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现代性历程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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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文坛，关于现代性的话语，诸多论点、诸多思路，不一而足。有西方世界的理论术语、理论文本的解读，有对当下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性理论的思辨，有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发展态势的考察，也有对作家作品等文学现象的实证分析。这其中，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轨迹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应该说，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一部现代性追求的历史，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价值自然是不容忽视的。

一、现代性的社会学视域与《讲话》的价值观照

关于现代性的研究视域，颇多争议。依照米歇尔?福柯的看法，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一般表现为两个方面：一则，人们常常把现代性作为一个时代，或是作为一个时代特征的总体来谈论。他们把现代性置于这样的日程中：现代性之前有一个或多或少、或幼稚或陈旧的前现代性，而其后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令人不安的后现代性。于是，他们开始发出追问，现代性是否构成“启蒙”的继续和发展，或者是否应当从中看到现代性所造成的某些基本原则的断裂或背离。二则，福柯说“：我自问，人们是否能把现代性看作为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做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或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1〕在此，我们或许应该对现代性的解读选取一种比较宽泛的视域。它可以是前者，即一个时代、一种制度，或一个历史时期的范畴，更多是表现在社会内容方面，诸如，政治方面的世俗政体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经济方面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积累，社会层面的劳动和性别分工体系的形成，文化层面的宗教衰落与世俗物质文化的兴起等。它也可以同时是后者，即一种态度、一种思想、一种思维方式和艺术表现方式，并更多地表现在文化、文学等领域。于是，我们的现代性思考便进入了社会学思考和审美思考两个视域，或者两个视域的交织互补。社会学视域把我们的文学思考引向了一个更为宽阔、更为开放的天地。安东尼?吉登斯在阐述现代性的体制维度时说，大多数社会学的理论总是倾向于要在现代社会中寻找某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体制性关系。即，它到底是资本主义体制，还是工业化体制？面对这样的争论，与其去寻找或争论，毋宁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作是包含在现代性体制维度之中相互区别的两个“组织性群集”，“正如欧洲社会所发生的那样，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联合导致了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转变。”〔2〕我们当然不是要具体地讨论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体制维度或生产过程，但这种社会学理论的现代性视域，不同于那些抽象化、学院化的学理思考，它携带着十分强烈的社会实践性，它注重于社会体制变化、社会发展历程及其影响的思考，表现出鲜明的价值立场和社会态度。用社会学理论的现代性体系维度来审视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的历史，自然会扩大学术研究的视野，提升其学理认知的批判性和反思性。如此而来，对文学史中的理论思潮、作家作品的评价也就不会局限于某种单一的思路和方法，而是携带着更多的对社会文化实践的直接反思。于是，文学内部发展规律的研究也就有了更为广阔的跨学科视野、更为博大的社会文化参照，和更为深刻的理论性、“反思性”的认知层面。如塞德曼所说“：社会理论通常采取了广义的社会叙事形式，他们讲述了关于起源和发展的故事以及关于危机、衰败和进步的故事。社会理论通常是和当代社会冲突和政治争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些叙事的目的不仅是澄清一种实践或是社会构造，而且还要塑造它的结果———也许是通过赋予一种结果以合法性，或是用历史重要性来影响某些行动者、行为和机构，却将恶毒的邪恶的性质归因于其他的一些社会力量。社会理论讲述的是有现实意义的道德故事，它们体现了塑造历史的意愿。”〔3〕应用社会学的理论，从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的历程和社会文化实践的视域来解读《讲话》，我们可以确凿地认定它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历程中一座不可逾越的丰碑。《讲话》的基本精神和历史功绩在于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个根本问题，即，文艺创作的方向问题和文艺发展的道路问题。第一，文学发展的方向问题，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讲话》总结了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特别是革命文学发展的基本经验，明确提出文学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它系统而深刻地指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明确解决了中国文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立场问题。说“：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4〕关于人民大众的具体内涵，又具体地解释，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是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第二，是文艺发展的道路问题，《讲话》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和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明确指出中国文学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发展的根本道路，是要求文艺工作者通过深入现实生活、深入实际斗争，深入工农兵群众之中，既转变思想又获得创作源泉。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5〕时至今日，如何来认知《讲话》的基本精神呢？从社会学的理论和现代性的视域出发，现代性作为一种时间的存在，是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永远未完成的过程。波特莱尔“用现代性来意指处于‘现时性’和纯粹即时性中的现时。因而，现代性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悖论式的可能性，即通过处于最具体的当下和现时性中的历史性意识走出历史之流。……在波特莱尔那里现代性不再是一种给定的状况，认为无论好歹现代人都别无选择而只能变得现代的观点也不再有效。相反，变得现代是一种选择，而且是一种英勇的选择，因为现代性的道路充满艰险。”〔6〕无论是中国现代历史的政治变革、社会变革，还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都不可避免地置身于这样的现代性的矛盾存在和现代性的时间流程之中。《讲话》作为中国新文学现代性追求过程中的里程碑，既是紧密地根植于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社会合理化进程中的工具理性世界之中，又是在以一种“英勇的选择”的姿态，以诸种“美的事物最新近、最当下的形式”积极从事着一种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伟大“救赎”。即，《讲话》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历史必然产物。

