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文化与伦理型文化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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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具理性科技文化与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的基本内涵及特征

近现代科技革命的出现,大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特别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进程中,近代科技文化彰显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功利主义为近代科学的确立提供合法化基础的作用被无限放大,人们过度追求工具理性,虽然物性科技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带来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但是却忽视了人文科技的作用,造成了人们精神的空虚和失落,导致人类陷入生态危机与人文危机交织的生存困境。这就要求我们不得不对现代科技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大力呼吁科学精神的人文复归,增强科技文化的人文底蕴,推进科技文化与伦理型文化的协调良性发展。科技文化与伦理型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是寻求达到理性的世界秩序形态的两种不同方式,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内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科技文化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科学文化与技术文化的不断整合而演化出来的新概念,是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渐走向成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它一方面具备科学文化的特征,即以经过严密逻辑论证的理性形式表现出来的抽象化、普适化了的知识特征,另一方面也具有技术化的实践性、应用性和实证的特征。因此,科技文化是科学理性与技术实践性相结合的产物,是科技之精神本性的理论表现或理论形态,其“本质上是以人类主体意识为中心、以人类的主体创造性为基础、以多元主义为思想方法、以沟通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特征的文化形态。”[1]16追求工具理性是科技文化最显着的标志。

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它注重整体精神,强调为社会、为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推崇仁爱原则,倡扬厚德载物和人际和谐;重视人生价值,强调个人在家庭人伦以及社会关系中的义务和责任;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重视修养践行,强调道德主体的能动作用。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核心价值讲,伦理道德构成了它的内涵,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三纲五常”思想在社会中发挥着整合中国人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关键作用;就其制度安排来说,伦理化是其基本取向,政治上的宗法制度、经济上的均平格局、法律儒化教育的忠诚至上等等取向,都以其伦理化来显示出它们的制度特质;就其社会生活实际状态而言,伦理道德也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人们的日常思想和行为方式都是由伦理关系所决定的。实现人文价值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要义。

科学精神是科技文化的核心内质,现代科学精神规定着科技文化不仅追求着求真的探索精神,有根据的怀疑精神,追本逐末的原理精神,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等,而且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更要求具有竞争性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精神等。这就说明,应然问题即价值层面的人的精神问题也纳入了当代科技文化的范畴,与仅处理实然问题即事实层面的原生态的科学知识相比,具有更丰富的内容。也就是说,当代科技文化不仅具有工具理性的必然,也同时具有了人文价值理性的应然。科技文化虽然以工具理性为其最显着的标志,但科技文化本身就包含着人文精神。同样,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虽然以伦理道德价值为其终极的目标追求,但在其发展、追求、实现伦理道德目标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地渗透着科学精神的工具理性。因此,工具理性科技文化与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在其最原初内涵层面上二者是和谐统一的,并且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还存在着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精神动力,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的现实支撑。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物欲的膨胀、人类对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工具理性日益占据了人类精神领域的统治地位,价值理性则日益被漠视、边缘化。工具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价值理性日益失落,现代科技文化与传统伦理型文化的冲突越来越凸出,这也逐渐成为现代社会各种危机的根源。

二、工具理性科技文化与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的冲突

科技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工具理性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实质是一种价值伦理文化。价值理性体现一个人对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价值理性关怀人性的世界,价值理性视野中的世界是一个人文的世界。与价值理性相区别,工具理性所把握的世界是不依赖于人和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客观世界,其本质特征是关注器物而缺少人文关怀。因此,工具理性科技文化与价值伦理文化二者具有内在实质的差别,它们在思维方法、行为模式、价值取向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分歧,特别是当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越来越物性化,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人类生存危机突出,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必须正确地审视科技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

由于科技文化所追求的是科学理性真理,它要求具有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在动态特质上注重于事物的发展、开放和创新;而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道德追求为最高境界,在其思想深处注重的是稳定、保守、封闭等安身立命的人生哲学,因此当二者在相互接触的过程中肯定立马就会产生不相适应的冲突感。第一,创新性与保守性的冲突。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是科技的灵魂,科技总是在以扬弃以往科技成果的基础上开拓前进,通过创新使科技文化发展始终处于文化发展的前沿。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倾向影响着创新意识的出现,孔子崇尚“乐天知命”,董仲舒尊奉“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保守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现实中根深蒂固的中庸思想导致谨言慎行,不提倡冒险、开拓与进取精神,因而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第二,发展性与稳定性的冲突。科技文化是伴随着科技的发展而逐渐走向成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科技的实践有一个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建制过程,科技文化也有一个从无到有的知识累积、智力接力的建构过程。在科技哲学领域,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库恩的范式理论、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他们都承认科学知识的增长,都在试图探索出科学发展的合理模式,认为科学总是后人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前进的。如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在怀疑批判托勒密的地心说基础上发展的,居里夫人是在伦琴发现x射线和贝克勒尔发现铀放射线的基础上发现镭的等等。同时科技文化的发展也表现在科技的历史就是一部“驱愚”的历史。而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却往往大都是强调求稳定、求太平,奉行安身立命的处世哲学,甚至还带有封建迷信和愚昧思想,这种求稳的价值取向与科技文化所追求的求变、求新的思维模式是很不相融的。第三,开放性与封闭性的冲突。科技研究作为一种创造性劳动,它的思想方法是多元的,因为单一模式只能导致思维僵化,因而它反对霸权主义或权威主义,鼓励怀疑精神,支持学术的交流碰撞。俗话说科学家是有国界的,但是科学是无国界的。在大科学时代,科技研究更是超越国界、学科的界限实行全方位合作交流,这与科技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特点是分不开的。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受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影响,是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束缚下形成的,带有很大的自我封闭性,这与科技文化所追求的开放性理念相异。

