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走出去”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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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期盼与梦想如何顺利而真正地得以实现，不只是文学界必须考虑的问题，更是翻译界无法绕开的难题。因而，中国文学的译介应当被赋予根本性、保障性的地位，它是推动和引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铺路石与牵引力。作为中国文学中坚力量的‚文学豫军‛，更应该以积极的姿态、激昂的斗志和实际的行动共同参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新时代海外之旅。如何改变‚文学豫军‛海外译介的现状，以及加快中原文学‚走出去‛和‚再进军‛的步伐，需要以文学翻译为切入点和发力点，综合各方力量，利用各种条件合力推动‚文学豫军‛作品译介快步走、上台阶、上档次，为新时代中国文学‚走出去‛发挥河南作用，做出中原贡献。

关键词：中国文学‚走出去‛；文学豫军；文学翻译；新时代

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文学跨出国门“走出去”系列工程成效渐显。21世纪以降，在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和中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向国际、融入世界的需求越发强烈，呼声越发响亮。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希望全面而深入了解中国的愿望愈发强烈、态度愈发诚恳。既然国家层面有“中国梦”，那么文化层面有“文学梦”不失为促进文化交流、借鉴、融合的有效途径，并可进而借其推动新时代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深化和工程的扩大。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期盼与梦想如何顺利而真正地得以实现，不只是文学界必须考虑的问题，更是翻译界无法绕开的难题。在此意义上，中国文学的译介应当被赋予根本性、保障性的地位，因为它是推动和引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铺路石与牵引力。中国文学“走出去”不应当停留在愿望、梦想、呼吁和批判的层面上，相反要多对比、多思考、多创新，要用真真切切的行为和实实在在的努力向世界各国推介中国文学，证明中国文学。不可否认的是，从目前中国文学译出的数量、质量及其海外传播度、接受度来看，中国文学的“走出去”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困难重重。究其原因，排除文化的差异、西方的偏见和商业的顾虑等因素，作家的姿态、作品的风格和译介的模式与效果同样不可忽视。这从“文学豫军”作品的海外译介与传播现状便可见一斑。中原文学历史悠远，文脉深厚，更拥有所谓“中原崛起看文化，中原文化看文学”之美誉与地位。但是，“文学豫军”的“走出去”之行可谓长路漫漫。所以，作为中国文学中坚力量之一的“文学豫军”，更应该以积极的姿态、激昂的斗志和实际的行动共同参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新时代海外之旅。

一、差异与共存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起点与基点都在中国，它先天地带有明显的本土化与民族化特征。既然如此，在“走出去”之前先开展自我对照、自我反思与自我批评就显得非常必要。先抛开中国文学在海外的读者面与接受度不谈，它在国内拥有的读者群有多大，传播面有多广，接受度有多深呢？事实证明，中国文学在国内受到的关注、得到的认可和获得的地位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好。“当下的中国读者对于自己的本土文学开始抱持一种‘不以为然’的漠视态度。”[1]今日之青年，尤其是大学生关注和喜欢的多是网络、言情和武侠等所谓的快餐式畅销文学作品，他们中间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或认真读过鲁迅、沈从文、莫言、贾平凹、陈忠实、阎连科、余华、王安忆、苏童、周大新、李佩甫、刘震云和毕飞宇等现当代知名作家的作品？青年读者舍近求远、崇洋媚外，殊不知中国文学本应是世界文学的重要构成与主要力量，这是中国文学质量之所在，也是中国文学“走出去”之所为。