二、革命文学历史演进中的矛盾困惑与《讲话》的基本精神

从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的纵向历程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题材主题、人物形象、语言形式等方面的选择和表现，与作家自身、与表现对象、与历史要求之间的矛盾存在和发展规律。在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旗帜上赫然地书写着两个口号：“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人的文学”的口号在当时主要指向“人”的个性解放，个性解放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表现的一个主旋律。在当时，这种“人”的个性解放，主要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我主体的个性解放。如鲁迅所说，“新的智识者登了场”〔7〕，他们取代了古代文学中的勇将策士、才子佳人，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主人公。“平民文学”口号的提出，表明五四新文学从其诞生之日就开始把目光投向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比西方文艺复兴更为深刻的地方。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作家，对农民的命运表现了特别深切的关注。在鲁迅等人的新文学作品中，农民第一次成为文学主人公，这是伴随着的社会转型而来的中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的变化。但是，这些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们在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其文学表现的题材主题、情节冲突包括语言形式都可以选择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故事，他们的立场、情感以及思维方式却始终无法摆脱小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的视角。于是，五四时期文艺思潮的真实状况是，高高飘扬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旗帜下面，读者对象、服务对象，基本上还都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左翼文坛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并发展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左翼作家强调，必须把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大众作为文学的服务对象和表现对象。从革命文学的发展立场来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的提出，同“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口号相比，是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但由谁去表现呢？30年代的文学实绩证明，表现工农群众的人仍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的立场感情、生活体验、艺术趣味仍然都是小资产阶级的。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作家自身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态度、生活体验、艺术趣味与表现工农、为工农服务的文学宗旨之间的矛盾，这是新文学现代性发展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的历史性矛盾。这种矛盾，在外国文学史和我国古典文学史上都未尝出现过。这种矛盾也并不是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有的作家作品之中，例如巴金的作品中就没有这样的矛盾产生，因为巴金是站在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表现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并且是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服务的，在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中，作家的生活立场、情感体验与服务对象、表现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面临着这样的巨大矛盾：作家的思想立场、生活体验、艺术趣味与表现工农、为工农服务的历史要求之间形成不可回避的矛盾。很显然，能否正确认识和科学解决这个矛盾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能否继续发展的关键。令人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人们都无法找到解决这个重大矛盾的方式方法。

