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文学谈论民国天灾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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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自然灾害频发，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根据有关资料的统计，在1912－1948年的37年期间，各类灾害总计造成16698个县次受灾，即平均每年有451个县次受到灾害的侵扰。按照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全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划2000个左右，平均每年都有1/4的土地处于灾害的蹂躏之下。在灾害频发的年份，全国竟有一半的国土笼罩在灾害的阴影下，如1928年有1029个县次受灾，1929年有1051个县次受灾。灾害的种类繁多，既有水灾、旱灾、风灾、雹灾等各种气象灾害，还有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既有蝗灾、螟害、鼠灾、瘟疫等生物微生物灾害，也有土地的沙漠化、盐碱化等灾害，并且这些灾害大多并不是以单一的形式出现，常常是祸不单行、连续不断或交相发生。在所有的灾害中，最为严重的是水灾，在37年期间全国共有7408个县次受灾，年均200个县次;其次是旱灾，共有5935个县次受灾，年均161个县次;排在第三位的是蝗灾，共有1719个县次受灾。［1］35－37不仅仅是频仍的自然灾害，同时还夹杂着人祸的因素，致使灾荒愈演愈烈。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对于灾荒形成的原因做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饥荒意味着饥饿，反之则不然。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虽然饥荒总是包含着饥饿的严重蔓延，但是，我们却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影响到遭受饥荒国家中的所有阶层。事实上，至今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某一次饥荒中，一个国家的所有社会阶层都遭受了饥饿。这是因为，不同社会阶层对食物的控制能力是不同的，总量短缺只不过使各阶层对食物控制能力差异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已。”［2］58－59这就说明灾荒现象的出现不是粮食供给不足，而是取决于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社会中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决定于法律、经济、政治等的社会特性。具体分析民国时期灾荒形成的原因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中涉及政治不清、军阀混战、兵匪横行、水利失修、民智低下、囤积居奇等各个方面，也与救济过程中的漠视民命、赈灾不力、贪污腐化等因素有很大关系。

一、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繁重

“苛政猛于虎”，国民政府的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繁重，导致大批农民破产。范长江就描写了一些地方官员在灾情严重之际“救灾不忘收税”，把它奉为政治格言。国民党政府沿袭了北洋军阀的预征制度，预征的年限少则一年，有的竟长达三四十年，比如乐至县在1936年已经开始预征1978、1979年这两年的欠粮。“民国才二十六年，而在二十四年时，已收到民国六十八年。钱粮岁数大过实际民国岁数约三倍之多，这是四川政治的奇迹之一。而尤其的，是此种预征钱粮，二十四年已明令豁免，到二十六年灾荒如此严重期中，反而强收旧欠。民间无力，往往因三五元之欠数，动辄被关押，押后不给伙食，要自备食费，勒索至每日五角至一元之多，这比入监狱还低一等，因为在监狱中还有人给饭吃。”［3］542一些国民党军阀巧立名目，加收各种苛捐杂税。广东军阀陈济棠统治的潮梅地区，“税捐的名目特别多，乡村的房子要抽税，吃点心也要抽税，乡村游神要抽税，妇女正月探亲也要抽很重的捐，大大小小差不多几百种。”［4］难怪人们要惊呼“民国万税”了，这些“赋税的名字绝顶的聪明人也记不完”，农民即使遇上丰年到头来也一无所有。程率真的诗歌《收获》就反映了农民在丰年也一无所获、濒临破产的悲惨命运。“完了粮银，出了捐款，赋税的名字绝顶的聪明人也记不完;地主和债主再要去一半，农人的手中已经没有一文钱。没奈何，只好去推推担担，在肩膀头上磨下几文血汗钱;就这样养活儿女，一步步向前，请看那饥饿的脸，灰暗里永笼罩着一个悲惨!不要说这收获时期的可喜，如今再也找不到农人的笑颜。”

