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旅游文学湖湘文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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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与文学结缘历史悠久，但旅游文学却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旅游蓬勃发展而出现的新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随着旅游的发展都在不断拓展。在大旅游语境下，广义的旅游文学指内涵上以审美方式反映与旅游活动有关的内容的文学作品;外延上，不仅包括旅游者记录旅游活动中见闻感受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包括那些并非在旅行过程中创作但以景观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及与旅游景点或旅游服务等相关具有实际功用的旅游纪实作品。湖南旅游文学则是以当今湖南行政区域为限在中国旅游文学里框定出的一个特殊研究对象。有人认为，“中国文学有一半是旅游文学”［1］1。此说虽有所夸张，却揭示了旅游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大众化、多元化的现代旅游使我国旅游文学的发展速度、规模及社会重视程度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然而，当前旅游文学研究中，与地域结合的阐释明显不够，在地域文学研究中，从旅游角度的考察也普遍欠缺。以湖湘自然风物、风俗民情、历史传统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湖南旅游文学，既是湖湘文化的传承者也是构建者。从它展示的湖湘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环境，及其表层显示的审美风貌和深层贯注的艺术精神，可探寻湖湘人及异域作家在湖湘这一地域文化场中发现美、体验美、营造美的方式，了解湖湘文化在作家审美心理中的积淀，在现代性对地域性的削减遮蔽越来越明显的全球化时代，为文学保持鲜明个性和生命力寻找生长点。湖湘文化作为统一的民族文化的丰富和补充，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中，仍稳定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性，赋予了湖南旅游文学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

一、意象符码

唐浩明认为，“探索湖湘文化，不能离开两个关键词:一曰楚风，一曰湘学。”［2］楚风即楚地的风土人情，“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以屈原之作为代表的楚辞，就是形象地记录楚风的典籍。据古文献记载和现代考古发现，湖南原为古越人和蛮、濮等民族的居住地，春秋战国时，楚人、巴人等楚国境内的民族随着楚国征湘相继进入并逐渐成为湖南境内的主体民族。大约形成于春秋战国中期，吸收了周边地区尤其是中原文化精华，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楚文化，无疑是湖湘文化的源头。湖湘文化在此基础上，吸收南蛮、百越等南方土著民族文化，并在与中原华夏文化的交流中融合，经过两宋时期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学派别———湖湘学派融会贯通而完成其自身建构，并随着湖湘学说的传播成为对我国宋以来尤其是近现代影响巨大的地方文化［3］。在此过程中，湖湘文化积淀孕育了一些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它们与旅游主体的体验、想象、情思互动相融生成一系列典型意象，活跃在湖南历代旅游文学作品中，彰显着湖湘文化独特的形象特征与传承活力。

1．楚骚屈赋———雅趣忠怀。

屈原流放沅湘是湖湘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典型事件，其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楚辞作品是楚文化的重要载体，借助其广泛传播，在历代文人心里埋下了楚文化因子。他沅湘泽畔的行迹与歌吟叩问，更是借自沉汨罗的悲壮决绝完成了与沅湘山川甚至湖湘大地的完全相融，彼此生成互相成就。因此可以说，屈原是奠定湖湘文化底蕴的代表人物，是湖湘文化的基本符码［4］。人们置身这片神奇土地，耳闻目睹的任何物象都可能与屈原发生链接，从而使楚骚屈赋成为旅湘吟咏和书写中不厌其烦的符码，成为湖湘文化在旅游文学中最直观的体现。刘禹锡“长沙地卑湿”的观感及“屈平憔悴颜”的浮想(《谪居悼往二首》);李白“屈平词赋悬日月”(《江上吟》)的钦羡;欧阳玄“欲作庙堂迎送曲，杜红蘅碧尽离骚”(《过洞庭》)愁思恨缕对草木的灌注;李群玉“落日潇湘上，凄凉吟九歌”(《湖中古愁三首》)的悲吟;释惟虚“屈平词赋在，骚韵不消磨”(《湘潭偶兴》)、“诗社酒楼骚雅地，美人香草自风流”(《雨湖词》)，“美人香草”、“骚韵”、“骚雅”楚骚文化的浸淫和流韵千古不废……它们都源自对同一位先贤及其沅湘泽畔的行吟求索、怀石沉沙的悲壮自决的遥感共鸣，从贾谊的《吊屈原赋》开始，无论是异地入湘文人浸身湖湘山水间，还是湖湘本土文人重蹈屈原践履之地，思绪都会自然而然地与屈原、屈赋等相关事象发生遥远对接，或喟叹悲悼其遭遇以比况自身，或赞其志趣高洁忠贞执着，或羡其艺术成就辉耀日月，屈原及其骚赋已成为后世旅湘文学书写湖湘山川难以剥离的对象。

