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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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连通俗文学观念及其侧重点的嬗变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辽宁开始涌现出一些专门性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期刊，大连出现了中华青年会，创办了《新文化》(后改为《青年翼》)提倡新文学，宣传新思想，提高了小说的地位，通俗小说逐步兴起。“伪满”时期，受殖民地文化的影响，大连地区通俗文艺活动相对活跃。1943年赵恂九《小说作法之研究》，最初连载在大连《泰东日报》上，由大连的启东书社印刷出版。该著作指出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的不同之处是“将读者置于自己的念头上，使读者愿意读尽可能、使读者能够感动”，强调了小说的通俗性，吸引人们去正视通俗文学这个重要的文学现象。1945年东北光复，通俗小说在政治规范和经济衰败的双重打击下，逐渐走向衰落。政治性成为唯一创作标准，具有商业性、娱乐性和模式化特点的通俗小说逐渐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新时期大连文艺创作十分旺盛，创作数量质量上都有了历史性突破，涌现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小说、儿童文学、散文、报告文学、杂文、现代诗歌等新作屡获大奖。董志正的概括颇有见地:“大连形成了以小说作家为骨干，以诗人、散文家、儿童文学作家、报告文学作家及评论家为羽翼的大连作家群。”到了80年代中后期，纯文学创作逐渐走向低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审美愉悦的要求为通俗文学提供了市场。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全球经济一体化，大众文化的影响日益明显，通俗文学创作则呈现出浓郁的世俗化、生活化、娱乐化的色彩。关于通俗文学的研究也日益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城市文化现象。随着“”结束，大连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工作者挣脱束缚，竭力促使大连文学创作大众化。80年代以来，大连文艺批评家队伍主要由三方面人员构成:其一，一批在文化艺术单位从事文艺创作和研究的作家、学者，如司达、杨先华、宋延平、王晓峰、高云、田耒等，他们对文学有着日趋自觉、成熟的艺术追求，对文学发展的趋势有前瞻性;其二，诸高校教师，他们往往并不直接评议大连文艺，但他们多对某个作家或某类作家作品有清晰独到的深度把握，能帮助作家厘清创作中的思想困惑;其三，部分专业作家报社以及社会业余作者，他们对新的文学现象有敏锐的感受力。总的来说，大连文艺批评队伍显现出“大视野、厚积淀、专领域”的特色。此间还出版了一些较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评论集，董志正主编《这是一方沃土———大连新时期文艺评论集》、宋延平《文化寻梦》、王晓峰《大连文化散论》、李振远《大连文化解读》等，作为大连文艺事业新时期以来的奠基性成果，对大连文艺创作有直接的鞭策、催奋作用。

