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叙事背景下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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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问题几乎贯穿于明王朝始终，明人对倭寇可谓既怕且恨:“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1］倭寇题材的诗文作品在明代大量涌现，而小说与戏曲作为当时极盛的文学样式，又是如何描写倭寇的呢?关于这一问题，严绍璗的专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和张哲俊的专著《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都有所涉及，但限于各自的体例，严著仅举小说《斩蛟记》与戏曲《莲囊记》，张著所列小说亦仅有《清平山堂话本》之《风月相思》与《喻世明言》之《杨八老越国奇逢》，戏曲稍稍提及《莲囊记》、《红拂记》，均不免有遗珠之憾。本文拟就此作一更全面的整理与解读。

在明代小说中最早提及倭寇的是永乐间李昌祺的《剪灯余话》，其中《武平灵怪录》写到一个叫项贵可的人物，称他“除嘉兴府同知，倭夷登岸，失不以闻，被罪，死秋官狱中”［2］。故事发生在洪武年间，而据《明实录》、《明史》等书记载，当时残余的地方武装确实常常纠集日本人入寇山东、温、台、明州及福建沿海诸郡，因此《剪灯余话》里的情节是有史可依的，只是对所谓“倭夷”尚无具体的形象呈现。根据笔者所见，明代小说真正描写倭寇的作品大概有10种，兹列表如下：由上列二表可知，虽然倭寇问题由来已久，但有倭寇情节的小说与戏曲则大多出现在晚明时期。个中原因，除了叙事类文学作品对时事的滞后性反应外，主要是由于“嘉靖大倭寇”之前，尽管从洪武至正德年间几乎每个皇帝在位时都有倭寇骚扰沿海的记录，但并未真正构成大的威胁，因而也没有受到人们的普遍注意。及至嘉靖倭患与万历东征，举国骚动，方才引起各阶层民众特别是文人的极大关注，也使得倭寇题材开始不断地出现在小说、戏曲之中。

明代的倭寇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而进入明代小说、戏曲中的倭寇形象在传统的叙事视角下，一般被处理成两种情形:一是作为过场式的“异族侵略者”，胆大包天地侵犯“天朝上国”，结果被轻易地打败，落得个“只轮不返，只骑不还”［3］的下场，这自然是“华夷之辨”的传统思维所致。此类作品如《风月相思》、《斩蛟记》、《刘伯温荐贤平浙中》、《飞丸记》等，由于手法过于简单粗糙，倭寇形象的艺术价值普遍不高。二是较为尊重史实，考虑到倭寇成分的复杂性(大多是当时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相互勾结而成)，进行了相对客观的描写。具体而论，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中国人为首，日本人为辅，如《鸣凤记》、《胡少保平倭战功》、《胡总制巧用华棣卿，王翠翘死报徐明山》里的倭寇头目都是中国走私商人汪直(又作王直)、徐海之流。正如小说《矢热血世勋报国，全孤祀烈妇捐躯》所写的那样:“浙有汪直、徐海，闽有萧显，广有曾一卿，或是通番牙行，或是截海大贼，或是啸聚穷民，都各勾引倭夷，蹂躏中国。”［4］还有一类“倭寇”则是以日本人为主，中国人充当向导，如《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描写倭国国主以倭铁刀及诸海宝为献，引诱汪五峰(汪直)、徐碧溪效力，一起入侵中国［5］。无论倭寇的具体构成如何，明代小说、戏曲作品都集中笔墨反映了倭寇烧杀淫掠的罪恶。如《胡总制巧用华棣卿，王翠翘死报徐明山》写浙西、南直倭寇作乱:“若一遇着男妇，老弱的都杀了，男子强壮的著他引路，女妇年少的将来奸宿，不从的也便将来砍杀，也不知污了多少名门妇女，也不知害了多少贞节妇女。”［6］《鸣凤记》第十七出《岛夷入寇》借家僮林相之口说道:“数万倭夷尽登海岸，掳掠金银男女，烧劫城郭乡村，烟焰障天，哀声载道。”《胡少保平倭战功》也写道:“沿海倭夷焚劫作乱，七省生灵被其荼毒，到处尸骸满地，儿啼女哭，东奔西窜，好不凄惨。”

