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英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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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典英雄

古典英雄重点指有恢宏的拯救式“社会理想”或“道德理想”的英雄形象，从奥德修斯到哈姆莱特，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人类对英雄正义精神的赞美和向往。希腊古典神话中的英雄具有超人的力量，代表人物有大力士赫拉克勒斯、伊阿宋、西绪福斯等。就整个作品而言，“这些英雄形象是构成行动的根本要素，他们既是行动的起因，也是行动的结果……然而当他们出现在荷马史诗中时，英雄的地位便发生了变化。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他们变成了文学结构的一部分，是史诗中严整的行动中一些因素而已。”①《伊里亚特》歌颂与异族战斗的英雄。希腊第一英雄阿基琉斯为维护个人荣誉与尊严不顾整个希腊联军的胜负，决然罢战，体现了强烈的个人意识、英雄主义精神和希腊文化的人本意识。而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则具有更多的集体主义精神，其英雄主义更富于悲剧色彩。《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海上遭遇，是以神话隐喻方式表现出来的古代人对自然的斗争。他的身上闪耀着超凡的英雄光辉:意志坚定、沉着机智、深谋远虑、英勇无畏。每个时代都有重要作品阐释奥德修斯的海上十年漂泊。古典作品重视这位英雄本身的遭际;近现代至当代作品，则偏向于关注他漂泊的象征意义。历史上许多大作家如柏拉图、但丁、乔伊斯、米兰•昆德拉等，都曾不懈于此地探索过。奥德修斯是跨越时空的古典英雄形象的典范。

文艺复兴时代作家笔下有两位突出的英雄:堂•吉诃德、哈姆莱特。有论者认为《堂•吉诃德》是一部英雄遗落人间的悲剧②。堂•吉诃德锄强扶弱、维护正义、疾恶如仇、见义勇为。他随时准备为美好理想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并在失败受难中以自己高尚的人格昭示真理。他生活在孤独中，他的惩恶扬善、主持正义的努力不被社会承认，一概被人取笑。他的悲剧是一种内在人性的悲剧。塞万提斯在理想与现实、真实与幻想相冲突的典型环境中象征地表现人类崇高理想和道义在这个世界上接受考验的过程，从而揭示主题:这个世界是虚妄无情的，美好的幻想破灭了，英雄将成为世故无聊的牺牲品。

哈姆莱特曾是一个快乐的王子，但剧本一开始，他便遭受了一连串打击:父死、母嫁、情人成帮凶、朋友同学背叛，丹麦成为最坏的一座地狱。在这样的境况下，他肩负着双重重任:替父复仇、扭转乾坤。由于他所面对的社会邪恶势力过于强大，他还不能胜任“重整乾坤”、改造社会的历史重任，只有在伪装的疯狂中思考。“生存还是毁灭”，迷惘、焦虑、惶惶不安的情绪和心态，笼罩在哈姆莱特复仇的过程中，造成了他行动上的犹豫和延宕。他的延宕是因为他感悟到人的渺小、人的不完美，同时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晚期信仰失落时人们进退两难矛盾心理的象征性表述③。歌德认为哈姆莱特是一个美丽、纯洁、高贵而道德高尚的人，他缺乏成为一个英雄的魄力，却在一个他既不能负担又不能放弃的重担下被毁灭了。悲剧英雄哈姆莱特的死表现了作者对理性、秩序和新的道德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呼唤。

二、个人主义英雄

相对于古典英雄的“社会理想”或“道德理想”而言，个人主义英雄则偏重于“个人理想”，注重个人体验、情感、意志的表达。拜伦在其《东方叙事诗》等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叛逆性格的人物形象，如《海盗》中的康拉德、《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的恰尔德、《曼弗雷德》中的曼弗雷德等。这些人物形象傲慢、忧郁、孤独、敏感自尊、玩世不恭，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特征和浓厚的悲观绝望情绪，被称为“拜伦式英雄”。他们大都是出身高贵的反叛者，他们的斗争总是以失败告终。从这些“拜伦式英雄”身上很清晰地折射出诗人拜伦英雄热情的理想。

这种英雄热情的理想实质是一种带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色彩的英雄主义，它既具有个人主义的因素，又有着人道主义的诉求，体现了人对于世界的主动回应和对自身价值与尊严的维护。这正是他们英雄主义的含义所在。

于连•索黑尔是法国复辟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奋斗的典型，他的个人理想是渴望成为富豪和伟人，用个人奋斗打开一条路，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既不同于只求温饱的青年，也不属于甘愿出卖灵魂、最终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的一类。司汤达在刻画于连的野心时更要表现的是他的高贵之处，当他面对死亡时喊出了“我不向你们祈求任何的恩惠”④，作者浓墨重彩的是他同障碍物的斗争，而不是小人得志的快乐。这在尼采那里就是权力意志的表现。

