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主义思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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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史学界、文学界、影视艺术界和网络媒体领域出现重新泛起之势，成为国内有相当影响力的思潮之一，其核心是对五四以降，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中国历史，以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重新给予“客观”的评价，借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它与主张经济领域全盘私有化、崇尚自由竞争的“新自由主义”以及主张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观和政治运行模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交相呼应，旨在否定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史学界和思想理论界造成很大混乱，必须对其进行严肃评析和批驳。

一、思潮重新泛起的根源: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思潮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所谓全盘西化论;在时期，、“”对待历史的态度和方法更是的典型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则有以电视纪录片《河殇》为代表的新的鼓吹全盘西化、宣扬民族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潮;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思潮又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泛滥开来。在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前苏联史学理论界一部分学者对十月革命极力否定，对苏共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陷、失误极力夸大，甚至把斯大林从“神”消解为十恶不赦的“魔鬼”［1］。这种肆意重评历史的后果造成人民思想上的极大混乱，推动着前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在中国，思潮在世纪之交重新泛起与其所面临的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密切相关。第一，从特殊的国际环境来看，世界一体化、全球化、信息化趋势不可逆转，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大，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也同步深化，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之间并存、斗争、合作的现实决定了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采取遏制、打压的战略意图从未改变。“和平演变”是其主要策略，利用一切机会实施思想、文化渗透和政治诱导是其主要手段。特别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并存与斗争中，前者处在主导地位，后者处于弱势地位。20世纪末期苏东剧变的发生造成“西强东弱”的国际整体局势，也导致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失败论”、“渺茫论”甚嚣尘上，宣称“历史已经终结”，庆贺资本主义在与社会主义的竞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这就为乘虚而入提供了适宜的土壤。第二，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处在一个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必然引起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它与西方敌对势力的反社会主义思潮相互呼应，它与新自由主义、新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即对中国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不满，从而实现了相互转化和统一。在这种转化和统一中，再度泛起。与此同时，欧美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否定一切革命”、鼓吹改良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潮直接促使着我国史学界、思想界的思潮的再次泛起［2］。

二、思潮的具体表现:否定与颠覆历史

在史学、文学、艺术、大众传媒等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他们以“重新评价”为名歪曲历史。其主要观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宣扬改良，否定革命。否认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选择暴力革命方式变革社会的必然性和历史意义，夸大了革命的破坏性，进而提出重新审视革命、“告别革命”的主张。他们声称:20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暴力革命的结果只是实现了专制复辟［3］。按照这样的描述，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9年的历史，自然就从根本上被否定了。第二，从否定到否定社会主义改造，最终否定社会主义。他们认为造成了历史的断裂;又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甚至搞错了，从而阻滞、破坏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他们重新搬出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解决的老问题，即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以张东荪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之间，就落后的中国走“俄国人的路”还是走“改良的资本主义”道路的争论。今天的者以所谓的“客观理性”的态度分析历史，认为在以农民为主要人口的落后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起来的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进而断言改革开放以前中国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只是一部荒唐史”。由此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之后中国走“俄国人的路”选择社会主义是离开“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主流”而误入了歧路;二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则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和对“近代文明主流”的回归。据此，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补新民主主义的课”，效法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我们的真正出路［4］。第三，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以历史假设来夸大走改良道路的可能性;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建设成果，夸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建设探索过程中的失误，那么必然合乎逻辑地得出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结论。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第四，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者在研究评判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时往往以所谓的“客观”态度，有意无意地淡化、质疑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试图用历史选择论来替代唯物史观，对阶级斗争理论、社会形态及发展规律理论进行质疑、否定，对党史界已有的被实践证明正确的结论进行挑战性的质疑、否定，在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和争议。透过以上四个观点，可见的要害在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国引向西方道路。思潮的上述种种表现，显示了它的以下特点:第一，思潮不同于一般意义上持全盘否定态度的“虚无主义”。它并非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一概否定，而是着力于重新审视、评判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革命史、建设史，进而得出颠覆性的否定结论。简而言之就是两个否定:否定中国暴力革命的必然性，否定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步性;鼓吹改良，鼓吹中国现代化要以英美为师，全盘西化［5］。第二，的突出特点体现在其方法和思维方式上的形而上学性。对历史进行批判反思本无可厚非，但问题的要害不在于要不要对历史进行反思和批判，而在于以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和态度去反思和批判，这正是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分歧所在。在方法上往往夸大历史发展过程中主体的行为选择性，并以之否定历史发展规律，同时混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颠倒支流与主流的关系，或取其一点，或攻其一点，或无中生有，或捕风捉影，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

三、的理论实质:历史唯心主义

从的理论思想渊源看，它是照抄照搬国外个别史学流派观点的产物，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运用的是主观主义方法，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思潮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历史选择论，即随意假设历史、夸大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选择性而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它不是在详细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找出历史事实的内在联系，从而把握历史规律，而是出于否定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学术使命”，来颠倒正面与反面、主流与支流，随意剪裁历史场景，从而得出反主流的“创新”结论。其方法论上的错误正如列宁所说:“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因为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

四、的社会危害:否定选择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打着历史反思、学术研究的名义出现，具有很强的欺骗性;使人民失去了对民族的认同、对历史的认同，从而失去了民族精神支柱;从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进程中的具体事实开始，到最终否定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因此，思潮的影响不能低估，必须提高警惕。第一，具有很强的欺骗性。他们打着“解放思想”、“反对僵化”、“学术研究”的名义出现，宣称要与某些西方史学流派研究范式的转换相一致，以史学研究创新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肆意评判中国近现代历史，但实际上得出的却是一系列错误的认识。从实质上讲，它不仅是一个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导向问题。特别是它与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内外呼应，很容易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迎合了西方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政治需要。第二，必然导致民族虚无主义。借助于当前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机，大肆歪曲、否定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英勇奋斗的历史。一些人不仅仅满足于歪曲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甚至开始重新审视华夏民族的起源史，要从源头上否定中国历史，对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对源远流长的灿烂民族文化也一笔抹杀，使人丧失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削弱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使整个民族丧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或灵魂，其后患不言自明。第三，最直接、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方向。思潮否定、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英勇奋斗的解放史、建设史，就是要“从历史依据上抽掉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从理论基础上质疑、否定“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实现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的真实目的［2］。前苏联解体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和部分前苏共领导人否定前苏联革命的必然性和建设成就的做法，及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却是解除苏共精神武装的始作俑者。苏东剧变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因此，科学地研究、宣传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中国历史，事关坚持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道路等重大原则问题，也是史学工作者应尽的历史责任。历史是一部伟大的教科书，切实做好史学教育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国情、把握发展规律，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创新民族文化，从而坚定广大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