虽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曾经在国内文学界、翻译界以及本土读者群中掀起阅读和翻译中国文学的小高潮，但中国作家及其作品所面向的更多是学术圈内的专家、教授和研究人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在21世纪进入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之后，文学交流与译介整体上由过去以外国文学译入为主转变为外国文学译入与中国文学译出共存的局面。过去为了学习与发展，我们把外国文学“请进来”；现在为了复兴与梦想，我们把本土文学“送出去”。这一“请”一“送”，虽然看似只是字里行间的微妙变化，却承载着中华文化复兴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光荣使命与伟大梦想。尽管走向世界的道路依然坎坷，梦想实现的时间尤需期待，但是中华文化的再度辉煌正如其作为世界文明发祥地的地位一样具有历史必然性。中国文学“走出去”可供选择的路径很多，可以是政府主导的外推工程，也可以是国外机构的主动引入，更可以是民间力量的自发行为。无论哪种模式，都已经或正在为中国文学“走出去”贡献巨大力量。尽管“走出去”之路并不平坦，总是不断出现一些未曾想到却又意料之中的困境与尴尬，但“走出去”的道路总归是越多越好。因此，“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孤芳自赏、自得其乐，最终使现当代文学‘走出去’步履维艰。”[2]“译出去”“走出去”简单，“走进去”“留下来”却相当困难，因为中西方在文化、政治、审美、艺术和地缘等诸多方面的确存在巨大的差异。尽管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与世界影响力的持续攀升，近年来中国文学被翻译为日语、英语、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韩语等语言的数量增加非常明显，并伴有质量的一定提升。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众多被译出的文学作品中，古典小说与国学典籍在关注度、读者面和接受度上均占有较为明显的优势，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之相比则处于相对边缘化的位置。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与外国文学的大批量译入相比，中国文学译出所取得的成绩是不容乐观的。所以，中国文学“走出去”任重而道远，“需要更广泛的推介，来回应世界对中国的日益关注”[3]。歌德在19世纪早期就曾预言属于全世界的文学时代即将到来。文学不分国界，它既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否则文学的世界必是小格局、小情调，文学的道路必然越走越窄。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必定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民族性代表异域性、差异性与个体性，它是文学作品展示自我、吸引读者的有力武器；世界性代表普遍性、共同性与整体性，它是文学作品持续生存、成为经典的秘密法宝。只有民族性可以承载世界性之丰盈、博大，世界性可以包容民族性之异质、厚重，文学作品才能够成为跨越时空、直抵心灵的精神食粮。除了作品本身应当呈现的大格局、大情怀与全球视野以外，翻译发挥的桥梁作用同样不可或缺。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坦言，他之所以有幸获奖与其代表性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尤其是英文和瑞典文关系密切。事实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文学成就与莫言不相上下，甚至高于莫言的作家并不在少数，如林语堂、老舍、巴金、沈从文、钱钟书等，只不过他们缺乏莫言的天时地利人和。莫言现象再次表明，翻译在世界文学圈所扮演的角色不可小视，所拥有的地位不可撼动。翻译在推动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过程中作用明显、效果可见，离开翻译，中国文学便无法真正做到与世界文学的接轨、比较、借鉴、融合。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学作品的译介和交流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文学人的共识。在世界仍然被各种政治的、文化的偏见所分隔的时候，当一种文化企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时候，是文学让万里之外的异国民众意识到，原来生活在远方的这些人们，和他们有着相通的喜怒哀乐，有着人类共同的正直与善良；文学也会使他们认识一个国家独特的文化和传统，这个国家的人民对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和安排。