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潮汕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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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学活动的历史发展中，有两个轮子起着推动的作用，这两个轮子就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与理论。这是知和行、理论与实践并肩前行的两个轮子，它们互为依存，相生相克，共同发展，不可或缺。然而在潮汕文学发展的千年历史程途中，我们却往往只见独轮车，少见双轮车。其景观犹如年少时在潮州城外崎岖小路上见到的“鸡公车”（一种独轮车）一样，蹒跚而行，叽叽呀呀，难以平衡。这既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学生态的基本“特色”，更是潮汕文学景观固有的“特色”。建国之后的潮汕文学，此种现象有所改观，开始有了文学批评的尝试。吴颖1955年发表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的《关于李煜词评价的几个问题》和同年发表于《文艺月刊》的《评胡风反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就是这种尝试的代表之作。改革开放以来的潮汕文学，这种独轮车现象得到了较为全面的改观，有较多的作家参与文学批评，也有一些有组织的文学批评活动，文学理论研究也有所开展。但文学理论研究的开展及其取得的成果，主要还是仰仗于潮汕地区几所高校专家学者们的努力，这里不列入评述的范围。本文主要考察和评价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潮汕文学批评的成果，总结经验，以利于潮汕文学批评的发展。以下分两个层面论述。

一、文学批评与争鸣

所谓文学批评，指的是批评家“根据一定的哲学思想、社会理想、政治观点、道德观点和文艺观点对各种文学现象的研究、分析和评价的科学……文学批评以文学欣赏为基础，同时又是文学欣赏的深化与提高。文学批评以一定的文学理论为指导，同时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学现象所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又常常上升为文学理论”[1]。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一种具体体现。建国以来的潮汕文坛，文学批评与争鸣比较活跃，建国初期在党的领导下，有过一些较有影响的批评与与争鸣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潮汕文坛的文学批评也比较活跃，尤其是汕头市作协在1995年成立了文学研究室以来，更有了一些有组织的文学批评活动，潮汕文坛历史以来文学发展的独轮车现象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观。综观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潮汕文坛，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表现为两个层面，其一是零星的鉴赏性批评，主要是个人行为。多为私下邀请，赞颂性评点，除一些作家结集成书之外，多零星刊发于本地各种报刊，一般不列入我们的考察范畴。其二是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和争鸣性的批评，它有相关的报刊作为载体，以有组织的文学批评活动为主，也有自发的争鸣性批评。主要有：1.1954年，农民诗人李昌松的诗集《萌芽集》出版之后，省市文艺界召开座谈会，对《萌芽集》的成就和不足进行了研讨。2.1954年，《工农兵》杂志开辟了“笔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栏目，发表了李心一的争鸣文章《必须改变对文艺创作的领导》，对当时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教条主义理解和做法提出了批评。3.1957-1958年，所谓反右斗争期间，《工农兵》杂志刊发反右文章，公开点名批判蔡烨、丹木、沈吟、张华云、陈健、吴颖、刘庆英、谢海若、王奔腾、方乃钊，以及饶平的林文杰、施其洲、张道济和普宁的杜绿波等潮汕地区的知名文艺工作者[2]597-598。虽然此举不完全属于文学批评范畴，但由于《工农兵》充当的是政治运动的工具，批判的对象又主要是比较知名的文学作者和作家，对文学批评的开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恶劣影响，因此，我们也将之列入潮汕文坛的文学批评范畴。4.1984年汕头市青年文学学会成立，出版会刊《青年文讯》，从1984年的第一期开始，便辟有“文学评论”的专栏，除了对青年作者的作品进行批评之外，也着意刊发争鸣文章，如总第八期对李彦山散文《云》的“朦胧性”的争鸣。5.1986年《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4期刊发了汕头市青年作家钟海帆的《潮汕文学创作落后现状的检讨和反思》一文之后，引发了潮汕文坛关于潮汕文学现状落后的反思。