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历史地理学思想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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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在历史地理学思想和方法方面深受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和清初“经世致用”地理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地理学对清代地理学的演变路径和思想方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乾嘉道时期的史家仍然坚守“经世致用”地理学传统，将地理学作为一门能解决国计民生的应用学科，强调地理著作的内容要与国家政治、民生相结合，由此形成了清代历史地理著作编纂的独特景观，即凡与当时国家或作者的社会政治背景相关的史地著作往往能迅速流播，受到人们的青睐，由此以地志、水道著作和政区沿革为主体的著作体系成为清代地理学编纂中的佼佼者。

阮元对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多有承续，他把清代地理学名家的理论融冶于一炉，形成了独特的地理学理论和思想，成为乾嘉道时期地理学的代表人物。

1．着眼于民生实用，体现经世致用精神。明末清初，史家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地理学传统，他们强调研究历史地理要与国家政治、民生相结合，阮元继承了这一传统。阮元撰著的《广东通志》就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尤加重视，进行重点阐释，其中《舆地略》、《山川略》、《关隘略》、《建置略》、《经政略》、《前事略》就达116卷之巨，占全书的比重最大，并延请颇富名望的学者从事撰述，力求反映民生。《舆地略》19卷，含疆域图、晷度、分野、气候、户口、风俗、物产，延请受阮元赏识的番禺人崔弼负责撰写，谢兰生对崔弼的《舆地略》颇有微词，不得不煞费周章订正崔氏的错讹遗漏之处;《建置略》22卷，含城池、廨署、学校、坛庙、津梁，由方东树负责撰写。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记载:“阅方植之所纂《建置略》:《城池》三本、《廨署》一本、《庙坛》一本、《学校》一本、《梁津》一本，此四本俱广、韶、惠三府而已。”［1］嘉庆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由于是名家精心结撰之作，所以方东树负责撰写的《建置略》受到总纂谢兰生的高度评价。总纂谢兰生负责《海防略》、《关隘略》的主纂，并负责对《舆地略》、《前事略》进行校定。

2．历史地理研究特别强调实地调查的重要性。文献资料固然重要，但在历史地理研究中仅靠文献史料远远不够，它需要从实地调查中寻找第一手资料补证文献史料的不足，态度严谨的历史地理学家在治学过程中都比较注意文献资料之外的实地调查。顾炎武在撰著《历代宅京记》时，特别重视实地调查。《历代宅京记》共20卷，阮元在《历代宅京记》卷首叙言中提到:“先生撰《肇域志》未成，其稿本散出四方者，双行夹注，颇难雠校。至《郡国利病书》，流传虽多，然强半为抄手割落，而四库书中又仅列之存目，民间无从是正。唯此本《宅京记》为先生族裔孙顾竹楼所藏，王树畦同年携以示余，厘订修整，具有条理，不似《肇域志》之烦矣。”［2］阮元序该书条理清晰，史料丰富，考证精审，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阮元为顾炎武《历代宅京记》作叙时称:“宁人顾氏，崎岖南北，所考山川、都邑、城郭、宫室，皆出自实践。