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方言另类功能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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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regionalvariety），一直是语言学研究的热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中恰当地使用方言，有助于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营造浓郁的地域氛围，增强作品表现力，但与此同时也给译者出了道难题，如何将这些富有表现力的方言译成目的语，同时尽可能地保留原有的艺术特色。在翻译方言之前，我们必须“明确方言的功能”。[1]对于方言在文学中的功能，胡适曾经高度赞赏，认为“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能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2]一些学者在研究方言翻译时，也往往强调方言的社会属性。方言被定位为“已进入标准语的方言词语或已被大众所接受的方言词语甚至一些粗俗的口语词”，需要与“人物的身份、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一致性”。[3]方言的功能不外乎是“确立地理背景、表明人物身份、反映地方民俗、产生幽默效果、使语言简洁、使人物生动”等等。[4]根据上述功能，方言的使用情况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整部作品都用方言写成，另一类是利用方言词语塑造人物形象。在前者中，方言只是一种交际工具，和任何语言一样，对它不必作特殊处理，直接译成标准语即可，而后者可以用一些已进入标准语的方言词语或已被大众接受的方言词语甚至一些粗俗的口语词来表达。[5]韩子满根据方言的这两种功能，也建议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他认为用于确立地理背景的方言功能，我们只能束手无策，放弃在译文中传达这个功能的努力，而用于表明人物不同的身份和教育的功能，可以采用其他补偿的手段来传达这个功能，即“汉语通俗表达法和加注”。[6]另外，张谷若先生曾用部分山东方言翻译哈代小说中英格兰威塞克斯的方言，这种饱受争议的“方言对译法”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突显人物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传递原文中的乡土气息”。[7]由此可见，方言功能主要为两类，一是确立地理背景，二是反映人物社会地位。无论是“通俗表达法”，还是“方言对译法”，对方言翻译的研究多集中于能否再现人物形象，塑造人物性格，增加作品的乡土气息，突出方言的“社会标记”（socialmarker），形式主要体现于人物的语言。但是，笔者认为除此之外，文学作品中的方言有的是作家精心锤炼的，有的是无意识的流露，本文以鲁迅小说的杨宪益夫妇译本和威廉•莱尔译本①为例，总结这两类方言词汇在原文中的运用，对比分析其在目的语中的表达，以期对文学作品中的方言翻译做深入思考。

1精心锤炼的方言表达方式

方言功能是多样化的，除了确立地理背景和反映人物社会地位，还可以增加作品的表现力，塑造简洁、凝练的文风。这些方言是作者精心锤炼，有意为之，它们在普通话中很难一一对应，即使有，也难以尽其意，它们无法靠“通俗表达法”或“方言对译法”来传达和再现，形式也不仅仅限于人物语言。