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和文学翻译都是通向一个和谐世界的重要桥梁，因为这两者的创造与合作能使如此不同的人们心灵相通，并共享精神的盛宴。”[4]铁凝此番话指出了翻译对文学推介的重要作用。但是，西方社会尤其是美英等国家，对待中国文学的态度与立场依然存在明显的偏见，他们始终不愿意放弃自我高高在上的姿态和无与伦比的优越感。实际上，这是西方社会心胸狭隘、格局狭窄的表现，他们不肯面对当下之现实，不愿正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崛起，缺乏国际视野与全球意识，自欺欺人地沉浸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优越意识之中而难以自拔，并强行分隔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表现出在文学上的自负与排他，看不到文学日趋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与世界性价值。种种因素共同造成中国文学译介进程缓慢以及中国文学译出作品的流通与接受受限。尽管中国已经成长为颇具世界影响力的经济大国，但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强国相比，中国迈向文化大国乃至文化强国的路途依旧艰辛。所以，我们从国家层面提出了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在此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学掀起了“走出去”的热潮，并为传播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文学方面的贡献，可现实情况依然不容乐观，整个西方社会缺乏对中国文学的理解，他们对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只有非常模糊的想象，甚至压根就是一片空白，“在美国提到中国作家，连美国知识分子可能只知道高行健和莫言而已”[5]。西方人对中国文学的陌生和中国人对西方文学的熟知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尴尬的反差与现实的落差不得不让我们再次反思中国文学应该如何“走出去”。或许拉美文学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些许借鉴，但是中国文学与拉美文学毕竟不同，照搬挪用拉美文学之道路恐怕也不一定可取可行。根本上讲，中国的文学道路还是要体现中国特色，凸显中国经验，力争以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面对世界。不论问题出在西方社会那里，或是出在译介者的身上，抑或是出在作家身上，中国文学想要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终是要回到中国文学自身这一原点与基点上来。俗话说得好，“打铁还需自身硬”，没有优秀的作品，没有典型的民族风格，没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中国文学很难被他国了解和接受，只能继续“跑龙套、当群演、做配角”，又何谈与各国文学同发展、共繁荣。文学作品的好与坏，不是看它是用哪一种语言创作的，也不是看它讲述的是哪个国家或地区的故事，更不是看它用什么样的独特技巧叙事，而是看它是否看到人性的真善美，是否听到生命美妙绝伦的音符，是否写出人类共同的命运。因而，文学译介绝不可以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千万不可将自我的民族性淹没于世界性之中，而是要在世界性中坚守自我的根性与灵魂，在民族性中突破自我的短板与局限，从而真正实现中国文学译介作品在世界文学之林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其中，“文学豫军”及其作品译介在某种程度上可谓“独秀一枝”，尽管它尚不艳丽。

二、坚守与突破

“文学豫军”，又称“中原作家群”，指那些一直坚守在中原大地的作家，以及那些离开中原远赴他乡求生存求发展的河南籍作家，他们共同构成一个非常庞大且极富地域色彩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群体。中原作家在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可谓璀璨的明珠，他们见证了中国文学的前世今生与兴衰荣辱，直至现当代他们依然领风骚于当下中国文坛。无论“文学豫军”，还是“中原作家群”，都只是一个名号而已，但名号的背后却蕴含着对“中原作家”为中国文学做出巨大贡献的肯定与•109•认可。截至目前，“文学豫军”的队伍中已经先后有姚雪银凭借《李自成》、魏巍凭借《东方》、李凖凭借《黄河东流去》、柳建伟凭借《英雄时代》、宗璞凭借《东藏记》、周大新凭借《湖光山色》、刘震云凭借《一句顶一万句》、李佩甫凭借《生命册》获得茅盾文学奖。