2．斑竹———至爱深情。

神奇的湖湘山川孕育了众多瑰丽的神话传说，舜帝南巡娥皇女英追随至湘的传说更是奠定了湖湘文化的独特内蕴。传说舜帝南巡久久不归，他的两位妃子娥皇女英追寻至洞庭湖，得知舜帝已死埋在九嶷山下，便天天扶竹凝望九嶷山痛哭，把这里的竹子染得泪迹斑斑，从此，这种带有泪斑的竹子被称作斑竹，又叫湘妃竹、潇湘竹。痛不欲生的娥皇女英最后投身湘水，化为湘江女神，人称湘妃或湘夫人。正所谓“虞帝南巡去不还，二妃幽怨云水间。当时珠泪垂多少?直到而今竹尚斑。”(高骈《湘妃庙》)凄婉的爱情故事一直吸引着文人骚客歌咏与赞美。继屈原《湘君》、《湘夫人》之后，又有元稹“一枝斑竹渡湘沅，万里行人感别魂”(《斑竹》)、刘禹锡“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清湘词二首》)、黄庭坚“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李群玉“万古一双魂，飘飘在烟雨”(《湖中古愁三首》)、舒绍亮题写的湘妃墓联“君妃二魄芳千古;山竹诸斑泪一人”、“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七律•答友人》)、王俞、李元辉“情根万劫总难消，帝女余悲寄碧条”(《天下众山朝九嶷》)、廖奇才“斑竹有痕怀德泽，奇峰多彩竞风流”(《游九嶷山》)、杨金砖“斑斑竹泪情难了”(《踏莎行•陪友人谒九嶷舜陵》)……围绕这一传说，形成了帝女、尧女、君妃、湘女、湘灵、山竹、斑竹等以斑竹为代表符码的意象群，成为湖湘文化中多情、深情、专情、悲情的象征，不仅用来抒写浪漫感伤的爱情，还常与屈贾并举以隐喻“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贬迁之情。

3．衡阳雁———羁旅情愁。

雁与衡阳的链接，早在张衡《西京赋》里就有“季秋就温，南翔衡阳”之说，唐代朱庆馀的“暮天飞旅雁，故国在衡阳”(《旅中秋月有怀》)，认为衡阳就是大雁的家。“更怜归路远，不忍更高飞”(毛会建《回雁峰》)，每年清秋时节，大雁都从遥远的北方出发，不远万里飞回故乡衡阳，加之鸿雁传书的传说，人们常常由物及人而与自身的漂泊羁旅、归思乡愁等情思融合在一起。庾信的“近学衡阳雁，秋分俱渡河”(《和侃法师三绝诗》)，首创衡阳雁这一组合符码，从此，衡阳雁就成为湖南旅游文学羁旅情愁书写中一个经久不衰的独特文化符号。元代诗人傅若金在其多篇游湘诗中都写到了雁，如“野莺先客至，江雁及春还”(《衡湘驿》)、“渺渺衡阳雁，迢迢浪泊鸢”(《登岳阳楼》)、“忽忆旧游今万里，天涯长见雁飞回”(《岳阳中秋值安南贡使因怀旧游》)、“登高欲访平安字，二月衡阳雁已回”(《回雁峰》)、“恨杀衡阳雁，来时不带书”(《题衡阳驿》)、“明年更拟寻春兴，应及潇湘雁北回”(《望岳》)等等，诗人在题写湖南尤其是湘南景观时，都与雁、衡阳雁这一文化意象发生交接，抒写去国离乡与亲友远隔音信不通，雁已归而人在途的哀痛及期盼。