二、军阀割据，政治窳败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与政治窳败，导致了灾民遍地。马罗立在《饥荒的中国》中对于1925年四川发生的饥荒作过如下描述:“在一九二五年里，中国中部，发生过一次饥荒;讲到那次饥荒，贵州和四川两省底启衅，也是其所以发生的原因之一。贵州底军队，起初侵入四川底南部，但一经开战后，重被驱逐出来。当这支军队溃退的时候，将凡是宜于负重的牲畜，一概满载着谷粒，携带出境。驱逐邻军出境的四川军队，因为一路上所获给养过少，于是逞其战胜余威，立即将该地被抢剩的食粮，全部提去，忍使那班和两方军事当局毫无关系的无告良民，惨受饥荒底侵迫。”［6］101军阀割据致使政令不畅，导致救灾物资无法运输到灾区。1929年西北大旱时，“积大米的商人、放高利贷的人和地主，他们由武装警卫保护着，大发横财。令人吃惊的是，就在这些城市里，官员们还在和歌妓舞女跳舞打牌。成千上万吨小麦和小米无法运给灾民，因为西北的一些军阀扣留了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不放一节往东驶去，而国民党的一些将领则不让车皮西去，因为他们担心车皮会被对方扣留。”［7］39特别是陕西地区的军阀为了自身利益，鼓励当地农民大量种植鸦片，结果灾荒来临时全省竟无多余的粮食可调剂。面对陕甘大旱，张恨水对灾荒下兵匪为害百姓的行为作了形象的揭露。“平民司令把头抬，要救苍生口号哀;只是兵多还要饷，卖儿钱也送些来。越是凶年土匪多，县城变作杀人窝!红睛恶犬如豺虎，人腿衔来满地拖!平凉军向陇南行，为救灾民转弄兵;兵去匪来屠不尽，一城老妇剩三人!”

四川军阀在灾情严重的情况下还强派鸦片与强验地契。这些鸦片烟款只能从那些善良的并不吸食鸦片的人民身上来收取，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负担。“收缴烟款之多少，为地方官吏成绩好坏之考勤标准，逼使地方官吏为自身计，便不顾人民死活。其销烟不力者，则记过等处分随之而来，在急如星火之催款令下，各级地方机关均皆为此而奔忙。”在灾情严重的情形下验换地契，收取验契费，给民众又带来一大负担。“彼等已食树皮泥土，试问有何力量可以纳此重捐?政府催逼验契，农民有将地契奉送催款人者，更有趁此机会故意犯法者，他们希望被拘入狱，以求得囚粮一饱。”［3］558－559军阀之间的混战导致了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有的甚至遭到人为的严重破坏，对水旱灾害起不到应有的调节功能，加大了灾荒发生的机率。1924年，吴佩孚把保护黄河大堤的柳树砍伐卖掉，筹集军费500余万元，对黄河沿岸人民的生命安全视而不见。［9］30年代初，曾将武汉用于修筑堤防的数千万之积存金全部挪用军费，对全国发生的大洪水置若罔闻。［10］1933年5月，四川军阀刘文辉以水代兵将灌县都江堰掘毁，使内江之水涌入外江，致使川西36县良田非涸即涝，不能耕种。［11］更为悲惨的是1938年，为了阻止日本人的进攻，实施以水代兵的战略部署，悍然下令让部队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泛区人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一泻千里，席卷而下，人畜无由逃避，尽逐波臣;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闻多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辗转外徒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寻，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凡几。幸而勉强逃出，得达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艰辛倍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

花园口决堤使得黄水肆虐，造成了惨绝人寰的特大悲剧。有一首广泛流传的民谣，揭露了花园口决口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灾难，“扒开花园口，一担两筐往外走，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张爱萍将军在1938年9月写过一首《黄泛行》，揭露国民党打着抵抗日寇的幌子扒开花园口，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浩劫。“黄河大堤决，一泻千里泽。御寇美其名，人民遭浩劫。遍地若，水天难分界。村舍断残垣，良田俱湮灭。尸骨逐水流，人畜喂鱼鳖。屋顶丧家犬，树梢鸡啼血。不知谁家猫，见主声凄烈。敌后黄泛行，扁舟破明月。悲歌哀生灵，抗日志如铁。恢复我河山，直捣敌巢穴。”［13］28－29的《过黄泛区书所见》则同样印证了民谣的说法，揭露了花园口决口带来的巨大灾难，控诉了国民党反动军阀的倒行逆施。“一过黄泛区，水茫茫。陷泥过膝及腰腹，人马欲渡川无梁。二过黄泛区，草黄黄，芦花飞白，大好牧场。蒋匪兵来，人民隐藏。三过黄泛区，走跄踉。川原水洗，城社荒落，满目凄凉。内战罪魁，抗敌无能，不顾人民之死亡。四过黄泛区，走西华，过淮阳。从前灾星，水旱汤蝗。而今苛政，抽丁征粮。”［14］138－139作为此次灾荒的见证人，诗人臧克家曾这样描写黄泛区的悲惨景象，“对于这次以八九十万人民的生命和无法估计的财产供作牺牲造成的黄泛，我也是它的一个见证人。我在豫东虽然只见了它的一点余波，那景象己经够动魄惊心的了。举目茫茫，一片黄汤，树木的梢头挣扎出水面遥遥地向人招手，日用家俱象小船随波漂荡，时而看到人的尸首和死了的家畜互相追逐着，好似恋恋舍不得分开。平地上行船，高高的屋脊鱼似的掠船而过。在退了水的土地上，走动着一些无衣无食无家可归的受难者，他们有的睡在露天里、有的在树上打一个吊铺。时间仿佛倒退了一万年，二十世纪的人民在过着原始时代的生活。”［15］面对黄泛区流民遍地的惨象，《河南民国日报》一位署名“冠生”的记者曾经写了一首诗，诗歌描述了他所观察到的情形，“黄水望无边，灾情实堪伤，村村皆淹没，家家尽饥荒，贫者本苦难，富者亦无粮，结队离田园，流浪至何方?忍饿暑天行，面瘦黑又黄，偕妇载婴儿，啼号道路旁，日落原野宿，辗转秋风凉，流民成千万，何处是安乡!”

