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育婴刍议谈文学作品风格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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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

判断一部文学作品的归属，仅仅靠作家的署名是片面的。其实，每一部文学作品总是会无形中打上作者的烙印，那便是作者的风格。中国人在谈论绘画和书法临摹时常用到“形似”和“神似”之说。做到“形似”只是再现了皮毛，而做到“神似”则是抓住了精髓。后者是更高境界的再现，因此难度也更大。那么，在翻译过程中，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或情节，只能算是“形似”；若能将原文的风格一并传达出来，便称得上是“神似”。风格的翻译是评判译本优劣的重要根据之一，也是译者一直以来想要解决的难题。本文以刘炳善先生翻译的《育婴刍议》为例，从词汇、语句、篇章三个方面进行评析，看译者如何再现原作风格。

二、原作风格

就风格而言，斯威夫特可谓是“讽刺”二字的代言人。他常以辛辣的笔触、嬉笑怒骂的口吻无情地揭露统治阶级的腐败和人民遭受的苦难，但他绝不是为了讽刺而讽刺，而是把文学当做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工具。[1]评论家将其风格称作“斯威夫特式”（Swiftian）风格，成为文学批评术语，从而在世界文坛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亦是他讽刺风格的集中体现。《育婴刍议》（AModestProposal，1729），属于他“爱尔兰政论”（theIrishPamphlets）中的一篇，也是最著名、最受读者欢迎的一篇。这些文章都是为爱尔兰人民鸣不平，争取自由和权利而著，深刻揭露了英国统治者对爱尔兰人民的压榨和迫害。王佐良在评论本文时说：“论到嘲讽运用之妙，本文是英国文学史上的顶峰之一。”

三、讽刺效果与翻译

如上所述，本文最大的风格特点即为讽刺。如何再现原文的辛辣笔风，便成了译者的首要任务。本文的译者刘炳善先生在翻译散文时便特别重视译文的风格问题。他指出：“英国散文家都很讲究文体或曰风格。散文之所以能够吸引读者，关键在于作者通过自己的文章风格透露出自己独特的个性。”[3]然而，风格并不是什么虚无缥缈、难以捕捉的东西。刘宓庆指出，风格意义的可知性，可以并且只有建立在结构分析的基础上，才可能接近于准确、接近于对应。文章的风格必不可免地会被语言符号化。[4]因此，笔者将从词汇、语句、篇章和修辞四个方面对原文和译文进行比较分析，从中考量译文在再现原文讽刺风格上的得与失。

（一）词汇方面

在词汇方面，第一个特点便是正式。本文按体裁分类，属于散文中的“正式论文”。此外，本文具有政论语体特征。因而，用词颇为正式。例如，仅在提出自己观点时，便用了“propose,observe,grant,confess,re-gard,reckon”等词。在名词的使用方面亦是如此，如用“raiment”而非“clothes”来表示衣物。而且还用了古雅的拉丁文“perannum”来表示一年。在翻译中，译者尽量再现原文用词正式的特点。例如，将“humblypropose”译为“略陈”，将“observe”译为“明鉴”，都颇具中文谏章的味道。但是，由于中英文之间的差异，损失是不可避免的。如原文的“grant,confess”都比“admit”正式，但却都译成了“承认”；“perannum”只得译为“一年”。然而有失必有得，译者不拘泥于原文，在他处补足了此处的损失，可谓灵活运用了“忠实”的原则。例如，“mythoughts”在译者笔下变成了“愚见”，“I”成了“鄙人”，可谓妙笔。此外，译文还大量运用了四字成语，如“哀哀无告、无师自通、珍馐美味、刚愎自用”等来增加译文的正式度。因此，整体上来说，译文较成功地再现了原文的正式风格。原文在词汇方面的第二个特点便是精确。“一年”用了天文年“asolaryear”表示。一个天文年等于365天5小时48分46秒。译者译为“整整一个年头”，虽加了“整整”起到了一定的强调作用，但比起原文仍稍显逊色。原文“流产”用的是“voluntaryabortion”，因为在医学上，习惯将流产分为“主动流产”和“难免流产”。译者译作“自愿堕胎”，可算精确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总体上看，译文基本上再现了原文的风貌，但却少有变动。究其原因，除了语言差异之外，可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更注重的是原文的文学性。综上所述，原文在用词上具有正式和精确两大特点。译文基本上做到再现原文的这两大特点，因而也就很好地再现了原文的讽刺效果。本文模仿“献策者”的口吻，通过提出一条可谓“惨绝人寰”的建议来缓解爱尔兰的危机，实为荒唐。但正是这般荒唐之事，作者却有板有眼地条分缕析起来，摆证据，讲道理，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从而透出了作者的讽刺意图。用词的正式与精确，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译者把握好了这一要点，译文就能很好地再现原文的讽刺效果。

