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制约要素

导语：翻译文学制约要素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一引言

翻译一直以来被喻为“戴着枷锁的舞蹈”，但往往强调的是原文本对译者主体性的制约，却忽略了意识形态在译者身上打下的烙印。翻译文学中的意识形态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转向”运动期间方始兴起，本文正是以其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理论视角来重新解读译者风格，把翻译研究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立足于杨宪益、戴乃迭的《离骚》、《红楼梦》译本及大卫?霍克斯的《红楼梦》译本，通过对同一译者不同时期的译作及不同译者同一时期的译作分析，来探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风格———即翻译策略的选择———之影响，从而提倡以更客观的态度来研讨翻译文学研究。

二勒菲弗尔的理论核心

勒菲弗尔认为，“即使是对具体翻译技巧和策略问题、翻译中的对等问题的研究，也需要从社会文化的范围去考虑”。翻译作为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翻译过程中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及其对译文与原文的对等度的理解并非完全取决于译者本人的主观意愿，而受到译者身处的文化体系中种种因素的牵制。勒菲弗尔译学思想核心就是重点考察在一定历史社会条件下，翻译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赞助人等方面的密切关系。本文所指的社会意识形态包含勒菲弗尔所指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及赞助人两个因素。勒菲弗尔曾指出控制文学创作和翻译有内外两个因素：内因是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所谓“专业人士”；外因则是拥有“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权力”的“人、机构”，即所谓的赞助人。“赞助人感兴趣的通常是文学的意识形态”，而“文学家们关心的则是诗学”，而内因是在外因所制定的参数范围内起作用。可见，影响翻译的两大要素———赞助人和意识形态———是融为一体的，赞助人考虑到译本的接受度往往代表了社会主流意识，只有在社会转折期、意识革命兴起时，会出现革新派赞助人站在社会主流意识的对立面。由于本文以《红楼梦》、《离骚》翻译为研究案例，不存在赞助人与社会主流意识的对立状态，故此处将意识形态与赞助人两大因素结合起来讨论。笔者认为，代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赞助人确立了一套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价值参数，而文学家和翻译家则在这一套参数范围内完成他们的诗学追求。可见，意识形态在翻译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故本文着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探讨其对译者的影响。

三意识形态下的翻译策略

下文从杨译《红楼梦》及《离骚》、霍译《红楼梦》中选取典型来比较其翻译策略的差异，从而分析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风格的影响。

1翻译策略《离骚》节选：帝高阳之苗裔兮，……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杨译：《离骚》是一部浪漫主义长篇抒情诗，诗中充分运用神话传说、历史故事，采用大量比、兴手法，以及具有丰富的中国文化特色词。屈原在《离骚》开篇第一句就自述自己出身高贵“，我是古帝高阳的子孙。”屈原出身楚国的少数民族巴族，巴族的祖先为太昊、少昊；与楚王、楚人、楚国贵族的祖先颛顼相比，少昊曾做过颛顼的老师。屈原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楚国的贵族，不要瞧不起我，我的出身比你们更高贵。”此处，杨译仅用“prince”一词传递主要信息，忽略历史背景。同样，后两行诗句的“丰隆”，指神话中的云师；宓妃，相传是伏羲的女儿，后成为洛水女神。译文中以“thelordofclouds”、“nymph”简而代之，在翻译手法的处理上都是取其神而略其形，吻合彼得?纽马克提出的交际翻译的特点———更流畅、简洁、清晰，也更直接，更符合译入语的用语习惯和该语言中某一特定的语体，故可归属为提出的交际翻译的范畴。然而，同样是杨宪益翻译的《红楼梦》，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翻译手法。《红楼梦》中第五回对秦可卿卧室的描写可谓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笔浓墨重彩，此处仅截取一句为例：“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杨译：与《离骚》译文相比，此处杨译恪守原文，保留了所有的历史人名，其中的文化要素都采用尾注的形式加以注解（由于篇幅原因，无法一一摘录），如对“ZhaoFeiyan”的注解为：“AHanemperor’sfavorit,alightdance,hencehername‘Feiyan,’meaning‘Flyingswallow.’”细腻而详尽。这种手法既保留了原文简洁的排比结构，又有足够的空间来解释其中的文化万象，以凸显其摆设的珍贵。此处的翻译手法恰恰吻合了纽马克对于语义翻译的定义：“语义翻译力图在译入语的语义及句法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保留源文本的文体。”（笔者译）霍译：文中的黑体字或增补隐含信息，或简化文化信息，把原文的不透明式文体（opaquestyle）转换成透明式文体（trans-parentstyle），但求读者理解通畅，不求文化甚解。此处采用的翻译手法与杨宪益在处理《离骚》时，用prince,nymph等身份象征词来替换原文的历史人物的手法极其相似，都采用了简化的交际翻译。以上两个杨译本缘何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出现如此大的差异？而杨译《离骚》却为何又和霍译《红楼梦》手法如此相似？笔者以为这是由意识形态引起的。

