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影视文学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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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电视文学创作这一后起之文学样式中,浙江作家有较久远的历史。早在20年代,史东山就投身早期电影文学作品的创作。那时,他对电影的认识,完全建立在唯美主义的基础上,如创作的《杨花恨》、《同居之爱》,都是写男女之情的,过度渲染了这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史东山毕竟是最早渗透到电影文学创作中的浙江人。因为他,浙江人染指电影文学可推至20年代初期,给20世纪浙江电影电视文学的创作开了一个好头。但真正从电影文学角度接触电影的,恐怕要从夏衍算起。有人因此称夏衍为中国电影的奠基人,这并不为过。左联成立后,共产党对电影加强领导,组建电影小组,夏衍曾参加了这一活动,并且是编剧委员会的主要成员。1933年,夏衍(化名丁一之)编写的由明星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左翼电影《狂流》终于诞生,这也是夏衍第一部电影剧作。该剧以“九•一八”后,长江流域水灾为背景,第一次在电影作品里尖锐地揭开了农村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电影运动后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创作任务,在《狂流》中第一次得到了正确的实践。不久,夏衍又以蔡叔声的化名,把茅盾的小说《春蚕》改编成电影剧本。剧本和它的原著一样,通过老通宝一家为养蚕育茧而奋斗、挣扎、终于失败的经过,再现了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和高利贷者的重重盘剥下,一步一步陷入破产的境地。《春蚕》忠于原著的改编,被称作是中国“新文坛与影坛的第一次握手”。随后,夏衍写了表现妇女觉醒的《脂粉市场》,通过百货公司女店员的遭遇,揭示在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里,剥削阶级只把妇女当作商品,所谓妇女经济独立、职业平等,实际上只是一种欺骗。女主人公最后毅然离开公司,走进街头人群中的结尾,是有深刻寓意的,它含蓄地指出了妇女的解放是以整个社会解放为前提的,妇女要获得自己的解放,必须投身到整个社会解放的群众斗争的行列中。另一种以妇女为题材的电影剧本是反映妇女走向独立生活道路的《前程》,它透过关于女艺人生活的题材,从女伶苏兰英的生活历程中,提出崭新的主题:依靠男人的寄生生活,并不是一个女人的“前程”,要获得人格的独立和自由,必须自食其力。这个主题,在当时,应该是有现实意义的。夏衍还写过(包括和他人合作)其它一些剧本,像《时代的儿女》、《上海二十四小时》、《压岁钱》等,都是一些经得起时代琢磨的作品。显然,他对中国电影的开拓与发展尽了筚路褴褛之功。

除了夏衍之外,其他的浙江剧作家也在现代期为电影文学的创作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沈西苓曾经从事过左翼电影活动。1932年,沈西苓计划写作一个以上海女工生活为题材的电影剧本,夏衍把从事工人运动时调查所得的关于包身工的材料提供给他。当夏衍写出了不朽的报告文学巨篇《包身工》时,沈西苓也写出电影文学剧本《女性的呐喊》。作者以大量的事实,围绕女主人公叶莲的遭遇,勾画了洋场恶少胡大少爷、工头陈大虎凌辱包身工的无耻嘴脸,暴露了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把头势力互为一体榨取女工血汗的血腥罪行,同时通过叶莲为中心的几个女工的非人生活,展示了包身工被剥削、被压迫、被凌辱的凄惨境遇。这是沈西苓电影版《包身工》的面世,它的反帝色彩是相当鲜明的。

沈西苓还作有抗战题材的作品《乡愁》和反映旧社会杭州西湖摇船女悲剧的《船家女》。1937年问世的反映青年出路问题《十字街头》,标志着沈西苓创作思想的日益成熟与发展。剧作描写了30年代四位失业的大学生老赵、阿唐、刘大哥、小徐的苦闷和觉醒。刘大哥是个刚毅的青年,在民族存亡关头,回北方家乡参加抗敌工作去了。小徐消沉懦弱,企图自杀,被老赵搭救后,回老家了。阿唐是个乐天派,以给商店布置橱窗糊口。老赵则对生活充满信心。显然,作者通过了一群知识分子的不同性格和生活道路的描写,肯定了坚定地斗争着的刘大哥,批判了消沉的小徐,而对于老赵们,则着重描写了他们的失业和贫苦、彷徨和挣扎,最后选择了投身社会之路。《十字街头》生动地反映了30年代知识青年处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的精神面貌。沈西苓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中华儿女》,这也是作者抗战时期唯一创作的作品。