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评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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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有没有标准

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有几个方面的理由：其一是我觉得中国新文学的评价标准一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新文学的发展历史不长，又是在与传统文学相背离的状态下产生的，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与传统文学都有很大的差别，其标准自然有其独立性，也只能在发展中逐渐确立。但是，这一标准的确立过程并不顺利。新中国成立前，新文学基本上是在战乱中成长的，不可能有从容和全面进行规范建设的空间。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学术化和历史化的建设，新文学开始被有意识地历史化，其规范性和经典性初步确立。但由于政治的过多干预，“”前的文学史建设掺杂了太多的非文学因素，所建立的价值标准也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也正因为如此，1980年代文学的主要工作是“拨乱反正”，也就是对之前的文学标准进行重新甄别和再度规范。不过，复杂的历史使这次“反正”依然充满坎坷和沉重。很快，时序进入到1990年代和21世纪，文学标准建设又受到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复杂影响。其表现之一是在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解构思潮盛行于世，解构文学标准也成为一时风潮。尽管解构并非不具备建构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它是建构中的一部分和建构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但是，就目前来看，这种解构还没有顺利转化为建构；表现之二是市场经济和网络时代的相继来临，文学的外在环境和基本内涵都受到很大影响。商业文化使文学严重边缘化，游戏文学和消费文学成为创作主流。网络文学的兴起，则使文学范围无限制地扩大，传统的文学边界受到严峻的挑战，文学的评价标准面临直接的冲击；表现之三是不良学术体制促生的简单化学术风气盛行，个人意气和意识形态姿态盛行于文学评价中。文学批评中个人化、主观化色彩浓重。“杰作”、“巨著”、“大师”等各种不负责任的溢美之词四处泛滥，完全情绪化的、极端化的“酷评”也屡见报端。而在对“十七年文学”等政治环境比较复杂的文学历史的认识中，文学标准被严重搁置，政治倾向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今天的新文学规范和标准不止是没有进一步确立，相反是更趋混乱，反覆、对立、简单化充斥其中。什么是好的文学，甚至什么是文学，已经丧失了基本的共识。其二是这一标准的建立有非常迫切的需要。一方面，新文学距离现在是越来越远，已经有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作为一种正在进入历史、正在形成自己发展传统的文学，经典化是它不可缺少的阶段，这就自然需要明确而相对稳定的评价标准。只有标准稳定了，才可望形成规范，确立经典，构造传统①；另一方面，从现实文学来看，评价标准的复杂混乱已经严重影响到文学的发展。从创作者来说，它促进作家们越来越远离新文学传统，也越来越远离本土生活。因为不知道什么是自己应该追求的方向，什么是自己应该尊崇的珍品和值得仿效的经典，或者说感觉不到新文学的经典性，甚至是不明确什么是新文学的经典，于是很自然的，作家们纷纷以西方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经典性是没有受到怀疑的，而且其传统也非常明确———为楷模，纷纷进入西方文学的范式之中②，其结果自然是与现实社会、与大众生活越来越疏离。从读者来说，评价文学的基本标准已经不复存在，赝品和真品难以辨析，珍珠和鱼目混为一体，久而久之，他们也会反感和厌弃当前的文学。最典型的是诗歌。随着诗歌观念在1990年代初的急剧分化，诗歌评价标准也走向极为混乱的局面，新诗传统和现有规范遭到广泛质疑，诗歌创作更普遍而彻底地西方化，包括诗歌理念、诗歌技巧，甚至最基本的诗歌意象，都成为西方文学的舶来品，诗歌创作和评论鱼目混珠，诗歌与读者的距离更是渐行渐远，几乎已经完全淡出普通大众的视野。也许有人会觉得文学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创造物，不应该以统一的标准来进行评判，甚至说不存在完全统一的文学标准。这话不是没有道理，或者说，文学标准确实是复杂的，它存在着包括时代、国家、民族和个人在内的多重差异，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主观性。但是，这并不是说文学评价是绝对的虚无化和相对化，完全无标准可寻。再个人化、再相对化，文学还是应该有自己的基本规范，有区分优劣好坏的基本标准。我们只要承认文学是一种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化样式，就应该承认它具有自己的独立标准。所以，我们既承认文学标准有相对性和个人性的特点，不主张将文学标准过于机械化、简单化，也坚持文学标准的存在，由此明确建立文学评价标准的充分必要性。俗话说，木以绳则正。只有拥有相对明晰的文学价值标准，我们才可以更准确地认识我们的新文学传统，判别和鉴赏其中的经典，把握文学创作的规范和方向。没有价值标准的存在和发展，只能是瞎子摸象，既不得正确的方向，也难有真正的前途。