在30年代初，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者们认为，作家只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就可以宣布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可以立刻“突变”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这其中并不存在立场、世界观、思想感情的改造等基本过程。同时，他们还强调，文学创作不需要重视生活体验，作家只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的概念，去写工农生活，就可以创作出表现无产阶级现实生活的作品，这是所谓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因此，无论是以蒋光慈、郭沫若、阳翰笙、钱杏邨为代表的革命文学派，还是以茅盾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这些作品中的人物穿的衣服是工农的，思想感情则是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随后“，左联”展开了“文艺大众化”讨论，抗战时期又有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这诸多问题的努力显然都是在寻求解决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问题、途径问题，他们或者认为矛盾在于工农本身思想文化的落后愚昧，或者认为矛盾在于作者语言表达的形式不够通俗。及至40年代，在延安解放区，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和小资产阶级态度与表现工农、为工农服务的历史要求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依然没有得到解决。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问世。把《讲话》回归到中国文学现代性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其历史位置和历史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面对中国文学理性启蒙的现代性发展历程，它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中责无旁贷地承担着规范、指导新中国文学实践的历史使命。在工农大众已经局部掌握政权，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获得翻身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讲话》第一次明确地揭示了新文学作家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感情、生活体验、艺术趣味与表现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的历史要求之间的矛盾，并且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正确途径：作家在深入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的过程中，一方面熟悉工农兵的生活以其作为创作的源泉；另一方面解决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立场态度问题，以最后达到作家的生活体验、思想感情与表现对象、服务对象的统一。在《讲话》中提出的作家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抓住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长期存在的而又未能解决的基本矛盾，解决了新文学的现代性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结症。因此，《讲话》一经发表，革命文艺工作者豁然开朗，解放区文学面貌焕然一新。如何其芳说：“新的艺术开始真正为广大的工农兵所享有，推动了群众斗争的实际，而又因之开始了改造艺术自己。”〔8〕在《讲话》之前，知识分子的“自言自语”并没有使中国底层的大多数民众获得启蒙，但是在《讲话》之后，包括一些精英在内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们大都从五四时期提倡的个性解放的思想启蒙转向了现代政治的理性启蒙。《讲话》精神的理性启蒙作用使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统一、个人话语与民族话语相融合，使意识形态领域的思考逐步扩展到民族国家现代性建构的完成。有学者指出：“历史资料显示，1940到1942年传统，在延安形成了一股带有强烈启蒙意识、民族自我批评精神和干预现实生活的与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农兵文学思潮迥异的文学新潮。”〔9〕

