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人物灵动性与修辞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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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格，指的是人们对于事物有热切的感触时，往往不免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申说以表现强烈的情思，［1］P199而修辞结构又是一种组织话语和运用话语的整体策略，［2］P43因此，修辞并不仅仅指文辞的修饰和调整，还包括作家驾驭语言的辞章功夫，“文学家的语言本领，简单说就是善于叙述的本领”。［3］P220所以，在叙事作品中成系统的接连反复或间隔反复，在语言运用上表现为反复修辞形式的同时，也体现为一种高明的叙事策略，《史记》便是灵活运用这一高超策略的典范之作。清代学者牛运震曾说：“他史之妙，妙在能简，《史记》之妙妙在能复。”［4］P274可谓深得《史记》复笔叙事策略之真味。《史记》“藉人以明史”，［5］P4629再现了众多形象生动的历史人物，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其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栩栩如生，除了它善于叙写重大历史事件、长于截取与人物性格命运相关的轶事，恰到好处地运用话语反复，更是在多方面提升了历史人物的活性。

一、场面描写中夹用反复修辞，昭示人物的命运

《史记》多选取一些重大的历史场面以明示历史的转折、揭示历史人物的命运起伏，在百忙的场面描写中，《史记》又往往通过语词的反复凸显人物命运的节点。如《项羽本纪》选取了“巨鹿之战”、“鸿门宴”、“彭城大战”、“垓下之围”等一系列历史事件记述项羽的“兴之暴”和“亡之忽”。《史记》不仅对上述重大事件的场面作了生动细致的描写，而且在多处运用反复修辞，凸显出对项羽命运影响至深的一系列节点。陈涉被叛徒所杀、项梁战死定陶，这无疑是对反秦义军的连环重击，士卒皆为之震恐：“沛公、项羽相与谋曰：‘今项梁军破，士卒恐。’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黄河以南的反秦义军退守东部的彭城一线：“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6］P303-304当时，黄河以北尚有张耳等奉陈王生前之命攻取之赵仍在义军手中，秦将章邯击败项梁军后不复以河南之军为忧而倾力攻赵，大破赵军，迫使赵军困守巨鹿城中，情势万分危急：“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6］P307救赵与否关系到反秦大业的成败，项羽果决地斩杀鼠首两端的宋义夺取兵权，北上救赵，破釜沉舟，大破秦军于巨鹿城下，逆转了义军反秦的颓势，使反秦义军士气复振，项羽本人也由斩杀宋义时的楚“假上将军”、攻巨鹿时的楚上将军成为“诸侯上将军”：“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6］P307三个“无不”分别写出了项羽所率楚兵决死奋战的英勇、不敢与秦军接战的诸侯军观战时的胆战心惊和破秦后对项羽的威服。因此，李晚芳称：“羽之神勇，千古无二；太史公以神勇之笔写神勇之人，亦千古无二。迄今正襟读之，犹觉喑噁叱咤之雄，纵横驰骋于数页之间，驱数百万甲兵，如大风卷箨，奇观也。”［4］P295元代学者吴澄评点：“三‘无不’字，唤起精神。”［7］P21加之“莫敢”的叠用，写尽了项羽的神勇，凌约言谓：“羽杀会稽守，则‘一府慑伏，莫敢起’；羽杀宋义，‘诸将慑伏，莫敢枝梧’；羽救巨鹿，‘诸侯莫敢纵兵’；已破秦军，‘诸将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势愈张而人愈惧，下四‘莫敢’字，而羽当时勇猛可想见也。”［7］P21凌约言结合项羽吴中起兵时吴中守将的反应、斩杀宋义后楚军将领的立场、巨鹿救赵时各路诸侯兵的观望及破秦后诸侯将的举措神情，道出了项羽本人与其所部义军在困顿中雄起的不可阻挡之势。