二、大连通俗文学研究的基本态势

(一)小说创作研究

70年代末期大连作家达理夫妇短篇小说《失去了的爱情》，关注知识分子的生活、内心、情感和命运，曾在辽宁省内外引起过讨论。他1982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卖海蛎子的女人》刻画一位卖海蛎子的农村大嫂形象，极具通俗性。继而达理《路障》《除夕夜》、宋学武《敬礼，妈妈》、庞泽云《夫妻粉》等在国内文坛引起较大反响。而后邓刚发表了《八级工匠》《刘关张》《阵痛》《迷人的海》《瘦龙岛》《龙兵过》《白海参》《山狼海贼》《沉重的签字》等，引起轰动。《阵痛》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迷人的海》题材独特、引起了文坛极大兴趣，获1982—1983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4年，程德培较早提出邓刚小说两个世界问题，认为其特色是“铁味”和“海味”，即工业题材和海洋题材。1993年著名学者、辽宁师范大学叶纪彬教授在此基础上生发增加了“心理场景世界”，即表现人的生命力的世界。邓刚曾把《迷人的海》成功归因“新鲜的题材”，小说用寓言式的叙述方式，讲述了老小两代海碰子从排斥到比肩投入大海共同寻找“迷人的希望”，折射出人们希望通过劳动改造社会改善生活的自强不息精神，带有鲜明的通俗文学因子。孙惠芬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家以敏锐的文化悟性和质朴的乡村体验深刻表现新时期农民生活和心路历程，系列小说《上塘书》《歇马山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伤痛城市》等展示乡村骤变伴随而来的“城市的伤痛”，呈现着乡土社会与现代商业社会、消费时代的密切联系［7］。《伤痛城市》中作为作家的“我”，从庄河来到了时尚之都大连。乡村和城市的落差，让“我”和乡村人的人生理念颠覆了。《伤痛城市》中她发出感叹:“这座城市里，一部分人永远滞留在城市之外，那就是我们!因为职业，因为经济状况，因为传统人格，我们永远无法领略夜的内在气质和风韵，……”孙惠芬小说有强烈的家族意识，张祖立认为主要体现在“强烈而焦灼的进城心理、家族本位意识和倚重精神取向”三个方面。其小说成功之处在于用最通俗的文字写最本土的生活，引起读者自娱、自赏与自我渲泄情感体验，成为快节奏的现代商业化生活的润滑剂，具有鲜明的通俗文学特色。90年代以来，青年作家津子围、陈昌平、张鲁镭、侯德云等人的都市小说也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津子围的小说因通俗的现实生活，独特的视角，变幻的叙事，悲悯的情怀和厚重的历史责任感，常常带给读者强烈的审美震撼。王晓峰评:“津子围的小说非常注重故事性”“涌动着一种对人的存在、人的精神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状态的思考和表现”。深刻的生活体验和可信的记忆，使他能描摹出风云变幻社会中的人生百相。《残局》《残商》《残缘》《爱的河流》《相遇某年》《老铁道》《我的朋友老胡》《马凯的钥匙》等，孟繁华指出认为这些小说的“类型化”，“处于精英化和大众化写作之间”。张鲁镭《幸福王阿牛》《我想和你一起玩》《小日子》《橘子豆腐》《小青》等，把自己对“小日子”的感悟植入小说，关注小人物的物质欲望和情感追求。津子围揭示:“她的作品中的人物几乎全是‘小人物’，写出了‘小人物’的体温、气味、质地与纤维，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王晓峰评价:“小说极为生活化，甚至口语化，极为平易的语言，像是从生活里打捞出来，冒着生活的热气，鲜活而生动。”宋巍认为张鲁镭小说“真诚而俗气”，“寻找平凡人的俗气之美。”新世纪头十年，陈昌平《汉奸》《英雄》《小流氓》《大闸蟹》《国家机密》等通过人物命运大起大落来实现故事的传奇性可读性。王晓峰说:“陈昌平小说更看重的是一个‘好的故事’，更看重叙述的艺术，因此，也就更接近小说的本体艺术，以此来完成人性的书写，来完成历史的叙事，并在其中隐含着一个作家对历史、生活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忧虑和思考。”津子围、陈昌平、张鲁镭作品写的“好的故事”“小日子”“小人物”，实质上共同点乃是小说题材的平民性和传奇性，体现了新时期大连作家对小说题材选取、通俗性叙事、传奇性强调和娱乐性追求的重视和自觉追求。

(二)儿童文学创作研究

儿童文学是辽宁作家有着传统源头的创作领域，在全国享有极高知名度和话语地位。大连作家发扬优秀文化传统，以鲜明时代感关注儿童生活世界，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和生活气息。据统计近10年来大连先后有27篇小说摘取了除宋庆龄儿童文学奖、蒲公英奖外全部奖项。车培晶将笔触更多伸向那些最能体现生活本相的凡人琐事，如《神秘的猎人》《同桌哆来咪》等。刘东作品极具时尚性、先锋性，《情感操场》《超级蚂蚁》等关注青少年真实的精神世界，“沉甸甸”，中国作协给《轰然作响的记忆》的获奖评语:“刘东善于通过制造悬念等手段来提高小说的可读性。”即点出其通俗文学要素。谭旭东认为:“于立极少儿小说作品中的‘苦难’不是儿童文学作品通常的寻找母亲、寻找财宝、寻找智慧的过程中打败妖魔鬼怪的象征性苦难，也不是善恶模式中恶魔势力的阴谋诡计，而是现实生活中切实存在的贫穷落后、愚昧偏见、疾病灾祸、命运遭遇、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少儿生存的困境与苦难的心灵体验。”比喻、通感的运用新颖别致，也给读者带来极大的视听冲击力。