抛开其他或大或小的国内外文学奖项不说，单单走出8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的骄人成绩，就作家籍贯所在地域划分而言，恐怕再无第二个可以与河南相媲美的省份。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原作家的坚守与突破，使得“文学豫军”注定将会影响并改写新时代中国文学之格局。中原大地文化底蕴深厚，人文地理丰沃，是“文学豫军”得以茁壮成长、持续壮大的沃土与摇篮。“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生命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6]李佩甫将平原视作“中原作家群”的“生养之地”和“精神家园”，阎连科把自己看作河南老家的“儿子”。“一方面没有哪一个群体，像中原作家群这样如此坚定，如此执着，如此深入地立足于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立足于这片土地上人民的生活，但同时也没有哪一个群体像中原作家群这样，从这片土地上的复杂经验中，不断地汲取创新和创造的动力，不断去开拓文学的艺术的新思维，不断开拓艺术的新境界。”[7]河南籍作家深深扎根于中原大地与中原文化，不断创作出具有明显中原痕迹与河南特质的精品佳作，不断为中国文学抹上异常浓重的笔墨，谱写非常华丽的篇章。没有中原大地阳光雨露般的照射与滋养，恐怕难有如此众多作家今日之文学成就。进入21世纪，“中原作家群”已经成为中原文化的名片与品牌，他们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与攀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文学豫军”因而一跃成为继“文学陕军”“文学湘军”之后中国文坛又一支排头兵与主力军。中原文化最中国，中原文学最民族。某种意义上来讲，“文学豫军”作品的译介最能代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愿景、诉求、现状与成效。与中国文学的整体海外译介情况相类似，中原文学的对外译介并不算理想，虽有个别作家个别作品曾经在西方社会掀起小风浪，但基本上仍处在一个比较被动、相对零星的“走出去”状态，整体上缺乏国际影响力和海外知名度。究其缘由，既有中原文化现实影响力的原因，也有政府外推力度有待提升的问题，更有作家自身的问题。中原大地几千年来沉淀出不同于其他地域的独特人文环境与内陆文化，它一直以来安土、重道、内敛、厚重而低调，从而造成中原作家只知埋头创作不知推介自我。但是，这并不代表“文学豫军”没有走出去“亮亮相”“打打擂”的需求与愿望，他们的内心深处从未熄灭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战斗的热情之火，只是他们不善表达、鲜有行动而已。或许他们一直在积蓄力量，等待爆发的那一天。中国文化完全不同于西方主流文化，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距离更远，它们之间似乎隔着一道永远都无法逾越的鸿沟，一东一西，一中心一边缘。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差异的存在不可否认，但隐含的共性也并非寥寥无几。试问，为何西方文学能够在中国拥有如此庞大的读者群和如此广泛的传播度？除了作品自身的文学质量与艺术价值以外，恐怕更多的是因为中国读者在其中读到了世界的大同，看懂了人性的相通，理解了生命的真谛。现在回过头来说中国文学，尽管它有着与西方文学不同的创作视角、叙事模式、表达路径和艺术品质，但是差异恰好凸显中国文学之个性与经验，它完完全全能够在广大西方读者群中引起某种共鸣。可惜的是，中国文学译介作品在海外的现实命运又如何呢？以英语国家为例，“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对母语为英语的大众来说，始终缺乏市场，大多数作品只是在某些院校、研究机构的赞助下出版的，并没有进入书店”[8]，更何谈进入普通读者的阅读书单呢。西方社会还没有建构起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异域文学的兴趣、需求与喜爱，这是一个超越西方读者的社会性问题。广大西方读者没办法从他们所能接触到的中国文学译介作品中，找到已经在其头脑中定型的关于遥远中国的阅读期待，因为他们所了解的意象中国与文学作品所书写的现实中国完全是两码事儿。如此一来，何谈理解并接受中国文学呢？回到中原文学，即便那些已经被译介到海外的作品，其读者面向大多是旅居海外的老一代河南籍华人，他们对中原有着一种虽远隔千山万水却无法忘记与割舍的故乡情结，况且华人读者阅读的大多是未经翻译的汉语原版作品。不难想象，在此情形下能够进入外国人视野的作家必定屈指可数，能够被外国读者阅读的作品必然少之又少。