6.1989年3月至1992年11月关于“吾潮文学”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历时近四年，参与者有《汕头特区报》、《文化走廊》、《汕头日报》、《潮声》杂志，讨论的范畴涉及潮汕文学乃至潮汕文坛的方方面面，对潮汕文学的落后现状及其成因，以及如何走出困境的探讨不可谓不深不广。具体如下：1989年3月《汕头特区报》的副刊《龙泉》开辟了“吾潮文学”专栏，意在引发大家对潮汕文学创作落后现状的争鸣，6月28日刊发吴颖《承认落后急起直追》一文。随后汕头市群众文化艺术馆主办的《文化走廊》为之呼应，又先后于同年6月的第48期刊发了陈放的《潮汕文学乱弹》、11月的第50期刊发了吴颖的《当代文学“向内转”漫议》和1990年8月第55期刊发了黄廷杰的《困惑中的潮汕文学创作》等文章。《汕头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也刊发了鲁牛（王治功）的《关于潮汕地区文学现状的评估标准及其他》一文参与讨论。1992年初，《汕头日报》开辟了“我看潮汕文坛”的栏目，力图对“吾潮文学”进行更深入和全面的探讨。先后于2月3日刊发了李衍平的《给文坛注入创新的活力》和3月16日刊发了黄景忠的《对创作现状的反思》等文章。《潮声》杂志也于1992年的第3期，刊发了潮州市陈耿之和《潮州日报》记者张松的对话录《我看潮汕文学》。

1992年5月19日至11月18日，《汕头特区报》又先后刊发了吴奕錡、翁奕波的《多一点“危机意识”》、翁奕波、吴奕錡的《关于“出生入死”的思考》、吴奕錡、翁奕波的《不必等待呵护》、翁奕波、吴奕錡的《从记者、编辑与作家谈起》和翁奕波、吴奕錡的《一种奇怪的心理》等文章。力图进一步把“关于潮汕文坛现状的思考”引向更深层次的思考。7.关于“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争鸣。1993年1月1日，《汕头电视周报》开辟了“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专栏，先后刊发了公羽的《“不满于现状”与超前意识》（1月1日）、鲁澄南的《参与“崛起”的对话》（1月15日）、吴二持的《作家主体精神与文坛的崛起》（1月29日）、杨友爱的《不可忽略“忧患意识”》（2月12日）、鲁澄南的《充分张扬文学主体——与吴二持先生对话》（2月26日）、吴二持的《离开文学的“生产过程”，如何张扬文学主体——鲁澄南先生“对话”的对话》（3月19日）和公羽《呼唤真诚平等的学术争鸣》（4月16日）等文章，这次争鸣是潮汕文坛60年来首次真正意义的文学对话。8.关于《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2004年2月《汕头作家》（总第51期）转载了王少辉在广东省作协主办的《新世纪文坛》2003年11月发表的《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一文，引发了郑明标、林牧、肖涛声、许因才、公羽、彭妙艳、郑白涛、陈培浩等潮汕各地作家的撰文商榷。《汕头作家》从总第51期开始，先后刊发了郑明标的《喜听“争鸣吧”的警钟》（总第51期）、林牧的《讴歌农业文明有何不可》（总第52期）、肖涛声的《批评重要，而建设更重要——〈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一文读后》（总第52期）、许因才的《传承与扬弃——对〈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一文荐一言》（总第53期）、公羽的《汕头文学“逃入农业文明”了吗——与王少辉先生商榷》（总第54期）、揭阳作家协会彭妙艳的《无妨多一点宽容——参加〈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总第54期）、郑白涛的《潮汕人与潮人文学——兼谈〈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总第54期）以及潮州韩山师范学院陈培浩的《关于潮汕文学的一点胡言乱语》（总第55期）等文章。此外，汕头作家协会自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以来，尤其是自90年代中期成立文学研究室以来，组织过一系列的潮汕文学研讨会。有作家作品的研讨会，如澄海1999年4月24日汕头市文联、作协、《潮声》杂志、澄海市文联联合举办的陈跃子作品研讨会；1999年7月3日汕头市文联、作协、潮阳市文联作协共同举办的蔡金才、陈致和文学作品研讨会等；也有专题的文学研讨会，主要专题文学研讨会有：1992年21月6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青年现代诗研讨会。1993年11月28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中年新诗创作研讨会。1994年10月15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散文创作研讨会。1997年5月1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女作家（作者）作品研讨会，等。

