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邓禹家族文德教育与文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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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唐甄《潜书•鲜君》说：“世族贵家，其子孙鲜有贤者。”①邓禹家族却不然。邓禹是东汉“元功之首”，孙女邓绥为和帝皇后，终身临朝称制，这个兼功臣与外戚身份的大家族代有良才，兼资文武。由于政治地位非常显赫，历来关于邓禹家族的研究往往集中在政治方面，对其“文学”方面罕见关注。东汉的“文学”观念，实以经学为主而涵盖史传、文学、谶纬各科，其“审美意义在于以道德、礼义的教化价值作为评判依据”。②邓禹家族注重德行与文学教育，培养了矜重内敛、尚文好学的家风，成为世族中“可以为后世法”的文化典范。邓氏家族文学主要是政治家的文学，以严密的理性分析见长，彰显出了邓氏政治家经纬天下的胸怀与智慧，对汉魏政治、经学和文史之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邓禹家族的文化典范性

在东汉功臣家族中，邓禹家族是敦励儒学的典范。光武帝好儒术，功臣亦多儒者。③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全国统一，光武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贾复、邓禹乃“并剽甲兵，敦儒学”，“既还私第，阖门养威重”，④其他功臣群起效仿，光武帝偃武兴文之国策由此得以顺利实施。贾复，字君文，南阳冠军人。“少好学，习《尚书》。事舞阴李生，李生奇之，谓门人曰：‘贾君之容貌志气如此，而勤于学，将相之器也。’”贾复为人刚毅方直，多大节，为“云台二十八将”之一。贾复子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略”，“兼通儒术，（章帝）每宴见，常使与少府丁鸿等论议于前。”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十三岁能诵《诗》，游学长安，与光武帝刘秀相识。天下初定，邓禹“常欲远名势”，⑤“笃于经书，教学子孙”。⑥贾、邓二人可谓通儒鸿才，在东汉功臣中具有非同一般的典范意义。可以说，东汉功臣从军功起家到经学世族的转型正是从邓、贾开始的。然而，贾复早卒，其族亦人丁不旺，家族代表性不强。邓禹家族则不然，人丁兴旺，俊才辈出，成为东汉世家大族之翘楚。《后汉书•邓禹列传》曰：“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笔者依据范晔《后汉书》、袁宏《后汉纪》、陈寿《三国志》统计了东汉邓禹家族入史传者，包括汉末邓芝在内，传衍六代以上，总计50男、2皇后，其中31人封侯，3人官至三公，与范晔的说法基本吻合。《隋书•经籍志二》曰：“后汉有《邓氏官谱》……晋乱已亡。”①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士族族谱，虽内容不详，但至少说明：邓氏家族仕宦显达，足以列出谱系。东汉士大夫罕见不通经学者。邓禹家族有如此庞大的官吏队伍，也就意味着有如此庞大的儒士队伍。东汉世家大族无不以经学为传家之本，邓禹家族的典范性不言而喻。在东汉外戚家族中，邓禹家族是以“文”、“德”传家的典范。