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早期文学救国思想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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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在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已经被大家反复论及，这里我们想要研究的是他们早期救国思想的形成以及这一思想呈现的面貌和意义。因为“救国”这样一个关键词，无论对于他们二人，还是对于现代中国，都是百说不厌的论题，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论题。

一人生道路的选择

鲁迅与周作人作为同胞兄弟，早期的人生经历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出生在同样的家庭，有着基本相同的求学经历，同样在日本接受了西方文学的熏陶，归国后不久从事新文化运动。二人早年人生道路的选择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是紧密相关的，这正是他们不断被人们关注，而且不断得到人们称赞的重要原因。特别是鲁迅，他之所以成为伟大的作家，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视角。周氏兄弟离开故乡绍兴，“走异路，逃异地”，他们不仅仅是为了“寻求别样的人们”，也是为了寻求“别样的知识”和“别样的人生”。鲁迅说过，他看惯了故乡人们的脸，决定走出绍兴，即使寻找到了“野兽和魔鬼”，也并不想回头。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旧式读书人的人生道路是走不通了。人生的道路上知道应该放弃什么，也就从而知道了应该选择什么。作为一个破落家庭的后代，他没有选择经商，也没有幻想做“幕友”，放弃了挣钱发财、光宗耀祖的臆想，这不仅是选择了崇高，同时也是选择了明智。二周走出绍兴，南京时期是追求的开始，他们共同走过了从科学救国到文学救国的过程，特别是鲁迅，还走过了从相信科学救国、军事救国，到相信医学救国，最终执著于文学救国的一个变化过程。我们说鲁迅是伟人，最重要的证据表现为：他将自己的人生追求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联系为一个整体，也就是爱默生所说的“，谁生活在一个更高的思想境界，我们就把谁看作伟人。”然而，二周在接受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上呈现出不同的趋向：鲁迅主要接受了积极入世的儒家文化，并自觉吸纳了西方文化的现实性和批判性；而周作人显然接受了淡然处世的道家文化，并深入到西方文化的内在，感受了风俗人情等文化因子，因此两人后来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说到救国，必须回到晚清的历史背景。鸦片战争以前，中国闭关自守，不知道西洋还有所谓的文明。鸦片战争的失败，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单纯地认为是败于军事，于是认为中国需要“船坚炮利”，需要科学，需要维新。他们深厚的民族主义精神和救国意识是建立在民族自信基础上的：我们的科学落后了，只要赶上来，中国的古老文明仍然可以焕发光彩。为此，晚清很多文化人开始翻译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着重学习西洋的物质文明。甲午战争中日议和以后，各国相继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清廷的腐败日甚一日，进步知识分子也发现清政府的政治存在着缺点，西洋还有先进的政治文化。这样一来，对西方文化的引入，涉及到了科学，也涉及到了思想文化。正如胡适诗中写的“关不住了”，只要一开闸，洪水就一涌而来。对西方文化、思想的译介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救国方略，20世纪之初的中国风起云涌，纷乱的思想界影响到青年周氏兄弟，使他们的思想一度处于徘徊状态中。在《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也说他此时的思想“有外国的人道主义、革命思想，也有传统的虚无主义，金圣叹、梁任公的新旧文章的影响混杂地拼在一起”。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周氏兄弟在受到各种思想的洗礼之后，做出了吸收、继承、超越的选择。我们不难发现，鲁迅到了南京学新学，与其说是对科学技术有热情，不如说是对西学产生了兴趣。他如此热情地读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即是个证明，因为这部书就是启发我们自强的书。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对于学军事、学开矿的放弃是必然的，我们不能片面地说原来的选择是一种错误，而是应该看到他选择的动机中有着怎样的指导思想。鲁迅赴日本留学的目的，抱定了医学救国的认识。这里有鲁迅思想的转折，他说自己是为了医治像他父亲那样的不能治的病，当然打起仗来也可以当军医，将救国与救民合为一个整体，在于改造中国、改造国民的“东亚病夫”形象。但是他在“幻灯片”事件后发现了中国人的身体有病是次要的，主要应该看到中国人的精神疾病，中国人的“弱”是与“愚”连在一起的，这是他弃医学文的关键。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清楚地告诉我们：“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决定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文学活动，这是他整个人生的最光辉的起点。我们当然不能认为“改造国民性”是鲁迅最早提出来的强国之策，因在他之前的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的《仁学》《新民说》、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说法都直接影响了鲁迅。鲁迅和周作人主要是从精神革命即思想启蒙的角度考虑问题，在诸种要素中，精神是最重要的。在鲁迅看来，西方的精神是优于中国的，所以就要吸取西方的长处和普遍行之有效的精神，以促进民族精神的蓬勃发展。周氏兄弟批判西方物质文明，选择精神革命，主要源于尼采的影响。基于20世纪初西方人本思潮和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思潮，周氏兄弟绘制了通过“立人”达到“立国”的建国方略，两人选择的是人的解放和人的健全发展。