综观建国以来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潮汕文坛有明确主题的文学批评活动，其特点如下：其一，以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为主，自发的争鸣性批评为辅。从以上列举的潮汕文学批评实例可以看出，具有真正意义的自发的争鸣性批评只有1993年借助《汕头电视周报》展开的关于“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争鸣一次。尽管这一次争鸣在总体上观点是一致的，争论的主要是一些枝节上的问题，但毕竟是一次有正反两方通过几轮辩论的文学争鸣，其意义在潮汕文坛自然是非同凡响。至于2004年关于《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貌似自发，其实后来与王少辉商榷的文章，还大多是有隐形推手在推动着的，其争鸣也呈一边倒的态势，并没引起真正的争鸣。尽管如此，这些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还是推动了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也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和进步，如果没有这些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潮汕文坛就如十年一样，一潭死水，死气沉沉。因此，近30年潮汕文学的这些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是功不可没的。其二，自发的争鸣性批评难以在潮汕文坛掀起波澜。从上列潮汕文坛60年来的文学批评与争鸣实例可见，在潮汕文坛是难以掀起真正的文学争鸣活动的。客观地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潮汕地区的各阶层人士都深深感到潮汕文学现状的落后，都有急起直追之紧迫感。因而，无论是谁组织发起的讨论，都希望能得到充分的深入探讨，都想看到针锋相对的争鸣，而希望也都每每落空。1992年5月汕头大学教师吴奕錡、翁奕波在《汕头特区报》发表了《多一点“危机意识”》一文，本意就在于希望引起关于潮汕文坛现状的进一步争论。没想到发表以后却如泥牛入海，一点波澜都不起。两位无法可施，只好商量着继续炮制文章，结果连发了五篇文章都引不起任何争鸣，只好作罢。上列所有的文学批评实例，几乎都成了大家围绕一个主题，然后各说各话，即使有些另类，如关于《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也只能落入一边倒的结局。颇为难得的有点争鸣意味的关于“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争鸣，其实也是有偶然因素的。参与争鸣的鲁澄南后来在遇见始作俑者公羽时说，当时他并不知道公羽是翁奕波的笔名，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可以想见，在潮汕文坛要掀起一次真正的文学争鸣，谈何容易！为什么在潮汕文坛难得有真正的文学争鸣？这个问题恐怕要留待文化学者从潮汕人的俗语“大海虽阔，船头有时也会相碰”的文化内涵去做深入的研究了。其三，国内文学界的热门话题和各种先锋思潮难以进入潮汕文学批评与争鸣的视野。从上列潮汕文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潮汕文坛历次的文学批评与争鸣的事实可以看出，国内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界曾经引发热烈争鸣的各种文学思潮，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大解放引发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人的文学、寻根文学以及各种现代派文学思潮等，似乎并没有进入潮汕文坛文学探索文学争鸣的视野。只有80年代初的朦胧诗、朦胧散文似乎还引起一些关注，《青年文讯》总第八期对李彦山散文《云》“朦胧性”的争鸣，就是一个特例。但也嘎然而止，没能引发热烈的探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历时四年断断续续的关于潮汕文学落后现状的讨论，本来应该关注到这些内容，但也还是擦肩而过。翁奕波、吴奕錡的《关于“出生入死”的思考》，意在引起大家对“突围”的重视与思考，却至今仍被一些文坛权威人士定性为“伪命题”[2]612。可见，潮汕文学批评与争鸣破茧难，各种先锋思潮的输入自然也就难上加难。尽管我们不难见到潮汕的某些评论者常常口中念念有词：先锋派、意识流、黑色幽默、达达主义等等，等等。毋庸赘言，潮汕文学自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批评与争鸣的活动还是开展得有声有色的，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是发展到一个高潮。探讨了一些潮汕文学的现实问题，解放了一些思想，取得了一些共识，更重要的是开了一种风气，改变了潮汕文坛长期以来缺乏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的“独轮车”现象，其历史功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潮汕文学的批评与争鸣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有待我们去思考，去改进，去突破。