4．桃花源———美与理想。

“沅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阴铿《渡青草湖》)、“桃源望断无寻处”(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楼船相趁桃花水，钓艇闲倾竹叶杯”(王夫之《长沙旅兴》)……在湖南，桃花与桃花水，并非简单指向最能代表春天美景之花和桃花汛时江河暴涨之水，陶渊明描绘的良田美池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自由世界———桃花源与常德的渊源，“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的桃花江与美人的关系，都使桃花在与湖湘山水、人文交融中有了丰富的隐喻意义，寄寓着和谐、美好、理想等情思。陶渊明之后，咏桃花源的诗文可谓层出不穷，如李白“昔日狂秦事可嗟，直驱鸡犬入桃花”(《桃源》)、李宏皋“草色几经坛杏老，岩花犹带涧桃香”(《题桃源》)、李群玉“紫雪白鹤去不返，唯有桃花溪水流”(《桃源》)……“千百年来，从魏晋的蝉鸣到现在的蟋蟀都是一样年轻貌美”(张奇汉《这里的村庄———桃花源记》)，对和谐美好的桃花源的传唱仍回响在当代诗人的歌喉里。

二、浪漫气韵

“芷白兰香，三楚本骚人之地”(龙光甸《王少伯宦楚诗跋》)。作为湖湘文化源头之一的楚文化，自秦一统天下以来，虽独立性不复存在，但其精神气韵早已潜隐民间，顽强地留存于三湘四水的神话传说、宗教巫术、岁时节庆、建筑服饰、饮食起居等领域，因此，我们今天还能有沈从文先生当年的感受:“屈原虽死了二千年，《九歌》的本事还依然如故”(《凤子》)。以搜奇猎异为乐的旅游者把散落于生活各领域神秘多情的湖湘自然、人文风物发掘出来见之于作品，使旅游文学作品自然带上了湖湘文化与身俱来的浪漫韵味。

1．湖湘多样化的自然地理环境激发了旅游文学作家强烈的情感和丰富的想象。

湖南山清水秀物产丰饶，保存着原始的热烈而强悍的生命活力。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沅水两岸的臭草香花、山精洞灵给溯流而上的屈原题材和灵感，促成其精神涅槃。刘禹锡以外来者的独特眼光观察认为，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秉是气，往往清慧而文。为此，一些异域作家留湘期间的文学创作甚至改变了先前文风，如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柳宗元入湘前创作的诗文平朴厚重，贬谪永州后，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诗文风格陡变为幽深孤峭，这与永州山水的清峭奇绝不无关系，故沈德潜以柳宗元作为“诗之品格每肖其所处之地”的典范。“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底”(孔尚任《古铁斋诗序》)。湖南境内山原水泊杂错分布，大江沼泽云蒸霞蔚，山野丛林鸟兽出没，自然特产繁多富盛，和谐优美多样化的大自然熔铸了生活在其中之人热烈的情感及自由无拘的浪漫气质。如元代浏阳人欧阳玄，其《过洞庭》:“白沙隐隐见金鼇，殿阁凭虚结构牢。天水浑融浮太极，神人幽显隔秋毫。龙堂深閟灵栖冷，象纬低垂客枕高。欲作庙堂迎送曲，杜红蘅碧尽离骚”，飞跃的想象、幽幽的愁绪及浪漫的书写都流荡着楚风骚韵。其《观捕鱼》“大鱼吹浪高如山，小鱼卷鬣为龙盘。群鱼联腴伐桴鼓，势同三军战强虏。长纲大罟三百尺，拦截中流若环堵”，浪漫见于其肆意夸张与铺排、飞扬的思绪与逸兴豪情。