当先生盛游之时，尝以一骡二马载书自随，所至扼塞，即呼老兵土民，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2］阮元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书评价甚高，指出《历代宅京记》“上起伏羲，下讫于元，仿雍录《长安志》体例，备载其城郭宫室、都邑寺观及建置年月事迹”，“征引详核，考据亦颇精审。盖地理之学，炎武素所长也”(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8)。阮元负责编纂的《广东通志》也特别重视实地调查。《广东通志•金石略》由仪克中和曾钊合作编纂，仪克中负责采访碑刻，曾钊负责考订。《粤东金石略》凡九卷(附《九曜石考》二卷)，由乾隆年间翁方纲遍涉岭南，多方稽究，编纂成书，按当时的地域分类，记载金石名称、地点、年代及撰书人名、字径、行数题跋等，是广东历史上第一部金石学著作。该书因是首创之作，在著录粤东金石方面存在很多错谬，“仪墨农、曾勉士订翁覃溪《粤东金石略》，错谬甚多”［1］嘉庆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为此，仪克中多次到粤东实地调查，考订该书的讹误。如《龙龛道场铭》，在罗定州龙岩，《粤东金石略》未著录。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六月十八日，两广总督阮元派仪克中到龙龛岩访古，并拓下石刻，后将该刻收入《广东通志•金石略三》中，可以说正是仪克中的努力，才使此铭为世人所知。它是广东现存年代最早的摩崖石刻，也是岭南年代最早的石刻，并且是广东现存文字最多的一块古碑，是了解唐代历史及文字学研究的珍贵史料。曾钊对仪克中实地勘察的精神极为钦佩:“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今相国仪征公节制两粤，延方闻士修广东志。以君为探访，缒幽跻险，剔苔扪碑，多翁学士《金石略》所未著录者。”［3］567仪克中的实地考察保证了《广东通志•金石略》史料的严谨，再加上曾钊的严密考订，使得《广东通志•金石略》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谢兰生对此极为赞服:“墨农访金石及唐宋石刻甚多，皆前人所未收者，加以勉士考订数次，此志书当以《金石》一门为冠。”

3．重视图表的价值和作用。清朝通志的编纂特别强调地图的重要作用，谢启昆誉修、胡虔主撰的《广西通志》，对地图的作用十分重视，其《叙例》说:“图之为用，视书尤切，文字易传，绘事难效，书存图亡者十之九，而图学相传之法，亦于是遂废。”(谢启昆等《广西通志•叙例》)《广西通志》十分注重郡县沿革的考证，特设郡县沿革表，列于总目之首，博引史志及专家之书，详加辨析考订。阮元亦十分重视图经的价值和作用，他说:“古人不曰志，而曰图经，故图最重。宋王中行等广州图经不可见矣，今则一县一州为一图，沿海洋汛又为长图，按册之，灿然为毕著也。”［4］卷8重修广东通志序阮元的《广东通志》所有绘图均出自番禺人李明澈之手，阮元对其地图学成就非常倾慕，力邀其入志局负责绘图，经其手共绘制舆地图106幅，包括省图1幅，府、直隶州、厅图16幅，散州县图89幅，其中府县地图的绘制对明晰地了解山川水道有重要的作用。《海防略》一门，除了详论广东海事、各路关防要塞、攻防战守诸事，特附海图20幅，海图描绘精细、准确，炮台分布历历在目，又以文字说明各军事要点，这种图、文结合的绘图方法将广东海域的地理、军事形势一览无余地揭示出来，使人一目了然，参考价值极高［5］。阮元对“图说”一门十分重视，他认为，地理以“图说”为先，采用“地图注记式”的方法，说明一邑之内的地理形势，图文并茂，直观生动。“自古史传，人事与地理相为经纬也……《图说》者，以一邑分四乡，以四乡分都图，每一地保所管之地绘为一图，周回径直不过二三里耳。图内为说，曰东西南北至某处有某山，与何处相连，有某水、某路，自某处来，自某处去，所管之地有某村、某桥、某庙、某墓，聚十数地保之图即成一乡，聚四乡即成一邑。一邑之图说，须以数十纸计，而城池、廨宇、街巷更在此外，此所以为图经也。”