1.1方言动词

一些动词或是绍兴话里独有的，或与普通话中的意思有所出入，在不同的语境中词义差别微妙，仅仅靠查字典是不够的，有时甚至会引起误解，尤其是对外国译者。例如：“拗”是绍兴方言中常见动词之一，《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使弯曲，使断，折：把竹竿拗断了。”这个解释基本不错，如例句（1）就是折断的意思，所以两译本不约而同地选用了break。但例句（2）中的“拗开”与词典的意思略有出入，馒头不同于竹筷或竹竿，即便是放入灶内烤过的馒头也不能与“断裂”之类的动词搭配，这里“拗开”应是指一分为二，所以杨宪益的split用得很准确。从莱尔的译文来看，他参照了词典的解释，尽量把“馒头”和“弯曲、折断”联系起来，用roll，crack再现当时的动作，反而误解了这个动词的真正含义。例句（3）的“拗不过”是“犟不过”的意思，与前两句完全不同。两个译本的理解都是正确的。结合上下文语境，理解词义有时并不难，但真正把译者带入两难境地的是，这些词一方面具有丰富的表意容量，单个词就能表达复杂的意思，在翻译时非三言两语可将词义表达透彻，另一方面又简洁凝练，使鲁迅的语言呈现出一种含蓄精练的风格，语义和语体上的矛盾难以调和统一。例如：（4）他好容易曲曲折折的汇出手来，手里就有一个小小的长方包，葵绿色的，一径递给四铭太太。例（4）中的“汇”字是浙东方言所独有的，叶圣陶先生讨论过，以为用得十分恰当，但他说：“我知道而说不清。”[11]“汇”字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手伸进窄小而弯曲的地方后，费一番周折曲折地退回出来，“汇”的动作比较慢，不像“抽”那么快。四铭的香皂是放在“布马褂底下的袍子的大襟后面的口袋里”里，拿出来要经过好几道“关口”，所以那手先要“狠命掏”，后“曲曲折折”地“汇出来”。这汇字不仅用得贴切，而且传神，把四铭的肮脏心理刻画出来了。杨译直接转换成普通话中的“抽出手来”，再翻译成extracthishand，但作为文学作品，失去了其中讽刺的意味。莱译的中心动词是recover，但增添了很多附加成份，如用eventually，succeedin两个大词表现讽刺意味，用介词短语fromthedepthsofhisclothing表现曲曲折折、不容易地抽出来。莱译虽说抓住了“汇”的内涵意义，却落入了“词费”窠臼，失却了鲁迅简洁凝练的文风。在传统翻译研究中，内容大过于形式，语义的对等大过于语体的对等，但在文学文本中，语言形式往往是作者寻求表达某种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的方法，忽略这些语言形式有可能造成源文本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的损失。[12]鲁迅在小说创作时选用这些方言词汇，具有特殊的艺术表达效果，构成了鲁迅独特的文风。译者在理解作者说什么的同时，更应该关注他怎么说。（5）赵太爷肚里一轮，觉得于他总不会有坏处鲁迅对绍兴方言驾轻就熟，用得妥帖自然。例（5）中的“轮”原义指转动、回转，此处指赵太爷心里快速地盘算，一个精明世故的地主形象跃然纸上，趣味隽永。例（6）中，作者没用“漫”、“流”、“渗”等表示河水流动的常见词汇，而偏偏用一个拟人化的“咬”字，将普通词语艺术化，使其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文学讲究炼字，用寥寥数字甚至是一个字就能点活人物，营造意境，鲁迅先生创造性地利用绍兴方言词汇，形成独特的文风，丰富了文学语言。莱尔关注到了鲁迅的文风②，尽量保留源语的表达形式，用aquickrollaroundhisbrain和eataway再现原文的艺术效果，而杨宪益夫妇的thinkitover和encroachon，虽然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却削弱了原文的艺术效果。

1.2方言形容词和副词

汉语中用两字相叠，即ABB结构，表示程度的加深，如恶狠狠、黑沉沉，但有些表达方式是吴方言特有的，如：（1）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8]Theirteetharewhiteandglistening：theyusetheseteethtoeatman.[9]Theirteetharebaredandwaiting—whiteandrazorsharp！Thosepeoplearecannibals！[10]“白厉厉”形容牙齿白白的样子，原来专门形容一些凶狠动物牙齿闪着白光的样子，后来也指人的牙齿，带贬义。杨宪益和莱尔抓住了“白厉厉”所蕴含的特质，将其阐释为“白”、“亮”和“白”、“锋利”。（2）从此王胡瘟头瘟脑的许多日……。BeardedWangwanderedaroundinadaze…[10]瘟头瘟脑形容人垂头丧气，或者用越中另一条俗语“萎瘪瘪”也可以用来描述王胡当时的情形。杨译本和莱译本不约而同地放弃形式的差异，选用inadaze表示王胡受阿Q惊吓后精神萎靡不振的样子。（3）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兜肚连肠的吐出”是指把吃下去的东西从肠胃里整个儿翻吐出来，形容吐得很厉害。两个译本都将副词略去，只翻译成呕吐。有时候由于文学作品需要保持简练的风格，未必要做到字字对译，所以即使译作正确，译者的理解却未必是对的，尤其像莱尔这样的非母语读者。兜肚连肠是两个动宾词组成的并列短语，符合中国人对称的审美观，莱尔在《鲁迅作品读本》中误解为“小孩穿得肚兜”，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