三、奸商的囤积居奇与军阀富豪的穷奢极欲

不法奸商唯利是图囤积居奇，军阀富豪穷奢极欲也是加重灾情的一个方面。“一袋面粉，索价是一千二百元，如果有熟人可托，有小钞可拿，也许一千元可以买到。麦子每市斗三百元，高粱面每斤二十五元。”［16］实际上粮价的涨落，已经和70%的人没有直接的关系了，灾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支付高昂的粮价，他们只能去寻觅树叶、草根等代食品来果腹充饥。流萤揭露了那些投机取巧的奸商，不但没有同情之心，而且还成了1942年河南大灾荒的帮凶，“那些投机取巧的奸商们，利用这个机会，把粮囤集起来，把生活线抬到天上，那些富而不仁的地主，乘这个机会放剥皮钱。在灾区，粮食会一分钟一个价钱。借一百块钱，麦天要还两斗麦。这些恐怕也不是后方所能想象的事。旱魔直接吸干了地面的水分，使禾苗枯死，而直接吸干农民的血的，却是这些两腿动物。从来便以吸食人血自肥的人，旱灾使他们更加肥大，他也帮助了旱灾，加速人们的死亡。”［17］格兰姆•贝克描述了在中发生的这种情形，“囤积者们囤积小麦，等着饥馑促使小麦价格飞涨。然后他们用获得的暴利低价购买土地、儿童和那些快要饿死的人的其他财产。据说，有钱的富人在西安附近设立了几个大规模的组织，派出人前往灾区削价购买土地和奴仆。”［18］352那些有钱的富人哪管灾民的死活，范长江在通讯里曾写到那些一掷千金买笑买醉的军阀。“灾情虽重，而利用灾情以致富者，仍不乏其人。某下野军人，去年囤米，曾赚三十余万元，特别从上海用飞机接去一著名妓女，到成都享乐，费去数万金。一部分军人，在成都仍大肆欢乐。仿上海开设华贵奢侈之沙利文饭店，每日赌博动辄十数万元之出入。上海某著名舞女亦曾被由空中迎去，热闹一番，数万法币，因彼而消费!”［3］539萧乾在《流民图》中也写了一些富户只顾自己行乐，不愿捐助难民。“我们走过富户的门前时，在灯火辉煌中，畅快的笑声荡漾着。他们巍峨的瓦房四周都筑着炮台，上面日夜有人守望着。这次邳县成灾，向富户募集救济粮，面现难色的也颇不少。这些富户多拥有五六百顷地，一家便占据一整个村庄。庄丁平日打杂，遇到佃户抗阻或袭击时，那些壮汉子便是机关枪小钢炮的操纵者了。胆小的地主远躲在上海租借里，留在庄上的，便以藏书、种菊一类雅士安闲地消磨他们无忧无虑的日子。”［19］120作者望着那森凛凛的朱漆大门，不由得吞了一口冷气。一些商人乘机勒索，逼迫农民在灾荒中卖掉其心爱的土地，斯诺在其调查报告中曾指出这一点，“灾情最严重的时候，在这个黑暗的国家里出现一群贪婪者。他们以免收拖欠的租金或只付几个铜板的方式、从饥饿的农民的手里收购了成千上万亩土地，等到旱情解除时再租给佃户。”［7］39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里描写了江南大雨后，惠利轮船公司的经理王伯申不顾两岸农民的利益，让轮船在河道中肆意行驶，致使河水溢出两岸，淹没了许多农田。熊佛西的独幕剧《囤积》就描写了人民整日处于饥饿之中，而一些贪官却欲借机囤积发财的丑剧。

