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科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基本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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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科技文化交流,是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不可忽略的重要动力;与之同时,科技文化交流又是涉及2个或多个文明体系之间的接触与碰撞,包括了相当丰富的内涵,涉及这些文明体系众多的层次与方面,因此,从不同角度关注历史时期的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既有助于推进科技文化交流史研究本身的深化,也是认识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的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路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文化交流的历史也是如此,同样需要从不同角度来解析。

一、空间维度:“内”与“外”

中国幅员辽阔,基于各地区不同的自然禀赋和人文历史环境,不仅境内自古以来就生存衍息着众多的民族,他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经济与社会结构以及思想文化虽然各具特色但却又联系密切,在历史时期存在着持久性交流与交往,共同构筑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即所谓“多元交汇”(1)或“多元一体”;(2)而且,中国境内各民族还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与周边甚至远距离的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联系,这一过程也是贯穿中国历史始终。因此,关注这一问题,应该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中外交流,即中国与域外民族、地区的交流交往;二是中国境内不同地区、民族之间的交流;三是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就中外而言,首先要明晰“中”与“外”的界限问题,即何谓“中”、何谓“外”?这一问题在今天来看似乎并不复杂,虽然目前中国与周边许多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疆界的争议,但大体而言有一个基本的、现实的界限,即边界线的存在。但如果把这一问题放置在整个历史时期来看,则要复杂的多。其一,中国自古即为多元族群之国家,因此,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伴随民族的融合与变迁,“中国”一词的内涵也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由最初所指的华夏民族聚居之处的中原,发展到超越单一民族界限而具有了政治统治空间内涵的“中国”;而且众所周知,具有近现代国体意义“中国”一词的出现,则完全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其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国家实力强弱之差异、控制理念之变迁等内外因素影响,不同时段的疆域显然是不尽相同的;而且,研究历史上有关疆域的词汇,如“疆”、“境”、“域”、“国”、“边”、“界”、“塞”、“关”的内涵所指,我们亦可以发现中国与域外的分野其实亦甚为复杂,并不一定是界限清晰的一条线,也可能是一片“隙地”,或一个缓冲国(带);(3)其三,正是由于地理疆域的变化以及由此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因此从长时段视角来审视,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外界限的内涵更为丰富,除了上述这样的政治意义疆界外,还包括了经济乃至文化意义上的疆界,即“文化中国”和“经济中国”的疆域,其范围可能更广阔,内涵亦更复杂。(4)也因为如此,在理念的层次上,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与理解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时代性,或谓之与时俱进的发展。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历来颇多争议。但对第一个问题,在中国史学界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以现在中国的版图为基本原则,来考量古代历史的中与外问题。正如费孝通先生所强调指出的,“某一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不等于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的疆界”,“而是应该包括边疆其它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边界”,这是我们应该树立的中国历史观和历史疆域观。(5)近年来,中国与东亚、东南亚诸国关系的微妙变化,除了现代国际因素外,也不能排除历史、文化因素的干扰,尤其是文化心理层面的瓜葛。界线问题之后,就是中外交流的自身内涵问题。从空间或地理方位的概念来理解,以中国为中心,历史时期中国与域外科技文化的交流,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中与西(包括早期的西域地区、中亚、西亚和欧洲)、中国与东方(包括东亚诸国,也包括明清以后美洲地区)、中国与东南亚、中国与南亚。可以看出,不同方位在不同时段、通过不同的路径形成了不同内涵与特质的科技文化交流,也产生了不同层次与程度的影响。典型如中西之间,汉唐时期凭籍丝绸之路,鼎盛之至,主要侧重于畜牧、园艺品种与技术的引进;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实验农学的崛起,以海路交通为主线,所引进的内涵则更为丰富,涉及器物、制度乃至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具有了“西风压倒东风”的态势。在科技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中,囿于交通条件和政治壁垒等因素制约,同域外文化的交流实质上远不及域内不同地区、民族之间的交流;而且,中国大一统理念和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也强化了区域间科技文化交流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域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更不容忽视,应该说这才是古代科技文化交流史的主体,而且其内涵最为复杂、影响最为深远。从这一角度而言,古代农业科技文化的区域之间的交流以中原地区为轴,主要包括两大块:其一为南北之间,涉及两种不同类型农耕文化———旱作农业文化与稻作农业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交往;其二为东西之间,实质为农耕文化与农牧文化之间的交流,涉及内容更为广泛,既包括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等经济内涵,还包括了民族对峙与融合、文化碰撞与整合等方面的内涵。在中国农业历史发展进程中,这二者之间具有相当显著的风格和内涵差异。比如农牧之间,在历史进程中往往涉及不同民族政权的对决,故而伴随着战争这一重要方式,节奏紧凑,规模辉煌一时;其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即使在战争对决的过程中,双方的科技文化交流也是绵延不绝;而南北之间,基本上排除了强劲对手逐鹿中原的威胁,而且经过长期的磨合后,双方的认同感明显强于农牧之间,因此,科技文化交流的进程平缓而持久,范围和程度自然也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除了这两个主要的方面之外,不同区域内部也同样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其以郡县治所为核心地带,形成了多个科技文化传播的主中心和次中心,它们以政治经济联系为纽带,相互联系,最终构筑起了传统科技文化交流的网络体系,共同完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科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因此,区域文化交流成为了研究中国经济史、民族史以及政治文化史不能回避的主要议题。厘清域外交流与境内交流之间的联系,也是研究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命题之一。众所周知,中外和境内科技文化交流并不是永远井水不犯河水,很多情况下二者具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传统时代科技文化交流的接力棒式传递的特点,注意到了边界地区和民族的桥梁、纽带作用。除此之外,在更深的层次上二者也存在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可以说既相互营造了环境和氛围,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动力和条件。

