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女性文学形象被看重围与突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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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作家书写中女性“被看”的重围

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观是完全置女性于“被看”的位置。儒家确认女性的价值只注重一个方面，即作为客体，被男性审视、评判。“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孟子?万章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强化女性的人伦和个体使用的“被看”的价值，女性的存在价值被有意忽视、贬抑。这种文化根基经过千年培育灌注，女性逐渐将男性的“看”的角度内化为自我行止的尺度。经过现代教育和现代科学知识的洗礼，女性从被禁锢的圈子走向了复杂广阔的社会，有了看待世界和自我的新眼光。但国家解放过程中的女性解放，“它是以国家主体来解放妇女，所以不能说是妇女的解放运动，而是解放妇女运动。”［1］（P106）女性“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是做个女人，还要做人”，［2］（P31）显然是做到了，但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意识仍在不同区域、不同层面落地生根，蔓延滋长。大量的当代文学作品反映女性仍是千年既定的女性的容貌姿色和善良、温柔、忠贞与甘愿牺牲，标志着传统男权社会的价值制度及整个文化对女性性别角色的“看”的期待。对女性自身来说，已有了独立于世的能力，但尚匮乏自主自立的意识。特别是“十七年文学”看似革命，事实上在性别层面上由于普遍强调革命化特征而导致女性意识的遮蔽或相当程度的消解，在思想、精神特别是情感上，也很大程度上停留在传统文化中。“‘男性中心’文化因此得以在‘男女平等’的社会环境中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在家庭生活中，在男女关系中，在我们心中，依然根深蒂固。……在性别观念上，我们仍然在用传统的标准判断是非，裁决人生。”［3］（P205～206）“五四”的女性形象表现的只是文化上的个体觉醒，当代要突击的是观念和机制上女性性别的觉醒。女性的存在状态、和他者的关系，正如波伏瓦所揭示的“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4］（P309）在长期的男性中心文化的社会里，女性的成长不再以女性的身心的全面发展、女性的创造潜质的充分实现为出发点，而是以非文明化的男性建构的社会需要为基点，建立起所谓的女性的“被看”的理想范式，而这积久的文化的浸淫对女性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女性自觉地选择了这种“被看”的范式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正如女性“审美”曾经被男性看作或三寸金莲或环肥或燕瘦，男性调整自己审视的角度，女性改变自己的身姿体态，将原是男性的要求内化为女性的自我选择，将原是外在的压抑内化为女性的自我压抑。这种鲜有女性声音的男权文化的强塑是如此悠久、广泛。反映在普遍创作中的文学形象往往是强悍、伟岸的男性救世者，而弱小、依附的女性则是被男性拯救的对象。当代女性文学形象的男性书写，在张贤亮的“唯物主义启示录”系列作品中，马缨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陪着你”；黄香久则是不计得失，男人沦落到自己身边时就陪伴他，男人康庄大道时就自动隐没，这是以文学为诱饵驱使女性进入一个感情的圈套，从而心甘情愿地成为男性的附庸，成为反神话中女人生命的复活，她们救赎了男人的肉体，但精神上她们仍被落难的男人审视甚至审判。在贾平凹的《废都》中，她们“是易于被性的欲望所征服，从而为男性彻底奉献的‘美’的化身”。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中，“女性是男人眼中的尤物，这便是她们的历史命运，除此之外，她们已经失去任何进入历史的理由。”［5］路遥、苏童等对女性命运赋予了宿命性的悲悯，《人生》中的刘巧珍“有颗金子般的心”，热情似火，温婉如水，但作家并没有按照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来设置巧珍的心理活动，而用自己的男性立场制作了他的女性想象，其男性的主体意识压抑着女性主体性，二者之间不构成对话关系，巧珍也就成了男性启蒙的典范。“苏童的妇女故事几乎都是悲剧性的，她们的个性各有差异，但有一点似乎是根本的，她们无法使自己成为一个天然存在的女人，她们几乎都有着饱满的生命情欲，但是她们又总是面临着生命力不能张扬的苦恼，而更要命的是她们又都无法摆脱自身情欲的困扰。”［6］（P7）当代文学女性形象从“被看”中突击的重任只能靠女性作家来肩负。

