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者身份与文学现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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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1世纪初至今，文学批评界有一个较为关注的话题，即关于“打工文学”、“网络文学”等这样的“底层写作”的论争。争论的中心是该如何准确定义“底层写作”这个新的文学概念。声音大致有二。其一：“底层写作”就是：创作者本身就属于社会阶层最底端的人士，他们所进行的一些文学写作。其二：“底层写作”就是：以社会底端阶层生存状态为主题的写作模式。第一个定义的可归纳为：“底层写”，突出写作过程中“人的因素”。创作者一般应该是当今社会低阶层的代表，生活、工作都是在社会第一线。认可这种说法的例证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深圳的“打工文学”和引起强烈反响的《中国打工诗选》。“底层写作”在这里就是：以都市“打工一族”为代表的社会底层自己的文学创作。

这种表达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底层”是一个相对概念，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不同而变化。诚如较早关注“底层写作”的评论家蔡翔先生所说：“相对于男权，妇女就是底层，相对强势阶级，工人农民就是底层。我们在不同的语境下需要考虑不同的底层问题”。“底层”不仅是随着社会文化语境变化，也是随着创作者的身份变化而变化。即令当初的“底层写作者”，经过知识的积累，写作技巧的锻炼，理论水平的提高，也能有一番成就。对于这些成名后的“底层写作者”，他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生活工作便脱离当初的“底层”，上升到较高的社会层次。第二个定义归纳为“写底层”，为突出文学写作过程中“物的因素”。行文选材，内容都紧贴社会现实，反映“底层”生存状态。认可这个定义的先从“底层”的社会学着手：“1、政治学层面--处于权利阶梯的下层底端，难以依靠尚不完善的体制性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缺乏行使权利的自觉性和有效途径；2、经济层面--生产、生活资料匮乏，没有在市场体系中博弈的资本，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3、文化层面--既无充分话语权，又不具备完整充分表达自己的能力，因而其欲求至少暂时需要他人代言”。由此推断：知识分子、作家是这些不具备写作能力的“底层人士”的代言人，也就是说，不管作者身份，只要作品是反映社会“底层”的就是“底层写作”。

如研究者王晓华指出：综观整个中国文学史，这种指向“底层”的文学写作始终没有停止过。确实，早见《诗经》中《氓》章节，就是描写民间的悲剧爱情故事，再到唐朝著名诗人杜甫的“三吏、三别”，反映农民饱受战乱、徭役、灾荒之苦，还有现代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乡土小说，社会底层一直出现在文学写作中。对应第一个“底层写”的问题，2009年11月，第八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揭晓，“80”后打工文学作家郑小琼凭借诗集《黄麻岭》获奖。东莞市作协聘请她进作协当职业作家，被她拒绝了，还是要继续打工生涯。她说：“打工的疼痛感让我写诗，没有了疼痛感，诗歌便没了灵魂”。她深刻知晓她的写作资源优势所在，坚守住了“打工文学”的立场，这种“底层写作”远比进入主流更有意义。“打工文学”的旗手，较早的研究者杨宏海这样说：“‘打工文学’作家不管身份如何变，不要忘本，要坚持曾经的民间立场”。显见，保持“底层”身份对“打工文学”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对应第二个“写底层”的问题。贾平凹于2007年9月出版了长篇小说《高兴》，小说坚持了对农民的一贯关注，主要书写来自农村，流落城市的拾荒人刘高兴的命运故事。同时涉及了城市底层中的各种人群，有乞丐，有民工，有妓女等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城市中艰难地生存。而且，作品在描述他们生活困境的同时，着重关注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写了他们的理想、追求和爱情。这部作品发表后，有学者把它纳入“底层文学”，也有学者则对贾平凹、莫言等这批已经成为社会“中产阶级”作家的“底层写作”表示怀疑。我深以为然，尽管《高兴》确实是反映“底层”人物生存状态的，即便当初贾平凹先生也生活在农村，但是此时他却已是著名作家，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也生活在大都市，所以这种对“底层”的书写可能只是他的“表述方式”之一吧。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得不考虑。20世纪80年代，作为第一批经济特区的深圳，广东等地，借经济改革之势，率先发展起来，工厂林立，需要大批劳动力。于是造成了中国当代史上的人口迁徙，西北部欠发达地区涌起南下广东、深圳“打工”浪潮，大批“底层”劳动者来到这里，开始从事“底层”打工生活。在工作紧张，身心疲乏，精神文化生活贫乏的环境下，一些“打工一族”的文学爱好者们产生了拿笔书写自己生活的感受，即为早期的“打工文学”。写作内容多是他们亲身经历，情感真实，借渐趋发达的传媒之势，终引起文坛的注意。《天涯》、《文艺争鸣》、《文学自由谈》等刊物参与组织专题谈论，吸引诸多批评家参与探讨，“底层写作”批评热潮由此成形。并非所有指向“底层”的文学样式即为“底层写作”，把“底层人士的文学创作即定义为“底层写作”也嫌牵强。这样表达“底层写作”：正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对“底层社会”的文学创作活动。也许是更为妥帖和纯粹的。近年来，“底层写作”受到广泛关注的同时，批评声也纷至沓来。对这个文学现象的普遍指责是：“文学性较差”、“粗鄙化”、“苦难焦虑”“泛自由化”等。诚如诸多评论所讲，“底层写作”时是有感而发，随意性强，感觉来了，提笔就写，没有长时间的思考和沉淀，且多是不加修饰而出。与其他任何文化一样，是一个复合体，有先进文化、落后文化、垃圾文化之分，精华和糟粕并存，因此对“底层文化”的提升和改造也是很有必要的。