而在鸿门宴中，《史记》项羽得知拥盾持剑而闯入鸿门宴的樊哙是沛公之参乘时，“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两番夸赞，两番赐酒，特别是遭受樊哙饮酒啖肉后的一番责让之后，“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6］P313沛公招呼樊哙离开鸿门宴，范增刺杀沛公于座的计划便彻彻底底地失败了，此计之失除了项王为人不忍、竖子不足与谋外，从项羽对樊哙两番“壮士”，先后两番“赐”酒肉，最后受樊哙数落后又赐之“坐”的处置措施中便可以看出，鸿门宴上项羽对连本无资格参加鸿门宴的樊哙尚且不予责罚，哪里再会怪罪卑辞厚礼的刘邦呢？鸿门宴上，“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加之刘邦阵营内给项羽通风报信的曹无伤、夜告张良的项伯、拔剑起舞的项庄和闯帐而入的樊哙，刘项双方的最高首脑、顶尖谋士、核心近属、隐藏间谍均呈现在读者眼前，鸿门宴实为刘、项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唯一一次最高级别的会晤。而范增计谋的破产与项王处置樊哙的失常之举又有着莫大的关系，若以项羽吴中起兵、斩杀宋义、巨鹿之战中任意一处勇武之性，恐怕十个樊哙也得殒命当场。然而，鸿门宴上的项羽与巨鹿之战后诸侯将“莫敢仰视”之项羽相较，简直判若两人，凌稚隆曾评项羽“从来无统一天下之志”，鸿门宴上“壮士”的赞语、“赐”酒肉之举措，活画出了彼时身为诸侯上将军的项羽志得意满之态。垓下之战后，项羽一直被汉军紧紧追赶，至东城时仅余二十八骑，而汉军追骑数千，项羽乃对其部下说：“‘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瞠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6］P334-335东城溃围是项王意欲证明其败亡“非战之过”，实乃“天之亡我”的一场快战，也是项王在楚汉之际的谢幕之战，尺幅之间用了三个“复”字：汉军包围圈被项羽击溃后“复围之”；项王“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后，“复聚其骑，亡两骑耳”。联系太史公论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缪哉”之语，［6］P339三个“复”字的叠用，流露出太史公对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批判的同时，也包含了太史公对这位盖世英雄的华美功业和悲壮人生的行将落幕的几多惋惜与慨叹。

二、历史叙事时叠用词语，揭示人物的心理

《史记》在运用反复记述史事时，还通过叠用一些实词或虚词揭示历史人物的心理，并借以传达叙事态度。如《淮阴侯列传》叙写韩信悲惨的结局便是以四个“欲”字昭示了韩信被斩的冤屈：“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彊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6］P2628四个“欲”字中，两个“欲”字均关涉淮阴侯：“欲发以袭吕后、太子”、“欲杀之”，然而前者并未发作，后者仅仅停留在意念的层面上，皆未成事实；“告信欲反状于吕后”，虽被韩信囚系的舍人之弟实名举报，也只不过是“反状”，而且是“欲反状”，焉有谋反事实？但是，“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待萧何诱骗韩信入朝后，吕后随即将其斩杀，“欲”、“恐”则写出了吕后内心对韩信是意欲除之而后快的急切而又惮怕的复杂心理。吕后、萧何联手斩杀韩信时罪名落在“欲”字上，并且韩信被诛后高祖和吕后捕获了蒯通，却并没有追究他当初游说韩信反汉之罪，因此，汤谐称太史公对淮阴侯“既深责之又重伤之”：“既深责信之矜功要爵，自取灭亡；又重伤汉之蓄意剪除，激令愿望。因特详叙蒯通说信反汉奇策于前，更将释通之罪作结于后，以见通劝信反犹得无辜；信本不从通反，而汉奈何因疑生嫉，激而罪之至于此极也。”［4］P532韩信拒绝武涉、蒯通劝其三分天下而反汉自立的一节极其精彩，寓论断寓叙事中，表明韩信终不忍背汉之心迹。