它由四个短故事组成,总的主题是描写中国不同阶层的人们如何进行抗战,反映抗日群众的觉醒和斗争。尤其是主题歌,“屈辱地活着有何用,戴天的仇恨尚未雪,咬紧牙关向前进,誓将敌人灭”,唱出了人民的战斗的声音。袁牧之也是解放前影响全国的重要的电影工作者。1934年创作的《桃李劫》,是作者写作的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剧本中的陶建平、黎丽琳是一对富有正气、耿直不阿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起初抱着为社会谋福利的热烈幻想从学校走进社会,由于对所遇到的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表露出一次又一次的义愤和反抗,遭到社会黑暗势力的抵制和打击,以至幻想破灭,落得家破人亡的结局。作品再现了这个黑暗社会中正直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悲愤、痛苦、反抗和挣扎,对社会提高了深沉的控诉。1937年,袁牧之创作了深刻描写都市下层生活的《马路天使》。该剧生动地再现了30年代都市下层社会贫苦市民歌女、妓女、吹鼓手、剃头匠、小贩等的苦难生活,同时反映了这些小人物身上所具有的团结互助、正直善良的优秀品质。无论是老王、小陈、小红、剃头匠、小贩或失业者,都是以朋友的欢乐而乐,以朋友的痛苦而痛苦,体现了劳动人民相互之间同甘苦、共患难、勇于牺牲自己的高尚品德。作品通过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的展示,抨击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现象,歌颂了劳动人民人性的至善至美。史东山,在30、40年代创作热情进一步激发,推出的一批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其主要作品具有明显的进步倾向。如《长恨歌》、《狂欢之夜》等,反映了30年代的社会现实,在读者和观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已基本体现出这一色彩。1938年,史东山完成了抗战爆发后第一部正面描写抗日战争的剧作《保卫我们的土地》。剧作选取了从“九•一八”到“八•一三”这个时期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通过刘山夫妇的觉醒和老四的堕落以及两者之间的对比和斗争,暴露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的罪行,鞭挞民族的败类,歌颂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英雄人民。

《保卫我们的土地》表达出当时中国人民要求抗战的民族愿望和爱国主义的庄严主题。1947年,史东山编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原名《胜利前后》),轰动了国内外。作品以抗战开始到抗战胜利初期为背景,通过救亡队员江玲玉、高礼彬的经历,并有意和周家荣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对比,暴露国民党反动派抗战时消极逃跑、胜利后劫收发财、荒淫无耻的罪恶行径,从一个侧面概括了战时和战后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生活的真实。由于它的深刻的暴露性,受到广大观众和社会舆论的热情欢迎。在上海“孤岛”活动的柯灵,其“孤岛”时期的主要电影作品是《乱世风光》。它以战乱中逃难失散的孙伯修、凌翠兰家庭的演变,揭示了“孤岛”生活的两面:一方面,发国难财的奸商在交易所里兴风作浪,过着荒唐奢侈的生活;另一方面,在物价飞涨下呻吟的贫苦市民,却受着二房东的剥削,在街头冒雨排队买米,在为生存而含泪供人消遣。作者以相当敏锐的观察力,较为深刻地揭露了“孤岛”这两种天壤之别的生活。桑弧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是1941年的《肉》,1942年还有《洞房花烛夜》和《人约黄昏后》等剧本的诞生。1947年的讽刺喜剧《假凤虚凰》,是他战后的第一个作品。作品用讽刺喜剧的形式,揭露了旧社会尔虞我诈的生活方式。大丰公司经理张一卿企图用仪表堂堂的理发师杨小毛向征婚的范如华求婚来骗得一笔钱弥补他投机生意的亏空;范如华并非富家之女只是个寡妇,希望用征婚的办法来物色一个财貌双全的依靠,维持她不劳而获的生活。作者就借助于这些利用旁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企图用金钱来收买一切的可耻行为,对他们进行无情的嘲笑。整个剧本富有喜剧色彩,情节结构巧妙,人物形象生动,对话风趣,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建国后的创作,在外地的浙江籍新老作家如夏衍、柯灵、林杉、黄宗江、季康等,不时有佳作问世。