二、什么是文学的标准

文学评价的具体标准，一般而言，都从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③。尽管有人认为这种区分方式太机械陈旧，但迄今为止没有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取代。就我看来，这种方式还是有其合理性，也是比较具有可操作性的，只是我们对思想和艺术内涵的限定不能过于简单机械，应该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首先来看文学的思想内涵。文学的思想标准内涵复杂，争议也最大。很多人贬低文学，将文学思想的内涵限定在单纯审美层面，也有人将文学思想完全等同于哲学，忽略了文学思想的独特性。在我看来，文学思想的内涵是丰富和开放性的，它与哲学思想有关系但又不完全相同。它包括的层面大体有：

1.对人的关注。很多人都将人性揭示作为文学的首要标准，但我以为对人的关注才是更重要的基本。因为人是文学最基本的表现对象，也是其最终的目的。不成为政治、金钱、个人或其他利益的工具，而是立足于对人的关注，拥有对人的关怀，是文学的基本价值所在。只有具有了这一基础，文学才可能具有真正的平等和公正意识，拥有对弱者的同情和对强权的批判力，才能呈现出真正的悲悯和深远的关怀。在拥有关注人的前提上，才能涉及人性揭示这一标准。因为深入的人的关注，必然会深入到人性深处，揭示、剖析和思考人性的深刻和复杂面。这种揭示和思考既能够促进人类对自我的认识，呈现出独特的文学价值和魅力，也是文学能够超越时代、民族，进入到更广阔时空的主要原因。

2.对人类生存、命运的关注。人类是一个整体，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人类生存已经具有很普遍的共性，所面临的困境和命运都相互关联，因此，文学的深远关怀应该触及到整个人类，其主题能够在超越民族区域的范围内产生共鸣。深入来说，这一标准也不只是适应于当今文学，即使在人类文明不够发达、各民族文明缺乏交流之际，也有优秀的文学能够超越自身生存，在更深远的范围内进行思考。作家们也许主观上没有跨民族的人类意识，但客观上却体现了人类整体意识，具有了人类关怀精神。人类整体关怀意识，是民族文学融入世界文学高度的重要因素和标准之一。

3.对民族、时代命运和历史的思考。就绝大多数文学作品来说，民族和时代命运是其最直接和最广泛的关怀。因为作家生活于具体民族和时代中，他很自然选择这些生活来书写和反映，着力于揭示其时代面貌和潮流，表达其对现实、历史生活和同时代人的关注。思想标准可以大体上分为这三个层面，这三者之间虽有差别，但很难说存在绝对的价值高下。典型如对民族、时代命运和历史的思考，有人觉得它局限性较大，不如人性和人类关怀那样具有普泛性和深广性。我以为不然。因为一方面，反映民族和时代主题的作品也完全可能关注人，揭示深刻的人性，蕴含深广的人类关注，它们之间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共存；另一方面，民族和时代命运本身也具有深邃的内涵，它也可以直达历史和文化的最深刻处。所以，对作家和文学作品的评价，不是看其表现了什么思想，而关键看其在自己的思想领域内达到了什么深度。对人性的揭示思考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当然无愧于世界一流作家；对人类生存困境剖析的高峰如卡夫卡、乔伊斯，也足以彪炳史册；在民族历史的思考上若能达到托尔斯泰的高度，在现实描摹上能够具有巴尔扎克的广博和深刻，在时代苦难的揭示上有索尔仁尼琴般的犀利，显然都无愧于伟大作家的声誉。同样，以对战争的书写为例。雷马克《西线无战事》、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这样建立在人性关怀基础上的反战作品固然堪称经典，但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荷马史诗《奥德赛》这样展现民族精神或张扬英雄气概的作品也不失其经典意义。角度不同，立场有别，但深度价值可以共存。另外，在具体创作中，几方面的思想内涵往往并不是独立分开，而是融合在一起的。或者说，作家创作虽然各有侧重，但却并不单一，往往会与其他思想相通，复杂而和谐地共存。许多伟大作家的作品就能够在多方面兼顾，都达到了很高的高度。如《红楼梦》，既有现实的深刻揭示、文化的预言，也蕴含着对人性深邃的把握，其人物生存困境也具有一定的人类普泛性。再如《浮士德》，同样是人性的佳构，也是人类生存和本质的深层次探究。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等诸多优秀戏剧，既是时代史诗，又对人性有深刻的探究。不管作家表现什么思想，大体上对其思想价值评判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深刻性，一个是前瞻性。所谓深刻性，就是能否比一般人看得更深更远更准确。不管是对人、对社会还是对人类生存，任何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但是，真正优秀的作家对它们的认识肯定比一般人要深，他能够见人所未能见，思人之未能思，能够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迪，感受到文学思想的巨大魅力；所谓前瞻性，其实与深刻性也密切相关，就是他不只是能透析过去，还能够预见未来，能够在时展之前作出对社会和人类生存的独特思考。因为优秀的作家在对现实的把握和洞察上肯定能超越一般大众，能够具有更高的时代认识和判断能力。其次来看艺术方面。与思想一样，文学的艺术内涵也很丰富，而且由于体裁之间的巨大差异，不同文体作品的艺术要求各有个性。小说讲究叙述方法，诗歌讲究意象，戏剧重视戏剧冲突等，需要具体而论。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展开。