2意识形态根据勒菲弗尔的阐述，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可以主要划分为两部分：一方面是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是其生活环境熏陶下自然生成的；另一方面是赞助人、出版机构等权力机关强加给译者的社会主流意识。杨宪益的生平对其个人意识形态有着莫大的影响。他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惟一的公子。虽后来家道中落，但足够维持他衣食无忧的生活及良好的教育。1934年，他在天津英国教会学校毕业后便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良好的家庭背景及西化的教育赋予了他豁达的性格和追求自由、享受生活的人生姿态。“从幼年起，杨宪益就不是一个用功读书的人，在牛津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出色，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和社会活动之中。……这位出手阔绰的中国少爷正好利用这一年时间游历了欧洲大陆，见识了赌场、妓院、夜总会、沙漠……喝遍了各种各样的小酒馆，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他生性不羁，以违规为荣，在学校里干尽调皮捣蛋的事情。”这样豁达不羁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也反映在他的翻译创作上。杨宪益于1936年赴牛津大学留学，1938年他和戴乃迭首次合作开始翻译《离骚》。此次翻译纯属兴趣所致，用杨宪益的话来说就是“好玩”，由于这一翻译活动既非功课任务，也非校方科研项目，因此从选材到翻译目的的确立到翻译手法的选择，即无校方的干涉又无赞助人等权力关系的制约。同时，彼时两人身处英国牛津大学，学术自由氛围浓厚，没有强加的社会意识形态。可见，在《离骚》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享有完全的自由度，在翻译方式的处理上体现了译者本人的意识形态。霍克斯对杨宪益的这首译作曾幽默地评价道：“这部《离骚》的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的复活节彩蛋和一只鸡蛋卷之间的相似程度一样。”至于《红楼梦》的翻译，杨宪益曾提到：“我翻译我喜欢的东西，但是，翻译《红楼梦》纯属偶然。1964年，外文局领导要我翻译《红楼梦》。我小的时候，《红楼梦》一遍也没看完，我对《三国》兴趣大，对《水浒》兴趣也大一点，但是工作不是凭自己的兴趣。于是，我和戴乃迭着手翻译《红楼梦》。”可见，杨宪益翻译《红楼梦》是在赞助人的要求下发起的行为。当时中国建国不过十几年，国力尚弱，与欧美国家相比处于绝对的文化弱势，因此，当时中国外文出版社致力于系统地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学作品，其出版目的在于传递中国文化理念，如实地展现中国文化特色。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红楼梦》，历时近20年，期间发生了席卷全国的“”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反资、反修、反封建”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占有绝对主导，因此对于代表了党和政府主流意识的出版社的委托，译者毫无选择的余地；而翻译《红楼梦》期间的牢狱之灾、丧子之痛更促使译者小心翼翼、亦步亦趋。因此，虽然杨宪益在翻译《离骚》时，天马行空，充满了讽刺与夸张，但在处理《红楼梦》时，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翻译策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动荡社会背景、重视原文本文化传递的赞助人这双重因素都决定了杨译《红楼梦》的目的是再现原著的政治、文化和艺术价值，弘扬中华文化传统，促进文化交流。相应的，在确定翻译策略时，以原文本而非译文读者为首要考虑，选择了以语义翻译为主的翻译手法，对涉及中国古代文化处往往采用直译加注或直译加释义的方法来处理。反观霍克斯，一位地道的英国人在英国翻译《红楼梦》。虽然翻译时期与杨译《红楼梦》相同，但英国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和开放性思想的国家，以责任、教养和自由为核心元素的绅士文化塑造了追求“平等”、“自由”、“人权”的社会环境，包括思想和言论自由，赋予了霍克斯自由驰骋的空间。加上霍克斯自幼受到英国文化的影响，而英语文化是当今最强势的文化，所以他首先会受英语文化中的翻译规范的制约。同时，从霍克斯的序言中可见他的翻译目的在于传递阅读此书的乐趣，他的预设读者为普通英语读者，与英国企鹅出版社的标的读者一致，他们或出于好奇想了解外国文化，但往往浅尝辄止；或根本不在乎外国文化。因此，中国文化并非翻译重点。此处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个人翻译目的与赞助人的目标受众达到完全一致，通顺、透明成为重要的翻译规范，交际翻译理所当然地成为翻译策略的首选。

四结语

在原文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双重制约下，翻译文学是戴着镣铐的舞蹈，即使是杨译《离骚》、霍译《红楼梦》中貌似毫无强加因素，但这恰恰是西方社会尊重自由独立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现。可见，译者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包括因此而形成的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形成的，因此不能单纯地从语言学的对等角度来评判译文，而要将译文放在文化体系中作出客观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