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文学译介模式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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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域理论，文化产品的产出过程处于历史条件下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网之中，该理论可分析涵盖翻译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所有社会关系。本文运用该理论中的场域、惯习和资本概念，解读林语堂文学外译行为中的权力关系和意义共建，考察林语堂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内外动因和具体策略。本文提出，社会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可以用于探索文本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行为的影响，对促进中西文化间的对话交流以及中国文化外译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布迪厄；文化生产场域；林语堂；文学译介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语言学家，凭借其深厚的中英文语言功底与繁复的思想谱系，既可在《左手孔子，右手老子》中将孔子和老子聚为一炉，也能在梦想家的灵感中写就《奇岛》，让中国、希腊、美国并肩于乌托邦的世外桃源。他的小说《京华烟云》（MomentinPeking）用英文写就，后被翻译成中文，译著如《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堪称无人能超越的翻译经典之作。他自评“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①被誉为中国文化译出的典范；汉学家高本汉认为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和《京华烟云》“是报导中国人民的生活与精神非常宝贵的著作；”②黄忠廉则认为他“改变和丰富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迄今为止，任何译家对英语世界的影响都难以超越林语堂。”③林语堂的翻译作品中，呈现出其鲜明的主体特色：他对原著进行创造性发挥，即对原著进行编译、节译或夹述夹译。这些编译或节译行为貌似违背了传统翻译观“忠实”和“对等”的原则，却畅销海外，广受目的语国家读者欢迎，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上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笔者认为，林语堂的翻译行为既涉及译者的主体抉择，又涉及影响其翻译行为的客观社会文化因素。近年来，布迪厄的社会学文化生产场域理论受到翻译研究者的青睐，在过去20年里被广泛应用于口笔译研究，推动形成了翻译学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翻译社会学。该理论“克服传统社会学中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的独立，以相关性原则探讨主客观因素在实践过程中相互渗透和转化的现象与逻辑。”④换言之，文化场域中的客观场域与主观的惯习相互影响，任何的交往互动都是建立在客观结构之上，并受到场域之中社会条件的影响和操纵。本文将借助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域理论，解读林语堂译介行为中译者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以及这一文学子场域的运作特点给中国文化外译带来的启示。

一布迪厄文化生产场域理论

布迪厄的研究涵盖广泛，从人类学到社会学，语言、教育、文化与社会阶级的关系都是他的研究主题。他提出的社会学论点以文化、社会结构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为主题，把场域中的个体与群体置于一个竞争性的等级体系中，而文学场域内部的等级化是“他治原则”和“自治原则”互动的结果，也就是既要根据政治和经济等标准来衡量生产者（即作家）的成就，又要兼顾对产品的衡量标准从大众的接受程度转为同行认可。根据布迪厄的定义，生产者的实践行为可以由这个公式概况：[（惯习）（资本）]+场域=实践。⑤公式里的核心概念场域（field）指连接了各种社会关系的场合或领域，即社会关系网络。场域是生产者进行实践的地方，生产者根据不同的目的，采取各种方式，争夺有利资源以维持或改变格局。文学、教育、宗教、法律、医疗等领域都是具体的子场域。另一个核心概念惯习(habitus)是指“可持续的、可转换的倾向系统，倾向于使被结构的结构发挥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的功能，也就是说，发挥产生与组织实践与表述的原理的作用。”⑥简而言之，惯习是在实践层面上构建得到的性情倾向系统，它首先表达的是一种组织化行为的结果，同时也表示一种习惯性的状态。惯习由个人在家庭、社会机构的运作中逐渐形成，最终养成一种外在性的内在，它属于感情认识和经验评判的范畴，将个体的主体性与社会的客观性融合渗透，让个体在实践中完成多样复杂的任务。资本概念是布迪厄理论体系中的另一个核心范畴，资本指积累起来以物化或具体化的形式体现的劳动，即生产者的社会实践工具。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三类，占有不同形式的资本可为其拥有者带来地位和特权，成为一个群体支配另一群体的基础，帮助形成特定的等级制度。综上所述，在文化生产场域中，实践者在惯习的指导下，以资本作为实践工具，从而获取权力，巩固地位，构建等级。下文将以林语堂的文学外译行为为例，分析其翻译如何在文学翻译场域中走向自主化，以及如何实现文学系统内部的等级化。

