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文化发展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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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化建设现在正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为更好地建设和发展我国的科技文化，我们有必要弄清科技文化的发展机制。

一、科技文化发展的内部机制

（一）科学技术知识的积累和革命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包含诸多内容，从文化的视角看，科学技术是由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技术活动、科学技术方法、科学精神、科技道德、科学技术体制等因素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构成的一个有机的动态系统。其中，科学技术知识体系占据核心地位，其他因素或者是以科学技术知识体系为基础产生起来的，或者是为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产生和发展而服务的［1］。因而，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进化是科技文化进化的重要源泉，而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进化无非是通过知识的不断积累并在集聚到一定程度时发生革命来实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科学技术知识的积累和革命是科技文化进化的重要内在机制。普尔曾对直线式积累的科学发展模式提出质疑，认为，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大胆地提出假设，通过证伪，然后推翻理论的过程，科学知识的增长就是不间断地革命，通过从问题开始，经过试探性理论，又经过批判性检验、排除错误，进而提出新的问题等环节循环往复而不断前进的。历史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库恩则提出了既不同于传统“渐进积累”模式，也不同于波普尔的“不断革命”模式的新的科学发展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其中，前科学时期，各种理论、观点、假说相互竞争，但没有一种在科学共同体中得到确认。常规科学时期，是科学共同体在范式指导下不断积累知识的时期，通过常规研究，不断验证和发展范式，为新观念、新理论的突破奠定基础。科学革命时期，出现了与范式所预期的不相符合的反常现象，当调整范式不能解决反常的问题时便出现危机，这时原有的范式便受到质疑，科学革命从此开始。这些多种多样的科学发展模式，虽然各自本身都有一定的缺陷，但它们或肯定科学发展中存在积累，或肯定科学发展中存在革命，或既肯定有积累也肯定有革命，反映了科学发展的实际，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科学知识的积累和革命是科学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机制。

（二）科学技术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和渗透科学技术知识体系按照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领域的不同可划分为许许多多不同的学科。由于自然本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科学技术的各门学科也应该是相互联系的，彼此之间会发生相互融合和渗透。这种融合和渗透不仅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联系，使各门学科密不可分地构成一个严密的知识网络系统，而且会导致新的学科产生以及出现新的科学技术生长点，从而促进科学技术的进化。从科技史来看，近代科学从古代自然哲学中独立出来而获得独立发展时，刚开始只有少数几个学科，且各门学科彼此是互相隔绝的，彼此有十分明确的界限，各自划定了严格的隶属自己的研究范围。但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各门学科的界限开始被打破，各门学科不再有严格的研究范围，各门学科间的融合和渗透逐渐成为科学技术的主旋律，科学技术发展的繁荣期也随之来临。及至现代科学技术，学科间融合和渗透的趋势更是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也就在更高的水平进化。学科融合渗透机制具体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是一个学科借用另一个学科的某个概念，也可以是一个学科借用另一个学科的某种方法，还可以是综合运用各门学科知识研究综合性的问题等。学科融合渗透机制发生作用导致的结果也有多种———可以产生边缘学科，也可以产生横断性学科，还可形成综合性学科等等。

（三）科学技术方法的变更科学技术方法的更新对科技文化的进化，如同人类不断发明和更新工具去从事生产而对社会产生的进化一样，是极为重要的。俄罗斯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曾经指出：“科学的跃进往往取决于方法上的成就。研究方法每前进一步，我们也仿佛随之升高一层，从那高处，我们就可以望见广阔的远景，望见许多先前望不见的事物。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2］科学家乔治•萨顿曾说：“一部科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工具史，这些工具———无论有形或无形———由一系列人物创造出来，以解决他们遇到的某些的问题。”“科学史实际上就成为一种研究方法。”［3］事实上，全部科学活动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理性思维，当一个新现象得到解释，一个新问题得到解决时，新的理论观点便会产生，而这种新的理论、新的观点又会转化为新的思维方法。掌握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往往就成为科学技术进化的关键。科技史表明，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往往是由于科学方法上的突破。例如，近代科学技术迅速崛起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的成果便超过了过去几千年的总和，这固然与很多因素有关，但从科学技术自身来看，其与近代科学技术广泛采用了实验方法、分析方法和数学方法是分不开的。而现代科学的巨大发展则与系统方法、信息方法等等方法的出现密不可分。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说，科学技术方法的变革是科学技术进化的重要原因。更进一步，甚至可以把科学技术方法看作是科学技术进化的基因。从生物学的解释来看，进化的实质是基因的变化。科学技术方法的变化必然导致科学技术的进化。按照这一看法，真正的科技史不应仅是对发现的描述和对科技成果的记录，因为发现是昙花一现的，具体成果也是随时在更新的，而应当在科学技术中发现那些规律性的内容，探求思维方式的演变，要进一步对那些具有普适性的科学技术方法作出深入研究。我国近些年来出版了许多科学技术的读物，这对繁荣科技文化作出了贡献。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不少读物仍然还只停留在对科学事件的描述上。显然，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建设创新型的国家，要培养出大批的科学大师，更好更快地发展科学技术，需要重视思维方式的演进，更好地掌握和运用科学技术方法，不断地在科学技术方法上创新。