东汉一代，兼有功臣与外戚双重身份的世家大族有阴兴、马援、窦融、邓禹、梁统五家，各家的开国功臣皆通经史传记，子孙亦不乏著名文士。光武帝阴后、明帝马后、章帝窦后、和帝邓后、顺帝梁后皆有才学，马后与邓后均为著名贤后，博学能文，有文传世。阴、邓两家皆出南阳，以敬慎礼法与谦退俭约著称；马援、窦融、梁统来自关西，谨约自守，而三家子孙皆有豪奢、恣肆、不拘礼法之习，关西豪放不羁之风在他们身上时隐时现。②阴氏家族本为齐管子之后，楚汉之际迁于楚，居新野。阴氏家族既好神仙，又好巫术，阴子方祭灶神，阴长生求仙问道，和帝阴皇后迷信巫蛊之术，道家与道教之风在阴氏身上表现明显。邓氏家族则是秉礼好儒之家，和熹邓后甚至坚决反对巫蛊与淫祀，表现出清醒的理性精神。马援与邓禹在谋略、学识、教育子孙等方面皆可媲美，少时所习也同为《诗》。马援家族亦人才辈出，马援子马廖、马防，从子马严，马严子马续、马融，皆通经艺，晓武略，亦可与邓禹家族之英才并驾齐驱，在文学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东汉一代，马、邓两家堪称兼容功臣、外戚、文化三重身份的世族“双璧”。然而，马援生长关西，靠近西北边地，范晔论其一生行事，谓之“伏波好功，爰自冀、陇”，精确地概括了马援的文化性格及其地域渊源。邓禹生长于楚夏之交的南阳，范晔说他“元侯渊谟……静其如愚”，“渊”、“静”二字正抓住了邓禹文化性格之根本。楚夏之交在战国时期即为老庄道家文化覆盖的重点区域，③邓禹的“渊静”、“常欲远名势”，或许正是源自南阳悠久的老子文化。总之，从东汉尊儒重文、尚德轻功的主流倾向看，邓氏比其他功臣外戚家族更具代表性；自文化的地域倾向而言，东汉朝廷推崇矜重守礼的人格风范，是典型的中原文化，邓禹家风正是如此，马、窦、梁三大家族却有明显的豪放尚功的关西文化倾向。显然，邓禹家族的文化性格更能代表东汉人文思潮的主流倾向。

二、邓禹家族的文德教育

邓禹家族突出的文化性格是与其世代相传的文德教育分不开的。邓禹是其家族教育传统的开创者。两汉之际，邓禹家族已是郡县著姓。刘秀经营河北，邓禹策马相追，与其“谋谟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为名副其实的“元功之首”。建武初拜大司徒，封高密侯。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退隐。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光武帝封禅泰山，特征邓禹行司徒事随行。明帝即位，拜为太傅。永平元年（公元58年）五月卒，年五十七。光武帝尊崇儒术，多举用经学博通之士入参朝政。儒学首重修身与齐家，以邓禹为首的功臣群体本以儒者居多，国家统一后，他们率先成了敦励儒学、修养礼法的典范。东汉社会，“户习七经”，“士民秉礼”，④光武君臣率先垂范，功莫大焉。“元功之首”邓禹是光武帝功臣中最为杰出的一员。邓禹笃于经书，非常重视子孙的文化与德行教育。邓禹有清醒的家学家风意识———令十三子各守一经，“既以武功书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养子孙”。⑤《后汉书•邓禹传》曰：“禹内文明，笃行淳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势。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资用国邑，不修产利。”范晔在《邓寇传赞》中说，邓禹“勋成智隐，静其如愚”。“内文明”既指有自知之明与知人之明，也指富于内省精神，正所谓“静其如愚”，宠辱不惊。邓禹有自知之明，知己功高权重，恐逆光武帝之志，遂与贾复“剽甲兵，敦儒学”；邓禹有知人之明，“每有所举者，皆当其才，光武以为知人”。