(三)戏剧戏曲研究

观众是戏剧艺术的主宰者。大连文艺评论对戏剧戏曲活动有高度热情，主要源于大连传统戏曲和新型戏剧的广泛受众面，反映出评论界对大众趣味的迎合。“伪满”时期日据大连，相对安定的环境和特殊地理位置，戏剧活跃，京剧兼收了海派、京派、关东派艺术特点。大连研究者李珠总结，殖民地大连的戏剧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从河北、山东等地传入的民间艺术形式(秧歌、蹦蹦、皮影等)和剧种(梆子、莲花落、茂腔、京剧、评剧等);二是从上海传入的文明新戏(话剧);三是日本戏剧和西方戏剧传入大连。研究者指出，大连《泰东日报》1918年8月先后发表《本埠一年来伶人小志》《新旧剧之比较论》《永善茶园时下之角色》等，评述了汪笑侬、贵俊卿、杨瑞高等30余位艺人演出。1919年12月20日至25日，大连《泰东日报》刊出文明剧《第一夜文明》剧情梗概，揭开了辽宁也是东北现代戏剧文学创作序幕。1932年后报刊上开始出现有情节、对白等较完整的剧本，展现了新的戏剧观:一是注重人生社会问题;二是注意艺术的民众化、通俗化。此时大连地区还出现了专门研究国剧的票房性质的民间社团，如1932年公余国剧研究社和1935年黎明国剧研究社。这些社团在热衷提倡国粹，寓含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向心和认同。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受影视、外来文化及多种娱乐形式冲击，戏剧遂陷入低谷。二人转作为东北民间底层文化土壤里孕育的民间艺术。1934年4月27日《泰东日报》载:“本城三道街某茶馆，迩来未识由某乡邀来演二人转者，一起数人，即乡间蹦蹦，每日装扮各种角色，表演唱曲。”1952年底在辽宁省举办的民间艺术会演上，其被命名为“二人转”，以其面向大众的亲和力、娱乐性，适合东北走屯串户演出的需求，内容有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直接反叛，追求感官刺激，迎合大众通俗直露的“狂欢化”审美需求。

(四)电视剧创作研究

电视剧促进了通俗文学形式变化，强化了通俗文艺的商品化、技术化、共享化和消费性、流行性、通俗性等特征，文学已成为一种集体的大众性消费行为电视剧，且愈加趋向文艺化。文学艺术为了自身的发展繁荣，与大众媒介结合，变成影视作品的“脚本”，最大可能地调动当代观众和读者的审美兴趣。1991年后大连电视台创作《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等，获全国电视剧创作最高奖“飞天奖”。评论者指出其两类作品最为擅长:一类是反映社会性矛盾的问题剧，一类是表现人性复杂矛盾的情感剧。这反映出大连电视剧创作贴近现实生活，追求内容与形式的通俗性创新，时刻关注时展所给予人的影响，和人的发展所给予社会的推动。编剧高满堂的剧作极具通俗性，扎根生活，一直保持着清醒的文化认知，二十多年间创作40余部580多集电视剧剧本。代表作《午夜有轨电车》《错爱》《家有九凤》《闯关东》《钢铁年代》《北风那个吹》《我的娜塔莎》等。他将叙述视角放在社会底层，即使创作重大题材上他也“小中见大”，选择以小人物生活经历为主要叙述对象来表现宏大历史事件。《闯关东》中他选择了以朱开山代表的“草根”迁徙历程，将“闯关东”这一顺治年间后持续大规模人口迁移事件表现得气势磅礴，血肉丰满，使读者情绪能随着人物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而获取宣泄爆发。高满堂自己曾回忆:“驱车七千多公里，在辽、吉、黑、鲁西南、胶东等地，采访了上百人，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我觉得小时候我父母给我讲的‘闯关东’的那些故事，那些在我心里潜藏了很久很久的往事一下子被点燃了。”作者自述，本身也介入通俗文艺研究中。大连小说、儿童文学、散文、戏曲、影视剧作等艺术形式，关注生活，题材新颖，带给读者新奇的审美享受，虽不能说它们都是严格意义上的通俗文学，但至少反映了通俗文艺的发展趋势。

三、评论者们对大连市通俗文学创作特征的总结

(一)海洋性的形象体现

研究者们的总结虽往往较之作家体验滞后，却每多将作家的体验明晰化与延伸强化。主要据本土研究者的观照总结，大连通俗文学有其不可忽视的地域文化特点，其从诞生之日起就和海洋相依相连，海洋以其包容性向人类提供了巨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无往不在地影响到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三面环海的独特地理位置使“海洋”题材成为大连文学一道独特风景。海洋对大连作家和读者来说，一方面是已融入日常生活的熟人，但另一面随着先进造船技术发展，海洋又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海洋这种双面性体现文学中就是故事的通俗化和传奇性，邓刚、达理、徐铎、安端等大连作家基于这样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创作出一批有的以海洋、渔业为题材对象的文学作品。辽宁师大叶纪彬教授认为邓刚小说三个世界中，“海味小说”最富特色。受包容豁达的大海滋养，邓刚笔下的海一方面粗犷狂暴，有危险的风暴、底流、暗礁，而大海还能给人物以陶冶和启迪，让其克服了犹豫和胆怯。评论家纷纷指出，“海味小说”对海的感知与表达，从一种自然景观出发，成为一种生命景观，是人们对自然崇拜与征服心理情感的光辉折射。