我只是特别强调，在所有艺术标准中，语言是最普泛和最基本的因素，也是评价文学作品价值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不管什么类型的文学作品，都以语言为最基本的表现手段，语言运用的成功与否，是判断其艺术价值的主要标准。具体对文学艺术性的评价，也主要遵循两个标准，一是圆熟性，一是创新性。圆熟就是能够熟练巧妙地运用文学形式，能够将自己的思想通过文学形式自然而合理地传达出来。创新则是超越前人，以独立的、创造性的姿态发展艺术表现方式和艺术理念。艺术表现的圆熟是作家艺术功底之体现，也是作品艺术水准之重要评价标准。但是，并不是说所有优秀作品都是艺术上圆熟的。创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作品形式的不完美。甚至在更高层面上，创新的价值比圆熟更为重要。因为只有不断的突破和创新，才能发展文学的艺术性，才能使文学的艺术魅力充分显示出来。许多作品艺术上并不完美圆熟，但其独特的创新性赋予其永恒魅力，永存于文学史星空中。思想与艺术构成文学价值标准的两翼。如何确定它们的主次位置，如何限定它们的价值含量，很难说有绝对的标准，而是见仁见智，与评论者（读者）的文学观念有关：尊崇艺术的评论者（读者）当然会更看重艺术性，而其他的评论者（读者）则可能将思想性放在第一位。另外，文学中不同文体作品对思想和艺术的要求也不太一致。有的文体（如长篇小说）对思想的要求更高，有的文体（如短篇小说和诗歌）对艺术的要求更细致些。在大多情况下，一篇文学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会呈现基本均衡发展的态势，但并不排除它们之间会存在强烈的不一致。在发展不一致的情况下，某一方面的突出可能会对另一方面的缺陷进行弥补，部分地遮蔽它的缺点。比如，某一作品可能在思想方面不足，但艺术上却很精致圆熟，它也可能成为一部优秀作品。反过来也可能是这样。但是，这种弥补必须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即它的缺点不那么太突出，也就是能达到基本的层次。如果它所缺失的那一面太过突出，即使优点显著也难以成为优秀作品。这一点也同样可以运用在思想或艺术（特别是艺术）标准的内部。即作品的思想或艺术内部的某一方面特别突出，可以遮盖其他方面的缺陷，但也同样只能在适度范围内。从文学史上看，具有很高思想内涵但艺术粗糙的作品留存不多，这说明：单纯的思想价值很难进入高的文学价值层面。但文学史上却不乏不具有高远思想内涵、只体现纯粹形式美的作品，这说明；文学在最基本层面上还是艺术，艺术性是其最基本价值。最后，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文学标准需要坚持标准与多元相统一的原则。我们坚持文学标准的基本性，但也承认文学标准有很多相对性，它存在着普泛意义和具体上的差异，需要有机地结合。换句话说，虽然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普泛文学标准，但是，这些标准的落实往往存在多种差别，需要充分而具体地考虑。首先，从最基本的层面说，我们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需要有高度上的区分，也就是说文学存在有伟大文学、优秀文学和一般文学之别，它们属于不同价值层面，评价标准也存在着大的差异。我们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品评和鉴别时，应该明确是在哪一个层面上来进行，将所持的标准与所下的结论统一起来。具体说，对伟大文学作品的价值标准要求肯定更高，它们之间内在的原则也不一样。它应该是既有突出的优点，其他方面也不能凡俗；优秀作品的标准会低一些，即某个方面的突出可以让人忽略其他方面的较低水准；一般文学也就是从基本标准上来评判，这个标准比较浮泛，也很难明确和确定基本规则，但符合文学的一般艺术因素，有一定的思想意蕴，是其必要的条件。其次，在统一的标准之下存在有民族、时代、文化和文体以及个人上的适度差异。如在文体上，不同文体的要求不一样，标准也不一样（例如同样属于小说领域的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前者更看重思想内涵，后者更看重构思和表达。至于不同门类的体裁，标准差异就更大了）；再如民族差异。不同民族文化背景导致对文学的认识、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存在着较大差异。有的民族更重视思想深度，有的民族更看重技巧；有的时代更崇尚优美，有的时代更注重崇高；再如时代差异。不同时代人对文学的认识和评价标准会有鲜明的时代因素，受其时代文化和审美习惯影响；最后，文学标准还带有很强的个人差异。正如俗话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者先在的文化背景和阅读期待决定了文学标准带有一定的个人性，不同的文学趣味会导致对文学不同的看法，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所以，在进入到具体作家作品的评判时，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作家个性风格上的差异和独特性，应该持宽容灵活而不是刻板僵硬的要求，操作评判中应该包含一定的弹性和模糊性。这其中最突出的是民族差异问题，这在当前文学中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即文学标准究竟是普世的还是具有民族个性。我以为应该是二者的结合。一方面，文学标准肯定有普遍性的一面，如对人性的表现，如艺术上的圆熟等等，笼统而言，是超越于民族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应该包含有民族性独特内涵。由于文化历史和审美习惯的差异，不同民族文化拥有自己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文学标准，艺术方式和传统都不一样。如中国古典文学崇尚抒情传统，多抒情诗歌，少鸿篇巨制的叙事作品。这与西方文学的知性和叙事传统形成对比，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价值高低，而更是一种民族文化个性。在这一前提上，不同民族对同一文学作品的评价可能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可能出现某些作品的优秀只能在其本民族或文化范围内得到承认，难以被其他民族或文化所接受的情况。如那种民族时代个性很强的作家作品，可能进入不到最高的文学层次，但并不妨碍它成为民族优秀的文学作品。包括艺术上，究竟什么是圆熟，各民族文学特点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民族性与世界性并不矛盾。比较典型的是优秀文学往往带有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也就是说，优秀文学作品也许会反映比民族更深广的思想，但它往往是通过具体的民族和地方生活表现得以体现的，它也往往会带有独特的地方民族个性，是在个性中蕴含对更广泛共性的揭示和反映。鲁迅曾经表达过“越是民族性就越是世界性”的意思，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文学现象，但确实有一定道理。因为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创造性，只有不同民族文化的丰富个性，才能实现多元的创造性，狭隘单一只能窒息文学的生命力④。当然，民族性不是文学价值的唯一标准，它必须遵循文学评价的更高前提，也就是上面说的思想与艺术标准。所以，民族性的表现需要在自然和真诚的前提上，需要努力展现出民族个性中的精华，而不是刻意地营造和迎合某一对象，更不应该以之为最终目的。