①《后汉纪》卷14曰：“（和熹邓后）与叔父邠及诸兄语，常问祖父禹为布衣佐命时事。邠为说结发殖业，著名乡闾。遭世祖龙飞，杖策归德，征伐四方，天下大定。功成之后，闭门自守，事寡姊尽礼敬，训子孙有法。……后未尝不叹息流涕，言：‘立德之苦，乃至于斯。’”邓绥所谓“立德”，实包括建功、立德、“殖业（研习经学）”在内。可见，邓禹在子孙教育方面用心良苦，他以身作则，亲自训导，建立起功德与学识并重的家教观念，于家族发展泽被久远。邓禹儿子中，少子邓鸿好筹策。汉明帝与邓鸿议论边事，认为他具将才，就拜为将兵长史。章帝时，邓鸿为度辽将军。和帝初，鸿随窦宪击匈奴，有功，征行车骑将军。从上引邓邠教育邓绥的话可以看出，邓邠也是德行学问并修之士。据《后汉书•邓禹传》载，邓禹十三子中，惟第六子邓训“不好文学”，此处所谓“文学”主要是指章句之学，邓训的文、德修养都不错。邓训今无文章留存，不过，《后汉书》本传记载了他劝说部署安集羌胡的一段话，略可管窥其文学素养。其文曰：“今张纡失信，众羌大动，经常屯兵，不下二万，转运之费，空竭府帑，凉州吏人，命悬丝发。原诸胡所以难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怀之，庶能有用。”这段话以四言为主，简劲生动，体察人情，恩威相济。《论语•季氏将伐颛臾》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邓训的安边策略体现的正是儒家文德思想。不仅如此，邓训对子弟的德行与学业修养，要求严格，甚至苛刻。《后汉纪》卷14曰：“（邓）训，闺庭甚严。诸子进见，未尝赐席。至于（和熹邓）后，事无大小，每辄咨之。”《后汉书•邓训传》亦曰：“训虽宽中容众，而于闺门甚严，兄弟莫不敬惮，诸子进见，未尝赐席接以温色。”《后汉书•和熹邓后纪》亦载：“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父训异之，事无大小，辄与详议。”可以看出，邓训家中，子弟从小都要接受严格的文学教育，兄弟姊妹之间，讨论问难，切磋琢磨，学风很好；同时，邓氏家教，宽严相济，形成了良好的自律传统。从邓训对待子女经传研习的态度看，邓训所谓“不好文学”，应当是指不好死守“家法”的章句之学，对于经世致用的博通之学，他是不排斥的。邓训有五子一女：骘、京、悝、弘、阊及邓绥。邓骘今存一文，严可均《全后汉文》题名《上疏自陈》。邓弘少习《欧阳尚书》，入授安帝，诸儒多归附之。邓绥好学成习，终身不辍。《后汉书•和熹邓后纪》云：“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邓后今存自拟诏书若干篇。和熹邓后以光大父祖之德、教养子孙为己任，对文学教育也非常重视。《后汉书》本纪云：“（元初）六年，太后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恩爱甚渥。乃诏从兄河南尹豹、越骑校尉康等曰：‘吾所以引纳群子，置之学官者，实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时俗浅薄，巧伪滋生，《五经》衰缺，不有化导，将遂陵迟，故欲褒崇圣道，以匡失俗。”邓绥还从父祖那里继承了心忧天下的精神。她对刘氏子弟与邓氏子弟的经学教育一视同仁，并推及到国家文化教育和文化建设规制中。本纪云：“永初三年，邓太后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东汉有学问的宦官（如郑众、蔡伦）就是从邓后时代开始大量出现。