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族文学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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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南有60多万瑶族，叶蔚林、古华这两位作家的瑶族文学作品就产生于这一沃土。尽管叶蔚林祖籍为广东惠州市，但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在湖南工作，之后长期下放于湖南最南的江华瑶族自治县。他长期生活于这块土壤，更重要的是他完全“懂得到生活中的风俗中去寻找模型”。（《诗学•诗艺》，第154页）叶蔚林完全领悟了贺拉斯的这一劝告，因而他更专注于特定的地理风光与民俗风情的描写。“在描写乡土景物的诸多高手中，叶蔚林似乎技高一筹，堪称湖南作家群中最杰出的风景画师。”（罗守让《论湖南作家群小说创作的乡土特色》）曾有人对他有过“模仿”与“抄袭”的非议，但他所握有的那支得心应手的丹青之笔和他创造的人物性格韵致，是他“抄袭”的原作所望尘莫及的。他的《蓝蓝的木兰溪》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且后来长期保持着人们的好评，就是证明。如果说江华瑶族自治县是湘南瑶族的中心和大县的话，那么，邻近的江永、蓝山、宁远和郴州地区的嘉禾县等地则是瑶族广为分布之地。古华的生养地嘉禾县虽与前面这几个县归于不同的城市，但在地理位置上距离更近，在瑶家乡土特色上更紧密相连。古华小说《爬满青藤的木屋》中的盘青青，《姐妹寨》中的盘满牛和叶蔚林《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中的盘老五就可视为同一瑶家的盘氏家族；古华《金叶木莲》中的赵金叶，《姐妹寨》中的赵玉竹和叶蔚林《蓝蓝的木兰溪》中的赵双环，《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中的赵良亦可视为同一瑶家的赵氏家族。坐落于湘南五岭山脉的盘氏家族与赵氏家族，仅仅是瑶族体系中一个巨大的家族符号，那里的风俗才是他们真正生活的内容。这里的瑶胞生活，正如古华在《姐妹寨》里所写的：“山里人男耕女织，安居乐业，过着与世无争、人人亲善，山歌不离口、篾刀不离手的快活岁月。”他们人生虽苦，但却自强不息。《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中的盘老五从解放前的十五岁开始，就饱尝着“天做帐，水做床”的放排生活，散排之后，赔木头和死人的威胁，“磨盘债”的重压，风吹雨淋、蚊虫叮咬的磨难，成不了家的寂寞与孤苦，使他过着一种无比沧桑的穷困生活。解放了近三十年，他理应有一个舒适的晚年，但他照样生活在险峰浪尖上。他已经习惯了，每当风和日丽之时，他就从木排跳入潇水，享受着河水的缠绵、快乐和自由。

