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主旨多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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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包含着作者一定的情感和理想，这种情感和理想构成了文学作品的主旨。文学作品也是用来抒发作者的思想情感的，也是作者内心世界的呈现。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记载：“诗言志。”《庄子•天下篇》也说：“诗以道志。”但读者对文学作品主旨的把握却不尽相同，这就构成了文学作品主旨的多义性。文学作品主旨的多义性现象不胜枚举，白居易的《长恨歌》从古至今一直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千百年来感染了无数的读者，然而关于《长恨歌》主旨的探讨，读者却始终没能得出一个统一的答案。现有“讽刺说”、“爱情说”、“感慨说”、“惋惜说”等多种说法，而每一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构成了主旨多义性的前提。那么作品主旨多义性原因有哪些？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文学作品蕴含的丰富性。文学作品中丰富的蕴含是作者思想情感复杂性的体现，除了作者想表达的中心思想，还有许多作者的理念会在无意中流露出来，这就造成了文学作品蕴含的丰富性，但童庆炳认为“文学作品蕴含的丰富性，往往又导致蕴含的模糊性。”

这使得读者在把握文学作品的主旨时，很难兼顾全面而只能探其一二，又或者说，很难概括出一个能被众人都接受的主旨。前文所举《长恨歌》的事例已证实了这一点。这就是作品主旨蕴含丰富性的体现，也说明了主旨多义性的客观存在。第二，读者的阅读创造性。读者所处的历史阶段、所达到的思想水平、所拥有的经验和知识与作者往往不尽一致，于是读者在作品中所读出的东西往往与作者在作品中所寄予的思想有所差异，甚至背道而驰。童庆炳曾提出过“形象大于思想”之说，是指“一部作品的蕴含大于创作该作品的作者当初的创作意图。”

这就是读者阅读时的创造性体现。姚文放认为：“共鸣、曲解和成见是文学鉴赏中的特有现象。”[3]第三，时代与政治影响。时代与政治对读者群体理解作品主旨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这种影响或是潜移默化的，或是刻意而为的。读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在阅读时所带有的价值观念和阶级立场也会不同，对作品的理解自然也不同。曹禺的《雷雨》问世后，时人多把它的主旨理解为“揭露资产阶级的罪恶本质”，而曹禺本人在创作时本没有这么想，在谈到《雷雨》时他说：“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时人所理解的主旨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是分不开的。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得文学作品不可能只有一个单一的主旨，但《长恨歌》所有“主旨说”中，可能没有，也可能只有一种主旨符合作者最初创作时的初衷，笔者拙见，称之为“元主旨”，《说文》：“元，始也。”所谓“元主旨”，是指作者在文学作品中想要表达的主旨。然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多数文学作品的“元主旨”长期以来被读者所忽视，或是难以被发掘。以《红楼梦》为例，曹雪芹在第一回中开门见山地说此书“大旨谈情”，笔者认为，这就是《红楼梦》的“元主旨”，而今天读者对于《红楼梦》主旨的理解似乎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即反映封建制度的兴衰史。这是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对作品的创作性理解的体现，接受美学称这种现象为“合理误读”，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顾祖钊在谈及这类现象时说：“作品本身客观地显示了读者理解的内涵，从而使这种‘误解’看上去切合作品实际，令人信服。”

正是因为“合理误读”太过普遍，太切合实际，反而使得作品的“元主旨”少有人问津，探究作品的“元主旨”也难上加难。但要想真正理解一部文学作品的真正蕴含，对“元主旨”的探究是不可避免的。古人早就提出过阅读时应做到“训诂”，即应该对原作品文本进行历史考察，以还原作品的本来意义。如何探究文学作品的“元主旨”？孟子提出，在阅读时应做到“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上》）。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以意逆志”就是指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要努力探究作品的内在蕴含和作者的内心世界。这就是对“元主旨”的探究。笔者认为，探究“元主旨”最重要的是回归，回到作品的本身状态。第一，回归文本。文本更好地保存了作品的原初性和独立性，“‘文学文本’比‘文学作品’更加明确地展示了文学无比的蕴含性和魅力，它就好比一个没有开封的礼物。”[5]读者应回到文本之中，逐词逐句逐段逐篇地对文本加以分析，“返回文本自身，深入到具体作品内部，更多地从语言文字层面考证文本存在的历史真实性，为进一步阅读提供合法性依据。”

抛弃一切原有的价值观念、阶级立场，以一种近乎自然的心态去感受文学作品的蕴含。第二，回归本源。“从本源上讲，文学作品的蕴含来自于客观的社会生活，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7]这就要求读者在欣赏文学作品时要充分了解作者所生活的社会，感同身受地体验作者所经历的生活，在这基础上才有可能与作者达成共鸣，对“元主旨”进行拾遗。这与孟子所提出的“知人论世”（《孟子•告子下》）是不谋而合的，文学作品是时代思想情感的产物，要想把握一部作品的主旨，就必须到历史文化中去探究。只有真正做到了回归，读者才能无限接近文学作品的“元主旨”，但可能读者永远也无法获取“元主旨”，因为作品的“元主旨”只有作者自己心里清楚。而除了“元主旨”之外，根据自身阅读期待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分析而得出的主旨，笔者姑且将其界定为“臆主旨”。“臆”，《说文》中没有收录此字，《辞海》给出的解释是“猜测”。文学作品主旨的多义性也主要体现为“臆主旨”的多义性。如何去正确认识“臆主旨”？依笔者看，不能因为“元主旨”的存在而否定“臆主旨”存在的合理性。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达到一种“形象大于思想”的境界，绝不能将一部文学作品的主旨仅仅局限在作者本人的框架之中。“臆主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科学的文学批判的形成，发挥文学作品积极的社会功能，从而推动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曹禺在创作《雷雨》时虽然没有想到“揭露资产阶级罪恶本质”这一层面，但当读者将这一主旨赋予《雷雨》时，曹禺欣然接受。当然，读者对“臆主旨”的探究还是要在理解“元主旨”的基础上进行的。古人所提倡的阅读方式，除了上文所提到的“训诂”外，还有“涵泳”。前者强调的是回归文本与本源之中对作品进行考察，而后者强调的是对文学作品意蕴的品味，经世致用，两者相辅相成。由此可见，文学作品的“臆主旨”与“元主旨”同样重要，应该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文学作品主旨具有多义性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必要因为一部作品的几个不同主旨而产生怀疑。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要在努力把握“元主旨”的基础上探索合理的“臆主旨”，那样才能不断地对作品的主旨进行深化，也有助于更好地阐释作品的深刻蕴含，推动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