三、中国新文学的标准及经典反思

中国新文学的基本评价标准与文学的一般标准是相一致的，但它还需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适度调整和细化。其前提除了它是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学之外，还有比较复杂的因素。这就是在其发展之初受西方文学影响较重———对于一种处于整体文化转型的文学来说，这种影响是必需的———它必须要经历走出异域影响、回归本土自我的过程。这样，新文学的评价标准除了遵循一般文学标准，还应该特别看重一下两个方面的因素（当然，这两方面因素并不是独立于文学一般标准之外，而是融合于一般文学标准之内的）：其一，在思想艺术上的民族特性。首先应该明确，我绝不是要求新文学简单地回归传统文学标准。新文学已经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属于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其评价标准当然也需要现代化，这中间自然会融入西方文学的因素，不可能再以单一的中国传统文学标准来限制和规范它。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文学在根本上应该是民族的，新文学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汇合于西方文学中，而是为了民族大众，并且民族性才能在世界文学范围内显出真正的个性和独特价值。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审美精神是完全可以现代化的，也是新文学拥有独立个性的前提。能否将自己的创作融入民族传统中并作创造性的拓展，是评价中国新文学作家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准。正如艾略特所说，传统不是固定而是不断发展更新的，优秀作家将自己加入传统中，赋予传统以新的活力。新文学作家也应该这样理解和关联民族文学传统⑤。其二，能否深入到民族生活和大众心灵中。读者市场绝对不应该是评价文学的基本标准，但是，能否深入到民族生活中，揭示民族生活的深邃处，成为社会和大众心灵的深度阐释者，是对文学的重要要求，而这样的文学，是不会被大众所抛弃的。这中间包含两层内涵，一是深入生活的背后，把握时代和人的精神世界；二是将文学的审美形式进行中国化，实现与大众心灵在审美上的沟通。前者不需多言，就后者而言，可以以语言为典型个案。中国文学以汉语为基本表达方式，但由于书面语与口头语的距离，胡适等“五四”文学先驱们所设想的“你说什么，就写什么”很难付诸于现实。但是，怎么样克服欧化倾向，既凸显出汉语的独特魅力和个性，又与大众口语相关联，是新文学赢得大众的一个重要前提。以文学的经典标准来回顾和认识新文学历史（一般来说，文学经典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时间基础上，也就是说，只有经过充分的时间考验，才可以基本判断其是否具有经典价值。所以，本文涉及的新文学经典只针对上世纪50年代前文学———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现代文学时期），我以为，如果不持苛求态度，新文学是有经典（优秀）作家和经典（优秀）作品的。这一方面表现在这些作家作品开创和推进了新文学的创作规范，具有文学历史的经典意义，另一方面，确实有部分作家的作品达到了一定高度，具有了文学经典的价值。概括来说，这种经典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时代现实的描画和揭示。