二为人性重造的文学

鲁迅认为，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最有力的方法是提倡文学。而提倡文学的路径虽然很多，他却也有自己的思路。首先，“别求新声于异邦”，译介国外的文学思想、文学创作，抨击中国的传统文化。这表明鲁迅对于中国的旧文学也并不抱有多大的希望。我们特别应该看到，鲁迅的选择中已经包含有启动新文学的意识。因为对旧诗、旧词、旧散文，那些滥俗的声调他读厌烦了，连屈原的《离骚》他也认为“反抗社会，威力非强”，最终也是以自沉保全了自己的名节，对国家的作用不大。传统文学无法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现状，就要“别求新声于异邦”。周氏兄弟懂得要用文学的力量改变人性，改变人生。1907年夏创办《新生》杂志是周氏兄弟文学救国实践活动的第一步，这次失败后，周氏兄弟又迈出了文学救国的第二步———在《河南》杂志上和译书。周氏兄弟在《河南》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从理论上把文学救国概括为“不用之用”的文学观。由于救亡的迫切需要，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是那个时代文艺思想的主流，早在周氏兄弟之前，梁启超等人就提出了“小说界革命”，把文学视为救国的利器，高扬“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的口号。从表面上看，周氏兄弟与梁启超等人在推崇文学的社会作用上似乎是一致的，但实质上却有根本的不同。梁启超等人仍然受到封建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虽然他们在表面上把文学的地位捧得很高，但小说在他们心目中仍然是一种“载道之器”，仍然是“道”的附庸，并未取得自己应有的独立性。周作人批评了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实用之说既深中于心，不可复去……今言小说者，莫不多立名色，强比附于正大之名，谓足以益世道人心，为治化之助。”轻视小说的艺术规律、偏重实用主义是其思想根源。鲁迅和周作人着眼于民族的存亡和发展，注重思想启蒙，试图通过文艺的“新声”来重建“国民精神”。鲁迅从纯文学观角度出发，认为文章有利于国民精神，“文章之用益神”，“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周作人也认为文章为精神的依托，是发自内心的，“特文章为物，独隔外尘，托质至微，与心灵直接，故其用亦至神”。而且文章还有科学所达不到的用处。基于这种思想，鲁迅和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精神的麻痹作用都进行了批判。其次，二周的文学救国之策在于相信文学能够改变人的精神。鲁迅和周作人都认为，文学可以重建“国民精神”。此时的周氏兄弟已经由文章启蒙发展为文学救国。鸦片战争之后，在惨重的失败之后，中国人痛定思痛，才开始反思自己对待西方的态度及其得失，认识到单纯学习西方的“技术”性学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屈辱境地，还必须更加注重对西方“思想”性学术的吸收和借鉴，势必要打破旧的习惯势力与传统观念。而这种借鉴也是基于当时中国国力日益式微、国民精神萎靡不振的现实。“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华国将自槁于子孙之攻伐，而举天下无违言，寂漠为政，天地闭矣”，这是周氏兄弟对当时国情的共同认识。这就成为近代文艺启蒙的重要历史背景和精神内涵，即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周氏兄弟早期文化选择的思想起点，周作人也把他们这一阶段的思想概括为民族主义，“豫才那时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如所介绍的文学亦以被压迫的民族为主，俄则取其反抗压制也”。在《摩罗诗力说》文章开篇前，鲁迅引用了尼采的话：“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从而提出了对域外文化的选择，即“今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其因即动于怀古”。

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成为周氏兄弟借文艺改造社会的一种希望，兄弟二人共同编选了《域外小说集》，选择的特点一是偏重斯拉夫系统，二是偏重被压迫民族。在谈到为什么翻译介绍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时，鲁迅说：“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周作人也说：“一面又因为《民报》在东京发刊，中国革命运动正在发达，我们也受了民族思想的影响，对于所谓被损害与侮辱的国民的文学更比强国的表示尊重与亲近。”周氏兄弟早期的翻译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现实社会的土壤，是与时代的脉搏相一致的，符合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要求。但他们的这种做法并不都为时人认可，林语堂就曾讽刺鲁迅“今日介绍波兰，明日介绍捷克文豪”。兄弟二人工作十分辛勤，选择也非常精当，可是社会的反映非常冷漠。总结起来，第二次文艺救国失败的原因：一是译本只有两册，而且所选各国作家偏而不全。二是文体不被人们所接受，当时文坛盛行的依然是章回小说、笔记小说，短篇小说虽已崭露头角，但小说界的主将们还没有以提倡短篇小说为己任。基于此，读者反映冷淡也是必然的事情。

周氏兄弟早期文学救国思想的形成是与20世纪的民族命运相随的，深深熔铸着民族的失望与希望，他们怀着知识分子的爱国良知，从世纪初民族的苦难中走来。在鲁迅和周作人的早期文学名篇中，我们读出了他们作为爱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责任心。通过对二周的早期思想研究，我们至少能够发现近现代文化人的“历史主动精神”，这是一个时代里最为可贵的精神；还可以看到一个作家是如何使自己的人生与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相关联，以及这种关联的意义，从而可以让我们清醒地对待历史与现实，更加清醒地认识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的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