在欧洲国家与波兰、德国与俄罗斯的夹缝之间，当地民众更青睐西边的文明，因此在合并到了苏联的40多年时间，民间一直就有离心倾向，在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几乎每年都有来自三国的某些激进人士在莫斯科红场自焚来表示抗议。当苏联在90年代重新订立苏联的联盟条约的时候，三国的议会明确说“不”，也就是苏联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议会要求脱离苏联成为独立国家。此举当然遭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即苏联最高议会的否定。于是三国的议会动员了公民，在三国与俄罗斯的国界之间，若干万人手挽手沿着国界线形成了一道人墙！最后的结果我们看到了，就是苏联当初并入三国是以此加强苏联国力，可是也就是因为三国的离心力，使得苏联在重新订立联盟条约的时候没有办法纳入三国，最终联盟条约流产，苏联这个庞大国家猝然解体。文学批评面对文学和文学的有关方面，也就是要去发现其中的问题。再进一步，发现问题了当然就是要去寻求关于问题的答案，这里答案其实只是形式上的目标，寻求答案真正的意义在于找到一个撬动学科进展的支撑点，通过寻求答案而建构出学科的话语体系。

四、构建问题框架：文学批评的实质

当我们思考文学批评的见识这一重要议题的时候，预设了“问题”的重要性，见识不过是对于问题的看法，看得准看得深就是好的见识，反之则是缺乏见识。而“问题”不是自然地摆在面前，它是需要一系列的思考之后，才能够把一些相关材料加以聚焦，形成为学科的问题。这些学科问题不是简单的是非、正误以及优劣就可以回答的，它还需要建立相应的框架系统来作为思考的依据。杜威在他的《实用主义》一书中讨论了判断问题的依据。他假定，有一个人看到树上有一只松鼠，他想更细致地观测，就走到树下，而松鼠感到来者不善，就极力闪躲，总是力图躲到树身的另外一侧隐藏起来。于是，这位观测者就和松鼠玩起了转圈，观测者总想走到树的另外一侧看到松鼠，松鼠也就总是迅速逃向背向观测者的一边，观测者在树下绕圈行走，松鼠也是在树上绕圈攀爬。那么就有一个问题，观测者绕着树行走，松鼠在树上，观测者是否绕着松鼠了呢？假如环绕某物是指出现在它的前后左右，松鼠在躲避观测者过程中，始终只是让观测者隔了树身，松鼠是隔着树身与观测者面面相对，观测者并没有出现在松鼠的前后左右；假如绕行是指出现在某物的东南西北各相应方位，那么观测者确实做到了。因此要回答观测者是否绕行了松鼠，取决于给出的标准，如果以前后左右的条件就没有，东南西北的话就有。因此，文学批评的见识需要超越个人的、随机的喜好，同时也有另一方面是得要回避那种把审美判断唯一标准化的尝试，毕竟审美问题是心灵的活动，而心灵的领域只能个人去感悟，不能是外在力量强加的，若干个人的审美取向从来就不是同一的，应该尊重差异性，尊重差异就是尊重他人。一般情况下，文学批评可能应该少做判断，而多做剖析，判断就让读者根据自己对文本的阅读以及参考剖析得来的思考。单个文学批评的剖析需要就事论事，而总体的文学批评则需要在思考事实之外的深层次思考，就是批评者需要尽可能地贴近事实本身，甚至需要细节上的不懈追求，同时要把所剖析的事情联系到更广泛的、更深入的方面。这样来进行的批评活动才是具有学科价值的。基于这一原则我们来审视文学史上的一些个案就颇有看点。当年韩愈写诗《调张藉》，诗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诗中对于当时李白杜甫各自的追捧者，不只是提出来批评意见，而且是一种羞辱对方的态度。当时李杜都有自己的读者群，他们往往在竭力颂赞其中一人的时候，也贬低另外一人。这种不相容的态度有客观上原因，即李杜两人诗风迥异，以李白的飘逸来看杜甫就显得滞重，以杜甫的沉郁来看李白则稍欠厚重。读者的偏爱是普遍存在的。要知道韩愈也仅晚于李杜几十年，在一代人的时间，李杜还没有经典化，其作品还不是今天这么高的地位，以韩愈的影响力来对李杜诗歌做出一个盖棺之论，很快也就成为诗坛的权威性评价。韩愈关于李杜诗歌的见解成为了正宗意见，人们也就忽略了他在评价中有着一种不容置喙的专断。其实在韩愈发表意见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诗歌在经历一个转型过程，在此之前，先秦诗歌是奠定了诗歌的思想伦理基础，所谓“思无邪”的诗教要求自此成为铁律，但是审美方面还没有定型，形式上《诗经》是四言诗为主，到魏晋时期五言为主，再到唐代七言诗成为主流；在艺术上，《诗经》是质朴的，魏晋比较崇尚诗歌去体现玄学意味，而在唐代则追求诗歌的艺术性，建立了一种以“意境”作为诗歌审美尺度的参照系统，在这种要求下，认为唐诗以前的诗歌是不讲究诗眼的，唐诗才确立了诗歌要有一种语言表达中的意境营造。韩愈凭借他的文坛地位的意见成为此后千年不易的定论，很大程度上就是把握了诗歌史发展的大的趋向，在此应该承认韩愈真的是颇有见识。