而韩信最后被治罪杀身时，“欲发家臣袭击吕后、太子”、“欲反状”均属于隐约之辞，李景星评此：“叙武涉之说淮阴，蒯通之说淮阴，则以最鲜明最痛快之笔写出之，叙淮阴教陈豨反汉，则以隐约之笔出之，正明淮阴不反，而挈手避左右云云，乃当时罗织之辞，非实事也。又恐后人误以为真，更以蒯通对高祖语安置传末，而曰‘竖子不用臣策，故令自夷如此’，夫曰‘不用’，曰‘自夷’，则淮阴之心迹明矣。”［9］P84-85所以《淮阴侯列传》可视为一篇太史公为韩信满洒同情泪水的翻案史传［8］P1546，而叠用的“欲”字不仅揭示了吕后图谋诛灭功臣的心理，也传达了太史公对“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6］P3315之韩信的无限同情。又如《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刘长、刘安和衡山王刘赐相继谋反，最终身死国除。在叙述刘安实施谋反计划时，“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未有因也”。［6］P3082淮南王太子事发后，“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计欲无遣太子，遂发兵反，计犹豫，十余日未定”，“河南治建，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淮南王患之，欲发”，“王欲发国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听。王乃与伍被谋，先杀相、二千石；伪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杀之。计未决，又欲令人衣求盗衣，持羽檄，从东方来，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发兵”，［6］P3092叠用六个“欲”字，将淮南王刘安蓄谋已久的叛乱之心写得非常通透。李景星称，淮南王刘安的传记写其谋反犹豫不决处“全在心上写”，所以用了“欲”、“亦欲”、“时欲”、“偷欲”、“计欲”等字，将淮南王刘安一味狐疑的性格摹写入微。［9］P110在叙写西汉丞相陈平时，“吕太后时，王诸吕，诸吕擅权，欲劫少主，危刘氏。右丞相陈平患之，力不能争，恐祸及己，常燕居深念。陆生往请，直入坐，而陈丞相方深念，不时见陆生。陆生曰：‘何念之深也？’陈平曰：‘生揣我何念？’陆生曰：‘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曰：‘然。为之奈何？’陆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臣常欲谓太尉绛侯，绛侯与我戏，易吾言。君何不交欢太尉，深相结？’为陈平画吕氏数事。陈平用其计，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厚具乐饮；太尉亦报如之。此两人深相结，则吕氏谋益衰”。［6］P2700-2701陆贾所道之“念”认为陈平是在忧江山社稷：“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因此陆贾提醒陈平应该结好绛侯周勃，陈、周因此结识且交往日厚，吕氏之谋日衰，不仅写出了吕氏威权在吕太后健在时便不得人心的史实，而且昭示了吕太后崩殂后陈平、周勃联合刘章等人迅速剿灭诸吕的必然结局。而连用的五个“念”字内含却不同：“右丞相陈平患之，力不能争，恐祸及己，常燕居深念”，活现出将其忧心忡忡的心理。结合《陈丞相世家》中高祖时出计伪游云梦擒灭韩信、吕后称制时讨好诸吕、吕后一死倒向反吕阵营剿灭诸吕迎立刘恒复居丞相等事来看，陈平所“念”更多的是其个人的安危荣辱，其“燕居深念”是为太史公所厌恶的。《史记》还长于叠用虚词刻画人物心理并传达叙事态度。如《封禅书》中凡涉求仙、求不死药之处，正文中多处采用了“或曰”、“然”、“若”、“焉”等虚字，据初步统计，该篇用“或曰”9次、“若”19次、“焉”43次，使得整篇《封禅书》有恍惚迷离之感。钟惺评之：“累累万余言，无一着实语，每用虚字诞语翻弄，其褒贬即在其中。”［1］P73可见前贤早已认识到了该篇的虚字叠用传达了太史公史笔之深意，在表现武帝意欲求仙的微妙心理同时，对武帝求仙、求不死药万方之终不可得的惊世扰民之举不无讽刺。因此，吴见思称：“篇中用字用句，有‘若’者、‘云’者、‘盖’者、‘焉’者、‘或曰’，俱冷语微词，意在字句之外，而不尖利露锋。