于连冒犯了整个上流社会，所以他的死亡是必然的，是他这个出色的个体在等级秩序里要付出的代价。死亡为这种孤军奋斗的人披上了浪漫和崇高的色彩。于连这一个人奋斗的悲剧英雄形象揭示的正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个人与不平等的社会奋斗时的不幸命运。

西刺克厉夫(Heathcliff)，这个名字由Heath(长满石楠灌木的荒原)和Cliff(悬崖)二字合成，它具有原始、野性、苍莽、狂暴、宁折不弯的含意。他把自己视为一棵被风扭曲的树木，辛德勒对他的虐待是他复仇的动因。他通过气死林敦和伊莎贝拉、剥夺哈里顿受教育的权利、软禁小凯西并且逼她嫁给小林敦、扭曲哈里顿的人性，试图泯灭人对生活和爱的本能来实施报复⑤。这是一个因失去爱情而疯狂复仇的魔鬼式的英雄。他的爱是极端的爱:疯狂、真诚、至死不渝;他的恨是极端的恨:疯狂复仇，冷酷凶残。最后爱恨交织，爱始终比恨有力量，恨消灭不了爱，魔鬼般疯狂复仇的西刺克厉夫死在了爱的苏醒、人性的复归中。凯瑟琳和希刺克厉夫的超现实、超人间是非的爱是这一切爱、恨的源头，他们的爱包藏着人类亘古的秘密。

三、“反英雄”的英雄

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蕴涵了一种非理性人本意识，“人”的形象失去了传统文学那种崇高美，从而沦为“非英雄”或“反英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意在创作一部规模巨大的现代史诗，只不过作者让我们看到，远古神话已变成了平凡、乏味、庸俗、肮脏的都市生活;史诗中的英雄也早已被平庸、猥亵、精神畸形的人物所取代。布鲁姆只是现代社会小小的广告兜售商，虽偶尔也流露出对合理社会的向往思想，有感人至深的善良，但更突出的是庸俗与无能。诸如明知妻子出轨却只能委曲求全，遇到暴力袭击只能逃之夭夭，面对他人侮辱只能忍气吞声，抽屉里藏黄色照片，偷窥女人内衣等⑥。这是平庸、卑微、渺小的现代西方人的缩影。

20世纪的西方现代人，早已不是古希腊时期“正常的儿童”。工业文明的极端物质化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精神领域出现信仰危机，人们失去了追求崇高的信念。作家也厌倦了对高大勇猛的古代英雄的崇拜，转向描摹最卑微平庸的现代凡人，从而感受生命的存在。

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尤索林与周围众多的人物不同，他为自由、为灵魂而生存，是当时难得幸存的清醒者、反叛者和“逃避者”。作为清醒者的尤索林，清醒地意识到那些打着堂而皇之高尚理由的战争发动者和受益者们如何利用这些高尚的理由蒙骗和压制人们，利用战争为自己谋私利。那所谓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不过是权力拥有者用来压制、控制人的手段。作为逃避者和反叛者的尤索林不愿意再参与其中，更不愿意为其卖命，因此选择逃走，以求自保，独善其身。他是小说所有士兵中唯一敢于公开与权威叫板的，表现出其清醒和独立自主的一面，表明他还是有起码的良知和正义感，虽然势单力薄却英勇无畏地站在了正义的一方。在小说的结尾，尤索林以逃兵的形式脱离了战争，脱离了荒诞不堪的军营生活，飞向自由国度瑞典，但最终还是未能战胜“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悖论。军规无处不在，变化多端，尤索林逃出了军营，却永远也逃不出现实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第二十二条军规”。逃避现实的行为本质上也是悲剧式的，充满希望的结局的背后隐藏着对生命无尽的绝望。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使人们不断积极地探索与诠释英雄与普通人之间的新关联。于是，“反英雄”式的人物走到了幕前。“反英雄”的发展是人类崇高理想逐渐衰微的渐变过程。人失去英雄形象和魄力之后，其伸缩能力和空间越来越小，满足程度也逐级下降。人的生存状态随着价值观念的整体变化而改变。作家总是能够敏锐地觉察到时代变迁后的价值差异，通过“反英雄”的命运，暗示价值观念的贬值或丧失，通过“反英雄”这种不理想的方式来表达对理想的渴望。

纵观作家笔下英雄形象的演绎，不难看出人类渴望理想的情怀从未改变。古典英雄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注重社会性，表达了人类对英雄正义精神的赞美和向往，他们勇敢无畏彰显着人类对自己对敌人和对大自然的胜利，即便是牺牲也是奉献或反抗失败后的牺牲，是悲壮的。偏重于“个人理想”的个人主义英雄们，他们的追求向内，注重个体情感价值的实现，表现了作家对个体生命深度的重视和人道主义关怀。对看似消解了英雄内涵的“反英雄”的描写也并不意味着人类希望的消失，作家通过“反英雄”这种不理想的方式来表达对理想的渴望，揭示人类永远不会停止对自身理想和前途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英雄”与“英雄”一样是永远不会在作品中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