20世纪中国是一个经历了巨大变化的时代，无论是社会文化还是人的精神都发生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大变迁。政治的复杂和坎坷，决定了这一变迁不可能是平静和简单的。许多优秀作家以个人化的方式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揭示了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和政治。典型而言，鲁迅的小说和散文作品，对近现代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群像作了非常典型而深入的书写，对其精神状态和现实困境揭示得相当准确，达到了从个别中见出一般的典型高度。再如老舍，其作品（典型是其中短篇小说作品和《茶馆》一剧）深入于北京文化之中，在充分的个性中实现了更广泛的思考，也是非常有深度的创作。再如沈从文和废名的《边城》、《桥》等作品，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出发，对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传统乡土文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了自己的回应，提供了与西方发展思想不一样的文化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的一种独立回应。另外，在诗歌领域，艾青的抗战诗歌将个人情感与民族时代精神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歌以咏志”传统，可堪称“时代的歌者”。二是在艺术上的探索和创造。新文学的文体形式多以西方文学为蓝本，经过几代作家的不懈探索才逐渐从简单走向复杂，从幼稚走向成熟。其中也产生了艺术圆熟和富有创造性的作品。以文学语言而论。正如前所述，新文学需要在大众口语、文言文和西方翻译语之间进行扬弃与创新，难度非常之大，也有不同的探索方向（典型如周作人的淡雅悠远，冰心、朱自清的优美华丽，以及赵树理的朴素简洁）。我以为，尽管很难说哪个作家的语言方向是唯一的，也不能说哪个作家的语言已经达到了完美高度，但作家们的努力是卓有成效，也确实有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学语言。其中我觉得特别要谈谈鲁迅的语言。鲁迅文学的语言一直引人争议，特别是近年来在中学教育领域内质疑声很多。并不是说这种质疑完全没有道理，而是说审视的标准和要求不一样。从中学语文角度来说，它所要求的是规范、清晰，鲁迅也许不合这样的标准。但是，从文学语言的创造性和准确性角度看，鲁迅的语言绝对是优秀的、具有创造性的。在进行文学评价时，我们应该尊崇文学的标准而不是中学语文的标准。另外，沈从文和废名的代表作品在艺术上也都颇为圆熟，既创造性地借用西方文学技法，又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特征作了现代化的转换和再造，具备了经典艺术的品格。但是，从更高要求说，我认为新文学尚没有达到伟大文学标准的作家作品。这主要体现在思想上。一方面，也许是因为现代文学时期民族苦难太深重，作家没有余裕进行多的超越现实思考，新文学的思想主流是在揭示时代社会，关注现实和社会问题，对人的生存、命运和价值命运给予充分的关注。这并非就是思想低下的标志，问题是绝大多数作家都没能逃离政治利益的羁绊，从真正客观和深刻的立场上来揭示现实，忽视了普通大众的生存和意义，对人性的思考与揭示也不够深入。其中，人性揭示方面比较典型。很多人都特别推崇张爱玲的小说，认为她的小说通过对女性心理的揭示实现了对人性的深层挖掘，塑造了白流苏、葛薇龙、曹七巧等具有人性内涵的人物形象。确实，在现代作家中，张爱玲的人性表现已经是很突出的了，但她所揭示的面并不宽阔，而且往往带有刻意的痕迹，因此成就固然突出，但并未臻化境⑥。另一方面，在对现实社会的展示和思考上，新文学作家们很少立足于深远民族文化传统立场，将自己的思想点接续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审美精神，没有形成中国式的独立审视世界的方式⑦。新文学思想性匮乏的集中体现可以以长篇小说为例，因为长篇小说最需要深刻的思想为底蕴。但是，新文学中不乏精致优秀的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水准却明显不足。常被当作长篇小说扛鼎之作的茅盾的《子夜》思想上的局限非常典型，它最大的缺陷是仅仅局限于对社会阶级问题的揭示，却没有落实到对人的关注上。此后，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更具个人思想底蕴，但所遵循的“主观拥抱客观”的思想却使它与生活过度地疏离，影响了艺术上的高度。

