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身体叙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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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陈染、林白、海男、卫慧等为代表的女作家借助哲学界进步的身体观和西方女性主义思想资源、开始了“身体叙事”的写作热潮，她们从身体、自我、欲望、潜意识等人的本体范畴出发，试图摆脱男权文化意识形态的束缚与遮蔽，塑造真实的女性形象，认识自我，创造自我，构建女性自己的历史。这与“五四”女性作家的文化努力相衔接。当代女作家的“身体叙事”由于书写身体、欲望等女性生命特点，被男权文化诟病是意料中事。还因其在这个传媒时代、消费时代成为被消费和被欣赏的对象，而未得到评论界的充分肯定。其实，被看是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被设定了的境遇，如果女性怕被窥视而不写作，而放弃自我认识、自我创造，难道不是更深地中了男权文化的套？如果我们放弃了男权文化意识形成的具有性别歧视的“男性阅读”视角，如果我们能超越男权文化意识在心灵深处设置的障碍，那么就不会忽视“身体叙事”文本中的女性声音和女性作家们为认识自我、创自我造所做出的努力。

一、发现被千年历史遮蔽的自我

人类自我认识的天性被许多哲学家认为是人类之所以伟大的真正核心。人类文化历史就是伴随着人类对自我形象的解释而发展起来的。但是在父权制的象征秩序规约下，人类文化只表达了对一个性别的认知，自我的概念都是以男性为楷模的，任何关于女性的知识都是在男权文化的性别歧视视角下形成的。女性在男权文化中一直处于缺席、沉默的境遇，是文化被动的接受者，是被设计、被异化的他者。女性该从哪里开始寻找自我的真相？也许用身体去感知，用身体去发现是唯一的路径。当代女性文学“身体叙事”对自我的发现集中体现为从身体的感知中确认女性真我、从身体欲望中生发对女性生命意识的体察和肯定、从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中发现女性的内在匮乏。首先，“身体叙事”文本中有回忆式的对女性身体成长的描写，女孩对自己躯体的凝视与抚摸被描写为对女性自我的物质实体的体察与确认。女性作家认为对躯体的感知是真我的来源处。陈染在《私人生活》中，叙述了带有自传色彩的主人公倪拗拗的身体成长过程。倪拗拗是一个不合群的敏感女孩，她关注自我躯体，给胳膊取名叫“不小姐”，腿叫“是小姐”，食指叫“筷子小姐”，常与它们交谈。倪拗拗凝视着躯体的茁壮成长，逐渐形成了自我意识和坚实可触的自我形象。由于倪拗拗的卓尔不群的女性自我意识的显现，小小年纪，却引起男老师T对她的怪异行为——打击她、排斥她又被她吸引。倪拗拗通过对躯体的感知从而在心理上形成的坚实的自我形象，其力量足以与父亲、男老师T所代表的压制性力量相抗衡，特别是与男老师T的较量中，不但没有被毁灭，反而取得了胜利。在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中，主人公多米从五岁开始自慰，五岁的多米是凭着本能，抚摸自己的身体，用身体的快慰抵御这个无爱的、孤独的、黑暗的恐怖世界。这种不依赖别人而获得的自我身体的快慰，让多米发现身体的快乐可以与他人无关，可以与男人无关。身体的自我所属感和身体快乐的自足性让年幼的多米勇敢无畏，这是后来的多米形成坚强独立的精神自我的物质前提。“身体叙事”文本中还有对美丽女人身体的凝视，例如《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对美丽女子姚琼的迷恋，对往昔美丽女子朱凉的神秘幻影的向往。在海男的《花纹》中，用“花纹”象征女性躯体和生命体验、创伤、时间在女性身体、心灵上留下的印记，并加以凝视。对魅力女性身体的凝视、向往和将女性身体、心灵的成长诗化，这些都是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对女性身份的确认和对自我之美的认知。