(二)东北“黑土地”的本土性

大连通俗文学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地域文化早已融入作家灵魂和生命当中，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作家对黑土的依赖和对家乡人的深情眷恋赋予了小说以本土性特征。本土性，某种意义上即通俗性，它生于民间活于大众，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最重要的是它把故事性视为自己的命根子，老少咸宜，寄托了人民大众的感情愿望。本土性特征的形成原因有多种，其中之一是大连的地域文化。大连位于辽宁最南端，依附于辽北平原的地理位置，肥沃的黑土地孕育出简单的自给自足的农、渔业生产方式和自强自立、淳朴豪爽的传统精神。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大连人，可以出海打渔、耕种、种植水果、养蚕种粮。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直接影响着大连人的精神气质、生活习俗，让大连通俗文学与“农耕”“乡土”题材有了扯不开的情结。另一方面是作家自觉的乡土追求。他们作品中反复演绎黑地和黑地上的人，为创作之源泉。孙惠芬出生在大连庄河青堆镇，踩高跷、跳大神、狗皮袖筒、奔跑的马车、赶集妇女欢声笑语等都是永远挥之不去的美好回忆。杨晓莉强调:“孙惠芬的小说创作是源自于她内心对辽南乡村世俗生活的感动与体悟的审美再创造，充分展示了辽南乡村世俗生活的深厚内涵和世俗语言的独特风情，突现着辽南地域浓郁的世俗文化特质和艺术魅力。”她把辽南乡村世俗生活场景描写作为小说一个重要形态，《歇马山庄》描绘辽南乡村婚礼场面，大碗喝酒，放在犄角旮旯的压柜钱、面鱼儿、坐喜床，看似繁冗的习俗把乡村人的热情、纯朴渲染得栩栩如生。《上塘书》九章，章章是村里的平常事，孙惠芬自道:“不知为什么，我对日子、岁月在乡村土地上运行的情境、情态、神韵情有独钟，那是我多年因漂泊而感孤独的心灵最感安慰的寓所，也是最容易点燃我创作激情的物质，是我在创作中最想快乐的部分。”频繁出现的大连带有鲜明地域标记的地名、风俗习惯，深深刻上了地域风格，使她的作品带有浓郁的通俗文学特色。大连作家“海味小说”中蓝天白云、沙滩渔船、鱼虾贝壳、礁石险浪等滨海风光随处可见，弥漫着浓郁的地域性、通俗性特点。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还包括一批高校的学位论文，如指出于立极的小说是“故事和知识的结合”，他的“少年武侠历险小说”《淬鱼王》《蹈海龙蛇》《龙金》都带有民间传说影子，表现了北方青少年在自然风浪中的成长经历。此外《庄园穴》的风水旧俗现、《草鞋底的爱情》《生死沙滩》还展现了颇具诗意的海边美景、大海特产、赶海的知识等。

(三)源自生活的角色意识

大连作家作品主人公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小人物，努力以贴近生活的普通人物的喜怒哀乐和故事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读者往往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少年时邓刚做过钳工、焊工，业余时间潜入海底捕捉海货贴补生活，成为出色的“海碰子”。他曾说:“曾为生存潜进海底暗礁里捕捉海珍，无意中积累小说材料，竟得以发表，获奖，颇有经济效益。然而内心真实至今未写透或未能写透，所以自以为日后还有潜力。”津子围1985年中文系毕业后当过教师、编辑和管理人员、经商。这些经历为他提供了深厚积累与广阔视野，也都为研究者们所关注，并时常引起创作、评论的互动，构成了对于创作的正反馈效应。孙惠芬、张福麟、林丹、沙仁昌等一批从乡村走进城市的作家，熟悉乡土风情，也是由于相关研究的推动，孙惠芬的《歇马山庄》被誉为“新世纪现实主义最初一抹亮色”，2004年入围茅盾文学奖，因其为入围作品中唯一撰写农村现实的作品而备受关注。对于大连的通俗文学创作，本市学有所长的研究者，也有不少的相关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作为城市文化建设的一圈圈年轮，持久地镌刻在辽东名城的文化史长廊之中，如宋延平在大文化视野下的通俗文学批评，就带有浸染其中又跳出来由外反观的深刻。还有王晓峰等人，既创作又兼评论，亦多有创获。这些限于篇幅，只能挂一漏万，留待来日。