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文化史还应该注意交流主体之间的互动问题。所谓的科技文化交流,自然涉及不同文化主体间的关系问题,虽然不可避免存在强与弱、主动与被动等差别,但历史进程中科技文化的交往、交流历来都不是单向,即使在强势文化强势植入的过程中,弱势文化也会在潜层次给强势文化打上烙印。因此,研究科技文化交流必须注意互动的问题。比如研究传统时代的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既需要站在以中国为中心或主轴的视野中审视,也需要以输入地为轴心来审视,从而构建一个完整的“中心———周边”研究分析体系。再比如域内的农牧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是如此,虽然表面上表现为农耕文化对游牧文化的一种蚕食、鲸吞,但细细梳理中国农耕文化和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笔者在分析西北农牧关系时对这一问题曾经有所涉猎,认为其间存在多层次的互动关系(6):表层是一个以农牧分界线变迁为表征的历史过程,其深层次则表现为一个农牧文明交互影响、交互渗透的动态过程;具体而言,就是农耕文明在思想、操作和现实三个层次上不同形式与特点的主导性推进,以及游牧文明在显性层次上的被动退守和潜性层次上的回应与逆向渗透。

二、时间维度上:发展的阶段性

中国农业历史的发展进程大致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原始农业阶段、传统农业阶段和近现代农业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农业科技文化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特征。与之相适应,中国的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历史也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内涵、特点、范围以及方式等方面也自然具有显著的差异。在原始农业阶段,尽管受制于农业科技文化本身的发展水平、农业区域点状分布的特征,以及交通等诸多条件的制约,使得这一时期的科技文化交流总体而论尚处于初始阶段;但是,在近乎万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我们先民们也在这一方面创造了一系列奇迹。研究表明,起源于中国、最终遍及世界各地的稻作农业文化跨洋越海、翻山越岭的传播之路,就是在这一时期所基本完成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典范;牛、羊等畜牧训育品种的传播亦是如此。当然,由于缺乏充裕的资料和有力的证据,要厘清这一时期农业科技文化传播交流的情况,显然并非易事,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科技的突破。在传统时期,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业经济逐渐发展成为了社会经济的支柱,在此背景下,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也就成为了对外交流的主要内容之一,形成了以对外传播为主体的、包括域外引进、互动交流在内的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蔚然大观。此处仅以这一时期的域外引种为例做一简单梳理。我国古代从域外引进的作物相当丰富,亦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历史过程。通常所谓的三次引种高潮,即秦汉时期—唐宋时期—明清时期。由于各自的社会背景与需求有别,故引种作物的侧重点与引入路径亦有不同。于此,著名植物生理学家、农史学家石声汉先生曾以域外引种作物名称作为切入点,用胡、番、海、洋做出了基本的概括:凡是名称前冠以“胡”字的植物,大多为两汉两晋时由西北引入;凡冠以“海”字的植物,大多为南北朝后由海外引入;冠以“番”字的植物,大多为南宋至元明时由“番舶”引入;冠以“洋”字的植物,大多由清代乃至近代引入的。(7)