二、女作家对女性文学形象的突击

杨沫的《青春之歌》较早地表达女性的主体性，反叛性地写了“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的故事，但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及文化语境下，作者本欲张扬的女性“看者”的主体意识，结果却是林道静由“精神的核心”不自觉地置换成“结构的核心”，结构上男性是她的“配角”，她的性格和思想意识却要被“成熟”的卢嘉川、江华等男性教育和引导。小说中显性的男性叙事潜存着隐性的女性叙事的文本，隐含着杨沫内心的女性“看者”主体意识最终妥协于男性“看者”的意识。张辛欣的《我在哪儿错过了你》等作品也着力塑造欲与男人争地位、争事业、争尊严的女性精英，作品多用女性第一人称来讲述“她”的社会角色与自我实现之间的矛盾。但女主角“心里还有另一个声音独自忏悔：原谅我……”由于不能为男性改变自己而忏悔，这无疑是以女性自我要求牺牲个性为代价，重返男性对女性形象的需求，吻合“他”对“她”看的期待。有人评论说：“如此偏颇与不公允的男性叙事视角，却被以女性视角来体现……人们仿佛只为她的反男性化叫好，而并不认真关注她所反的‘男性化’的实质是什么，从此实质中反出的她，将要往何处去寻找，或者说是回归到什么样的‘本性’上来的深层问题———实在令人感到中国女性意识在女性生活史的悲哀与沉滞。”［7］（P196）女性形象的突击并不是说和男人一般模样，“女性雄化”并不是女性的出路。翟永明的《女人》组诗所表现的女性对自我存在价值的反思，唐亚平的《黑色沙漠》对女人与性的哲学思考，将女人由“社会自我”向“生命自我”进行自然还原，还原到家、爱和身体体验中，还原到世俗化的生命关怀中。

自然还原既不能回到传统，又要以女性自我姿态与社会同步，这是一个蹒跚的路途。张抗抗曾说：“如果我们真正希望唤起妇女改变自己生活的热情，那么我们在作品中一味谴责男性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应当有勇气正视自己，把视线转向妇女本身，去启发和提高她们（包括我们女作家自己）的素质，克服虚荣、依赖、狭隘、软弱等根深蒂固的弱点。”［8］（P185）方方对自然还原的女性形象做了深入的体察，从处女作《“大篷车”上》到近作《树树皆秋色》，对女性书卷气质的书写成为她的一种真正“看者”的女性形象的建构，在《奔跑的火光》等作品中又批评性地道出了女性无知、功利等修养缺陷的性别警醒。传统文学采用的多是第一人称男性主人公内视角的叙事方式，显现着一种男性话语权力，女性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叙述、被看的地位，于是这些文本故事的叙述本身造成男性中心的“看者”位置，加之一些议论和理性叙事进一步强化叙述者的男性主体性，而同时压抑着作为被叙述者的女性形象。方方等作家从精神层面展开了从女性叙事者的开拓到女性主体形象的置换。女作家在自身文化素质大大提高及更为自由、现代的语境下得以更为鲜明的“看者”姿态从精神到身体展开反叛突击。在女性获得话语权后，女性创作者进行内在的自我反思，肯定了被传统文学贬抑的女性的欲望。确实，女性文学形象的突击“有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不能忽略或无视女性的性心理，如果女性文学不敢正视或涉及这点，就说明……女作家亦未认识到女性性心理在美学和人文意义上的价值。”［9］跃出女性置于“被看”悲剧命运的复杂性，以及这一悲剧命运中女性深层的依附心理应承担的责任，女性文学形象理当表现出从传统的“为男人悦”到现在的“为自己悦”的转变。以王安忆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以解放的、自由的女性态度从自然层面以女性之躯体验感情，认识世界，并从本真自然层面提供女性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和建立女性话语的机遇。突击传统的被男性价值理想塑造的女性贞洁淑静、温婉柔顺的美，突击这些以贬低、弱化、压抑、歪曲女性鲜活本真的生命力和热烈的生命激情为代价，以牺牲女性的思想权、话语权等体验者、“看者”的权力为条件，将女性置于“被看”的客体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让女主角去体验、感受生命欲求的快乐和主动。“尽管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束缚的，但人性却是永远无法被束缚的，人的自然属性和主体力量会冲破一切藩篱枷锁而得到舒展。”