因此，他建议《扬州府志》专立“图说”一门，并亲自绘《雷塘地保图》1幅，刻印了100张送给伊秉绶。他还撰写《云南黑水图考》一文，篇末附图1幅，阮元在图中标明盘江由粤西入南海，礼社江由交址入南海，澜沧江由南掌入南海，三江既入南海，即是黑水，用图标示起到左图右史的效果。阮元重视地图的思想受到戴震的影响，阮元在历史地理撰述中亦重视史表的价值和作用，认为史表是地理著作之经纬，史表的价值在于可以化繁为简，对复杂的历史记载起到明晰、晓畅的功效。在地志编纂实践中，他主张仿《唐书•宰相世系志》的办法设立《氏族表》，他说:“一县之中，必有大家旧族、新贵儒门，以此为主，而收其族。凡内官翰、詹、科道以上，外官道、府、镇、协以上由科甲出身者，皆以其姓氏立表，首叙先世迁徙之表中详载各房名字，自生员以上皆附见于表，即如江都、甘泉、仪征之耿氏、唐氏、杨氏、常氏、郑氏、秦氏、许氏、阮氏，兴化李氏，高邮王氏，宝应刘氏、乔氏，泰州宫氏等族，各以宰相、九卿、勋爵、督抚等官家自为谱，余皆借而次第辑成表稿。”［4］卷8阮元竭力提倡修氏族表，对地方志而言，谱牒可以为地方志提供重要史料，其见解和章学诚有相通之处。章氏亦认为:“夫比人斯有家，比家斯有国，比国斯有天下。家牒不修，则国之掌故何所资而为之征信耶?”(章学诚《文史通义》卷6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这种认识在阮元总纂的《广东通志》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广东通志》表分郡县沿革表(卷3－卷9)、职官表(卷10－卷62)、选举表(卷63－卷81)、封建表(卷82)，其中郡县沿革表、职官表都是延请名家编纂的，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吴兰修(1789—1839)，字石华，广东梅县松口人，阮元赏识其才，任命他为“学海堂”第一任学长，曾纂修广东《封开县志》(10卷，道光十五年刻本)，梁廷枬在《粤秀书院志》中也有提及:“适开通志局，先生与焉，《沿革》门其手纂也。”［6］252郑灏若，字萱坪，番禺人，拨贡生，著有《榕屋诗抄》、《四书文源流考》等。汤贻汾与吴兰修、郑灏若都有密切往来，在羊城形成岭南文化的交流圈，“公在羊城数年，多文字交，有谢澧浦、张南山、李芸甫、吴石华兰修、仪墨农克中及刘朴石、三山张墨池、磬泉郑萱坪、黄香石、苍压孟华墀、叶云谷、麦南村、马德隅、曾竹屋、陈仲卿诸先生”［7］528。这些人在阮元幕府和广东通志局有着重要的影响。1821年，学海堂冬课题为《四书文源流考》，课后阮文达尝令侯康与周秩卿孝廉，郑萱坪明经，胡稻香茂才同辑四书文话［8］卷7。由郑灏若负责撰写《职官表》，内容最为详尽，密而不猥，疏而不漏，纵横经纬，词约意丰，谢兰生对其评价甚高，日记说:“郑萱坪所撰《职官表》甚佳，不亚石华之《沿革》。”［1］道光二年十月二十九日阮元重视图表的思想受到清代方志学代表人物戴震和章学诚的深刻影响。戴震认为方志的核心在于考察地理沿革，“志之首，沿革也”［9］488。他还十分重视地图、沿革表，“地图及沿革表，志开卷第一事也”［9］489，“县境图表最紧用”［9］486。戴震的这些思想在阮元的地理学思想中都有很明确的体现。阮元总纂的《广东通志》职官表也受到章学诚的志书思想的影响。章学诚对此论述极详:“今为人物列表，其善盖有三焉……今于传删人物，而于表列帝王，则去取皆宜，永为成法。其善一也……兹于古人见史策者，传例苟无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几密而不猥，疏而不漏。其善二也……传无可著之实，则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则义无屈抑。其善三也。凡此三者，皆近志之通病，而作家之所难言。故曰:方志之表人物，将以救方志之弊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卷7)正是因为设置人物表有重要的意义，所以他推崇在方志编纂中适当采用人物表，其修志思想对阮元《广东通志》职官表有重要影响。