四、通俗性特点形成的基本原因

创作与评论中体现的大连通俗文学的表现内容、特征的形成，紧密结合，具有主客观多重成因。

(一)地域环境

“文化是文学的身份证，文学若不带上自己的文化声调，就会失去自己的身份。”研究者指出，大连地处辽东半岛南端，三面环海，东濒黄海，西临渤海，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属具有海洋性特点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形成了“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分明”特点。大连文学植根于丰厚广袤的海文化背景中，海洋文化的人文因子如敢于探索精神、宽容粗犷的胸襟、豁达开放的思想，皆融入人们生活与精神中。北连辽阔富饶的东北大地，近代东北的自然环境原始而粗犷，社会文化环境封闭落后而简单。生活在这片北方濒海土地上的人们勤劳淳朴、有着强烈的乡土情怀与家族伦理意识。

(二)东亚战争与大连特定的多重殖民文化背景

自明清以来，辽东半岛地区就持续是东亚许多战争频繁发生的一个引人注目之地，其特定区域文化这一特征与文学创作的内在关系，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甚至可以说对于小说文体的某些内在模式，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作为关东文化与齐鲁文化交汇之处，大连是典型的移民城市。两次大的移民潮，明末清初在辽宁满清政权的入关建国，近代以“闯关东”形式出现。关内移民占据城市人口很大比例，尤以山东河北最多。山东自古以来崇尚孔孟伦理，家庭和血缘关系浓厚，群体意识较强。这与黑土文化特征大致相同。大连移民文化形态，是在东北文化与关内民族文化互动互渗过程中产生的，这方面冯为群、李春燕《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逄增玉《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东北现当代文学与文化论稿史论》、李春燕《东北文学综论》、高翔《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等专著和一系列相关论文，都有过很好的基础研究，奠定了东北、辽宁乃至辽东地域文化研究的基础，也为大连地域文学研究的开展建构了基本的框架。在此基础上，近年李迺涛指出大连文化深受“关内中原文化和关外黑土文化的双重影响”，等等。关东与齐鲁的博大宽厚、豪爽粗犷、淳朴大气等精神气质在这里得到承袭与光大，并在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近代以来大连饱受异族文化浸染而形成了殖民地文化，其对于新思潮新事物的敏感熏染了众多创作主体。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日俄战争到1945年光复，大连被日本作为“满洲”侵略据点统治达40年之久。1899年俄国人在大连营造“东方巴黎”，规划修建为具有西方近、现代文化色彩的“花园城市”。日据时期大连都市文化特色可用“三化七多”来概括。“三化”指国际化、现代摩登化、殖民地化。“七多”指欧式建筑多、柏油马路电车多、花园广场多、消费空间多、娱乐休闲方式多、文学活动多、苦力多［25］。日俄推行殖民文化同时，客观上促进了大连文化的国际化。近年大连有“东方小香港”“东方威尼斯”“大大连”美誉，成为一座体现多重文化特色的国际性摩登都市。这不仅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市场化、商品化、多元化、娱乐化的现代时尚氛围，也刺激了文学创作者现代意识。有研究者认为“殖民统治带来殖民文化的同时，客观上也给大连涂上了浓重的国际性的城市色彩”，特定的城市文化积习不仅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市场化、商品化、多元化、娱乐化的现代时尚氛围，也刺激了文学创作者的现代意识，这都为研究者们所注意到。

比起通俗文学创作以及文学创作中的通俗性追求本身的骄人成绩，大连文艺批评还显得有些单薄，虽然有的方面成就显著，也不乏大量的浅层次的感受式、漫谈式、评点式、印象式文章，主要不足还是集中在对单一作家作品的研究，缺少系统性、整体性的阵容和规模，尤其是多重文学史理论视域下的深度解析与多元文化成因的体系构建。但回顾八十年代以来的通俗文学评论，仍能感受到那份面对文学的真诚以及辛勤耕耘后的执著努力。研究者们凭借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敏锐的感受力，力图发现作品中的通俗文学等因素，作为引导大连文学创作的正能量之一，含英咀华，积累推进。而这些，目前面世的本省地域文学史著作的总结，虽然有所涉及，但仍显得有些薄弱

作者:王立王莉莉单位:大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