（四）科学与技术的互动科学与技术是两种不同的活动。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活动，其根本目的是认识、解释和预见自然现象，提高人类洞察自然的能力。技术是利用、改造自然的活动，其根本目的是创造人工自然，提高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科学的主要动力源于人类探索自然奥秘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本性。技术的主要动力源于人类试图达到事半功倍效果的动机和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的欲望。二者的研究程序和方法不同。科学研究的一般程序为：选题———获取科学事实———加工整理———形成假说———验证———建立理论体系。其基本思路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观察、实验、概括、抽象、归纳、演绎、假说等。科学研究常常撇开某些次要、偶然的因素，在纯化和理想化的条件下进行。技术研究的一般程序为：技术规划（预测、评估、确定课题）———技术构思———设计———研制———试验———形成产品。其主要方法是类比、外推、移植、试验、模拟等。此外，二者的成果形式、约束条件、评价标准等也都有所不同。科学的成果主要是以知识形态存在，如新的概念、定律、定理、公式、原理及由它们构成的理论体系。技术的成果除了以知识形态出现外，很多以物质形态存在，如新的工具、装置、工艺、技巧、仪器等。科学主要受认识程度制约，技术除此之外，还要受社会经济、法律、道德、安全等条件制约。对科学理论的评价，主要是真实性与创造性。而对技术的评价则主要看其水平是否先进，是否有用，以及经济效益的大小。由于改造和利用自然与认识自然是分不开的，这又决定了科学和技术本应该是一对天生的“伙伴”，彼此需要相互渗透、相互依赖，并相互结合才能促进彼此更好地发展。科学与技术的互动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机制。但从历史上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和技术却基本上是分立发展的，结合不很紧密，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上升为科学的过程比较缓慢，科学和技术在发展上相互脱节。技术的进步往往依靠传统技艺的提高和改进，只凭经验摸索前进。科学理论也经常是跟在实践之后来概括和总结人们在生产技术活动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材料。因此，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有时技术上由于生产发展需要，已经出现了一些重大革新，但却不能上升到科学理论高度，并用它指导技术的发展。如蒸汽机已经应用了很长时间，而热力学定律还没有总结出来。而有时科学上已发现了的东西，在技术上却很久不能应用，如19世纪末，麦克斯韦已建立电磁理论，并可以用数学公式表示出来，然而很长时间里，英国没有出现任何应用电力的装置。19世纪下半叶，科学和技术的联系开始得到加强。20世纪以来，科学和技术的联系空前增强，使现代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科学技术化。即现代科学的发展对技术进步有高度的依赖性，一些重大的科学研究完全离不开先进、复杂的技术手段，离不开各种类型技术人员的合作。另一方面，技术科学化。即现代技术的进步高度依赖现代科学的发展，任何现代技术的创新、发明必须以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为先导，都是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正是这种科学和技术的一体化趋势，迎来了科学技术的空前兴盛。

二、科技文化发展的外部机制

（一）需要机制科技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科技文化进化是人类文化进化中的“亚物种进化”。因而，考察科技文化的发展，必须考察它与社会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科技文化发展最重要的社会动力可归结为社会需要。人类任何活动追根溯源实际上都是由需要引起的，正是由于有物质需要，人们种植粮食，生产各种产品，正是由于有精神需要，人们从事文学艺术创作，创造出各种文化。可以说，需要是人的活动的动力源泉，没有需要，人们就难以有动力从事各种活动，人的任何活动将无从谈起。由于人的需要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人的某种需要被满足后又会产生出新的更高级的需要，人的需要是无止境的，因而人的活动越来越丰富多彩，也永无止境。人的活动就是在需要产生———满足———新的需要产生的不断循环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的需要可分为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前者是每个个体所具有的需要，后者是社会成员普遍具有的需要。社会需要源于个人需要，而个人需要又要受社会需要制约。显然，作为社会活动的动力源泉主要是社会需要。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一种活动也毫无例外地受一定社会需要所推动，科学的发展也只有满足社会需要才有生命力，事实上科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满足社会需要。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需要来自于各个方面，如社会生产的需要、经济的需要、政治的需要、军事的需要、生活的需要、教育的需要、文化的需要、人类追求精神满足的需要以及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需要，等等。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一旦与社会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的可能性以及科学技术本身发展的必然性相整合而构成社会推动科学技术的有效需求，便会极大地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整个社会而言，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社会需要。无论是科学工作者个体还是科学共同体，他们所进行的一切科学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活动，这种活动的目的固然取决于他们个人或集体的意图、愿望、兴趣、爱好，但同时也不能不受到社会需要的制约。人们从事科学技术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社会的需要：一方面，社会需要刺激人们从事相应的科学技术活动以满足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只有符合社会需要的科学技术活动才能得到社会的支持、扶植和奖励。因此，人们从事什么科学技术活动与当时有什么社会需要有很大关系，社会需要引导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例如，在古代，由于丈量土地和确定生产季节的需要，促使数学和天文学的发展；在近代，由于对高效动力的需要，促使热学和电学的发展；在现代，由于航空工业和火箭发展的需要，推动空气动力学和材料力学的迅速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一旦有了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4］当然，社会需要极其广泛多样，因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单一的方向，而是多种多样的。由于社会需要对科学技术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因此科技工作者不能仅仅埋头于科学研究而对周围社会中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反应迟缓，要时时关注和了解社会需要，自觉遵循社会需要开展研究，这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