二林语堂文学译介的场域解读

近年来，在翻译研究中，社会学路径发展迅速，出现了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sociologicalturn)”。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有助于分析译者与社会文化等主客观因素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相互渗透和转化机制。邵璐指出“译者带着惯习（由一系列译者定势组成）和各种资本，在权力场中争斗，从而形成翻译场域。”⑦在林语堂的翻译场域中，其翻译惯习，翻译资本，翻译场域等主客观因素共同参与并塑造着权力关系及等级塑造的过程。（一）中西文化交融的惯习。如前文所言，惯习是一种社会化的主观性体现，是产生惯习的社会结构在身体层面的积淀。译者的翻译惯习更多体现译者的人生观、文化观所影响下的翻译观，是译者所处社会历史背景、个人经历在译者思想积淀中的体现，具体表现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译什么、怎么译的问题。林语堂生于福建龙溪的一个基督徒之家，从小接受西式教育，在西方文化的浸润下成长，他十岁到厦门寻源书院求学，民国六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在哈佛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先后取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后，于1923年回国工作至1936年。随后近30年里，林语堂一直侨居海外。长期的英汉语言惯习以及生活经历使林语堂不仅能娴熟使用双语进行创作和翻译，更能客观公正地看待中西方文化。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他深感自己在中国文化方面的缺失，开始加强中国文化的学习，对比研究中西文化，并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政治构架意义上的中国。1930年，林语堂反对当时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味批判，指出“文学革命代表一种激进主义的情绪，对过去的反叛。一九二〇年代成长的一代，思想极不平衡，旧的根拔去了，历史失去了连续性。”⑧1944年，他发表演讲“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时说：“现在中国思想是在紊乱状态，对本国文化也难有真知灼见的认识，但没有真知灼见的认识，对本国的信心就不能建立。”⑨林语堂中西交融的文化惯习使他在注重舒张个性的同时重视传统，并决定他的翻译选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持肯定态度，尝试重建中国文化信心，力图通过中西对话进行放眼于世界的融合，于是他选择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化作品，首次在世界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形象。⑩据林太乙统计，林语堂除了《国民革命外纪》、《东坡诗文选》、《女子与知识》、《卖花女》等六部早期翻译作品是外译汉，主要代表翻译作品均为汉译英，其中包括《冥寥子游》、《不亦快哉》、《幽梦影》、《板桥家书》、《浮生六记》等中英对照读本，以及《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东坡诗文选》等编译作品。林语堂不仅以自身的翻译实践引导中国文化对外译介，还对翻译标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论翻译》一文中提出翻译的“三重责任”：“对原著者的责任、对中国读者的责任，对艺术的责任。”􀃊􀁉􀁓他还提出“忠、顺、美”三条翻译标准，诠释了忠实的意义：“非字译、须传神、非绝对、须通顺”，即忠实不代表字字对译，而应以句子的总意象为基准下笔；忠实不仅求达意，更须传神表达出原作者的风度神韵；翻译没有所谓绝对忠实；忠实讲求归化，按照目标语国人的行文心理翻译。在忠实和通顺的要求之外，林语堂还提出要追求美，即风格与内容的美，要求译文能引起读者如临其境的审美感受。林语堂的翻译标准，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译者被赋予了极大的自由空间，以便能“于译时复极力发挥，才是尽译艺术文之义务。”􀃊􀁉􀁔陈福康对林语堂提出的翻译标准评价甚高，认为:“这是发人所未发，可以与胡适、闻一多的相近论述对读。”⑬在语言学家林语堂和翻译家林语堂之间，人们不得不划上等号。林语堂对原著进行创造性发挥，即对原著进行编译、节译或夹述夹译，这与他深厚的中西语言功底与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翻译中频繁的思想切换与语言流动，让千百年来的中国文化经典作品为西方读者接受并喜爱，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取得平衡的他深知，若把中国典籍中的精美片段或语录摘抄下来，翻译成英文，会比全译本好读得多，更容易为目标语读者接受。