邓太后称制期间，两度下诏刘珍等鸿儒硕学入东观校订典籍，为东汉经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邓后子侄辈中，从子甫德学传父业《欧阳尚书》。从子邓嗣，博学能文。《后汉书•邓禹传》载，邓太后去世，安帝听信谗言，迫害邓氏，邓骘、邓阊等被逼自杀，“阊妻耿氏有节操，痛邓氏诛废，子忠早卒，乃养河南尹豹子，嗣阊后。耿氏教之书学，遂以通博称。”从耿氏教子看，邓氏家族，无论男女，都秉承了好学重文之家风。邓氏家族良好的文学教育与德行教育相辅相成。邓禹教导子孙皆尊法度，子孙世传祖训。殇、安之时，和熹邓后临朝称制，兄弟辅政。邓后效法父祖，检敕宗族，教学子弟，邓骘兄弟子侄也勤谨自守，颇有德望。《后汉书•和熹邓后纪》载，邓太后临朝，“诏告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曰：‘每览前代外戚宾客，假借威权……今车骑将军骘等虽怀敬顺之志，而宗门广大，姻戚不少，宾客奸猾，多干禁宪。其明加检敕，勿相容护。’自是亲属犯罪，无所假贷。”《后汉书•邓骘传》云：“自祖父禹教训子孙皆遵法度，深戒窦氏，检敕宗族，阖门静居。骘子侍中凤，尝与尚书郎张龛书，属郎中马融宜在台阁。又中郎将任尚尝遗凤马，后尚坐断盗军粮，槛车征诣廷尉，凤惧事泄，先自首于骘。骘畏太后，遂髡妻及凤以谢，天下称之。”永初元年，安帝封邓骘兄弟为侯。骘等辞让，不获准许，遂逃避使者，上疏自陈，中有“常母子兄弟，内相敕厉”之语。邓后从兄邓康“以太后久临朝政，宗门盛满，数上书长乐宫谏争，宜崇公室，自损私权，言甚切至。”顺帝时，邓康为太仆，以品行方正著称，名重朝廷。可以看出，邓禹家族在文德教育上一脉相承：邓禹“功成之后，闭门自守”，邓骘兄弟居官显位而“阖门静居”；邓禹教导子孙要“尊法度”，邓后检敕宗族，邓骘自髡妻子；邓禹“勋成智隐”，邓康谏邓后不从，遂闭门不仕；邓禹“笃于经书，教养子孙”；邓绥“昼省王政，夜则诵读”，并亲自督导子弟学习。邓氏家族的文德教育总归一个“律”字———律己、律宗亲。这种高度自律的宗族精神强化了邓氏家族的凝聚力，也提升了邓氏家族的朝野名望。安、顺之际，邓氏几乎遭遇灭门之灾，以大司农朱宠为代表的公卿士大夫多为邓氏鸣不平，顺帝亦“追感太后恩训”，邓氏家族方转危为安。邓禹家族人丁众多，累世显贵，在史书中却未留下明显劣迹，这在两汉外戚史上绝无仅有。如果史书记载可信的话，我们只能推出一个结论：邓禹家族的文德教育非常成功，宗族内部形成了良好的约束机制。可以说，邓氏家族久经政治风雨而绵延不衰，其宗族自律精神、以文德传家的自强精神，都是非常重要的内生力。值得注意的是，邓氏家教不仅重视“文德”，而且不弃“武略”。邓后特别提到祖父的教导———“先公既以武功书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孙”。《三国志•蜀志卷十五•邓芝传》载，邓芝，字伯苗，新野人，邓禹之后，于汉末入蜀，曾任尚书郎等职，官至车骑将军，对和合吴蜀贡献卓著。本传曰：“芝为大将军二十余年，赏罚明断，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据《华阳国志•巴志》载，邓芝还好弓弩，善射。从邓芝身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邓禹家族文德武略兼修之风至汉末而不坠。

三、邓禹家族的文学成就