二、代表性的文学批评作品

建国以来的本土潮汕文学，前30年尚未发现结集出版的文学批评著作。后30年结集出版的也不多，但参与文学评论的作家及其评论作品却不在少数，这是潮汕文学发展在新时期呈现的可喜现象。然而，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形态的急遽发展变化，早先的农业经济时代不仅为商品经济时代所代替，也逐渐为信息时代所取代。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传媒载体纷纷在市场经济的催生下竞相亮相。文学虽然被挤到了极为边缘的角落，但可供发表的载体却不少，尤其是网络的盛行，更给文学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显而易见的是发表的园地却十分的零碎与分散，这就给我们对文学评论作品的收集和统计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因此，对于这些散发于各种媒介载体的零散的评论作品我们只好忍痛割爱，暂时无法进入我们的评介视野。我们只能根据收集到的已经结集出版的文学批评著作，做一番梳理和评介。我们的收集范围：一是本地作家的文论著作，包括部分收入较多（含有一辑以上）评论文章的综合性文集；二是本地高校文论作家对本土作家作品的评论著作。据此，我们收集到的结集文论作品共21种，其中非文论专集3种，评论专号1种。在这些文论著作中，文论专著有4种：翁奕波、郑明标编著的《近现代潮汕文学•海外篇》、郑明标的《近现代潮汕文学•国内篇》、黄春龙的《诗歌创作与接受审美学》、达亮的《苏东坡与佛教》。文学基本理论及相关问题探讨的作品有7种：汕头市青年文艺研究会编的《文艺求索》、冷梅的《请原谅我的浅陋》、黄昏的《随心所欲：黄昏诗歌随笔评论集》、王睦武的《一蠡诗话》、林伟光的《书难斋书店》、郑云翔的《超越自尊——郑云翔文集》、陈耀城的《耕余走笔》。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评论著作有10种：黄景忠的《潮汕新文学论稿》、郑明标的《绿叶无悔》、《绿叶无怨》、翁奕波的《潮汕文坛漫论》、黄育新的《“文化”宽容与文学成功》、林伟光的《书边散墨》、黄少青的《山河留影月留痕——黄少青散文文艺评论集》、颜烈的《金谷鸣蝉》、陈镇朝的《挑灯看剑》、揭阳市作家协会编的《揭阳作家》2009年评论专号等。

除开4种专著，从内容上细分，在其余17本著作的537篇文论文章中，首先是文学理论的基本理念、范畴以及名词术语的探讨，以及史料的概述、经典作家的研究等等的文章，一共有220篇。其中涉及思想理论前沿的探索的有郑云翔的《面向没有路的荒原走去——从皮亚杰建构学说得到的有关文学的某些启示》、冷梅的《对“完整性写作”的一些看法》、黄育新的《开拓和发展外向型当代中国文学》等7篇；涉及文学理论与现象的争鸣文章的有翁奕波的《呼唤真诚平等的学术争鸣》、冷梅的《关于散文诗几个问题之浅见——兼与王剑冰先生商榷》、陈镇朝的《关于潮汕文学》等17篇；涉及史料概述的有黄景忠的《潮汕新时期文学创作概述》、郑明标的《潮汕文学十载扫描》等9篇；涉及经典作家研究的有黄景忠的《洪灵菲论》等9篇；涉及文学理论的基本范畴和观念的一般性探析的有黄昏的《诗性的美与丑》等82篇；涉及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和词语解读的有黄少青的《小话“简练”》等96篇。其次是作家作品评析的文章，共有317篇。其中以本土作家作品为评论对象的有180篇，以外地作家作品为评论对象的有137篇。从论述手法上看，在这17本著作537篇文章中，以较为严谨的学术规范撰写的文章有黄景忠的《潮汕新文学的发展过程及其特征》、黄育新的《试论新文学革命的发展历程》、陈耀城的《外国寓言的发展、相互影响及其特点》等23篇；以生动活泼而又遵守一定的学术规范撰写的文章有翁奕波的《汕头中年诗人新诗在我国新诗发展轨迹中的位置》、冷梅的《闲话“文学与网络”或其它》等20篇；以诗话形式撰写的评论文章有149篇；以序跋形式撰写的评论文章有27篇；以驳论为主要方式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进行评述的文章有17篇；以文本解读方式对作家作品进行评述的文章有283篇；综述性文章有18篇。从以上分类归纳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文学理论研究少而一般作品的评论多。首先，在所收集的21种文学评论著作中，文论专著只有4种，而作品评论的文集却有13种之多。而且在这4种文论专著中，只有黄春龙的《诗歌创作与接受审美学》、达亮的《苏东坡与佛教》近似于对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的专题研究。另外两种则是文学史类的著述，当然，文学史类的著作对于潮汕文学来说，更需要，更可贵，其价值和意义更为沉甸甸，但它毕竟不纯是文学理论研究。而且从严格的文学史意义上说，翁奕波、郑明标编著的《近现代潮汕文学•海外篇》和郑明标编著的《近现代潮汕文学•国内篇》也都还不是严格意义的文学史著作，尤其是后一种，只能算是对近百年来潮汕地区的文学现象做了一番扫描、归纳和总结的工作，是一种类似于文物普查的初级工作，远非文学史论著作。