“在心理学意义上，‘自我’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躯体的五官四肢无疑是认识‘自我’的素材。婴儿逐步了解到五官四肢的归属，了解到自己对于五官四肢的支配权，最终确认躯体与自我的统一。”①而男权社会恰恰就是通过剥夺女性的身体所属权来压制女性的自我意识，从而压制女性的生命活力、创造力，扼杀女性的言论与思想，女性的自我还未形成过。女性作家们的“身体叙事”正是在寻找自我的物质实体以及建立在这个物质实体上女性真我。通过对身体的感知而发现的女性自我无疑抵御了被男权文化的性别歧视污染了的女性知识，让女性自我的意识从女性的自然身体的私有感中生长起来，这是女性的人性基础，是女性成长的起点。其次，“身体叙事”的作家们从对身体自然欲望的体察中生发了女性生命意识，并将生命意识的表达集中在对女性主体意识的构建、对个体生存方式的思考和对女性欲望的肯定。对女性欲望的肯定是女性生命意识表达中最具先锋气质的内容，因为这直接冲击着男权社会的性别秩序，男权社会的性别秩序就是建立在对女性身体施以禁锢、惩罚而致使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蒙昧与自闭之上的。在《上海宝贝》中，卫慧充分肯定了主人公倪可的生命欲望，将女性的种种欲望——渴望名声渴望成功以及对性满足的渴望，真真切切地描写出来，第一次让女性的生命意识飞扬起来。倪可有生活理想，写作是她的存在方式，梦想可以获得事业的成功，生命可以像烟花般绚烂。倪可徘徊在心灵男友天天和情人马克之间，过着灵肉分离的痛苦生活，但她并不否定这种生活，尤其是与马克的情欲关系。性欲是她生命的原欲，使她显得生气勃勃。在卫慧看来，倪可对的追求是女性对自身作为生命存在的一种确认或体察，是女性对完整生活和完整的主体的追求。卫慧在表现女性生命意识时，并不以批判男权社会为前提，而是迎着男权社会的欲望，勇敢地将被男权社会遮蔽了的女性真实的生命形态呈现出来，用女性欲望与之相抗衡。卫慧笔下的女性形象不再是匍匐在男权之下任人摆布的可怜女人，在男女生命形态相映成趣的性别场景中，将女性人物放在生活的主动者、强者的位置上。卫慧以自己为原型，塑造了有血有肉、彰显着生命意识、充满女性生命力与性魅力、自在坦荡的强美型女性形象。完全冲破了历史文化的虚假怪圈，打破了男权社会主流文学中刻板的女性印象，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性别角色定型观念。卫慧的《上海宝贝》一出现便遭到评论界狂轰滥炸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中国人害怕真实，这是中国国民劣根性的表现。一个男权的社会，尤其怕看见真实的女性生命。卫慧的“身体叙事”表达的是女性生命意识的自觉，是女性对自我真身的发现，是向男权文化的迷雾洒下的一抹耀眼的阳光。再次，当代女性文学的“身体叙事”不仅将身体作为认识自我的前提，也将身体作为衡量世界、展示世界的最好角度，通过女性的身体遭遇，呈现了世界的男权本质和女性命运的关系。陈染的《私人生活》中，年幼的倪拗拗目睹了身边多个女性的身体遭遇，发现了家是男人的，这个世界是男人的。独眼奶奶被她丈夫打瞎了一只眼；父亲将为家辛苦了多年的独眼奶奶赶走；葛家女人因生病割乳而被丈夫用裤带勒死；母亲被父亲监管，被剥夺了身体的自由；新婚不久的禾就遭丈夫的背叛；父亲对身体瘦小心灵稚嫩的倪拗拗实行粗暴专制的对待；对生活不满的男老师T将敏感的倪拗拗作为泄愤的对象；残疾的女同学伊秋总是被嘲笑、被排斥。独眼奶奶的丈夫、父亲、葛家男人、禾的丈夫、伊秋的父亲、男老师T等构成了一个令女性恐怖的父权或男权世界，对生活在其中的女性造成惨痛的伤害，而伤害直指身体。女性灾难性的身体命运，形象地展现了女性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使女性警醒于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处境，在意识上形成命运共感。命运共感是女性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来自对女性身体的苦难遭遇的体悟。命运共感与反抗命运是女性作家笔下的孪生姊妹。就反抗命运而言，许多女性作家的“身体叙事”中常用的反抗方式是以身体做武器。如：陈染的《私人生活》中倪拗拗最后用躲进浴缸的“自我封闭”方式抗拒着社会对女性自我的吞噬；棉棉的《糖》、《啦啦啦》流淌着对这个世界的恐惧情绪，主人公以身体毁灭的方式来反抗社会秩序与规范，用身体的灾难揭示社会文明的疮面；春树作品中的少女以身体与心灵备受伤害作为了解男性社会和成长的代价。这种以身体为唯一武器的反抗，深刻地表现了女性的内在匮乏。这种匮乏普遍性地表现在当代女性作家的生命里。陈染在《私人生活》中表达了女性的内在匮乏、男性霸权和女性弱势命运这三者间的关系。陈染认为是女性的软弱与服从恭手给予了男性压制女性的力量，男性的霸权又造成了女性的悲剧命运。这是“身体叙事”文本中表达的一个关于女性自我的重大发现：与其痛哭流涕式地控诉男权，不如深刻反思女性自我，是女性的内在缺失与匮乏造成了女性的弱势命运，结束女性弱势命运应该以女性自我丰富为开始。