在邓禹家族中，邓禹、邓绥、邓弘、邓骘、邓嗣、邓芝的文学影响比较大，史料也较为丰富。六人中，惟邓绥、邓骘有单篇文章保存，邓禹和邓芝的文学才华可从史书保留下来的辞令中见其一斑。邓弘、邓嗣既无言辞留存，也无单篇文章传世，但有史料载录著述之事。因此，本文分析的邓氏文学并不拘于单篇之文。邓禹对历史的影响，莫过于他的“河北进策”（袁宏《后汉纪》卷1记录最详）。《朱子语类》卷135：“尝欲写出萧何、韩信初见高祖时一段，邓禹初见光武时一段，武侯初见先主时一段，将这数段语及王朴《平边策》编为一卷。”朱子所谓“邓禹初见光武时一段（语）”，即邓禹在河北对光武帝所说的如何“定天下”的那番话，权且名为《河北进策》。在朱熹看来，邓禹此策是北宋以前安邦定国的四大经典策略之一。该文不仅集中反映了邓禹政治军事上的杰出才识，也展示了邓禹简洁练达、文思缜密的文学功力。刘秀经营河北地区之时，族兄刘玄已经称帝，且颇有号召力，刘氏宗室大多做了更始大臣，刘秀也是更始所封萧王。刘秀若想建立“帝王大业”，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面对天下“公义”；其次，刘秀为人谨慎内敛，当时实力也很有限，要夺取天下，尚信心不足；再次，时人多信“天意”，尤信谶言，刘秀也心存顾虑。要说服刘秀成就大业，必须首先破解上述三方面的心理问题。邓禹进策，开口就将视野引向古今“圣明”境界，然后话锋一转，切入如何解决“天事与人事”问题。以刘秀之气魄，“天事”拘囿不住，“人事”处境却困厄重重。邓禹围绕“人事”问题，从更始政权不足为虑说起，一口气从“德”、“武”、“文”三个方面分析了刘秀“聪明神武”的帝王“威德”，鼓舞了刘秀信心，破除了心理障碍。然后，邓禹以“收天下英雄而分授之”提挈纲领，从部署“粮草”到统一天下，层层论断。史载“上笑曰：‘且相随北去。’因敕左右，号禹曰邓将军”。①这段言辞，通观古今，总览全局，运转万里乾坤于股掌之间，气魄不可谓不雄，然而，雄放之中自有沉稳之度，睿智之中不乏豪壮之风，与战国纵横家之说辞迥然不同。

若将诸葛亮“隆中对”②与邓禹“河北进策”作比较，我们会发现，二人思路非常相似，连用语也有不少相同处，如孔明所谓“非惟天时，抑亦人谋”；“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将军）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之类，均与邓禹策辞义同语近。清蔡世远叹诸葛《隆中对》“规模宏远！”唐张仲宣赞邓禹《河北进策》“文雅光国”，③皆千古知音。邓禹留下来的还有一段推荐寇恂的话，载于《后汉书•寇恂传》。此文开阖有度，简明扼要，亦通达睿智之文。邓骘现存文一篇，原载于《后汉书》本传，《全后汉文》题为《上疏自陈》，梅鼎祚《东汉文纪》题为《上邓太后辞封疏》。这篇奏疏措辞谦卑，坦诚温雅，颇能体现邓骘谦逊谨慎的性格，亦可看出邓氏家族谨重自律之风。邓弘以《欧阳尚书》授安帝，文学修养应当也不错。邓绥能属文，且善解人意。和帝封她为皇后时，曾“手书表谢”。《全后汉文》收录邓后诏书17篇，从语气、措辞及反映出来的心理活动看，其中的14篇都极像邓绥自撰之文。①如《策命长安侯即皇帝位》曰：“其审君汉国，允执其中。‘一人有庆，万民赖之’。皇帝其勉之哉！”这是以太后姿态教导安帝，不似代言。《立安帝诏》写太后尽心抚养幼帝时的殷切期望，又写突遭殇帝夭折的惊心和悲痛，说：“朕奉皇帝，夙夜瞻仰日月，冀望成就。岂意卒然颠沛，天年不遂，悲痛断心！”又《赐周冯贵人归园策》曰：“朕与贵人，托配后庭，共欢等列，十有余年。……先帝早弃天下。孤心茕茕，靡所瞻仰，夙夜永叹，感怆发中。今当以旧典，分归后园。相恋之情，惨结增叹。‘燕燕’之诗，曷能喻焉！”又《遣掖庭宫人诏》云：“今悉免遣，及掖庭官人，皆为庶民，以抒幽隔郁滞之情。”这些诏书多述及邓后的宫中生活体验，推己及人，真切细腻，实肺腑之言。《诏河南尹邓豹等》是邓后写给亲兄弟邓豹等人的，她诉说自己的良苦用心，讲述祖父的教导方法等，殷殷关切，溢于言表。该文还有生动形象的口语，如“今末世贵戚，食禄之家，温衣美饭，乘坚驱良，而面墙术学，不识臧否。