2．浪漫主义是湖湘由来已久的人文传统。

古老神奇的土地孕育了湖湘人独特的自然宇宙观，认为“天与地之间，神鬼与人之间，山川与人之间，乃至禽兽与人之间，都有某种奇特的联系”［5］112。因而，信巫鬼重淫祀成为楚人根深蒂固的习俗，并由此演变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歌舞等艺术。同时，“山水的性情影响到人的性情，因而湘楚之民多好浪漫幻想，不喜平铺直叙，反映到文学宗尚中，则形成浪漫主义文学的一大源头。”［6］因此，从以文学为代表的艺术到生产生活，湖湘人文地理都流露着神秘而浪漫的气韵，以之为重要表现内容的湖南旅游文学也就自然带有浪漫的气息。如背负着国家与民族的沉重责任重视写实、风格沉郁顿挫的杜甫，旅湘期间写出“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祠南夕望》)，意境如此空蒙迷幻凄美的旅游诗，也就不足为怪。普列汉诺夫认为，“每一个民族的气质中，都保留着某些为自然环境影响所引起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由于适应社会环境而有所改变，但是决不因此完全消失”［7］274。湖湘本土文人在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及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受着湖湘文化浪漫传统的潜移默化影响。唐代澧县人李群玉，其诗多咏湖湘景物名胜，如《东湖》:“晚景微雨歇，逍遥湖上亭。波闲鱼弄饵，树静鸟遗翎。性野难依俗，诗玄自入冥。何由遂潇洒，高枕对云汀。”写东湖的幽静及诗人的闲适心境，颇具楚地轻灵浪漫之风。其《进诗表》云:“居住沅湘，宗师屈宋，枫江兰渚，荡思摇情”，当为湖湘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环境协同濡染形成其浪漫文风的自我注解。湖湘文化的浪漫主义传统孕育了湖南人多情善感的文人气质、丰富灵动的内心世界，使他们即使在异地观游和书写中也体现着这种特点，如晚清益阳人汤鹏的《陶然亭放歌》，其开合跌宕的思绪、自由不羁的想象、绚丽的辞藻和意象，都有屈原离骚的韵味和风采。晚清龙阳人易顺鼎的《黛海歌赋罗浮》，句子长短不拘，极尽夸张想象之能事，兼有李白的狂放、李贺的奇诡、李商隐的瑰丽而别具一格［8］。当然，对旅游活动的态度也是赋予旅湘文学牧歌情调与飘逸灵秀的原因。那些远离官场纵情山水追求人与自然契合的旅游者，其作品也恰似湖湘山水一样奇丽多姿。南宋宁远人乐雷发，曾因门生及第后上疏获翰林馆职，但涉足官场不久，就称病回乡，隐居九嶷寄情山水，其《九疑紫霞洞歌》以“欹欤奇哉，紫霞之洞真天开”突兀而强烈的赞叹开篇，然后假拟仙女游洞细写洞中奇观，想象瑰丽繁复，色彩缤纷艳丽，语句长短错落，极具神话色彩与浪漫气息。