阮元在历史地理学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组织编纂的《云南通志稿》是精心杰作，他对同时代人编纂的历史地理著作的评价体现了他的独到的眼光和认识。1823年，龚自珍为阮元撰《六十寿序》，对阮元的史学成就评价甚高，重点突出他在历史地理学方面的贡献，其文曰:“公(阮元)又谓读史之要，水地实难，宦辙所过，图经在手。以地势迁背，班志、李图不相袭，以目验获者，桑经、郦注不尽从。是以咽喉控制，闭门可以谈兵，脉络毗联，陆地可使则壤，坐见千里，衽接远古，是公之史学。”［10］226龚自珍对阮元学术特色的把握是非常到位的，揭示出阮元衽接远古的史学成就。《云南通志稿》是以阮元为主，组织学士通儒编纂的历史地理学杰作，是地方志中的翘楚。《云南通志稿》上起秦汉，下迄道光朝，卷帙宏富，内容详瞻，全书216卷，总目13，子目68。从总体来看，篇目分类合理，编排有序，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可以说是志书中的上乘之作。该书于1826年延揽王崧为总纂，总理通志之事，一直到1835年修毕，前后共9年修成。在该书的编纂过程中，因为阮元入京述职，云南巡抚伊里布接替阮元出任主修，王崧与分纂黄严和李诚对修志的旨趣和志书的编排意见不合，遂托病辞去总纂之职，关于此事赵联元在《续云南备征志》中有记载:“王乐山先生崧，应总督阮文达公聘总纂《省志》，视旧志为宏富。成书强半矣，文达述职入京。巡抚伊里布公，不学人也，分纂黄岩?李诚，驳杂而坚僻，每与乐山(王崧)龃龉，巡抚复右之。于是乐山托嫁女，辞归，不复来。”［11］136正是因为巡抚和分纂的排挤，王崧辞归，这对《云南通志稿》的修纂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阮元修撰的《云南通志稿》具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其一，他认为，中国古代方志编纂的详近略远原则值得商榷，他说:“详近略远，志书通弊，考志书备一方掌故，若详近略远，考古者不可为典要，何用志为?况四部载籍具在，悉心考订，自不至大有渗漏，蹈详近略远之弊。今自三代以迄本朝，综汇数千载，详加考订，期免漏略，不敢草率塞责，其不可考者仍缺之。”［12］凡例通志编纂的目的是备载一方掌故、典章制度和人物，从存史的角度而言，搜讨古代文献更难，价值也更大。如果采取详近略远的编纂方法，势必会使古代许多重要史事、制度和人物难以载入，由此会使编纂的方志价值大打折扣。《云南通志稿》编纂古今并重，在有关云南地方历史文献方面尤加重视，这也保证了它在云南地方文献方面的重要价值。其二，修志要做到繁简适宜。史书繁简问题是历史编纂中十分重要的问题，作为地方通史的《云南通志稿》特别注重繁简得宜的编纂原则。

《云南通志稿》的《凡例》就直接提出:“志贵乎繁简得宜……若前明《武功》、《朝邑》诸志，专以简称其意，盖欲效法《五代史》耳。然欧阳修、宋祁分修纪传，删繁就简，称为良史，而后人又有议其略者。近代志书或矫其弊，复失于冗，似于繁简均未得宜也。”［12］凡例关于史书繁简问题，刘知己《史通》提出，史书编纂以简要为美，这种编纂旨趣对欧阳修新《五代史》的编纂有重要影响。明朝胡应麟对史书繁简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史书的“繁”、“简”不是从文字和篇幅来衡量，而是应从编纂宗旨和撰述结构方面来考虑，“简之胜繁，以简之得者论也;繁之逊简，以繁之失者论也，要各有攸当焉。繁之得者遇简之得者，则简胜;简之失者遇繁之得者，则繁胜”［13］129。乾嘉时期，学者的史文繁简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陈元棫认为，“史公之书，自黄帝讫麟趾，备载历代，而卷帙不及《汉书》，似乎简矣，然简人所不能简，亦详人所不能详”［14］卷18。钱大昕提倡编纂史书力求史文繁简得当，他认为:“文有繁有简，繁者不可减之使少，犹之简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胜于《公》、《谷》之简，《史记》、《汉书》互有繁简。谓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论也。”［15］卷33阮元作为乾嘉时期著名的学者，深受乾嘉学者繁简观的影响，所以力主使《云南通志稿》的编纂做到繁简得宜，从通志的类目设置和语言叙述风格方面都能体现作者的这一追求。其三，从云南的地域特色出发，记载云南的经济、民族成为全书的重点和特色所在。