（二）语句方面

首先，从句子结构来看。原文就以长句和复合句UIWENXUE居多。以第一段为例，此段共120字，但却只有两句话构成。第一句话由分号分成两个并列句；两个并列句中，一个含定语从句，一个含状语从句；第二句话则含有一个定语从句。美国著名美学家苏珊•朗格曾指出：“有韵句子的长短同思维结构长短之间的关系，往往能使思想变得简单或复杂，使其中内涵的观念更加深刻或浅显直接。”[5]本文大量使用长句和复合句，正是体现了作者思想的复杂和观念的深刻。此外，“长句结构比较复杂，组织严密，容量较大，有气势，叙事具体，说理周详”，[6]正合本文政论的语体。在翻译长句时，常用的方法就是断句。虽然有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文章原来的句式特点不免会受到损伤。但是，本篇译文并没有刻意断句。译者巧妙地发挥了汉语意合的特点，将长句的形式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仍以第一段为例，中文共有174个字，还是只有两句话。但两句话中的从句已在无形中转换成了流利的中文，实为妙笔。而此处长句的运用所达到的说理缜密、严肃正式的效果，与上文分析词汇时所列出的原因一样,起到了增强原文讽刺效果的作用。其次，从修辞角度来看。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亦是大大增强原文的讽刺效果。其中，最鲜明的就是拟物法（zoosemy）,指把人当成物来描写，包括描写成动物、植物、无生命物、抽象概念等。[7]本文在描写爱尔兰人民时大量运用了这种方法。例如，“dam”本指母兽（motherofafourfootedanimal），这里却用来指爱尔兰贫民妇女。又如，“couple”若以单数做复数用，一般指兽类，而此处却用来指贫民夫妻。类似的还有“breed,breeder,carcass,produce”等，原本都是用来描述兽类，而此处却用在了爱尔兰人民的身上。这充分体现了文章作者对劳动人民的蔑视。然而，作者此处模仿的是那些“献策者”的口吻，而非作者本意。弄清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清其中蕴含的对“献策者”们的强烈讽刺。但可惜的是，在译文中，这一修辞手法没有全部重现。如“dam”被省略，“couple”译为“对儿”，“breed”则处理得较好，译为“留种”。此外，本文使用的另一种修辞方法为“反讽”，即用同本意相反的词语表示本意。例如，将偷盗说成是“art”,把天主教徒说成是“papists”,①将拉伯雷②说成是“agraveauthor”，而将爱尔兰的富商贵族们说成是“ladies”,“finegentlemen”和“atrueloverofthecoun-try”。作者站在“献策者”的角度，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更是对他们尖刻的讽刺。译文也较好地处理了这一点。如，“thequickestproficiencyinthatart”译为“精通此道”，将“agraveauthor”译成“一位严肃的作家”，“ladies”,“finegentlemen”和“atrueloverofthecoun-try”分别译作“贵妇人”，“文雅绅士们”和“真正的爱国者”，只有“papists”译成了“天主教徒”稍显逊色，但基本上已传达了原作反语的修辞手法。

（三）篇章方面

从整篇文章来看，原文条理清晰、循序渐进、旁征博引，将政论文的气势做足，俨然一派正人君子、忧国忧民、救国献策的口吻。然而，文章中所提出的建议却是骇人的：屠杀一岁小儿，折其骨，扒其皮，食其肉。这整体形式与内容的反差，可以说是最大的讽刺，揭露了在爱尔兰地主和英国的双重压榨下，爱尔兰人民的悲惨生活。此外，作者站在“献策者”的角度上提出这一建议，也是一种反讽。虽然表面上站在他们一边，但却在论证中揭露了其凶残的本性，甚至是批判。译文也紧紧地跟随原作，通过内容与形式的反差，通过对“献策者”的反讽，体现了原文的讽刺效果。

四、结语

（一）整体评述

斯威夫特的这篇《育婴刍议》可谓是其政治讽刺文章的代表作。文章从字词句篇处处流露出浓厚的讽刺意味，看似自然，实则是作者匠心酿之。通过从词汇、语句和篇章三个方面的分析，译文亦较好地再现了原文的讽刺效果。但是，限于中英两种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部分讽刺效果在翻译的过程中遗失了，这也是翻译过程中的无奈。但就整体而言，本文仍为佳译。

（二）文学作品风格的翻译

通过对《育婴刍议》译文的分析发现,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的风格过程中,还是有迹可寻的。首先，要求译者有较为深厚的文学功底。刘炳善先生一生致力于英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著有《斯威夫特———英国的讽刺散文大师》。[3]82-102因此，对本篇作者的写作风格、文章的创作背景等有着全面而深刻的了解。与此同时，翻译文学作品自然也对译者的中文文学欣赏与写作水平有着较高的要求，否则即便透彻理解了原文，也不能将其淋漓尽致地再现出来。其次，钻研原文的文本特征。原文的风格必然通过文字表现出来，译者只有吃透了原文的文本特征，在翻译的过程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的风采。在分析文本特征时，可以从词、句、篇章这三个角度入手，由小及大，全面把握。最后，翻译永远都是有缺憾的艺术。缺憾是因为，无法完全对等地翻译出原文的字句。但翻译依然是艺术，因为我们可以利用对文章的整体把握，在其他地方弥补损失的意境。在本篇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在整体把握了原文写作风格后，在一些地方进行了巧妙的处理，如将“mythoughts”译作“愚见”、“I”译作“鄙人”等，利用中文谏章的口吻，完美再现了原文风格。因此，可以说，翻译也是一种创作。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要做到“神形兼备”实为难事，是对译者提出的巨大挑战，也应是译者不断完善自身的动力和前进的方向。只有踏实钻研，融会中西，才有可能出现名篇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