秦汉时期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格局形成,中外经济文化科技交流得以长足发展。尤其是以丝绸之路为主要孔道,创造了对中国农业历史发展进程中对外交流的第一高潮。这一时期的域外引种,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优良畜牧品种。史载,为适应军事与生产的需要,秦汉政权皆致力于良畜之引入,并广设牧师苑进行大规模选育和改良。如秦人从漠北引进蒙古马,汉武之时则由西域引入大宛马和乌孙马。以此为背景,农牧之间的交流亦渐及高潮,驴、骡、骆驼等“奇畜”衔尾入塞,大量进入中原地区。(8)此外,为了保证农区畜牧业发展,汉武帝时还从西域引入优质牧草———苜蓿,开始在京师宫苑试种,后又在宁夏、甘肃等农牧交错地带推广,形成了大面积的牧场和饲料基地。优良畜牧品种的引进,不尽促进了秦汉畜牧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且产生了更为广远的影响,即如清初王夫之所谓“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第二个方面,即果蔬品种的引进。与前者大张旗鼓的有所不同,此类品种之引进流传,多赖民间力量完成。据考证,这一时期引进的园艺作物主要有黄瓜(胡瓜)、大蒜(葫)、芫荽(胡荽)、芝麻(胡麻)、核桃(胡桃)、葱(胡葱)、石榴(安石榴)、蚕豆、豌豆、豇豆(胡豆)、葡萄(蒲桃)等。据有人统计:秦汉蔬菜二十余种,一半以上是汉代才有人工栽培的明确记载,而有相当一部分则是从域外或少数民族地区引入的,足见域外引种之影响。唐宋时期的域外引种。唐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结构和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变革,以此为背景,农业科技文化交流之内涵也发生了诸多微妙的变化,可以说园艺作物种类和品种的大量增加,是汉唐间引种作物的显著特点。唐宋间引入中国的园艺作物大致有无花果(阿驵)、茉莉(末利)、槟榔、杨桃(五敛子)、柰(绵苹果)、莴苣、菜、菠菜、西瓜、海枣(波斯枣)、扁桃(巴旦杏)、阿月浑子、齐暾果等。大量果蔬品种的引入,极大丰富了国人固有的餐饮内涵①(9),具有重要意义。

以海交之路开通和新大陆发现为背景,明清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引种高潮。这一时期的作物引进,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与人口激增相联系的高产作物的引进,如玉米、番薯、马铃薯等;二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趋势而引进的经济作物,如烟草、花生等;三是菜蔬作物,如十六世纪下半叶至十七世纪末,辣椒、蕃茄、菜豆、洋葱、南瓜等蔬菜在中土的推广种植。明清时期作物引进和推广影响甚为巨大,如高产作物的引入推广,不仅对缓解粮食供应矛盾发挥了积极作用②(10),也引发了我国作物布局的重大变化,使我国现代作物、果蔬种类结构基本定型。而经济作物的引进推广,不仅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更从深层次加速了中国农业产业分化与农业商品化趋势,成为孕育滋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因素之一。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在西方的崛起,与其相适应的近现代农学与农业也应运而生。与其相比较,传统农业的诸多优势风光不再。因此,以世界政治、经济与科技文化格局的变化为背景,这一时期的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呈现出显著不同的内涵与特征:一是由中国输出为主转而输入为主;二是输入内容由技术进而制度乃至农学思想理论,深刻而全面;三是途径更趋多元化。在这一进程中,肇始于明清时期中国近现代农业变革诸多萌芽因子,在西方科技的大量传入的冲击下以新的方式渐及发扬光大,中国农业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转型过程:经验农学开始向实验农学转变,有机农业向无机农业转变,新型材料与技术替代传统工艺,农用动力由畜力向机械化过渡,中国农业开启了近现代化的进程。当然,关注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时段性还有一点必须注意,即:域外引种之内容虽然具有明显的时段性,但并不意味着一种作物凭籍一次引种就可以完成,还存在多次引种的可能;而且即使是同一种作物,不同时段引入也不一定是同一个品种,也可能存在着品种之差异。