二、创造女性的精神自我

哲学人类学家M?兰德曼认为人类具有创造自我的天性，“与动物相对照，人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那就是说，人的生活并不遵循一种被事先确定的过程，可以说，自然只完成了人的一半，另一半留给人自己去完成。”②完善自我、创造自我是人类与其他生物的根本区别，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原因。人类创造文明，正是人类完善自我、创造自我的明证。作为男权文化中的沉默着、缺席者，千年来中国女性无缘遵从创造自我的天性。当代女性文学的“身体叙事”，以深入的自我认识为前提，开始进行自我完善和女性精神生命的创建：摆脱依附性，塑造丰富而独立的灵魂；用身体思想，绽放出“姐妹情谊”和男女性别关系的理想等女性主义思想花朵。女性作家的“身体叙事”，试图通过对“身体”的体察，解读女性欲望，解构爱情，在自己的生命之中发动一场关于灵魂的独立战争。陈染在《私人生活》中通过对欲望的理性透视，思考女性创建独立人生的可能性。倪拗拗在高考后的假期里第一次体验了性，体验了对男人的欲望的满足，然而她欲望的满足居然是与她一直憎恨的T老师一起实现的。“在这一刻，她的肉体和她的内心相互疏离，她是自己之外的另一个人，一个完全被魔鬼的快乐所支配肉体。”③陈染在倪拗拗这种灵肉分离的欲望实现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这个世界是通过欲望控制着我们的。”言下之意是如果女性的欲望不用通过男人来实现满足，那么女性将不会被男性、男权所控制。林白在《一个人的战争》中通过解构男女爱情来完成女性心灵的独立历程。作品叙述了多米的恋爱，她疯狂而没有了自我地爱上了一个帅气的青年导演，她变得敏感多情、风吹草动就疑神疑鬼、替他担惊受怕、充满了焦虑与嫉妒、全心全意地爱恋。多米创造了比死残酷的爱。青年导演的种种不堪行经使多米幡然醒悟，他占据她的心身，毫无怜悯地舍弃孩子，可耻地霸占多米的创作，随随便便地背叛爱情。通过这段恋爱，多米认识到女性的自我是多么容易就被所谓的爱情淹没，残酷的结局阐明了女性保持自我意识的重要性。在爱情的人生舞台上，女人演独角戏的时候多，而且总是悲剧的。女人一生都要爱而男人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爱，那么女性将爱情作为生命支撑和人生信条就太愚蠢了。林白否定了女性将爱情作为人生追求目标的人生方式，认为女性应该有新的人生追求，才能营建独立、丰盈、自足的心灵。《回廊之椅》中，林白以历史加想象的方式呈现了往昔美丽女子朱凉奇异的心灵世界，朱凉因心灵远离男性世界而美丽自足，而宁静与尊严。林白以“一个人的战争”为题，概括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成长犹如一场战争。女性必须面对来自外面男权世界的诸多意想不到的打击，在内心世界，必须自觉增强心灵力量，祛除掉男权文化意识打下的烙印，这是一场孤独的既对外又对内的持久战。在“身体叙事”文本中，不管是陈染林白所进行的孤独战争，还是卫慧描绘的男女相映成趣的性别场景，还是棉棉的自我毁灭方式的对抗，女性人物因其女性主体意识、生命欲望和反抗精神而成为文学史上第一批灵魂独立、思想自由的女性形象。