1.3俗语

绍兴话中有不少俗语十分生动有趣。鲁迅在《门外文谈》中就说过：“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并说：“这对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13]鲁迅所说的“炼话”，就是指俗语，包括谚语、歇后语之类，鲁迅在作品中用了不少绍兴炼话。（1）老鹰不吃窝下食。[10]俗语中经常用比喻的手法说明某个道理，不同的民族虽然思维方式不同，但还是存在很多共性。一些比喻不必改换形式，读者联系上下文也能理解，此时保留形式，反而能增加语言的生动性。杨宪益和莱尔都意识到了这点，在翻译“老鹰不吃窝下食”这句俗语时都取了比喻义。但莱尔用“pest”、“nest”押韵来体现俗语的形式，这种翻译方法在下面的俗语中也运用了。例句（2）的意思是说文不会抄抄写写，武不会提水救火，比喻一个人文不文，武不武，没有一点本事。杨宪益沿用了译《红楼梦》的原则，直接搬用原文的说法，未做任何改动。为什么copyist与fire-brigade并列放在一起，为什么不做copyist或者不加入fire-brigade就一无所成，目的语读者读到这里必然心生疑惑。莱尔用释译的方法，揭示了“誊录生”和“救火兵”里暗含的意思，理解自然顺畅不少。总结两名译者翻译“炼话”的特点，我们发现杨译本偏向直译，尽量不改动形式。在杨宪益的笔下，俗语翻译更加异化，目的语读者结合特定的语境，基本上能理解其中的含义，个别俗语因为与社会背景相关，字字对译无法传达其意义。而莱尔在翻译方法上偏向释译，往往用归化将俗语融入到文章内容之中，但有时也会丢失俗语的形象性，让人遗憾。但与杨宪益的译法形成对比的是，他往往用押韵、斜体、引号等辅助手段，使俗语显性化，使读者感受到这是条俗语。绍兴方言中的俗语数量丰富、生动形象，在增加鲁迅作品的真实性和感染力的同时，也丰富了汉语言的表达方式，形成了鲁迅具有乡土气息的独特文风，因此，在保证目的语读者理解的前提下，保留原语中的通俗形象，才是较理想的译文。

2无意识流露的方言词汇

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语言环境中，方言母语对人们的语言表达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家也不例外。“方言作为一种母语，它承载了一个人从儿时就积累起来的对世界的那种认识、感受和情感体验……特别需要提出来的是：方言还孕育了作家的一种特殊语感。”[14]这种特殊语感主要体现在作家的文学作品之中。鲁迅生于绍兴，在绍兴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绍兴方言贯穿于鲁迅的文学语言中，使他的作品散发出浓郁的江浙地域风情。在鲁迅作品中，随处可见不同于普通话并且让人觉得异样的语言形式，其中一些与绍兴方言密不可分，如量词“一株没有叶的树”（《药》）中的“株”，相当于北京话的“棵”；双音节词的字序颠倒，魂灵（灵魂）、解劝（劝解）、闲空（空闲）、背脊（脊背）等[15]。同时代很多文学家，尤其是江浙籍的作家作品中，都能找到方言母语的痕迹，例如在富阳籍作家郁达夫的作品中，常常能碰到“依（按）他自己来讲”、“自家（自己）笑着自家来”、“幽脚幽手（轻手轻脚）地走下扶梯去”这些表达形式。这些异样的词语都是作家从小所形成的母语语感无意识的流露，是不自觉的方言运用，作家在创作时一般不会发现。这类方言功能在翻译中能否体现呢？（1）化（烧）过纸，呆呆地坐在地上；仿佛等候什么似的。无论是杨译本还是莱译本，都采用标准的现代英语，翻译鲁迅无意识中流露出来的方言母语，即先完成由方言到标准语的语内翻译，再完成由标准语到目标语的语际翻译。如果说“方言对译”无法解决方言确立地理背景这一功能，那么试图从目的语寻找对应的语言变体来表现作家无意识中流露的语言差异，也是徒劳无益的。但是，笔者也提出一点小小的建议，译者在关注作品可读性的前提下，应该在前言译序中对此类词汇的翻译稍加解释说明，因为一方面文学作品蕴含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因素，体现了作家独一无二的语言风格，是作品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此视而不见损害了其艺术性，另一方面作品译本是目的语读者了解并研究像鲁迅这样文风独特的作家的重要媒介，适当地解释说明为读者认识中国文学打开了一扇窗口，使他们更深入地读懂原作的主题思想。

3结语

方言可以创造文学作品独特的艺术效果，增加艺术感染力，文学作品中的方言并不局限于反映人物身份和社会地位，也不局限于口语体的人物语言中，它可能是作者精心锤炼，有意为之，也可能是时代背景使然，无心之举，这两类方言功能往往为研究者所忽视。在翻译第一类方言词汇时，由于词汇涵义丰富微妙，吃透源语，深入理解是翻译的第一步，理解的方式多种多样，但首先应当对方言这种生僻的语言变体差异有敏感的意识。译者在翻译像鲁迅这样文风独特的语言大师的作品时，注意其方言用词的艺术性，尽量保留原作的文学风格和艺术形象，毕竟失去风格的作品读起来味同嚼蜡，让人兴趣索然。第二类无意识流露的方言词汇既然无法做到浑然天成的对译，不如放弃语体对等，用译者序言或加注解释说明。翻译是文化传播的媒介，如果无法让读者感受到语言文化的差异，那就不如退而求其次，明确地告诉他们差异所在，这也是译者的职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