斯故祸败所从来也。”这些用语都不是官话，皆随口道来，当出邓后之口。从语气和文风看，邓后的《检敕外戚诏》、《报邓阊》、《敕掖庭令》、《遗诏》等诏，亦时见口语，训导之辞甚至略嫌琐细，如对面而语，典雅平实，一如邓后明察、果决、干练的为人，又有女性特有的细腻柔情，且融贯着“诚在济度百姓，以安刘氏”的国母情怀，这些诏书应是邓后自作。邓嗣之学，受于母亲耿氏。桓帝永寿中，邓嗣“与伏无忌、延笃著书东观”，共同撰写《东观汉记》。东汉一代，在进入东观校书著史的文士中，博通今古文经学、史传、百家典籍以及谶纬术数之学者甚多。②据此推测，邓嗣既以“通博”著称，范晔又将他与享有文学盛誉的延笃并提，③他的才学当与延笃不相上下。

从家学体系看，邓氏家族的文学教育观念也是以“博通”为主，并不拘泥于经学家法。比如，邓禹擅长《诗》学，却令十三个儿子各习一经，邓训也让子女研读各种经传，邓绥特意从班昭学天文、算术以及谶纬典籍。据此推理，邓嗣之学大约也是经、史、文、纬诸科兼通的。邓氏家族中，最擅长外交辞令的，恐怕要属邓芝了。《三国志•蜀书十四•邓芝传》载，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后主即位，诸葛亮欲重修吴蜀之好，恐孙权怀疑蜀汉实力，遂派尚书郎邓芝出使东吴，邓芝不负使命。传云：权果狐疑……语芝曰：“孤诚原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绝魏，与蜀连和，遣张温报聘於蜀。蜀复令芝重往，权谓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芝对曰：“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则战争方始耳。”权大笑曰：“君之诚款，乃当尔邪！”从上文可以看出，邓芝每段言辞都是极富智慧的。他一语道破孙权疑虑，坦言为吴蜀双方利益而来。剖析利害之时，他着眼于魏、蜀、吴三方力量的对比，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吴蜀各自优势，以坚定孙权联蜀之志。邓芝此番谋议，最终“合吴蜀之长，为唇齿之势，以进兼天下”，④光耀三国文苑。第二次出使时的答词，形象生动，气势如虹，又襟怀坦诚，集儒士节义与外交家的睿智为一身。⑤两段辞令，正反对比，逻辑严密，不卑不亢，犹见邓禹风范。从整体上说，邓氏家族文学主要是政治家之文学，其作品内容与汉魏政治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其文学精神彰显的是政治家经纬天下的胸怀气度、睿智与洞见，其文本逻辑不以情感抒发为旨归，而以严密的理性分析见长，与“注重情感和语言个性化”的文人文学判然有别。⑥当然，邓禹家族文学风格并不单一，邓禹之恢阔，邓绥之细腻，邓骘之温雅，邓芝之坦直，各呈异彩，时见情性之别。

在汉魏政治文化史上，邓禹家族以文德传家，不弃武略，于功臣、外戚、士族中卓然而为一代典范。邓氏家族的“文学”亦泽被广远。邓禹“河北进策”为光武建国指明路径，实为经世文之杰作；邓训、邓鸿兄弟明晓边略，文武并用，为明章时期的边境安定建立功勋；邓绥、邓骘兄妹于殇、安两朝执掌国事，进贤纳士，其诏令奏疏，足见一代文治轨迹；邓弘、邓甫德父子以《欧阳尚书》传家，于东汉经学亦占一席之地；邓嗣与东观群贤共著《汉记》，于东汉典制文章之流传功不可没；邓芝之辞令，于吴蜀两国之交好厥功甚伟。总之，作为东汉功臣、外戚、世家大族的文化典范，邓禹家族文学自有其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