三、经世内核

“怀沙元不为谗嚣，要与江山作美谣。千载孤忠动神物，三湘今向汨罗朝。”(袁说友《汨罗》)自屈原行吟沅湘以降，忧国忧民、为国富民强漫漫求索九死不悔，就成为湖南旅游文学歌之不疲的主题。远离政治中心“老病有孤舟”的杜甫没有沉浸于株洲花石戍“岸流开辟水，木杂古今树”的自然美景，而是把目光投向农人荒芜的田园并代民呼号“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仕途受阻的孟浩然在“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洞庭湖畔渴望得到援引获得建功立业的机会;出阁为相的李东阳深为家乡“岚蒸毒雾滃，日暠焦原爇”大旱而忧、“桑麻随地足，亢旱隔年消”丰收而喜(《长沙道中》);明代岳州知府李镜面对“茫茫湖水四无垠”给湖区百姓带来的灾害，情系民生忧民所忧(《秋日登岳阳楼所见》);“登临不独贪春色，要看千家雨后田”、“何事终年最系情，晴多望雨雨祈晴”(《登高邮文游台》)，魏源游览关注的落脚点始终在民生疾苦;韩燝的《道吾山记》不仅赞道吾山的灵迹胜概各具形态神奇莫测，具有供人远观近玩的美学价值和旅游价值，还赞其有功德于民，等等。虽然湖南旅游文学并不乏消闲之作，但忧国忧民、情系现实却是其思想主导。湖湘文化有浪漫主义与经世致用两个互相支撑的重要方面，前者关涉理想与想象，后者指向现实与批判。屈原的人格与精神追求奠定了湖湘文化积极用世的思想底色，千载而下，南宋湖湘学派奠基人胡安国、胡宏等学者延续并拓展了忧国忧民、匡世济时的精神源泉。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思想家，在学术界拱力形成了经世致用思潮，而适应治学用世、救亡图存、匡扶社稷的时代需要的王夫之思想学说，在一批湘籍政要为其不断创造新质并大力践行倡扬下，成为声誉空前的显学，其经世致用的思想核心更是深入人心。浪漫的、务实的湖湘文化哺育了湖湘人的心灵世界。浪漫情怀使他们热爱自然山川祈望天人契合，现世情结又使他们总是关注功利，用积极入世的态度去思考旅游中触发的问题，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旅游价值观。“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的魏源，一方面，他“半生放浪山水里，日逐烟霞穷不已。世人狂我弃利名，我亦怪世遗云水”(《游山后吟》)，追寻山水真面目;另一方面，又明确提出应从旅游中求知，从山形水势中获取有益的人生启示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人知游山乐，不知游山学”(《游山吟》)、“一游胜读十年书，幽深天际谁能如?”(《游山后吟》)“历山川，但壮游而不考其形势;阅井疆，但观其市肆而不察其风俗……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其勤访问始。”(《默觚下•治篇一》)认为旅游不仅能博观约取丰富学识，还能积累治国安邦的社会知识，是求取真知的重要途径，这显然是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的旅游价值观。酷爱旅游的继承了经世致用的旅游价值观，认为旅游不只是观赏山水，更是一种广结朋友的社交、增强体质的锻炼、开阔胸襟增长见识的学习。有论者评价沈从文早年在沅水流域边谋业边旅游的人生经历时，认为“是旅游经历挽救、唤醒、造就了沈从文”［9］。沈从文自叙其作于1938年记录返乡之行的《湘西》，是作为一个湘西人对于来到湘西或关心湘西的朋友们呈现的一点“土仪”:“我的目的只在减少旅行者不必有的忧虑，补充他一些不可免的好奇心，以及给他一点来到湘西为安全和快乐应当需要的常识，并希望这本小书的读者，在掩卷时，能对这边鄙之地给予少许值得给予的同情”(《湘西•题记》)。在山河沦陷、抗战军兴的时代背景下，他在游观中着重观察、探究和书写的是湘西煤矿的丰富而未被利用、湘西民风尚武男儿宜抛弃私斗献身抗日战场等等事象，在游观山川地貌地势等景观中体现出的军事政治眼光，是这部旅行记一个重要的提升其文学高度的要素［10］。

经世致用是湘湘文化中最有生命力的精神特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它既是湖湘文化继承与创新的根基，湖南旅游文学不断辉煌的内在依托，还是湖南旅游文化产业打造文化产品的核心内蕴［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