在湘南瑶族文学作品的民情民俗和地域空间色彩中，我们可以关注这样一些物象与细节：一是大筒车。小说《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作者不厌其烦地给那一股劲缓慢旋转的巨大筒车做了反复的描写。这是我们家乡最为熟悉的事物，因而让我感到特别的亲切。它那旋转的声音一方面在呼叫着湘南五岭的地域色彩，又似乎在慨叹着这一地域脚步的缓慢与停滞。仔细寻觅，寓意极深，意境极满，让人叹味。二是苎麻绳子。叶蔚林短篇《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中，那一根用苎麻搓成的绳子，不仅界定出愚昧、迷信和原始旧习的象征极限，而且表征着“地域愈南，歌辞的气息愈灵活，愈放肆，愈顽艳”（《闻一多全集》第275页）的特色。三是《喜堂歌》的歌辞。在《芙蓉镇》里，古华专门介绍了山里坐歌堂的风俗：“原来芙蓉镇一带山区，解放前妇女们盛行一种风俗歌舞———《喜堂歌》”何止是芙蓉镇，凡是湘南的江华、宁远、蓝山、道县、江永和附近的嘉禾、临武乃至广东交界的邻县，所有赵氏、盘氏、黄氏、李氏等瑶家，凡是黄花闺女出嫁前夕，村子的姐妹姑嫂们一定前来陪伴。她们坐歌堂，轮番歌舞，唱上两三晚。歌辞的内容十分丰富，有《辞姐歌》、《拜嫂歌》、《劝娘歌》、《骂媒歌》、《怨郎歌》、《轿夫歌》等百十首。既有新娘子对女儿生活的回味依恋，又有对新婚生活的恐惧向往；既有山歌的朴素风趣，又有瑶歌的清丽柔婉；既有反对封建礼教的内涵，又有迷信封建的色彩。整个歌辞包容性大，意味深长，洋溢着一种浓郁深厚的湘南瑶家气息。闻一多所说的“歌辞的气息愈灵活，愈放肆，愈顽艳”，从《喜堂歌》的歌辞可以看出。它们常常环绕一个中心主题或主要内容反复咏唱。再如古华的《“绿旋风”新传》，以“千古以来第一次”，“开天辟地第一回”为小说咏诵的中心，以“狮子林下，‘小洞庭’，一湖绿水一湖金”为主旋律，展开了一幅唯美生动，和谐安定的画面。古华的小说语言也是瑶歌形式的一部分。请看《芙蓉镇》的一段描述：“时间也是一条河，一条流在人们记忆里的河，一条生命的河。似乎是涓涓细流，悄然无声，花花亮眼。然而你晓得它是怎样穿透岩缝渗出地面来的吗？多少座石壁阻它、压它、挤它？千回百转，不回头，不停息。悬崖最是无情，把它摔下深渊，粉身碎骨，化成迷蒙的雾。在幽深的谷底，它重新集结，重整旗鼓，发出了反叛的吼声，陡涨了汹涌的气势。浪涛的吼声明确地宣告，它是不可阻挡的。猕猴可以来饮水，麋鹿可以来洗澡，白鹤可以来梳妆，毒蛇可以来游弋，猛兽可以来斗殴。人们可以来走排放筏，可以筑起高山巨壁似的坝堵截它，可以把它化为水蒸气。这一切，都不能改变它汇流巨川大海的志向。生活也是一条河，一条流着欢乐也流着痛苦的河，一条充满凶险而又兴味无穷的河。”（《芙蓉镇》第188页）即写世俗世相，又写人情人态。把世俗世相喻为河流，哲理且形象。它借比喻、象征与排比反复咏唱，为作品的生活描写布下了浓厚的背景。它不仅富于艺术意味，而且颇得民歌情韵。再看他的《金叶木莲》，瑶家山寨那种别具一格的“送亲郎”与“打伞妹”的花帕舞，该有多浓的民族情调。而《姐妹寨》中回响在悬崖流水间的“竹鸡调”，则更成了一种荡漾萦绕的瑶族民歌的深深情怀。还有一种情境似乎与瑶族的生活无关，但是它把瑶族地区的地貌写得出神入化。例如《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有这样一段文字：“只要你在潇水上游航行过，一定会产生这种奇异的感觉：天地之间的界限似乎完全不存在了；鸟儿在水底飞翔，鱼儿游上山岗；人呢，根本搞不清自己到底是在水中，还是在天上。”这种错觉的描叙，把潇水之上的高山峻岭放大了，把事物的特征突出了，从而使瑶山的地域色彩格外鲜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视觉形象与心理感受。

关于瑶族文学作品的人物性格特点，《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中的容量和深度是特别值得称道的。主人公盘老五的性格，就像一个巨大的深邃的迷。他出现时，很有点流氓的气息。他酗酒，骂人，满腹牢骚；他年轻时就勾搭女性，老了仍津津乐道于那种婚外情的“露水夫妻”。还有，《菇母山风情》中那个有点浑浑噩噩的李大树，由于贫穷、饥饿以及接二连三的打击，素来纯正的他竟然起了肮脏的心思，打起队里苞谷的主意来。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艺术中性格的美、深度与容量，正来源于人的这种现实性。也就是说，盘老五与李大树的生活习性与复杂性格的形成，是有其复杂的现实缘由的，比如“穷”与“饥饿”。既然要忠于现实，作者就不能回避。叶蔚林通过自己的慧眼看到了阴暗之下的金子的发光，他通过独特的社会关系发觉了人物性格的独特性与丰富性。于是，他饱酌激情，对这些像火柴般燃烧且贫困一生的芸芸众生发出了无限感慨，又特别着力的描绘了他们绿森林与潇水般的坦荡胸怀与纯洁心灵。盘老五与李大树让读者过目难忘。这一印象不是架空的，而是产生于他们艰难拼搏中的生活环境。丑生于斯，美也生于斯。李大树由于饥饿而上山偷苞谷，恰好遇上了阿九公公为烧蜂所引起的火灾。

于是，原本纯正纯碎的他与烈火进行了生死的搏斗，最后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青青的森林。《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中的盘老五由于贫困与环境所致，他变得不那么“文明”。但是山里人忠厚善良的本性，让他在狂风肆虐、暴雨如注的时候，毅然担当起掌招木排的责任。明知随时都有被木头撞死的危险，但他坚决不让年轻的石牯与赵良掌招，因为他们家有老小，万不能“有个闪失”。盘老五和李大树就是这样的人，没有好看的外表和华丽的言辞，然而他们内心有光明圣洁的火焰。为了抗击大自然的肆虐，为了他人的幸福，可以忍辱负重，舍生忘死。这些形象的核心是人们的道德、伦理和创造力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牺牲精神。

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老瑶族所固有的善良、淳朴、诚挚和无私的品德。文学应该有“美”与“刺”的作用。可贵的是，古华与叶蔚林在刺讽丑陋的生活时，并没有陶醉在阴暗之中。他们善于从暂时阴暗的迷雾里洞见光明的火把，他们善于从往日痛苦的伤痕中看到健康的肌肤。历史沿袭的暗处，我们往往能够瞧见传统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