编著者自己也认为该书只是“尽量按照准潮汕文学史的方式方法予以编著”[2]2而已。况且该书的主要编著者缺乏史学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客观公允的实事求是精神，而是以个人感情的好恶代替史料取舍和作品评判的标准，典型的例子如对林文烈和钟泳天的处理。林文烈是潮汕文坛少有的多产的通俗小说作家，曾于八九十年代连续创作出版了16本通俗长篇小说，而钟泳天则是在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诸种体裁的创作上都有丰硕成果的本土知名作家，由于他们与编著者均有过感情过节，便都只是一笔带过，未能客观反映他们的创作成果。这就使潮汕建国以来本土首部准文学史著作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大打折扣。不过，由于这两部准文学史论著作填补了潮汕历史上文学史的空白，其学术和史料价值及其在潮汕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毋庸否定的。其次，从篇数上看，在所收集的17种文学评论集子的537篇文章中，涉及文学理论的基本理念、范畴以及名词术语的探讨，以及史料的概述、经典作家的研究等等的文章，一共只有220篇，约占总篇数的40%，而作家作品评析的文章则有317篇之多，约占总篇数的60%。而且在这220篇所谓文学理论探讨的文章中，涉及思想理论前沿的探索的只有7篇，约占文学理论探讨文章的3%，占总篇数的1.2%。而基本概念和词语解读和学习的心得体会的就有96篇之多，约占文学理论探讨文章的44%，占总篇数的16%。其重作家作品评论，轻理论研究倾向也由此可见。第二，长于感性思维而短于理性思维。也就是说，在潮汕本土的文坛上，具备较为深厚的文学理论基础的评论家比较少，整体上呈现出文学理论基础比较薄弱，不擅长于理性思维而擅长感性思维的态势。从上述潮汕作家文论作品多作家作品的批评而少学术和理论的探讨，已可见一斑。而从文论作品的论述手法上更能看出这一特征。在所收集的17种文学评论集子的537篇文章中，以较为严谨的学术规范撰写的文章只有23篇，而遵守一定的学术规范的文章也只有20篇。也就是说，符合一定的学术规范，按照比较严谨的逻辑思维撰写的文论文章在这537篇文章中，充其量也就是43篇而已，约占总篇数的8%。而以诗话文话形式撰写的评论文章则有149篇，以文本解读方式对作家作品进行评述的文章也有283篇之多，两者合在一起共有432篇，约占80%强。由此可见，潮汕文学要把文学评论和研究这个轮子转起来，还得克服潮汕作家不善于逻辑思维的弱点，加强理论学习，改变思维习惯。第三，长于文学赞美而短于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研究、分析和评价，文学批评以文学欣赏为基础，是文学欣赏的深化与提高。实事求是，客观的分析与评价是文学批评的根本和灵魂。然而，潮汕的文学批评尤其是对作家作品的批评，大多停留在解读和欣赏这一层次上，未能真正进入到批评的层次。从上述17种文学评论集子的537篇文章中，以文本解读方式对作家作品进行评述的文章占有283篇可见一斑。而这283篇中又有180篇是对本土具体的作家作品进行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几乎都是以赞美的语调去评价作家作品的，即使有一些文章也提出了一些不足之处，但也都往往以“瑕不掩瑜”一笔轻轻带过。能够一针见血毫不客气地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提出批评意见的只有《揭阳作家》2009年第1、2合刊评论专号中刊发的郑素协的《〈无法回避的疼〉读后感》、贺益明的《社会转型期的世俗生活风情——长篇小说〈无法回避的疼〉读后》和彭妙艳的《对于〈无法回避的疼〉的苛求》等几篇文章。但那也是在有组织的专题评论的情况下才得以出现的。

除此之外，就基本未见对本土作家提出具体意见的批评文章。当然，争鸣文章和非本土的批评文章不在此列。可见，潮汕文坛中近30年来好容易出现的对于本土作家作品的批评文章，其实大多为文学赞美文章。究其原因，固然有批评家自身主观的因素，也有社会政治意识和文化习俗的因素在内。因而，潮汕文坛文学批评的培育与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总之，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潮汕文坛，文学发展逐渐由原来的“独轮车”现象改变为“双轮车”发展态势，这无疑是十分可喜的。近30年来，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批评文学争鸣活动屡有举办，文学批评前所未有地活跃，其成果虽说不上十分丰硕，但成绩还是值得肯定的。文学评论家们几十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对于潮汕文学所做出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近30年来文学批评在潮汕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值得肯定的。当然，其不足也应该得到充分的认识。只有这样，潮汕文学才有可能“双轮并进”，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