全书中，《食货志》比重最大，共有24卷，反映了编纂者关注民生的编纂旨趣;滇志最重要的任务是记载少数民族的分布状况、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管理，所以有必要将这部分内容作为重点，这也是云南地方志的特色所在。编纂者用19卷的《南蛮志》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正是从云南的地域特色出发的有力佐证。《食货志》专列《盐法》和《矿厂》，并在《凡例》中指出:“盐法、矿厂为滇南大政，尤宜详载。盐法有旧章新法，矿厂在有现采已封，金、银、铜、铁各厂并京铜采买鼓铸诸例，俱不可缺。”［12］凡例明清时期，盐法、矿厂在食货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所以编纂者们将这些内容详加记载，以反映当时云南民生的实况。此后云南省志都将这部分内容独立出来，形成定例，“盐法矿产为滇南大政，顾兵燹以还，盐法有旧章、新章之别，矿产有现采、已封之殊，俱不可略，金银铜锡各厂，并京铜鼓铸诸例，阮《志》皆于课程之外，另列一目。今以现行事例补载备考”(魏光焘《续云南通志稿》凡例)。滇志重要的主题是记载少数民族，故《南蛮志》的设置即是承担此任务的。正如《凡例》所云:“滇属蛮方，诸蛮之事为多，旧志俱杂入各类中，殊未明晰，今另立《南蛮志》一门，又次之其子目五，曰《群蛮》，考诸蛮受中朝封列五等者入封爵，受中朝冠带为群吏者入土司。其不受中朝爵命自相雄长，及未受爵命，以前既叛，以后事迹繁多，类无所归，今为《群蛮》一门，悉隶于是，俾效命者荣膺圭组，叛乱者屏诸远方，于记载中亦微寓旌别之意。”［12］凡例《群蛮》一门，主要申述对中央皇权的历史认同感，这与王崧对本地“历史”的看法、立场大相径庭，若官修的方志代表典范观点，此也突显王崧的方志书写不合典范之处。王崧透过其方志文本及其个人行止，一方面附和并强化云南(特别指滇洱一带)为整体帝国之部分此一社会情境与本相，另一方面，又以本土英雄祖先记忆来维持本土认同，并由此缓解滇洱在整体帝国中的边缘地位，其继任者的编写话语与王崧的诉求可以说是大相径庭［16］115－117。

云南作为边疆地区，有必要特设子目《边裔》，来记载边疆民众与邻国交往所发生诸事。《贡献》与《方言》两个子目的设立，更突显边疆志书所特有的内容。在《秩官》一门中，《土司》占6卷之多，之所以用6卷篇幅写土司，是因为土司在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从忠实地反映云南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有必要详写。《云南通志稿》书成以后，备受学者青睐，王先谦曾寄信给缪荃孙，高度评价此书，信中说:“阮文达以滇督内召，晚年荣遇极矣。其学问，滇人不甚尊尚，所撰《云南通志》刻已成书，公自名曰《通志稿》，实宝书也。妪(王先谦)典滇试时，强携以行。山川一门，缺云南府下，竟不可得。心念中华区域，郦元所不能详者，惟滇南为最。文达水地之学，旷古无俦，滇人不知。盖其时限于僻陋，非后来比。”［17］46王先谦赞扬该书旷古无俦，足见他对该书学术价值的认可。治云南地方史颇著名的方国瑜评价该书说:“体例整瞻，详略适当。《滇省通志》今存者十，此为最善之本。盖前此修纂，惟取旧《志》略为删补，而未重加编纂，惟是书用力最勤，非奉行故事可比……故其门类多仍旧贯，而搜录事迹，称引条举，多足征信。且各门互注，少有复出歧异之弊，较之前志为丰实，其层序亦井然可观，他省通志如此完善者，未获数观。”［18］68作为乾嘉道时期水地之学的代表人物，阮元深受传统历史地理学思想的影响。他评价前贤和同时代人的历史地理著作主要从直觉和经验出发，忽视对历史地理原理的探讨，这就使他的历史地理学思想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如他评论《舆地纪胜》，阮元称该书“体例谨严，考证极其赅洽”，又说，“南宋人地理之书，以王氏仪父象之《舆地纪胜》为最善……足以接武(《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两书”［19］阮序。《舆地纪胜》仿《水经注》之例，于每州府之后，列碑记、图志之目，以南宋庆元建置为纲，详述166个府州的府州沿革、县沿革、风俗形胜、景物、古迹、官吏、人物、仙释、碑记等，诚如阮元所，说体例明晰，考证严谨，是南宋地理书的代表作。