三、解放区文学面貌的变迁与《讲话》的前后

从《讲话》发表前后延安解放区的文学面貌的历史性变化来看，《讲话》在新文学发展历史的现代性追求中，其“现时性”的意义同样是重大的。第一，《讲话》导致了文艺队伍发生的变化。《讲话》以后，在解放区大致有三种类型作家群体的创作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种类型是30年代的青年作家，他们在20年代或30年代已经在文坛上初露头角。《讲话》发表后，他们深入工农兵火热斗争，创作上获得了新的突破。例如，丁玲，五四时代以《莎菲女士日记》轰动文坛，随后又写作了中篇小说《韦护》《水》和《奔》等作品。《讲话》后，丁玲参加了河北地区，写作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此时丁玲的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其现实主义创作走向了成熟。与前期作品相比较，她更加侧重以纤细的情感和笔触，去捕捉在历史巨大变革时期人们心灵的颤动，作品满腔热忱地描述了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生活、新精神。周立波也是30年代进入文坛的，《讲话》后参加了东北，写作了《暴风骤雨》等优秀作品。刘白羽在1937年写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草原上》，《讲话》后随第四野战军转战，写了《无敌三勇士》《政治委员》《火光在前》《为祖国而战》等。第二种类型作家群体是农村中的知识青年，他们出身于农村，大多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在《讲话》指引下，他们由爱好文艺的青年逐渐成长为优秀的人民艺术家。例如，赵树理，是农村出生、农村中长大的文化工作者，长期致力于农村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学创作及宣传工作，《讲话》后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重要著作。柳青是在抗战中成长起来的，《讲话》后在米脂县乡政府当了三年文书，写了《种谷记》。孙犁在晋察冀边区从事教育、编辑工作，写了《荷花淀》。第三种类型作家群体是工农兵作家，这是从社会底层的工农大众之中直接培养出来的作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工农作家。例如，马峰、西戎，都出身陕西农村，高小未毕业就参加了八路军，在宣传队当宣传员，后来到延安鲁艺文艺干部训练班学习，后又到报社学文化当编辑，边学习，边写作，写了《吕梁英雄传》等作品。这三种类型作家群体及其在创作面貌方面的变化，说明在《讲话》指引下，出现了一批新型的文学艺术家，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三代作家，他们具有与第一代、第二代作家完全不同的新特点，或者说，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些在《讲话》后获得新面貌的作家群体不仅熟悉社会底层的生活，而且在思想感情上已经与工农兵融为一体。这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第一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作家对自己的表现对象、服务对象———工农兵不熟悉不了解的状况，作家的思想感情、生命体验第一次和自己的表现对象获得了真正的统一，他们与人民群众特别是生活在农村田间地头或被封建地主恶霸压迫下的农民保持着最密切最深刻的血肉联系。这些第三代作家群体不仅只有一个作家的身份，很多人还同时以党的实际工作者身份活跃在人民群众的斗争中，他们不仅是生活的观察者、描写者，而且是革命斗争的实践者，是大众生活的创作者。第二，《讲话》导致了文艺创作面貌的变化。由于作家队伍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文坛创作趋向、创作实绩的变化。在《讲话》发表后的解放区文学作品中，工农兵群众获得了真正的主人公地位，工农兵以及生产劳动斗争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描写对象。在这里，作家笔下的主人公不再是五四时期“人的文学”主题下的那种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而真正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他们作为历史的主人公出现在作品里；也不再是被作家同情、怜悯的对象，而是被作者热情地讴歌、倾注着理想、赋予着美感了；他们的形象也不再像30年代革命文学中那样空洞无力、简单苍白了。同时，作家在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之后，第一次认真地研究工农兵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感受，研究工农兵喜闻乐见的艺术风格及工农兵的语言形式。这就导致了文艺创作的表现形式、艺术趣味以及语言风格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是一种更加趋于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学发展变化。例如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三仙姑、二诸葛，孙犁笔下的水生嫂等具有鲜明个性特征、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可以说，《讲话》后，解放区文艺的工农兵形象描写，达到了一种革命现实主义创作的前所未有的新水平。第三，《讲话》也导致了读者受众接受的变化。文学艺术本身革命性的变化以及工农兵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初步翻身，导致了文学艺术与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之间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一方面，新文学作品第一次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接受，为他们所喜闻乐见，如新歌剧《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赵树理小说等都不胫而走，广泛流传，这是五四以来新文艺第一次真正回到人民群众之中。另一方面，人民群众自己也参加了新文学艺术的创作。在《讲话》后的解放区，出现了群众性戏剧创作和群众性诗歌创作的高潮，涌现出一大批民间艺术家，如孙万福、李有源、韩起祥，以及部队里面的毕革飞等。这样的民间艺术家和群众性文学艺术在如此的广度和深度上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四、新文学发展的现代性历程与《讲话》的研究