但见其峻冷，不见其刻削，故妙。”［11］P14又如《袁盎晁错列传》载，闻听晁错削藩王之地后，晁错之父从颍川赶到京城，责问晁错为政之事，晁错答以尊天子、安宗庙更，其父听罢，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随即服毒自尽，“吾不忍见祸及吾身”。［6］P2747晁错父亲临终喟叹的三个“矣”字，道出了一位老父亲目睹亲子因行削藩之政而踏上了一条不归路的痛心，表现了老人在现实面前的万般无奈，在惮怕日后受到儿子牵连的畏惧心理趋势驱使下自杀身亡。钱钟书先生称：“叠用三‘矣’字，纸上如闻太息，断为三句，削去衔接之词，顿挫而兼急迅错落之致。”［12］P448太史公也正是通过三个“矣”叠用，从行文中表达了对晁错悲惨遭遇的无限同情。

三、复见人物话语，活化人物形象

《史记》富有个性化的语言是其具有浓郁文学性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人物话语的反复更是活化了历史人物的形象。《史记》所写的战国四公子中，魏公子信陵君无忌因礼贤下士和急人之难的高尚品质而显得光彩照人。清代学者汤谐谓《魏公子列传》：“文二千五百余字，而‘公子’字凡一百四十余见，极尽慨慕之意。”［4］P498对此，李景星亦有类似评论：“传中称‘公子’者，凡一百四十七处，因其钦佩公子者深，故低徊缭绕，特于繁复处作不尽之致。”并下赞语：“‘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隐然贬过孟尝等三人。”［9］P72的确，《史记》写信陵君时采用旁敲侧击法，着力写信陵君对侯嬴等小人物的多番礼遇，147处“公子”之称谓，通过侯嬴口称“公子”者就有23次，从小处着笔，使得信陵君这一翩翩浊世公子显得尤为生动形象。与“公子”这一称表现了太史公对信陵君的无限仰慕不同的是，我们还留意到，《史记》还写到了刘邦常以“乃公”、“而公”自称，郦食其建言树六国后人并颁予印信以对付项羽时，张良力陈此举有“七不可”，刘邦醒悟，大骂：“竖儒，几败而公事！”下令急速销毁印信。［6］P2041刘邦意欲派太子刘盈带兵讨伐黥布叛乱时，吕后对其哭诉太子将兵有诸多不宜，“上曰：‘吾惟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6］P2046陆贾时时在其面前称说诗书，刘邦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6］P2699“而公……”、“乃公……”者，就好比人们今天粗俗语之“老子我如何如何”，太史公于笔端除了带给我们浓厚的生活气息外，也流露出对这位大汉开国皇帝的几多揶揄。《史记》除了采用叠用称谓活化人物形象外，还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表现各自的性格，昭示各自的命运。如秦朝丞相李斯，秦始皇沙丘病死后赵高欲拉拢李斯矫诏改立胡亥，一开始李斯义正词严第责问李斯：“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6］P2549然而赵高一番劝诱：“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李斯是古今第一热衷于富贵之人，［10］P119赵高接连使用的五个“孰与”顷刻间便动摇了他的心理防线，在赵高“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的威逼利诱之下，最终“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沦入赵高的计谋中，只得从赵高之计矫诏立胡亥而赐死公子扶苏。而赵高话语五个“孰与”的杀伤力和李斯本人热衷于富贵是分不开的。《史记》中，李斯终其生共有五“叹”：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是其未遇时而叹不得富贵；喟然而发“富贵极矣”之叹是叹其志得意满；仰天垂泪太息而叹，是叹其不能舍弃富贵而不得不听从赵高之谋；身陷囹圄仰天而叹是叹其失势被囚，富贵不能长保；顾其子复出上蔡东门，是其身死族灭之叹。［4］P524李斯对富贵权势的渴慕最终导致其身死族灭，“究二世之所以弑，秦之所以亡，皆起于李斯持爵禄一念”。

