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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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下文简称《总目》)以目录提要的形式对有明一代文学进行比较全面的评论和考证，可以说是一部简明扼要的明代文学史。它善于从文学史的角度把握文学的发展流变，强调文人的独特创造，通过推源溯流、比较批评等有效批评方法，准确地概括明代文人的艺术风貌和特征，既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明代文人的总体风貌和艺术成就，也能从文学史的角度给文人以准确的历史定位。《总目》考辨精微，评价公允，体现了清代明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对现代明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总目》著录的明代别集达到1120种，其中241部归于正目，879部归于存目。而明代以前各朝别集文献的总数才有760种，仅明代一朝的别集就远远超过了之前各个朝代文献数量的总和，这恰恰阐述了别集小序中所说的“有明以后，篇章弥繁”。对于如此众多的明代别集文献，《总目》如何“剪刈卮言”，又是如何“别裁伪体”，［1］这些都与《总目》对明代文学批评思想有直接关系。一、人品与学术《总目•凡例》云:“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著劝惩。”这种人品与学术相结合的解题体例，“悉承圣断，亦古来之所未有也”。所谓“知人论世”，即提供著者的身世和社会历史背景材料，以把握该著者所有作品理解鉴赏的一种方法。该法出自《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总目》非常注意把人品和文品结合起来:“该文章一道，关乎学术、性情;诗品、文品之高下，往往多随其人品。”一般而言，人品既高，格调自妙。如在明代刘麟《刘清惠集十二卷》的提要中指出，“万历丙午，湖州知府无锡陈幼学刊之长兴。朱凤翔为序，称其文出入秦汉，诗则骎骎韦、杜，固未免太过。至称其‘标格高入云霄，胸中无一毫芥蒂，故所发皆盎然天趣，读之足消鄙吝’，则得其实矣。是亦文章关乎人品之验也。”又如:《未轩文集十二卷补遗二卷附录一卷》:“明黄仲昭撰。……今观其集，虽尚沿当日平实之格，而人品既高，自无鄙语。颉颃于作者之间，正不以坦易为嫌矣。”《瀼溪草堂稿五十八卷》:“明孙承恩撰。……及官礼部时，斋宫设醮，承恩独不肯黄冠，遂乞致仕。较之严嵩诸人青词自媚者，人品卓乎不同。其文章亦纯正恬雅，有明初作者之遗。”《考功集十卷》:“明薛蕙撰。……人品之高，迥出流辈。其诗格蔚然孤秀，实有自来。是其所树立，又不在区区文字间也。”《薛荔园集四卷》:“明余翔撰。……然人品颇高，故诗有清致，不全为七子之肤廓，未可全斥之也。”

可见《总目》于人品与文品的关系是相当注重的。但《总目》清楚地认识到“文如其人”论存在着局限性，有时候，人品和文品是不相一致的，应该全面地分析，不能执于一端。在《总目•凡例》中已明确指出:“文章、德行，在孔门即已分科，两擅厥长，代不一二。”所以，在著录过程中，有的是“论人而不论其书”，有的则是“论书而不论其人”。在明代文学批评中，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如:《岘泉集四卷》:“明张宇初撰。……又称其尝受道法于长春真人刘渊然，后与渊然不协，互相诋诘。其人品颇不纯粹，然其文章乃斐然可观。……其言既合于理，宁可以异端之故，并斥其文乎。”《华泉集十四卷》:“明边贡撰。……今核其品格，实远逊有韵之词。盖才有偏长，物不两大。附诗以行，视为琬炎之藉可矣。”这些都是对其诗文评价极高，但同时也尖锐地指出了其人品的缺陷，诗文是不能完全用“礼法”来衡量的，其观点是通达的，这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启发和指导意义。文品包括两个方面，一面是道德之品格，一面是审美之品格。人品决定文品，一是说人品决定了诗文的道德品格;二是说人品决定了文章的审美品格。文人的人品不仅决定诗歌的道德品格，也决定诗歌的审美品格，这是儒家伦理之大体。但《总目》没有简单地将二者划等号，对每一位作者进行具体分析之后，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文如其人，如黄仲昭、孙承恩、薛蕙、余翔等;一是文不类其人，如张宇初、边贡等。诚如钱钟书所云:“以文观人，自古所难……脱曰‘文可觇人’，亦须于言外行间遇之矣。‘心画心声’，本为成事之说，实尟先见之明。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2］二、因袭与创新《总目》解题在论述明代文学部分看似有极大的随意性，好像一盘散沙，实则有规律可循。明中叶以后，拟古主义与反拟古主义斗争得非常激烈，由此产生了文学流派，如前七子、后七子、唐诗派、公安派、竟陵派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在文学上主张复古，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们以模拟剽窃为能事，李梦阳的诗尤为典型:“公为诗不推类极变，开其未发，混其拟议之迹，以成神圣之功，徒徐其已陈，修饰成文。”后来，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再次发起复古运动。万历间，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猛烈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运动。同时而起的还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他们也反对拟古主义，主张独抒性灵［3］。