他以《论语》为基础翻译的《孔子的智慧》，并没有沿用《论语》的语录体体裁，而是按照内容相关性分章节；他还从《礼记》《孟子》《中庸》和《大学》中摘译相关篇章，并加入对孔子的介绍，使《孔子的智慧》成为一本对孔子思想进行完整而系统论述的著作；他编译的《老子的智慧》是对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的《庄子》的部分篇章的摘译和编译；他的《东坡诗文选》采用西方传记文学的写法，或叙述，或议论，或引用苏东坡的诗词、文章、书信及笔记，把这位伟大文学家活灵活现地塑造出来。此外，林语堂的翻译对象中，不仅有《浮生六记》这样王冠上的宝石，也有诸多名不见经传的灰烬中的珍珠，如唐代诗人张潮的断章，明代诗人李渔的词赋。林语堂的惯习既是个性的，又是反观中国传统的，他的自由主义与中国情怀完整统一于他的翻译作品及翻译策略之中，体现出高远宽厚的中国翻译家的人格。（二）统一交织的资本。根据布迪厄的定义，资本是指“对于（在某种给定契机中）场域的权力，以及对于过去劳动积累的产物的权力（尤其是生产工具的总和），也是对于旨在确保商品特殊手段的权力，最后还是对于一系列收益或者利润的权力”。⑭林语堂作品的畅销不仅为他带来丰厚的版权收入，还为他赢得了学界和出版界的认同和肯定。林语堂从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就担任校刊《回音》英文编辑一职，学成归国后，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政治学评论》的英文编辑；他为《中国评论周报》写《小评论家》专栏，文章极受欢迎，人人都以先睹为快。他还先后担任《中央副刊》等杂志的主编，他主编的《开明英文读本》成为全国最畅销的中学英语教科书。他集多种身份于一身，在编辑、出版、创作、翻译等多个领域交错而行，声名鹊起，收入颇丰。据统计，《开明英文读本》每年版税六千元，《吾国与吾民》版税美金六千元，开明书店股份约为八千元，更有着“版税大王”之称，是为数不多的几位能够靠写作收入过着闲适生活的文人名家。⑮他在厦门大学、南洋大学任教期间，薪俸颇高。从资本的角度分析，他拥有丰富的外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如此一来，经济独立，名声显著的他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从容选择心仪的作品进行翻译。林语堂的才华更让他得到文化界内部人士的青睐，在经济和学术上对他帮助提携有加。他与胡适是密友，留学期间曾得到胡适以北大名义资助的两千美元以解经济困境；他在语丝社中，与鲁迅，周作人，孙伏园，钱玄同，刘半农等相熟；他创办的《论语》网罗当时知名作家，如胡适，郁达夫，老舍，俞平伯，刘半农，冯文炳，朱自清，丰子恺等，名噪一时。作为严肃文学生产者的林语堂，竞争的主要目标在资本的象征意义层面，包括声望、神圣度、艺术声誉等。圈内人的认同给他提供了文化象征资本，这也为他在文化生产场域的等级之争中提供了有力支持。而在他的社会资本中，最重要的砝码当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以及美国庄台公司（TheJohnDayCompany）的老板兼编辑华尔希（Walsh）。正是由于赛珍珠的推荐，林语堂得以从中国文坛走向世界。赛珍珠与林语堂的合作源于他们相同的文化惯习，即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热爱。赛珍珠在《中国评论周报》的“小评论”栏目发现林语堂清新优雅的文字后，即与他取得联系，随后开启了二人长达20多年的合作历程。1933年经赛珍珠推荐，华尔希邀请林语堂写一部关于中国的书，于是1934年林语堂开始写作《吾国与吾民》。次年《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出版，短短四个月内，该书重印7次，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赛珍珠在序言中写道：“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它是由一位现代的中国人写成，他的根基深扎在过去，如今结出丰硕的果实。”⑯这本书是中国人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开端，通过此书，西方人在长期偏见之外看到了一个丰富而生动的中国。此后，林语堂的书均先由华尔希的出版公司出版。作为编辑和出版商，赛珍珠和华尔希作为林语堂的资本资源对他的创作提出专业意见。林语堂本无意写《生活的艺术》，而是打算翻译五六本中国的中篇名著，如《老残游记二集》《影梅庵忆语》等，然而华尔希劝说林语堂先写此书再翻译。事实证明，此书一经出版大获成功，从而奠定了林语堂在国际文坛的地位。1940年和1950年，赛珍珠更曾两度推荐林语堂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林语堂凭借自身实力，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上同时获取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无论在依靠圈内人士肯定的内部等级系统，还是依靠商业成功评判的外部等级系统中，都处于优势地位，从而在整个文化生产场域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三）共生共长的场域。