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研讨开拓与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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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时期“重写文学史”运动开展以来，文学史研究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从理论上来说，文学史哲学、文学史学、文学史原理等著作纷然而出，大文学史观、中华民族文学史观、通史观、纯文学史观和文学发展综史观等争奇斗艳；从实践上来说，既有专家型、教学型、普及型等类型，也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等模式；还有少数民族文学史、分体文学史、专题文学史、比较文学史、接受文学史和交叉文学史，等等，更是各具特色。观念、方法与技术的改变，既开辟了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但也无意识地“树起”了文学史研究的诸多樊篱。为了进行突围，许多研究者殚精竭虑，立足于深厚的学术积累，别开生面地“启开”了文学史撰写与研究的奥秘，在特色中融入对文学史普遍性的深切思考，在实践中催化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在个性中展开对文学史的综合分析，孙海洋的《湖南近代文学家族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对此作了有意味的实践与探索。

一、家族视角

过去，由于学科的封闭性，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往往过多地关注于经典的作家与作品，这样固能易于理出文学发展的脉络，但是却不自觉地遮蔽了文学史本身的丰富与生动，甚至还“断裂”了文学史发展的连续性。今天，文学研究正在从传统学科走向新兴学科，从单一学科走向交叉学科，从学科方向细化走向学科综贯融合。在这个趋势中，文学家族学研究正在逐步形成学术气候。文学家族学旨在将家族学、地域学、文学贯通起来，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的多边互镜中重现文学知识生产的社会历史语境，力求揭示文学创作的基层活动状况，用家族写作的具体事实乃至细节，形成文学创作的动态过程，从而显示文学演变的真实轨迹，并寻求某种发展规律。（罗时进：《关于文学家族学建构的思考》，《江海学刊》2009年第3期。）孙海洋的《湖南近代文学家族研究》从多个方面表现了近年来文学家族学研究的实绩。首先，在湖南文学史的链条上，作者精心地选择了几个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家族作家群，并各具特色地凸显出了他们的诗文创作成就和艺术风格，他们是：湘阴李氏家族作家群、湘乡曾氏家族作家群、道州何氏家族作家群、湘阴左氏家族作家群、湘阴郭氏家族作家群、武冈邓氏家族作家群、龙阳易氏家族作家群、宁乡程氏家族作家群，等等。其次，作者以家族为单位，对每个家族成员的艺术创作特色进行精练的概括，并将之放在湖湘文化的底色上进行“显影”。由于家族成员不仅存在着亲密的血缘关系，而且还有着巨大的“榜样”效应和不可避免的相互影响，因之，许多家族成员的文学创作又不乏一定的类同性；还由于性格、遭遇、命运及其志趣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每个家族成员在个性化地显现自己的特色时，又会不自觉地进行“汇流”，错落有致地呈示出其家族的整体风貌。在迤逦的文学史长河中，孙著“浮现”出了湖南近代文学层次分明的“山峰”景观。再次，由于每个文学家族都是当时的政治望族，每个家族领袖的成功又吸引着更多的家族成员去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由于不同的家族之间还存在着联姻、求学、同僚等多种关系，所以，也使得各个文学家族的文学创作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充分地勾连起来。为此，该著对文学家族的研究就不可避免地关涉到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藉此从内到外、从作家作品到整个社会、从审美到意识形态，促使文学史研究变得立体起来、生动起来、圆融起来，不但“独辟”了近代湖南文学研究之“蹊径”，而且还深刻地创新了文学史研究的未来。