王安忆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中的女性形象均体现着女性生命本位的自我认识，在文化和人性层面对女性的欲望加以认同和赞美，肯定女性原欲的释放是健康人性的自然表现，在中一扫被动姿态变为主导者，内心的欲望不再是隐含的话语，对的渴望明晰展示。男性成为女性欲望的对象，女性是“看者”，这与传统的男女关系的位置置换，意味着对男性在思想观念上的放逐。鲜明的女性审美意识，不仅表现在女性为主角，且始终以女性的眼光、女性的立场对人类性意识进行审视和思考，改变了传统文学中女性仅仅作为被看、被写的对象的状态，这种对男性、对被性别秩序放逐的女性及对城市的打量均采用女性的视角，形成一种女性的感悟、透视、批判和探寻。池莉小说中的许多女性形象从内心到表现都比男性强健，在与男性的较量中，常常是胜利者、看者，爱情不过是让她们生活得更有质量的手段而已。在《不谈爱情》中，无论是知识女性梅莹，还是出身卑微的吉玲都展示了现代女性极富目的性的行动，她们外表柔顺美丽、温婉可人，骨子里却是旧框架的摧毁者。精神及身体的逐渐突击，女性文学形象开始以“她者”的目光审视男性，消解男权意识对她们的禁锢，重建女性自我与话语空间，由此男性文学形象在女作家笔下也就由主角转为配角，由偶像化、英雄化删改为世俗化、平庸化。林白、陈染笔下的女主人公“起初都曾试图与男性建立美好、和谐的关系，……男人的自私、阴暗或庸俗的占有欲令她们难以容忍，……试图在这样一种外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中尽可能保持内在生命的纯净，实现自我感情的升华。”［11］（P58）即以强烈的女性自我体验、私人化色彩进行题材和文化想象的开拓，以“看我自己”的姿态写女性自我之躯、自我成长中极为隐秘的经验。在她们的笔下，女性形象用充满欲望的身躯来体验世界，扩展自己的意识，表达自己的话语。于是文本中的女性成为真正经验世界中的女性，不再是男性理想中的女性，从而彻底颠覆了女性被看、被书写、被言说的历史。在陈染的《与往事干杯》中，过程和感受被女主人公看成不过是青春期必经的一个事件，一次无怨无艾的自我探索，一个女孩子认识男人也同时认识世界的过程，没有主流经典的现实主义文学必有的明确的价值判断，作品深刻而惊心动魄的描写只是作为个人不能被忘却的经验，好似一种自我回望而已。而那些选择独身的女性形象，更透视出女性内心深处生长着的独立和强盛，没有任何“被看”的诉求和期待，精神及肉体对男性均做了彻底的放逐。

突击后不再负重的女性形象应考虑融入更为博大宽厚的人文关怀中，建构真正健康的两性互助、互爱模式，防止性别对抗的机制。像卫慧、棉棉那样力图让“欲望的手枪”（《欲望的手枪》）射穿所有温情的言说，或“用身体检阅男人，用皮肤思考”（《糖》），主体性过度欲望化、肉体化的书写隐含对女性生物性的强调，实际上陷入了男性中心传统对女性角色“被看”的预设，形成一种文化悖论和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