在惯习和资本的共同作用下，林语堂的翻译实践行为可分为国内场域和国际场域，二者相互影响，当然两个场域的作用并不均衡。林语堂出生于1895年，随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在新旧势力的相互较量中，中国社会完成由旧趋新的过渡。其后新兴知识分子阶层迅速增长，各种思想同时竞争于中国的历史舞台，相互激荡。1930年代的中国国内出现了思想与文化极度活跃的局面。西方文化的民主科学、言论自由精神带来的冲击，促使中国学术界思考中国文化应当怎样进行自我调整来适应西方文化带来的竞争。一部分学者提出借助翻译外国政治经济文化作品以学习西方文化。这一阶段中，大量英美法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也涌现出许多著名翻译家如梁实秋，伍光建等，一时间“文学革命”或者“革命文学”的风头日渐。而此时林语堂却逆流而行，他谢绝了鲁迅邀请他翻译西方名作的建议，转身投入中国经典文化的外译工作。他的选择，一方面受他主张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力图全面客观地审视中国文化的文化观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当时国内日趋恶劣的政治局势有关。林语堂在北京任教时，本是白话文学健将，与鲁迅等人交往密切，1926年林语堂受军阀通缉被迫南逃，他受聘厦门大学办学受挫一年后离开，后出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受挫，他对政治时局深感失望，遂抽身而出，潜心于中国文化外译。他的行为在当时国内翻译场域看来不合时宜，一些人认为他埋首于故纸堆中，躲避新文学革命浪潮。在国内翻译场域中备受批评的林语堂，却因而蜚声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思想家开始重新思考当人类社会面对共同命运时人生的价值及意义，他们重新审视东西方文化，期望汲取东西不同文化的精髓以重建人性。西方文学受其影响，亦开始尝试从东方文化寻求新的灵感。“西方学者为摆脱传统的束缚，为探索新的表达方式，必然转向他们所熟悉的文化传统以外的东方世界去寻找出路。”⑰林语堂的赞助人赛珍珠正是以其写作的中国题材小说赢得诺贝尔文学奖。1933年赛珍珠曾把《水浒》译成英文，译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是《水浒传》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登上了美国权威的“每月图书俱乐部”的排行榜，在美国畅销一时。这一历史背景恰好为林语堂的中国文化译介提供了友好的国际翻译场域。1938年林语堂编译的《孔子的智慧》出版，当时西方世界正经历着信仰危机，思想家如罗素等人都站在人类文化互补共荣的高度，期待通过吸取东西方不同的文化来重建人类文明和人性。林语堂选择了如何立人这个时代命题，从儒家思想中提炼出“人道”这个主题，力图通过对儒家典籍的重组，构建一个文化生产场域理论下林语堂文学译介模式解读层次分明的人学体系。根据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的数据，全球有1664家图书馆收藏此书，其中美国就有1548家之多。而购书网站如Amazon、EBay等的读者评价都认为这本书的编译及阐释方式使其具有可读性。在林语堂进行文化生产的翻译场域中，中西文化不再以二元对立的形式出现，他由外及内，以促进人类发展和解决时代命题为旨归，当今人类共同体也面临一些共同的危机和话题，如文化和种族的冲突，环境恶化等。林语堂当年的视角和翻译策略或许可以对当今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间的对话提供启示与借鉴。

林语堂的中国文学外译行为是其翻译惯习，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在国内、国际场域共同作用的结果。他的经济和文化资本决定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己的翻译惯习决定翻译文本以及翻译策略的选择，而他社会资本中的赞助人和出版商赛珍珠和华尔希，对他翻译作品的出版和传播产生了深刻影响和推动作用。借助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翻译研究得以将传统理论中主观与客观，文化与语境，微观与宏观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统一起来，探讨翻译实践过程中的各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对译文的产生过程、传播和接受等问题形成更为全面客观的认识。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下，林语堂的译介模式对于中国文化作品的外译实践和研究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该翻译什么作品，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如何将单个文化的各美其美推广为整个人类文明的美美与共，怎么通过文学生产场域分享未知，倾听不同，从而传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中达西，以西喻中，使中国文学作品在翻译中延续其“二次生命”。

作者:张洁 刘华 单位: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