二、辩证的研究方法

在近代湖南文学史上，大大小小的文学家族如繁星点点，数不胜数。如何对它们进行辩证地选择并加以深入的研究呢？孙著以多个标准体系为参照，不断地释读了这些文学家族的文化意义。首先，这些文学家族是丰厚的湖湘文化孕育出来的，同时，它们的出现又深刻地推进了湖湘文化的建设。尤其是这些文学家族的领袖人物，如李星沅、曾国藩、何绍基、左宗棠、郭嵩焘、邓辅纶、易佩绅、程颂万等人，已经成了湖湘文化的符号与象征。他们不但以文治武功树起了湖湘文化的旗帜，而且还极大地丰富了湖湘文化的气派和作风，是湖湘文化的宝贵财富及其不可分割的内在构成。其次，这些文学家族不仅仅是属于湖南文学史的，他们还以丰厚的文学实绩顽强地锲进了中国文学史的躯体中。如作者在论述湘乡曾国藩家族时，就对曾国藩在文坛的成就作了综述：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既继承了桐城古文的传统而又有所发展。他继承了姚鼐义理、考据、文章三者不可或缺的理论，又依据当时的学术风气另加“经济”一条，以纠正桐城派空谈义理、脱离实际的倾向，后来又将“经济”一项归入“义理”一项，从而使义理具有充实的内容，加强了“道”的政治性。同时，他还大肆网罗人才，其门下聚集了如李鸿章、左宗棠等一大批文人，他与友人及弟子的积极活动和文学创作实践，使桐城古文得以中兴，从而形成了桐城派的另一支派———湘乡派，由此促使湖南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史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另外，这些文学家族还显示了中国文学多样化的艺术风格：既有忧国之文，又有归隐之志；既有对社会动荡的如实写照，又有对恬淡心情的欣赏；既有少年壮志，又有老来悲愁；既有生动活泼，又有老气横秋；既有落魄中的豪迈，又有巅峰时的悲凉。多个文学家族丰富地“缩略”了整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堪称一代“诗史”。再次，孙著还对各个家族成员的文学成就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通过全面的阅读和比较，作者对每个家族及其成员的文学个性了然于心，并进行了建设性的概括与评价，如对湘阴李星沅家族，他这样评述道：心高志远，雄健慷慨的李星沅；观香村野，吟咏不掇的李星渔；气概宏伟，英华早谢的李杭；……群芳艳发，竞风争雅的李家闺秀，等等。这种评述融入了身世、遭遇、经验、气质、才学、个性等种种因素，从而契合了“以文见人，以人见文”的古典文论标准。然后，作者再遵循客观性原则，把各个文学家族作家群放在文学社会学的坐标系内，从美学的、历史的维度来评价他们的文学史地位，力图经得起时间和读者的考验。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对那些光彩熠熠的领袖人物并不回避其缺陷，对某些“灰色”的家族成员，也会在可取的地方进行浓墨重彩地抒写和“拔擢”；作者还力避以往文学史写作的“中心”原则，遵循民主与平等的精神，对每个家族及其成员均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姿态，坚持在行文中“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三、对大文学史观的实践性探索与创新

自新世纪以来，杨义先生就有体系性地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命题，而且他还以《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和《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等著作对之进行了系统地概括：即在大文学观的统摄下，充分关注中国文学的时空结构、发展动力体系和文化精神深度三个学理问题，拓展与之相关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和图志学四大领域。这一学术主张得到了许多人的呼应，并展示出了一种新的学术范式。许多学者在理论著述、文学史编纂和共同的文学活动中，都进行了自觉地认同与突围。从文学家族研究来看，孙著关注的虽然只是湖南近代文学之一部分，然而却也深刻地展示了区域文学史潜在的建构与担当。首先，孙著有意识地推进着文学史由过去时间的、线性的、平面的形态向空间的、网络的、立体的形态变革。近代湖南社会运动轰轰烈烈，伴之而生的近代文学也风起云涌。作者所关注的各个文学家族，就充满了守旧与创新、呐喊与沉默、温暖与坚硬的矛盾与纠缠，各种观念百家争鸣，各种艺术冻土嫩芽，在“含苞欲放”中蕴含了无限的丰富与生机，也给了读者无限解读的空间。通过孙著，湖南近代文学史重新以一种崭新的面貌“水落石出”。以往文学史中许多被强行压制的细节又生动地复活过来，且在边缘化的处境中显示了其不可抑制的魅力和风采。其次，孙著富于特色地体现了文学史由“整体性”（以某种观念为指导来“生成”文学史）向“构成性”（以作家作品为主导来梳理文学史）的转型。孙著不仅解放了文学史编撰的束缚，而且使某些被“尘封”的文学板块重新展示了生命的气息。值得赞赏的是，孙著还策动文学史深刻挖掘构成元素———作家作品的基础意义。从系统理论的角度而言，文学史构成元素及其逻辑程序的变化，会深刻地影响到各个构成元素在文学系统中的意义、定位和功能，甚至会整体地改变文学史的内在规律性。孙著也藉此以不同的文学家族来颠覆了过去文学史对湖南近代文学的描述和定论，并显示了湖南近代文学史巨大的意义空间及其重读的可能性。总之，孙著以“移形换景”的方式，不但有序地呈现了近代湖南文学史的整体走向，而且还深刻地激活了其构成元素的本体活力。再次，孙著还个性化地呈示了文学史由长度向宽度的位移。过去的文学史实行“减法”，追求在岁月的流逝中能“沉淀”多少经典为荣；然而，孙著却实施“加法”，追求在时间的刻度中能产生多少有价值的作家、作品之密度作为文学史的基础，从而超越了过去文学史长度的辉煌，精心地构筑了文学史的宽度胜景。

总而言之，孙海洋从文学家族角度对近代湖南文学进行了概略地探索与实践，尽管由于体例原因，该著没有明确的理论体系，没有夺目炫人的文学观念，也没有总体地描绘过文学史的规律和走向。但是，他以多年的文学研究经验、对湖南近代文学的深入考察及丰富的文学史研究成果为基础，不但深刻地突破了湖南文学研究的“瓶颈”，而且还别具特色地开辟了区域文学史研究的“实践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