如夏衍,建国后的主要作品是名著的改编本,有《祝福》、《林家铺子》等。电影文学剧本《祝福》由鲁迅的同名小说改编,在忠于原著、保持原著神韵的基础上,作者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增加了祥林嫂再婚后与贺老六和解以及祥林嫂砍门槛等情节,丰富了人物性格,增强了戏剧性,是名著改编的优秀范例。《林家铺子》由茅盾小说改编而成。剧本也十分忠实于原作,但也作了必要的丰富。剧作加强了时代背景的描绘和渲染,对林老板的性格作了改动,增加了他压迫零售商的情节。这样的设计,反映出林老板既是被压迫者、又是剥削者的两面性,从而深刻揭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现实。这也成为名著改编的样板。柯灵仍然表现出改编的天赋,1963年,他根据夏衍的同名话剧改写电影文学剧本《秋瑾》,塑造一个忧国忧民、为民族兴亡英勇献身的女革命家的英雄形象,并展示了女革命家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他还根据茅盾的长篇小说《腐蚀》,改成电影剧本,揭露旧时代国民党特务统治的罪恶。

此剧制片后未曾公映。季康作有文学剧本《五朵金花》,这是一部描写少数民族地区青年劳动和爱情生活的喜剧。副社长金花的车坏了,途中得到铁匠阿鹏的帮助,两人相恋,约定来年相会。第二年,阿鹏如约而来,找遍了苍山洱海,巧遇积肥模范、拖拉机手、饲养员、炼铁能手四朵“金花”,造成一系列令人好笑的误会,最后在蝴蝶泉边找到了他心爱的那朵“金花”。剧本通过阿鹏寻找金花的经历,表现了白族人民勤劳、智慧、能歌善舞的民族风情和他们在祖国大家庭里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情。谢晋和他人一起把关于浙江越剧的故事写进了电影剧本《舞台姐妹》,剧本通过竺春花等越剧姐妹在解放前所走的不同道路和解放后的人生选择,阐明了做戏与做人的人生哲理。黄宗江、石言的《柳堡的故事》,描写的是抗日战争期间的1944年春天,新四军某部班长李进与农村姑娘二妹子在柳堡发生一段纯洁动人的爱情故事,表现了在革命队伍中,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革命利益、革命集体又应关心个人的主题。黄宗江还作有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农奴》,通过强巴的血泪生活史,发出了落后、残酷的西藏农奴制度必须消灭的强烈呐喊。可以说,这些作家的加盟,使建国后的浙江电影文学的创作增色不少。比较而言,在浙江省内本土上进行电影文学创作的作家人数并不多见,起步也晚,大概始于1958年的年代。50、60年代只有一些戏曲电影文学剧本,也都是原先戏曲本子的变异,如顾锡东的《蚕花姑娘》、贝庚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胡小孩的《花烛泪》等。浙江省电影文学剧本作品的增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80年代有张思聪等的《何处不风流》、童汀苗等的《流亡大学》拍成电影,并在全国播放。东海舰队的李云良一度成为全国知名的青年电影剧作家,他的《爱情与遗产》等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女作家姚云还因创作《小刺猬奏鸣曲》获得优秀少年儿童故事片作者特别奖。90年代,黄亚洲等创作的电影剧本《开天辟地》,获得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并且出现了电视文学剧本的创作与电影剧本创作齐头并进的好局面。浙江不断推出反响强烈的电视剧本,如《鲁迅》、《华罗庚》、《女记者的画外音》、《中国神火》、《中国商人》、《喂,菲亚特》等,女作家王旭烽根据自己创作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20集电视剧本《南方有嘉木》、程蔚东的“中国系列”和对茅盾作品的改编,已成一道独特的风景。加上一些作家加盟影视文学剧本的创作,如薛家柱、杨东标、钱林森、吕建华、杜文和、章轲、王彪、韩炜等,浙江影视文学创作的队伍显得十分壮观。