他对焦循十分称赞，在其所撰《扬州北湖小志》的序中说:“扬州周回百里中水地，古迹、忠孝、节义、文学、武事悉载于是，是地出灵秀，特藉孝廉之笔，以传斯地之事也”［4］扬州北湖小志序，推许焦循“学识精博，著作等身，此书数卷，足觇史才”［4］扬州北湖小志序。再如他对金棨《泰山志》的评价，他从史家三长的角度对《泰山志》的评价准确、到位。嘉庆十三年(1808年)，泰安知府金棨修《泰山志》刊行。此书“经始于乾隆已卯(1795年)，告成于嘉庆戊午(1798年)”，作为研究泰山的重要典籍之一，为史地学者所推重。阮元对该书评价较高，他说:“今休宁金太守棨，本聂钕《泰山道里记》、《金石记》、朱孝纯《图志》，而广征典礼，博采贞珉，作《纪》三卷，《图》一卷，《志》十卷，《记》五卷，《叙录》一卷，总为二十卷。经始于乾隆乙卯，告成于嘉庆戊午。余喜得其书而尽观之，序述赅备，体例谨严，兼史家之三长，考地理于千古，善乎!何异以古今为经纬，为岱宗勒成一史乎?”［20］780阮元深得历史地理学的精髓，评价该书体例谨严，才、学、识三长兼具，推为历史地理学的杰作，足见他对其著作的赏识。阮元作为历史地理学的代表人物，他对前人和同时代人史地学的评价，一方面反映他本人深厚的史地学素养，因而其评价往往能洞中肯綮;另一方面，经过阮元的倡导，在当时的学术界形成了一股历史地理考证、边疆史地研究的热潮，对当时学风的转换和经世思潮的勃兴有着重要的意义。由此，阮元作为史地学领导者的地位衽接千古，以启方来。嘉道时期的学风对阮元地理学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他沿用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并结合嘉道时期的地理学思潮作了一些有价值的改造，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我们在肯定阮元历史地理学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他的历史局限性，即他对西方地理学的思想持怀疑和排拒的态度，这势必会影响阮元地理学思想的转型。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东来后，西方地理学思想传入到中国，从而使传统的天运地处观念面临严峻的挑战。阮元排拒西方的地理学思想，他说:“古推步家，齐七政之运行，于日躔曰盈缩于月离曰迟疾，于五星曰顺留伏逆，而不言其所以盈缩、迟疾、顺留伏逆之故，良以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

故但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乃未几而向所谓诸轮者，又易为椭圆面积之术。且以地球动而太阳静，是西人亦不能坚守其前说也。夫第假象以明算理，则谓为椭圆面积可，谓为地球动而太阳静，亦何所不可。然其为说至于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畔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阮元《畴人传•蒋友仁传》)中国古代地理学是以经验为重，对理论少有兴趣，阮元亦秉持这种观念，所以他推崇“但言其当然，而不言其所以然者之终古无弊哉”。他的这种不去探寻地理原理和规律的思想窒碍了他的地理学视野，从这样的地理观念出发，他对地球说竭力否定，认为此理论“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可见，他的地理学成就限于配合沿革地理的记录、考证，涉及到自然地理的记述比较少，更缺乏有关地理规律的探索和追寻。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否定阮元的地理学成就，而是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客观公正地评价他的功绩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