过去的女性写作一般集中在狭窄的情感题材上，这是因为男权社会规定了女性的生活范围和行为准则，限制了她们的思维，女性只有一个被限定了的情感的世界，只能依靠情感度过一生。如果说过去的女性或女性作家将情感作为寄托、依赖，那么在当代女性作家的“身体叙事”文本中，情感关系不仅仅是慰藉，而是将理想的性别关系作为崇高的精神追求。许多女性作家不约而同地将“姐妹情谊”作为心灵的慰藉，作为女性心灵最后的家园，甚至是精神理想。这种思想产生于对男权社会中女性共同命运的感悟和对男的基本了解。关于男，英国学者柯林?威尔逊作为男性的告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男的实质：“我认为，男人是对这个意象做爱，而不是对真正的女人做爱”。“永恒女性的意象激起男性强烈的性欲。结果是性行为本身注定令人失望”。“当一个男人处在强烈的性兴奋状态中时，他只有一个欲望：借助一个情愿的伴侣来解除这种兴奋”。④所以，女性的灵肉合一、一生一世的爱情诉求注定是一个永恒的悲剧，女性间的情谊自然被女性作家视为心灵家园，并提升为精神理想。姐妹情谊作为一种悠远的深情，首先是女性灵魂的慰藉。在《私人生活》里，拗拗与禾的女性情谊是那样的温暖、安全、惬意，这份情谊是拗拗心灵的庇护所，是用以抵抗父权、男权的力量。其次，姐妹情谊是命运共感的女性意识的体现。海男的《蝴蝶是怎样变成标本的》里的女主人公普桑子，从母亲的悲苦命运中惊醒，弃绝了为男人而生的生活信条，对男人的每一次失望都推动了普桑子心灵的成长，对女性共同命运的感悟中开出了姐妹情谊之花，她关心、扶持身边的女性走向新生，姐妹情谊超越了情敌的间隔。再次，姐妹情谊表现为一种崇高的女性主义精神。在海男的《身体祭》中，主人公“我”对所有女性充满了姐妹情意，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施以援助，对情敌贞玲也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希望把她从军国主义的魔掌中救出来，对被男权文化异化为残害女性的帮凶菊野子也施以救援，拯救她的生命治愈她的病痛。《身体祭》中的女性情谊是在高贵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土壤中开出鲜艳花朵，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女性意识、命运感、责任感、反抗精神、怜悯、搀扶、救助、牺牲等等，其中的牺牲精神（为姐妹牺牲）是“姐妹情谊”思想的最高境界。“身体叙事”文本中的“姐妹情谊”与西方极端女权主义的“螺斯殡”式的“姐妹情谊”有本质上的区别，它既是一种弱者间的相互安慰，也是对抗男权压迫的性别联盟，更是一种自觉的精神追求。大多数女性作家在描写男女性别关系时多采用“损男”模式，张洁是为代表，在王安忆和铁凝那里性别关系也是无法超越的。从卫慧开始，放弃了“损男”模式。海男2008出版的《身体祭》应该是一部关于性别关系的探险之作，其中有以构建男女性别关系的乌托邦的精神方向。海男在《身体祭》中透过历史事件的表象，把“女性主义的愤怒”集中指向了父权制的军国主义，将慰安妇的身体灾难史和军国主义的男性子民日军军人的可耻死亡相并列，充分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荼毒生命的非人特征。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父权制本质为思想前提，海男站在人性的立场，以和谐理性，超越民族情绪，书写了几位日军军人身上残留的人性之光和他们与慰安妇之间的关系：军官三郎与英国女子“我”那超越了性欲的暧昧关系；一位羞涩的年轻士兵与中国籍慰安妇荷花之间的纯洁爱情；醉酒军官让“我”度过安全一夜，无私赠送消炎药片，自己却承受伤口感染。在慰安妇被掠夺的灾难性事实面前，构建了一个人性的乌托邦世界。是海男对女性命运的无力感导致了她对男性人性的幻想？还是理性地认为构建男女性别关系的乌托邦世界是女性改变命运的可靠策略？无论如何，对理想的男女性别关系的思考是“身体叙事”中的一个新的精神向度。男女性别关系的理想也正是人类最终的理想。

当代女性文学中的“身体叙事”文本只撕破了千年男权铁幕的一角，是女性认识自我、创造自我的一个开始。虽然这个开始并不完美，但对女性成长，对女性文学、女性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认识自我，发现被男权社会文化遮蔽了自我真相，这是女性成长的起点，这份执着，洋溢着求真的哲学精神。“身体叙事”文本第一次塑造了一系列心灵独立、生气勃勃的强美型女性形象，改写了传统的性别秩序，使女性文学在文学史上站稳了脚跟。“身体叙事”是当代女性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它使女性文学冲破了悲观主义的瓶颈，走上真正发展的道路。“身体叙事”是在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有益借鉴的基础上形成的写作尝试，对中国女性文化的形成有着奠基意义。我们深知女性认识自我和完善自我的路将是永无止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