《总目》既反对前后七子只讲拟议不讲变化，也反对公安派、竟陵派只讲变化不讲拟议，提出了“拟议以成其变化”的文学理论。《总目》在分析高启时说:“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於古，启实为有力。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此则天实限之，非启过也。特其摹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譬之褚临禊帖，究非硬黄双钩者比。故终不与北地、信阳、太仓、历下同为後人诟病焉。”(《总目》卷一六九，《大全集》提要)《总目》即肯定了高启“工于摹古”的长处，也指出其缺少变化，未能自成一家。而对前后七子的批评也是以此切入:“(李梦阳)倡言复古，使天下毋读唐以后书，持论甚高，足以竦当代之耳目。故学者翕然从之，文体一变。厥后摹拟剽贼，日就窠臼。论者追原本始，归狱梦阳，其受诟厉亦最深。……梦阳振起痿痹，使天下复知有古书，不可谓之无功，而盛气矜心，矫枉过直……而古体必汉魏，近体必盛唐，句拟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总目》卷一七一，《空同集》提要)“(王世贞)摹秦仿汉，与七子门径相同……自李梦阳之说出，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故艾南英《天佣子集》有曰:‘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骤读之，无不浓丽鲜华，绚烂夺目，细案之，一腐套耳’云云。其指陈流弊，可谓切矣。”(《总目》卷一七二，《弇州山人四部稿》提要)王世贞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其负面影响尤巨。《总目》指明前后七子模仿汉唐而造成的流弊:“迨其末流，渐成伪体，涂泽字句，钩棘篇章，万喙一音，陈因生厌。”七子派的流弊在于拟袭古人风格，徒有其形而不得其神。《总目》也反对公安派，在《袁中郎集》提要有“学七子者不过赝古，学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律而坏度。”《总目》主张把学问和性灵结合起来。明代复古派提倡摹拟古人格调，但是对古人的学问，包括学识、人品、胸襟重视不够，以致产生肤廓之弊。公安派批评其肤廓，独标性灵，但是对于学问仍然不够重视，难免流入浅易。《总目》认为:“七子犹根于学问，三袁则惟恃聪明。”公安派名为救七子之弊，而其弊反而超过七子派。《总目》对以茅坤为代表的唐宋派的摹古也提出了批评意见:“(茅)坤刻意摹司马迁、欧阳修之文，喜跌宕激射，所选《史记钞》、《八家文钞》、《欧阳史钞》，即其生平之宗旨。然根柢少薄，摹拟有迹。秦、汉文之有窠臼，自李梦阳始;唐、宋文之亦有窠臼，则自坤始。”(《总目》卷一七七，《白华楼藏稿》提要)《总目》的态度是在因与创之间，过于因袭和过于创新均失中道。如《总目•谷城山馆诗集》肯定了于慎行:“其论古乐府曰:‘唐人不为古乐府，是知古乐府也，不效其体而特假其名以达所欲言。近世一二名家，至乃逐句形模，以追遗响，则唐人所吐弃矣。’其论五言古诗曰:‘魏晋之于五言，岂非神化，学之则迂矣。何者，意象空洞，朴而不敢雕。轨途整严，制而不敢骋。少则难变，多则易穷。若原本性灵，极命物态，洪纤明灭，毕究精蕴，唐讵无五言古诗哉。’其生平宗旨，可以概见。然其诗典雅和平，自饶清韵。又不似竟陵、公安之学，务反前规，横开旁径，逞聪明而偭古法。其矫枉而不过直，抑尤难也。”

《总目》主张“矫枉而不过直”，既反对一味摹古，又反对尽弃古法。讲究规矩，意主“酌中”，既反对“有拟议而无变化”，也反对“有变化而无拟议”。这种主张在《总目》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对于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都有其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