“对西方人来讲，中国语言和文化几乎就是一个无法进入的封闭结构，实在是太难理解、太难掌握了„„包括那些孜孜不倦、用力甚勤的汉学家，包括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的外国人，通常也都很难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很难深刻、准确地理解和评价中国文学。”[9]如果将地域的范围缩小至中原，文学翻译的难度则被进一步提高，这就造成更多的译介者知中原文学之难而退。中原文学“走出去”是一个需要辩证看待的问题。一方面，自以为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文化对外来文化尤其是中原文化的需求并不强烈，任何他者文化的主动性“走进”都可能会引起警觉、排斥和对抗；另一方面，中原文化也需要通过提升自我的国内外影响力实现自我突破，以满足中原崛起的现实要求乃至符合中国的大国地位与国际形象，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做出中原文化应有的贡献，故而中原文学“走出去”的愿望实际上异常强烈。

三、思考与展望

“文学豫军”在当今中国文坛的地位，足以有能力承载中国文学今日之梦想，足以有资格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大军中的一支劲旅。不断加大中原文学作品的西方译介度，持续提升“文学豫军”的海外影响力，不仅有利于实现中原文化和文学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有利于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取得更显著的成效。但是，“文学豫军的海外传播目前还属于游兵单打，团队意识、品牌意识淡薄，影响力微乎其微”[10]。素有当今“中原作家群”领军人物之称的李佩甫等作家的作品，虽有海外的译介与传播，但无论是被译出作品的数量与译入语的数量，还是海外的读者面与接受度，均与期望值相差甚远。尽管“文学豫军”的对外译介与海外传播整体上不尽如人意，但是独树一帜的阎连科却成为备受西方瞩目的中原作家，其作品因自身所产生的巨大海外共鸣度与全球影响力而被翻译为英语、韩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德语、西班牙语和瑞典语等二十余种语言，诸如《为人民服务》《日光流年》《受活》《四书》《坚硬如水》《风雅颂》《丁庄梦》《炸裂志》等代表作颇受外国读者欢迎，更是在多个国家文学圈甚至国际文坛获大小奖无数。“中西视野的融合使得阎连科作品所观照的人类生存经验由中国扩展至世界范围内。”[11]阎连科虽生于长于中原大地，却可以在民族性的基础上表达普世性的价值与世界性的胸怀。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阎连科作品缘何获得海外汉学家、翻译家以及读者的青睐，除了作品自身过硬的文学品质以外，其作品所表达的敏感性、政治性和异质性才是关键所在。正是阎连科作品揭露现实、针砭时弊的叙事主题与表达风格恰好迎合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学的阅读期待与审美需求，但这并不是文学翻译之全部责任与真正担当。阎连科作品的海外道路并非放之“中原作家群”而皆准，正所谓好奇“害了”中原文学，西方社会的好奇心成就了阎连科作品海外译介的成功。结果是，阎连科现象在推动“文学豫军”走进世界文坛的同时，很可能会限制“文学豫军走出去”的道路选择，并改变中原文学译介的方向与模式。文学作品具有历史性，文学翻译同样具有历史性。好的文学作品必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和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检验，而那些已经被证明了的优秀文学作品必将受到世界文坛和海内外译介者的重视，并进而顺利跨出国门、打入世界。在“文学豫军”当中，富有中国味儿和河南味儿的好作品比比皆是，它们有朝一日肯定可以成为让海外读者受用的文学资源和人生财富。那些已经被译介、走出国门的中原文学正在为新时代的“文学豫军”走向世界铺路、领航。所以，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中原文学很有可能在西方文学界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而不仅仅限于阎连科类型的异质感强烈的作家之作品。新时代背景下的“文学豫军”应该对此拥有足够的耐心，并展现充分的自信。改变“文学豫军”海外译介的现状，加快中原文学“走出去”和“再进军”的步伐，需要以文学翻译为切入点和发力点，综合各方力量，利用各种条件合力推动“文学豫军”作品译介快步走、上台阶、上档次，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发挥河南作用，做出中原贡献。就政府方面而言，要进一步加大资金与人力投入，加快平台建设，解决制约中原文学外推的短板与瓶颈问题，推动河南由文学大省向文学强省与翻译大省的转变。