科技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除了自身内在的差别以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现代科技文化片面追求工具理性,忽视人文,科技成为强势力量,存在排拒伦理的倾向。在现代社会中“现代科学只是关心那些可以衡量的东西以及它在技术上的应用,而不再去追问这些事物的人文意义,只问如何运用技术手段去工作,而不去关心技术本身的目的。科学的价值被扭曲了,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发达工业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而只能是一个与人性不相融的‘病态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2]31马尔库塞的这段话指出了科技进步的目的原本应使社会结构更趋于合理化,使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更大的发挥,然而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由于科技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人们在生活中只关注科技的应用,而忽略对人文价值的追问,科技的统治导致了科技的异化,科技的异化又导致工具理性的膨胀,进而使人和社会都陷入这种异化的怪圈中。尽管科技创造了一个富裕的工业社会,却反而使人日益成为技术、物质的奴隶,社会也日益成为畸形的社会。由此可见,工具理性的“独裁”与价值理性的“失语”,将造就单向度的社会,生活其中的人也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新意识,趋于工具化和贫乏化。

特别是近年来,科学技术越发展,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明显,其对伦理的挑战也就越突出。科学技术理性、工业主义主张、资本主义精神三者交互作用、彼此影响,使现代人和现代生活在世俗化、功利化、物本化的意志道路上疾跑,而科学及其时代精神追求也在这一疾跑的路上被迅速物化,成为实现技术功利价值的开路工具。进而使得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出现,并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空间,生态伦理、科技伦理等许多新兴话题相继成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严峻问题,因此我们在正确审视科技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的同时必须重新思考二者的融合问题,要力求寻找它们之间的最大共同点和最佳结合点,促进现代科技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良性协调发展。

三、工具理性科技文化与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的融合

人类社会中在科技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这一问题上,曾经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持整体文化观,有些人持文化冲突观,也有些人坚持两种文化互补共存的观点。不同的观点都有其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存在合理性,但是我们应该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科技文化与传统文化进行认真的审视,既要承认二者冲突的客观性,又要看到二者之间能够融合并且必须融合的趋势。一方面,科学技术是社会和国家进步的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科学又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人类要正常生存,除了科学外,信仰、伦理道德等古典文化基本元素也必须承担起各自的使命、履行各自功能。因此,在理想的状态下,科技文化与传统文化应该是互补共生、共存共荣的,特别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更要促进科技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既要把科学精神渗透到传统文化当中去促进传统文化推陈出新,又要用传统文化的伦理精神去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呼吁科学精神的人文复归。

(一)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重构与整合。由于近代科技取得前所未有的实证性效果,在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乃至人类自身过程中彰显了巨大的作用,致使人们对科学技术产生崇拜,把科技的工具理性当作唯一,进而把人类一切领域的活动都企图用科技的工具理性来操纵或控制,最后致使价值理性日益衰微和人与自然关系趋于紧张。从而引发了西方现代化困境:社会的异化、人性的迷失、物欲的膨胀、道德的沦丧、精神的颓废、环境的恶化等诸多问题。因此,在现今重新审视科技文化与传统文化关系时,必须重新整合人类理性,坚持相得益彰、互补不足的对立统一原则,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共同审视人类的生活。根据马斯洛层次需要理论,人类的需要不仅包括生存需要、安全需要还包括社会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此科技研究和应用不仅仅满足人的生存、安全需要,还要满足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

(二)推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沟通与融汇。科学精神在寻求实现现代世界的合理而美好的秩序形态的过程中,却由于其具有的反主体效性,“其对人的控制、制约和束缚没有在特定的文化精神结构中给人的欲望、情绪、感情和意志等因素以恰当的地位和足够的重视,结果造成人的心灵的无着落感;而其在对待自然秩序的方式上却是一种挑战,即改变原有的自然秩序与自然运行方式,使之全面技术化、功利化。”[3]46正鉴于此,引起了人们对科学理性主宰一切的反思,从而倡导加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沟通意识,构筑科学与人文的和谐,避免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化对立,由此使得科学与人文在探究实现人类社会的合理而美好的秩序形态的过程中起到互补相成的作用。

(三)促进科技和伦理的互动与平衡。由于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科技成为强势力量,存在排拒伦理的倾向,科技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显现,迫切需要伦理规范,于是促进科技和伦理的良性互动和平衡,大力呼吁科技伦理就成为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人的权利意识的重新觉醒催生出科技伦理。科学家的自律和社会责任以及生命伦理、环境伦理、网络伦理等,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科技伦理是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重要领域。一方面,它要维护科技的利益,保护和促进科技的健康发展,而不能成为科技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它又要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使科技更好地为人类造福,而不是危害人类。促进科技与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寻求合理平衡,是科技伦理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它存在的重大理由。

(四)加强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的研究与实施。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态。它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准则,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自有人类以来,“自然—人—社会”就是一个有机联系的复合生态系统,而科学技术物化的过度膨胀,工业文明将人与自然割裂、对立,使其处于一种斗争、征服与摧残的状态,由此加深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因而生态文明则要求将“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步入和谐协调、共生共荣、共同发展的轨道。为此,我们必须加强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的研究与实施:确立生态价值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大力推进生态科技创新,实现产业生态化;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方针,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总之,我们要在深刻反思近代科技文化的偏离及异化导致的严重负面影响基础上,以生态文明发展战略为指针,力求将“自然—人—社会”的和谐发展作为发展科技文化的根本价值取向和评价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