三、发展视野中深度问题

科技文化交流必然还涉及一个深度问题,这是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效应的最终体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体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第一个方面是交流内容的深度问题,对这一问题,笔者在研究秦汉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时曾经有所涉及(11):可以看出,与交往及控制方式相联系,秦汉时期的对外交流大致可以概括为立体移殖型、辐射渗透型及远接互化型三种类型;以交往、控制的方式和强弱的差异为基础,农业科技文化的传播交流及其影响亦呈现出相应不同的一些特征,基本上表现为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随着交往密切程度和控制程度的弱化,农业科技文化传播交流的方式途径、层次内涵以及影响呈现出同步的弱化发展;与之同时,则是交流色彩的强化和传播成分的减弱以及影响范围的不断拓展。

第二个方面,就是影响的程度问题。不可否认,无论是在科技文化交流如此漫长的进程中,还是在科技文化交流如此广袤的范围内,并不是所有的科技文化交流都会在历史上留下印痕并足以载入史册:一些科技文化因子,风云际会,对输入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但更多的现象则是数量众多的科技文化因子或根本就没有引起注意,或是早就淹没在社会发展的历史尘埃之中。解读这一现象,有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值得关注,即本土化问题。众所周知,在科技文化传播交流的进程中,必然存在一个文化采借的过程,也就是说,对待外来的科技文化因子,存在一个立足本土环境与文化,对其选择性接纳和发展问题。也因为如此,许多科技文化因素在输入地发生了迥异的变化,甚至于衍生为第三种文化。农业科技文化的本土化,就其实质也是一个文化采借的过程,即这些文化因子进入输入地之后,与该地区固有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环境相结合,经过长期的磨合之后,不断继承创新,最终为原有文化体系所接纳,甚至内化为一种自己的文化特征。

农业科技文化本土化的内涵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即传入的农牧嘉种在传入地自然环境下的属性的自我调适及与本土物种杂交后的变异,即“风土适应与调整”。典型如汉唐时期,通过丝绸之路引进了大批的西域优良马种,经过改良,形成了许多新的优良品种,“既杂胡种,马乃益壮”(12)。据专家考证,随唐太宗纵横驰骋的昭陵六骏,即多为引进或杂交之优良马种。(13)其二,技术因素在新环境下的适应性调整和发展。如唐代中叶以后南方稻作农业技术体系的出现,显然是在吸收北方旱作农业技术体系诸多因子的基础上,适应江南地区地理、气候等农业生产环境而发展的结果。其三,包括这些物质层面的因子进入输入地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中,并真正地占据一席之地,这一点,联系中国农业历史进程中作物结构与饮食结构的变迁轨迹,就不难发现线索。典型如小麦,原产于西亚,大约在三代时期辗转进入中原地区;但传入中原之初,并没有撼动粟、黍等作物的主体地位;进入汉唐以后,随着加工工具———碾石岂之发展,“粒食”转而“面食”,小麦种植逐渐获得了大范围的推广,并逐渐成为中国人饮食结构、税收(实物税)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至今仍谓之“北麦(面)南稻(米)”;其四,输入的因素被本土文化所认接受、认同、理解,甚至通过用自身文化理念的阐释,使之衍化为自身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石榴。众所周知,石榴源自中亚地区,秦汉时期随丝路开凿而进入中国,因其果实味道鲜美、色泽艳丽而备受国人喜爱,不仅渐入文人骚客歌咏之范畴,而且与中国红红火火、多子多福等理念连为一体,成为了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象征富贵的重要符号。再之如辣椒,传入中国之后很快流行,不仅仅被越来越多的人食用,而且也被赋予豪爽、刺激、热烈、干练等文化内涵,辣椒的形象对于中国人来讲,也开始意味着红火、丰收、喜庆,形成了独特的一种辛辣文化。(14)其实仔细梳理中国农业文化发展,类似例子甚多,亦足见中国古人颇具“拿来主义”之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