当然，《讲话》在理论上的某些偏颇也是不可否认的。如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强调文艺不能脱离政治，这是正确的。但他提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必须服务于政治斗争，这样的提法就有失科学性。它导致文学创作忽视文学自身的文学性、审美性，导致一些文学作品不注意人物独特的命运和性格的刻画，只热衷于去服务去图解党的方针政策具体贯彻执行的过程，它也导致有些作家放弃了自己对生活的敏锐观察与个性思考，只依据特定的政治气候进行创作，继而出现了主题先行、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又如关于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问题，《讲话》批判了否定人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得出了结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人性等于阶级性。这也是一个片面的公式，它既否定了人的生物性，又把人的社会性简单化了。因为，人的社会关系是多种多样的，除了阶级关系之外，还有亲人、师生、朋友、同乡、民族关系等。例如巴金作品《家》里的觉慧和高老太爷、曹禺作品《雷雨》中的周朴园和侍萍，其中的人物关系都是比较复杂的。如鲁迅说：“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10〕再如，关于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家的问题。《讲话》在强调文学应该以工农兵为服务对象、文艺工作者应该向工农兵学习的时候，却因此对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采取了简单的排斥、否定的态度，因而导致了创作题材的狭隘性，也某种程度地限制了作家的创作热情，导致一些文学作品缺乏独特性和艺术性，一些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甚至一些不熟悉工农兵生活的作家不得不停下笔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学习《讲话》、评价《讲话》，都不能把它仅仅看作是个人的事情，而应该依据《讲话》发表前后的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应该把它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现时性”的现代性特征。《讲话》的或伟绩或错误，都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的必然性的，它前有渊源，后有影响。同时，这些错误与伟大的历史功绩比较起来毕竟是微不足道的，是伴随着历史的巨大进步而产生的前进中的失误。面对《讲话》发表前后所引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我们可以说，《讲话》是自有无产阶级运动以来中国大地上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它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文艺运动和创作实践相结合，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讲话》的基本精神，例如，文艺是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家必须熟悉人民大众生活，并且在立场态度、思想情感、艺术趣味上都要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保持最大限度的一致等观点，都具有历史性的普遍意义，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应该努力坚持的。面对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的历史，《讲话》在我国现代思想史和文艺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讲话》的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造成了继五四以后又一次更深刻的文学革命，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讲话》所体现出的现代性视域的理性思考，携带着十分广博的社会实践性意义。《讲话》作为解放区文艺的纲领性文件以其积极的社会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恰当有效地解决了思想界、文艺界的混乱，使文艺的启蒙理性和斗争精神得到极大的发挥。作为一部重要的理论文献，《讲话》充分显示了其理论上的指导价值，彻底实现了五四时期的文学“大众化”的理想。在《讲话》的指引下诞生的思想理念和创作模式作为一种探索中的过渡性文学样态，逐渐建构起属于自己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文学发展模式，也为建国后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从某种角度来看，建国后当代文学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讲话》的现代性追求中所创造的文学模式、文学影响，只不过是不同的作家理论家依据自己不同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选取其不同的角度进行不同程度的创新和发展而已。《讲话》的问世，是中国文学现代性发展历程中的一种必然。《讲话》的研究，作为一种思想史和文学史中的探索，应该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革为背景，溯根求源，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诸种规律、特点以及缺陷。在这一探索中，我们以现代性的追求和发展为旨向，从文学和政治、文学和生活以及文学和人等诸种关系的视域出发，集中描述、梳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在其现代性追求中的诸种历史转型，具体解析在动荡中颠踬发展的中国新文学史的发展规律，侧重于现代社会历史的转型与新文学观念的变革之间的关系。

在此，可以看到，《讲话》的基本精神使得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统一、个人话语与民族话语相承，它从意识形态逐步扩展到民族国家现代性建构的完成都起到了理性的启蒙作用。同时，《讲话》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审美意识的发生与新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之间的关系、现代思想理念的变革与新文学艺术表现的嬗变之间的关系等，更深刻地揭示新文学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诸种外部和内部的发展轨迹，特别是文学作品在价值取向、创作宗旨、文学模式、表现方法等一系列方面的发展、嬗变、转型，乃至逐渐成熟的规律特点。可以说，在彼时彼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历史特定的政治思想视域下，在《讲话》的某种意义的理性启蒙和权威话语的指导下，各种理论观念和各种文学创作都以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在进行新的嬗变和调整、综合和重建。它表现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诸多互相冲突、互相融会的发展形态和发展历程。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现代性追求进程中，理性启蒙和审美感受的矛盾，是不可逾越的悖论，也因此就构成了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和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