明代小说、戏曲作品对倭寇的奸诈狡猾也描写得绘声绘色，如《杨八老越国奇逢》写到倭寇喜欢用假倭来替他们冲锋陷阵:“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8］又如《矢热血世勋报国，全孤祀烈妇捐躯》写倭人“善战，善伏兵”，而且利用来倭营效力的中国人冒充官兵赚开了城门。由于倭寇恶名在外，一些地方无赖还假充倭寇趁火打劫，《盐梅记》便写到一个叫王欠其的地痞借着剿倭兵船上发出的炮声，四处造谣“倭寇杀来”，唬得村民弃家逃生，他则趁机窃取百姓钱财，《矢热血世勋报国，全孤祀烈妇捐躯》也有类似的描写。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小说与戏曲除了渲染倭寇为害作恶之外，也写到一些倭寇头目(主要是中国人首领)有情有义的一面。如《罗龙文传》中的徐海年轻时遭遇困窘，受同乡罗龙文接济，曾发豪言曰:“此一片地，非吾辈得意场。大丈夫安能唯唯人下乎?吾从此逝矣，公宜努力，他日苟富贵，得相见，毋相忘!”［9］后为舶主，坐拥雄兵数千，罗龙文为胡宗宪说客，至军中劝降，徐海果然不忘旧恩，对其言听计从。《鸣凤记》里，汪直的一番开场白甚至还颇有点“官逼民反”的味道:“不想近年以来，大明宰相严嵩当国，贿赂公行。故此沿海守郡官员，竞来索我外国奇珍宝玩，贡奉权奸，多不偿价。有等门下贪污党与，谋升福浙等处镇守，意图满侵东南海利，将我商人屡次腰斩。既夺我生涯，又绝我归路，我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10］言下之意，倭寇的兴起乃是明朝官场的黑暗贪腐造成的。无独有偶，在《胡少保平倭战功》中，王直(汪直)也说了一番几乎同样的话:“如今都是纱帽财主的世界，没有我们的世界!我们受了冤枉，那里去叫屈?况且糊涂贪赃的官府多，清廉爱百姓的官府少。他中了一个进士，受了朝廷多少恩惠，大俸大禄享用了，还只是一味贪赃，不肯做好人，一味害民，不肯行公道。所以梁山泊那一班好汉，专一杀的是贪官污吏!”［11］将倭寇与梁山好汉相提并论，不免有点匪夷所思。《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这样描写汪五峰(汪直)被斩的情形:“汪五峰临刑，仰天大叫曰:‘严世蕃、罗龙纹(罗龙文)误我头，此二贼臣死亦如我!’”小说还赋诗一首:“昔日英雄今日休，馈金十万买枭头。早知事势有如此，不听龙纹智更高。”俨然成了让人扼腕叹息的悲剧英雄的模样，具有了某种可同情性，真是出人意料。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汪直、徐海等倭寇首领形象的塑造并非只是出于小说戏曲作者的个人见解，而是代表着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性的观点。如胡宗宪的幕僚谢顾在《擒获汪直》中如此交待汪直的出身:“王直(汪直)者，歙人也。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12］曾任浙直海防总兵的万表在《海寇议》里对汪直也有类似的描述，王世贞《倭志》亦称其“颇尚信，有盗道，虽倭主亦爱服之”［13］。正是汲取了这些史料中的思想，相比较后来清代作家在小说中将倭寇里的中国人完全视作汉奸走狗，百般斥骂(如《绿野仙踪》、《野叟曝言》等)，明代作家显得更加客观和理性，所作的描写没有刻意地进行丑化，也更符合事实。对于不易接触到史籍的普通大众而言，这些小说戏曲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了解历史的真相。

明代小说戏曲盛行，所表现的社会生活面是相当丰富多彩的，从倭寇的描写也可看出当时作家笔触的深入。由于倭寇是元明以后的新问题，倭寇形象在过去的叙事类文学作品中从未出现过，借鉴自然是无从谈起。此外，明代描写倭寇的小说与戏曲家们就可考者而言，他们实际上都未真正接触过倭寇，这使得作品对倭寇的描写往往显得不够生动，尤其是倭寇中的日本人更是简单得千人一面，缺乏必要的细节刻画。尽管如此，这些倭寇描写仍有其重要的时代意义，并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影响。首先，从文学层面而论，倭寇形象的出现为明清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一组新的人物类型。诚然，倭寇都是些反面角色，作家们在塑造倭寇时也并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人物性格的复杂与立体，在表现方式和语言技巧方面都嫌单调。但是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倭寇中的不少人物，如汪直、徐海等仍能给读者和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即使是那些在舞台上倏忽而至又倏忽而去的倭寇群像也会因为其“科头跣足”的异域特质而引起人们的兴趣。凡此种种，都使得“倭寇”成为明清文学史上一个饶有兴味的存在。其次，明代小说与戏曲家们通过对倭寇的描写，以通俗文学的样式为后世忠实记录了倭寇肆虐的情形，事实上承担了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职能。这些文学作品中的倭寇情节并非是作家的凭空想象，而大多是在一些史籍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而成，如《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写汪五峰之死实际是出自同时代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关于蒋洲、陈可愿事迹的记载，等等。最后，明代文学家关于倭寇的描写如果置于中日交流的大背景下加以认识，则不难发现，中国人对日本观感的恶化正是从晚明开始的。明初，宋濂的组诗《赋日东曲》依然代表着中国士大夫文人对日本的美好想象，直到正德年间，唐寅《赠日本友人彦九郎》一诗仍能感受到中日之间源远流长的友谊。但在涉及倭寇的明代小说和戏曲中，日本人昔日儒雅文明的形象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凶暴荒淫的象征，并持久地切入另一个民族的记忆深处。综上所述，明代小说戏曲中的倭寇描写一方面以其相对客观真实的笔法丰富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成为一种特征鲜明的类型化形象;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当时知识阶层对倭寇问题的关注，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对日本整体认知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