（二）激励机制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研究科学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时，开创性地引入了科学奖励系统的概念，认为科学奖励制度是科学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他从科学的建制目标出发，对科学奖励的实质作了独到的分析。在默顿看来，科学的建制目标和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所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是理解科学奖励的实质的前提。他指出：“科学的通常目标，就是扩充正确无误的知识。”［5］实现这一目标是科学共同体所有成员的责任，需要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奋斗。那么，如何引导科学家聚焦于这一目标？靠什么调整科学家的行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实现？默顿认为，在科学建制目标的指导下，科学家们建立起一套特定的行为规范来制约他们的行为。这些行为规范是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合理怀疑性。在这些规范的约束下，科学家把他们的行为指向科学发展的目标。显然，规范是必须的，但是，仅有规范又是不够的。因为规范只是强调科学家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仅靠规范还不足以最大限度地激励科学家的全部积极性去实现科学发展目标，规范对于促进知识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要更好地实现科学建制目标，并保证科学行为规范被很好地遵守，还需要建立科学奖励制度对科学家的行为进行调整，通过对那些努力实现建制目标并遵从规范的科学家予以积极的承认并赋予荣誉，以激励他们作出进一步的贡献。实际上，关于科学规范和科学奖励对调整科学家行为的作用，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科学规范是通过“纠偏”的方式消极地调整科学家的行为，它防止科学家有任何偏离科学建制目标的行为，而科学奖励是通过鼓励的方式，激励科学家向科学目标迈进，它是调整科学家行为的一种积极方式。这样，从实质上讲，科学奖励是出于激励科学家的行为，从而更好地满足实现科学的建制目标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科学奖励和科学规范一样，对于促进知识增长，调整科学家行为都是不可缺少的，它们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保障科学建制目标得以实现的作用。科学奖励可归结为社会承认，包括两个方面的承认：一是对科学家科学成果的社会承认；二是对科学家科学能力和贡献的社会承认。承认是对科学家的最高报偿，承认意味着认可科学家应有的地位和价值，正如默顿所说，科学王国的基本通货是承认。因此，科学家十分关心和注重承认。科尔兄弟指出：“在科学中，承认是财产的功能等价物，要求得到‘承认’确实是科学家不可剥夺的权利。”［6］如果说科学家渴望获奖，其实质乃是为了得到承认。科学奖励作为一种激励方式，之所以能对调整科学家的行为起着巨大作用，其原因在于科学家对真理的追求与荣誉的需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科学家在从事科学活动时，并不是完全埋头于研究，也需要荣誉即关心社会承认，因为这关系到其活动的价值。科学家一旦有所成就，社会就会以各种方式对其贡献给予荣誉和奖励。而这种奖励又刺激着人们更加努力，以获得更大的成就和荣誉。按哈格斯特龙的说法，科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追求真理和获得科学奖励二者不断相互交换的过程。科学家把自己的科学成果作为礼物奉献给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返还给科学家荣誉和承认，彼此交换，和谐发展。