在影视文学剧本的创作中,黄亚洲无疑是一个极有创作激情的既涉足电影又牵连电视的双栖作家。由他创作的影视作品,实在难以记数,但不乏精品。其中电视剧本《野姑娘茉莉花》、《东方大港》、《上海沧桑》、《日出东方》、电影作品《红杜鹃•白手套》、《开天辟地》、等影响极大。《野姑娘茉莉花》取材于改革开放年代的浙江农村生活。韩家老三“野姑娘”茉莉花从农大毕业后,回乡任副乡长。她立意创新,却遭到打击。但她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自强不息,一步步地走上副县长的重要领导岗位。她的“野”劲儿终于得到了人民的认同。该剧被搬上屏幕后,获1993年第11届“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与汪天云合作的主旋律电影《开天辟地》,则以纪实风格反映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剧本凸现了中国最早觉悟的知识分子陈独秀、、等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影片通过北京长辛店、上海小沙渡等最早爆发的工人运动,《共产党宣言》中译本问世,营救陈独秀,讲演,三次论战,湖南等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留法支部集会,京城脱险,共产国际代表抵沪,“一大”会议风波,移会嘉兴南湖,终于在1921年7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再现”,突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艰难曲折和所具有的开天辟地的伟大历史意义。剧作家的大手笔,赢得了一片叫好声。该剧获得“五个一工程”优秀影片奖、广电部1991年优秀故事片奖等。编剧黄亚洲及合作者汪天云获中国电影第10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程蔚东也是浙江新时期极有代表性的影视文学作家,他改编自茅盾作品的电视剧《春蚕•秋收•残冬》和《子夜》,从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对文学名著作了既忠于原著又符合新的审美观念的处理,曾经引起影视剧坛的注目。他的“中国”系列作品,是他独特视角的体现。如电视剧本《中国神火》,这是我国第一部全景式地反映“两弹”创业史的电视文学作品。剧本展现了1955—1964年间我国“两弹”的研制和发射的历程,塑造了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人民解放军官兵的艺术群像。该剧获得“五个一工程”优秀电视奖和第12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中国商人》以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商业正在发生的变革为背景,讲述了三家国营大商场在现代商战中的表现,塑造了以大东百货大楼总经理田雨、新世纪购物中心总经理罗维莉和农民商业城总经理辛萍萍为代表的一代新型社会主义商人形象。由此可见,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对重大事件的重视,是程蔚东影视文学作品的立足之点。自然,这也是当代浙江影视作家共同的立场。浙江影视作家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对正在发生的重要事件做迅速的反映,并从主旋律层面打响。早在80年代初期,浙江剧作家就推出了《女记者的画外音》,《新闻启示录》等时代弄潮儿的电视作品。如张光照的《女记者的画外音》,以女记者到双燕服装厂采访为线索,描写了年轻厂长在改革道路上的追求、探索和奋争。剧作取材于浙江某衬衫厂的真实事迹,故事接近于报道剧的风格,有较深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这是中国电视上较早反映改革题材的、对中国电视艺术发展起重要影响的成功之作。它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作品中跳动着鲜明的主旋律,既赞颂立志改革、大胆创新的精神,又抨击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落后行径,真实地再现了改革现实的时代风貌。该剧曾获第2届“金鹰奖”优秀单本剧奖、第4届“飞天奖”单本剧一等奖。张思聪等编剧的《喂,菲亚特》,也是一部反映改革的电视文学作品。剧本描写90年代一群青年的命运以及他们性格的成长,展现了社会历史的风云和变迁。菲亚特是流行于温州的小型出租车,主人公丁志方就是通过它才走上市场经济的改革之路。该剧也以其主旋律的色调,获得“五个一工程”奖。

综观浙江百年影视文学的创作,可以清晰地看出,浙江剧作家不光对影视这一集现代科技于一身的文艺形式十分的偏爱,较早地接受了这一艺术的影响,并创作了影响很大的乃至经典性的作品;而且,浙江的影视文学创作,无不贴近百年中国社会的潮流,对中国社会作形象、真实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实际上成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拷贝”与写照。浙江百年影视文学创作,无论在艺术创作层面,还是在思想蕴涵层面,均领风气之先,具有创造和样板的价值,无疑将永远载入中国历史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