可以说，在整个现代文学时期，真正堪称经典的长篇小说基本没有。另外，在艺术上，特别是在一些文体的艺术规范上存在着较多不足。由于现实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影响，新文学的价值标准普遍偏向于思想而疏淡了艺术。这导致新文学虽然在艺术上多有开创之功，却少有不断精进探索的作家，也缺乏纯粹（或主要）以艺术创新的优秀作品，在整体上还没有完全摆脱欧化的痕迹，真正建立自己本土化的艺术规范。其典型表现是一些文体尚没有建立独立的规范标准。如戏剧和诗歌。戏剧是纯粹的外来文学样式，要被本土大众所接受，既需要在内容上充分民族化、生活化，也需要形式上作适度的本土化改造。如何既不落后于世界潮流（毕竟，戏剧是世界性的艺术形式），又能融入本土生活，是戏剧家们非常艰难的课题。现代戏剧的成绩显然不够完美。诗歌也是一样。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最辉煌的文体，新诗虽貌似脱胎于传统，实质上源自西方，新诗近百年的历史始终是在西方与传统之间拉锯，真正既联系传统诗歌精神、又与现代生活相密切关联的基本范式尚未建立，诗歌的发展也呈现无规范、无标准状态。在一定情况下，我以为中国新诗的成就和方向需要重估，需要诗人们和研究者们更切实和更具创造性的探索和思考。当然，我在这里对新文学的经典及其不足进行反思，绝无菲薄之意，而是希望在更全面认识新文学历史的前提上，更清晰地确立新文学的传统、规范和标准。说实在话，考虑到新文学从发轫至今只有不到一个世纪的历史，而且这中间战乱频仍，政治矛盾复杂，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已经足以让人骄傲了⑧。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新文学评价标准问题内涵丰富复杂，远不是我这篇小文章所能够探讨清楚的，我在这里提出思考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以真正科学的客观精神来进行深入探讨。尽管在解构主义、相对主义和游戏主义盛行的中国当下，这一呼吁不太合乎时宜，但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更需要文学的坚持，更需要有文学标准的明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究竟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好的文学，文学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才能凸显，也才能赢得社会大众更多的尊重和喜爱，拥有更光明的未来。①最近，著名现代文学史家丁帆提出“百年文学史入史标准”问题，明确体现出现代文学史界的这种强烈愿望和意图。参见丁帆《关于百年文学史入史标准的思考》，《文艺研究》2011年第8期。

人们在谈论近年来的文学西方化时，往往都会想到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潮流。其实，当前文学的西方化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深度上较之“先锋文学”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因为这种情况太过普遍，已经成为文学的常态，人们已经不觉得新奇，也就不视其为“先锋”了。③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所谈的文学标准是纯文本意义而非文学史意义的。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存在有文学史和纯文学上的差别。有些作品，尽管不一定质量很高，但它在文学发展历史上具有开拓和启示性意义，是有很高的文学史意义的；也有些作品，可能在当时不一定产生很大影响，但实际上却拥有很高的纯文学意义，其价值要经过一定时间距离才能被认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