具体举措可以参考如下：第一，设立中原文学翻译专项资助基金，为文学译介工作顺利而快速地开展提供资金上的强有力保障；第二，设立“中原文学翻译奖”，奖励那些为中原文学译介做出各种贡献的个人或群体，进而提高国内外翻译家、汉学家、评论家和学者研究与译介中原文学的自觉性与积极性；第三，设立“中原作家群研究中心”和“中原文学翻译研究中心”，抑或“某某作家研究中心”和“某某作家译介中心”，集合政府有关部门、河南高校和相关团体之力量，开展中原文学创作评论与理论研究、中原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为中原文学创作、评论与译介“三位一体”提供理论上的全方位支撑；第四，建立举办中原文学或某某作家译介国际研讨会机制，定期邀请国内外从事中国文学翻译尤其是中原文学译介的翻译家、汉学家、学者、教授和出版商等，深入研讨文学翻译的现状、体会、成绩与前景，共商中原文学译介之大计。就民间方面而言，要充分调动一切民间文学翻译资源与力量。第一，有条件有实力的河南高校可以强化外国语言学科与中国语言学科在中原文学研究与翻译上的合作，强强联合推动“文学豫军”作品及其评论对外译介的合作、深化与提升。在文学大省陕西，民间力量翻译陕西作家作品的做法与经验就值得借鉴，如西北大学胡宗峰教授与英籍学者罗宾博士合译的贾平凹作品《土门》已经在英国公开出版。他们在翻译的过程中曾多次与贾平凹面对面交流，以了解作家文学创作的味道、气息和气质，力求原汁原味儿地再现原作。一个是原作者，一个是熟知陕西文化的英语教授，一个是了解西方读者审美品味与阅读期待的英国人，他们之间的合作可谓珠联璧合，而且译介的效果颇受贾平凹满意。《废都》《高兴》等作品已经被列入两位译介者的下一步翻译计划中，虽然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却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并改写了以往地域文学对外译介的进程与模式。第二，有基础有实力的河南高校可以聘任中原作家成为“驻校作家”，甚至可以开设“作家班”，以助推作家和学校实现在文学创作、评论与译介上的互惠共赢。莫言、王蒙、贾平凹、余华、毕淑敏、阎连科和迟子建等当代知名作家都曾经受聘为国内多所高校的“驻校作家”，故而中原作家和河南高校联合开展此项工作的空间依然很大，前景依旧很广。第三，中原作家需要加强同海内外翻译家、评论家和汉学家的联系、交流与合作。文学翻译不仅是语际间的简单转换，而且更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工程。“翻译有一个问题，我们中国的作品，文字它是有味道的、讲味道的，每个人写作带着他自己的气息，代表作者个人的气质，这个味道我觉得是绝对翻译不出来的，就是这个翻译家他不能代替作者来呼吸，所以他翻译出来的作品就没有作者的味道。”[12]援引此话的目的并非意指文学作品不可译、译不好，中国文学“走出去”且频获国外大奖不正是因为有葛浩文、蓝诗玲、罗鹏、陈安娜和林雅翎等译介大家吗？因而，中原作家要主动亮相各级各类国际演讲台以向全球读者推介中原文学、河南文化，更要积极联系、广泛发掘更多的有一定知名度的、有潜力的能够做好中原文学译介这道“中国菜”的国内外翻译家、汉学家和出版商，与他们交朋友、谈合作，毕竟仅仅依靠老一代的海外汉学家和翻译家并不是万全之策、长久之计。中原文学“走出去”不能是计划性的“外销”，也不能是强制性的“推销”，更不能是降格性的“促销”，中原文学“走出去”的步伐要加速，进程要加快，决不能在新时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环境中“滞销”。文学豫军“走出去”的文化自信和文学自信的实现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积极满足海外读者的阅读需求，主动适应国外不同读者群体的审美品位，努力遵守世界文坛的文学秩序，做到译介作品的可读性与可流通性，建构海内外“文学豫军”之高地；第二步，大胆保留中原文学的异域性、民族性、审美性与陌生感，保障译介作品的融入度与认可度，建构海内外“文学豫军”之高峰。到那个时候，西方读者从《湖光山色》和《生命册》等“文学豫军”代表作品中一眼便可看出，它们是以中原乡土大地为创作背景与原型的作品，正如我们今日一看到哈下的威塞克斯荒原便会联想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乡村一样。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创作好新时代的中原文学，翻译好新时代的“文学豫军”作品，传递好新时代的中国经验，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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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华伟 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