（三）传播机制如果说需要机制和激励机制构成科技文化进化的社会动力机制，那么科技文化要在全社会得以扩散，成为一种大众化的文化还需要有传播机制。科技文化传播机制包括传播指导思想、传播内容、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方式（或手段、途径、媒介）、传播资金投入、传播人才保障、传播制度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的不同以及联结的方式不同就构成了不同的科技传播模式。传播模式的不同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是从西方引进的，晚清时期（1840－1911年），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大面积、大规模传播，但晚清时期中国科学技术并没有像西方那样飞速发展，这与当时中西科技传播模式有很大差异是分不开的［7］。近代科学技术本来就源于西方，科学技术在西方的传播与发展是主动创新型。它的发展是一个由科学共同体内部进行自主创新的过程，而它的传播模式则是由科学共同体内部向外辐射式传播。从科学技术传播的三个层次来看，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开始受科学共同体以外的因素影响较少，是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传播。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经济上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使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科学技术，加大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开始进行科普式的传播，最后渗透到文化中。也就是说，其传播模式是向外辐射式。见图1。反观中国，晚清时期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上是被动接受型。它首先是由教会在传播基督教文明时，附带传播的。然后由洋务派官员、近代企业等在社会上层进行传播。从科学传播的三个层次来看，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模式，一开始就受到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的较大影响，中国近代科技的传播模式是向内收敛式。见图2。进一步对比同时代的中国和日本，可能更有说服力。晚清时期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启动近代化，从西方引进科学技术，但结果却大不相同。日本很快成为科技强国，而中国却沦为半殖民地境地。这可从两国科技传播模式的差异找到原因。相比日本的科技传播模式，晚清时期的中国科技传播模式存在诸多缺陷［8］。首先，晚清中国科技传播模式实际上包含了以官方主导的“主动式”传播和以外国教会主导的“被动式”传播两套系统。而这两套系统的目标显然是不同的，晚清官方是以“求强、求富”为目标，而教会则是以传教为主要任务，附带进行科技传播，实行的是文化渗透和侵略。因而，它们的活动常常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往往造成科技传播的混乱。其次，从科技传播的内容看，晚清偏重于与军用技术密切相关的技术传播，没有移植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等西方科技文化，大部分时期停留在“器技”传播的阶段，因此属于部分嫁接式，而日本则是整体移植式。再从科技传播的主体上看，晚清的科技传播者主要是以洋务机构和教会机构以及留学生和洋员洋匠为主，而受传者也是以为其培养的学生和企业技工为主，因此传播主体范围比较狭窄，没有向大众普及科技知识的愿望。此外，晚清科技传播的资金投入、人才保障以及传播制度基础等等外部条件也都是远远落后于当时日本的。

（四）保障机制科技文化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要在社会中正常运行，需要有多种社会因素的支撑，形成完善的保障机制。科技文化的发展是多种社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科技文化发展的保障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投入保障机制。科学技术研究活动是一种知识生产，如同物质生产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样，科学研究也需要有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进行。社会在这些方面的投入是由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即经济实力决定的。经济实力强，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多，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队伍就强大，教育和科研机构就发达，科研条件就好，则科学技术发展速度就快。反之科学技术活动就难以进行或发展缓慢。如美国每年提供的科研经费居世界之首，而美国的科研成果也是世界最多的。随着现代大科学、高技术的兴起，科学技术已成为一项耗资巨大的事业，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持，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如此，现达国家都注意随国民经济的增长而不断增加科研经费，加大对科研的投入。投资渠道也不断拓宽，为适应高技术高风险的特点，还出现了风险投资的新形式。

二是决策保障机制。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并结合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加强科技管理和作出正确的决策是保障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机制。科研管理的目的是通过运用科学的管理手段，更好地调动发挥科研人员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依据相关的规定、制度来规范科研活动，促进科研能力的提高。管理部门应及时向决策层提供相关的科研信息和动态，并作出科学性的分析与预测，充分发挥其组织协调作用，排除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障碍。尤其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益复杂，对社会作用的影响不断加大，国家要加强宏观调控，对科学技术发展进行科学正确的决策，包括制订合理的战略方针，引导产业升级调整，建立国家创新系统等等。

三是制度保障机制。制度保障是从完善相关法规，健全各种体系和相关制度，如组织体系和组织制度、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中介服务体系和服务制度等方面来保证科学技术活动的顺利进行。许多国家都重视利用这一机制促进科技文化的发展。如二战后，日本为了能迅速成为经济技术强国，先后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法》、《科学技术振兴事业团法》、《研究交流促进法》等一系列法律来支持和促进科学进步，促进科技对经济的推动，促进产学研相结合。另外，为了提高科研经费使用的效率和保障资金使用的公平性，许多国家都建立了相应的法规体系。如美国颁布的《联邦会计和审计法》、《政府公司控制法》和《首席财务官法》，日本最高科技部门出台的《关于防止公共研究费不正当使用的共同指导方针》，文部科学省出台的《研究机构的公共研究费的监管指导方针（实施准则）》等规定，都是以行文的方式明确规定科研经费的预算、拨放、使用细则。我国财政部和国家科委共同制定的《科学事业单位财务制度》，也是让各科研单位在在财务方面有章可循，进一步规范科学事业单位的财务行为。除此之外，许多国家还制定了专利制度，科研工资制度，诚信制度等等，都是从不同的侧面保障科技行为规范，为科技文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上述科技文化发展内外机制是共同起作用的，缺少任何一种都不利于科技文化的发展。从中可看出，科技文化发展涉及诸多因素，因而，要更好地发展科技文化，需要把科技文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