那么，在充分肯定韩愈见识的情形下，再来看他的批评，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譬如为何就不能对作家作品提出臧否？而且他所指责的那些人其实是在高度认同李杜诗歌，在此前提下才来说谁更优秀，其实这种对比在以后的时代也都是存在的。因此，批评中的见识并不都是“正确”，而是要有一些洞察性质的认知。文学批评的见识是要看出一些常人之所未见，在这里除了需要批评家的天赋之外，也迫切需要在学科框架的层面拿出一些操作性和原则性的东西，就如同我们可能一下子不能算出三位数对三位数的乘除，我们就可以借助于列出算式来分步骤地演算，然后得出计算结果。因此，我们还需要强调方法和程序而不是依靠个人的敏捷和学识。在这方面，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批评不可能真正地以公式推演做出评析，那就需要发掘学科中的问题，在问题意识的标杆下进行相对集中的思考。譬如，在古代时期各国文学尤其是地理上不相邻的国家之间的文学，各自的形态和表达主题等方面差异明显，在研究中也就不必兼顾彼此，可是今天已经是全球化的时代，任一国度的文学都是在他国文学的影响、激励之下形成和运作的。近百年得到最多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它的文学如同它的民族成分的多元化，需要在跨国文化的基础上来看待，譬如索尔•贝娄是犹太作家，就不能不联系到民族认同来看待其作品的思想倾向。以色列作为历史悠久但二战之后才建立的国家，以色列文学有“流散文学”的框架，即今天的以色列人大多以前天各一方，在以色列复国之后才重新聚集在以色列，离开家园的流散生活成为了民族的记忆，也使得他们今天的文化可能会融入了原先移居之地的文化因子。索尔•贝娄作为美国作家和作为犹太作家都是恰当的，但是美国文学和犹太文学不是同一个概念，这样的话，也就是把索尔•贝娄置于文学研究视野的时候，就需要在两种不同的文学框架来做出思考，所提出的问题和所思考的方面注定就会与单一的国别文学的研究有所不同。文学批评见识的增进不能指望个别批评家灵光一现的感悟，虽然批评家的感悟的确可以为批评带来新的见识，但这些东西不可能成为文学批评的主流，也不是学科角度可以干预的，那么学科应该做的是文学批评的体制建设。在这种思维下我们可能需要对于文学研究做出一些反思，譬如，“传统世界文学课程将其中心注意放在一些‘主要文化’———具有政治权力与文化影响的国家通常是西欧，经常延伸到俄罗斯；到美国，有时甚至会到中国、日本和印度。……但是任何一种文学原则上都应有名著经典的创建，实际上真正的行动并非集中文学的总体，而是集中在一种文学的‘安理会’。”⑥但是这样一种以所谓主要文化来建构的文学架构，是否算一种改良了的欧洲中心主义？也许，在具有很多读者的、语言使用者众多的文学中，受到的关注就会比较多，反之有些已经濒临灭绝的语言，它的文学也就可能成为被人遗忘的、被历史掩埋的对象，可是，它的文学的成就有可能根本就没有被评估！再者，文学也需要有生态的多样性，那些被遗忘的文学中的某些写法，可能正是审美想象力显得枯竭情况下的作家诗人可资借鉴的东西。在更高的层次上，文学批评的见识不局限于对于具体作品的解释，对于一些文学潮流、文学现象的分析，而是要站在一个反思人的审美状况的基点上来思考问题。在古代时，文学中所写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孟浩然《过故人庄》），面对的是人和周围景观的亲密接触，生产物资中的桑麻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所用；而在今天，触目所见触手所及的东西，基本都是通过工业化的、个人在生产中都未全面接触的东西，也是远离大自然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审美并不能真正消化这些近代以来出现的新的场景，我们不能开轩面公交车站，把酒话下班途中的转乘线路，如果要说到这些，可能是烦恼和无奈而非审美的感受，那么在新的生产和生活的时代，我们面对的新的社会的变化状况，我们的审美应该关注什么，我们审美的内在品格应该包含一些什么？这都是非常需要探究的。文学批评着眼于文学文本的具体剖析的时候，不仅需要关注文本包含的信息，文本在不同文化语境可能被读出来的信息，还需要站在文本之外，对于文学文本中蕴含的审美元素加以分析品味，并且指陈其他的审美途径的可能性与利弊。我们说文学有着潜移默化的升华作用，其实文学批评就可以而且应当在此方面做出积极引导。文学批评也许并不能如同牛顿力学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那样产生引领时代的，引起人的知识革命性变革的影响，但是，陶冶人的精神世界这种文学的题中之意的作用，文学批评是可以做到的。文学批评的见识，最终意义上或许就要在这个方面来做出评判。

作者:张荣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