1书写真实

1994年有一首“打工诗歌”《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发表后，在众多的打工者中反响热烈。诗中有一段这样写到：如果你愿意与我北上你必须懂得三月扶犁四月插秧你必须懂得将生命的根须植入深深的土地我不要你给我奢侈的山盟海誓只要你爱得真诚爱得专一我不要你给我金钱结构的小楼只要你一方厚实的土巴墙能遮挡我人生的风雨如果是这样我的心扉向你敞开你就径直来我们电子厂采我三月的芬芳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处于社会边缘的劳工阶层对“自我关怀”的真切诉求，作者直抒胸臆，用心灵在召唤爱情，对爱情的表述也很贴近现实，“不要金钱结构的小楼，只要厚实的土巴墙，遮挡人生的风雨”，写出自己的内心，不相信虚无缥缈的物质爱情，只求踏实可靠的精神寄托，繁华的都市给作者这样的“打工族”恐惧感，暂时寄居于此，不想做这都市的主人，只想做自己的主人，最终要回归故土。多少读者，被作者“真实”的情感所感动。我们一直把“忠实于现实”作为写作所要遵循的黄金定律，“现实主义”被文学所审美、反映，始终贯彻于中国文学史。再说，《诗经》中对《硕鼠》的现实主义描写，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五四时期“乡土文学”，新时期写实小说，“现实主义”成了一种文学写作规范。我想“现实”和“真实”相对于“底层写作”，还是“真实”重要。如果要把这个“现实主义”的帽子扣到“底层写作”的头上，有点形而上了，属于文化精英阶层就不一定适合“底层”这一特殊写作群体。“底层写作”还是必须要把“真实性”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法宝，注重创作者本身的真实“底层”身份，创作对象人物“底层”命运的真实性，才是提供这种文学样式持续的“动力”。

2扎根底层

杨宏海说：“不少打工文学作家因为得不到主流文坛的认可，心存卑微，耻谈‘打工’身份，有的则在写作成名后，调离原工作岗位，也不再关注打工群体的生活，而醉心去追求时髦，甚至以写‘私小说’来迎合市场”。“底层”的生活是“底层写作”沃土。打工文学的主要阅读人群依然是打工一族，代表的是打工群体“心灵的呼唤”，是他们的精神寄托，记录底层民众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底层”写作者如果脱离的“底层”生活，那就是虚拟性的写作，是臆想，也就丧失了自己的优势。抛弃一些“功利性”的想法，积极发现打工生活中的真正的美，找到劳动者的光荣与尊严，自我尊重，即使再艰苦的环境也不能丢弃理想。其实，被不被主流文坛所认可，不是重要的事，这反而正是“底层写作”的魅力所在。关键是把握自己的特点，发掘新视角，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发扬文学原生态的特质，继续在文坛上存在下去，那就是合理的。诚如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孙民乐所说：“不管我们对打工文学提出怎样的要求，都应该是在文化生活多样性的前提下。

打工作者作为一个外来的、在都市里持不同身份的人，应该表达他的立场。打工文学应该确立它的边缘性，而不应和其他文学混同，所以打工文学要警惕失去自我”。对于“打工文学”这一类的“底层写作”，就其发展态势看，关键还是要保持住自身的特点，自成一家，发挥对底层的人文关怀，真实记录现实生活，保持“底层写作”这朵文化奇葩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