《史记》不仅如上述通过同一人物在人生不同阶段的话语反复展现其各自性格，即使是借助单个人只言片语的反复，《史记》也体现出借助反复修辞刻画人物性格的高超艺术。高祖、吕后时期的周昌是对刘氏政权极其忠诚的大臣，周昌虽为人口吃，但在事关国家大政的时候，还是勇于直言的。高祖欲废太子刘盈而代之以赵王如意时，周昌在朝廷之上竭力谏诤：“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既罢，吕后侧耳于东箱听，见周昌，为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6］P2677“期期知其不可，期期不奉诏”，不仅体现出太史公捕捉生活话语的高超技巧，活现出周昌口吃情急之下说话结结巴巴的情态，而且表现了情急词窘时的周昌谨守法度、忠于人主的性格特点。后来，周昌受高祖之命辅佐赵王如意，高祖驾崩后，周昌多方保护赵王如意以防吕太后的迫害，但吕太后还是巧妙地将周昌从赵王如意身边支开，鸩杀了赵王，结果，三年后，周昌便在忧愤中死去了。某种程度上说，周昌的忧愤而死由其忠于人主的性格决定的。《史记》中另一处借助单个人的话语反复描写其鲜明个性的要数淮南厉王刘长。汉文帝时，淮南王刘长为泄昔日其母自杀而审食其不救之愤，至长安借请与审食其相见时将其椎杀，并让门客割下其头颅，遂后，径直到文帝前谢罪：“厉王乃驰走阙下，肉袒谢曰：‘臣母不当坐赵事，其时辟阳侯力能得之吕后，弗争，罪一也。赵王如意子母无罪，吕后杀之，辟阳侯弗争，罪二也。吕后王诸吕，欲以危刘氏，辟阳侯弗争，罪三也。臣谨为天下诛贼臣辟阳侯，报母之仇，谨伏阙下请罪。’”淮南厉王刘长历数辟阳侯三宗罪时，桩桩都落在“辟阳侯弗争”上，三个“弗争”，显示出西汉吕后时期皇室、世人对吕后与辟阳侯之间特殊而微妙的关系极其重视。

在《郦生陆贾列传》中，太史公借辟阳侯与朱建的交往，近乎赤裸裸地将吕太后与辟阳侯之间的暧昧揭示出来。［14］P5054淮南厉王椎杀辟阳侯后在汉文帝面前振振有词，请罪陈词中称“辟阳侯弗争”者三，不仅揭示了审食其与吕后间的微妙关系，而且表现了淮南王的利于口辩之才，同时也暴露出淮南王性格底子里的暴戾刚狠，故“归国益骄恣，不用汉法，出入称警跸，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6］P3076待谋反事觉传至长安讯问时，对文帝遣使者赐书、赐物两番“不欲受赐”，并“谩言”平乱之士卒“无劳苦者”，吏员拟将淮南国中尉蕑忌召至长安问，责问蕑忌何以擅自焚毁南海民王织欲上奏汉廷之书，而淮南厉王又“谩言‘忌病’”，两番“不欲受赐”，两番“谩言”，足见刘长无视朝廷之威，终致流放巴蜀，途中对其侍者说：“谁谓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骄故不闻吾过至此。人生一世间，安能邑邑如此！”最后绝食而死。刘长获罪之由与其性格中的骄忌暴戾是密不可分的，“不食而死”则是其刚、暴性格的绝佳体现。由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史记》在叙事时不仅巧妙自觉地采用了反复修辞，而且将其作为一种话语建构和文本建构的方式，并在具体运用这一策略过程中不时融入作者浓烈的情感，这一点不独体现在上述叙述话语和人物话语的反复中，在《管晏列传》中，太史公还借管仲的内心独白直接道出了自己的身世之感：“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6］P2131-2132太史公于朋友之际良多感慨，特借管仲此段心理独白表述出自己的人生观。［14］P3733故李晚芳称，太史公遭刑不能自赎，交游莫救，故作此管、晏二传，二人“皆以志友道交情，曰‘知我’，曰‘知己’”，可谓寄意独深。［14］P3745高嵣亦认为太史公于此二人传记不叙写《太史公自序》所言“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之大功业，而是“从交游知己上着笔，寄慨良深”。“《报任少卿书》云：‘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此二传所以感发也”。［14］P3746正是由于本人悲凉的身世遭遇，太史公在反复申说中对相关历史人物的评价表现出了强烈的情思，因此，虽悬隔千年，每当我们展卷阅读时，仍感受到《史记》所载相关历史人物历久而常新的鲜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