四、赈灾过程中的贪污腐化与漠视民命

国民政府漠视民命、赈灾不力，在救灾过程中敷衍塞责、互相推诿扯皮，没能真正行动起来，即使仅有的一点救灾行动也落不到实处，救灾款项被层层截留挪用，甚至被个别官员中饱私囊，出现了许多贪污腐化的案例，这些与灾情的扩大有着极大的关系。据记者流萤的通讯《粮仓里的骨山》报道，汝南县十九店仓库主任付伯明，把平时积蓄有待荒年放赈的积谷一千五百余石小麦信手挥霍，盗用一空。预计从此时到麦熟，每人只要有一斗小麦便足以维持生命，也就是说一千五百石小麦可以救活一万五千人。因此，《汝南日报》大声疾呼:“如果判傅伯明的罪，便是应判杀死一万五千人的罪!”确实，“如果这一千五百石谷不吞到他一个人的肚子里，汝南街头的灾民准会被收罗得干干净净。”汝南县田赋管理处科长李东光，私自将公仓小麦盗卖五万九千斤。这些小麦都是他们私自以大斗大升剥夺来的，国家并没有多得到一粒，人民却是额外增加了五万九千斤粮食的负担，“谁也不敢保证，在新堤的土里躺着的没有它们的主人!”“‘人民馨其所有，贡献国家’，那是应该的。为了抗战建国大业的完成，他们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是，贪官却戴着国家的帽子，利用政府交给他的职权，在人民的沉重负担外更剔尽他们的骨缝，把千万人的脂膏都吞进他一二人的肚子，这是如何可怕的事!”［20］范长江在其通讯中指出四川旱灾的扩大化与某些权贵有着直接的关联，“最下游的西岸，苍崖翠壁间罗布着无数的琼楼玉宇。熟悉的人可以指出哪一座是某将军的住宅，哪一座是某要人的娇窝。每座宅第动辄花费几万几十万的建筑费。这些钱是怎样来的，与现在吃树皮草根泥土的灾民有绝对的关联。”

许多文学作品都描写了赈灾过程中的阴暗面，使得灾民得不到应有的救济，致使灾荒愈演愈烈。蒋牧良的小说《雷》借雷电这种自然现象，含蓄巧妙地揭露了一些放赈的官员借救济灾民发灾难财的真面目。赈灾的官员乔世伦在赈米中做手脚，倒进了许多河沙和糠秕，把两百担米当作三百担发，从而克扣了一百担。被人们称为大慈善家的赈济专员韩八太爷，偶然之中发现了乔世伦的秘密，于是就装神弄鬼、趁火打劫，把一百担米的收据抢到自己的手中，并且命令装米的船只连夜开回城里，侵吞了乔世伦克扣下来的赈米。小说结构十分巧妙，通过一个喜剧性的情节，把一群赈灾当中发昧心财的小丑形象置于雷电的庄严道义审判之下，无情地揭露和嘲讽了救济当中的腐败现象。林淡秋的小说《散荒》描写了灾荒之年，政府宣布“散荒”来救济灾民，人们满怀希望地盼望着政府散荒官员的到来。可等到头却是空欢喜一场，每家每户只能领到几升米，对于灾民来说等于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农民阿六就向散荒人员提出抗议，要他们加米、加钱或要衣服，在毫无结果下就和他们吵骂起来，被官兵用枪托打伤，并抓了起来。阿六嫂听到这一消息就昏了过去。等她醒了以后，愤怒地把别人代领来的赈米倒进了污水沟里。灾民在事实面前终于明白，政府的赈济只是欺骗愚弄人民的把戏，在灾难面前他们逐渐醒悟过来。石灵的小说《捕蝗者》描写了农民遭受旱灾，接踵而来的是严重的蝗灾。李三老爹一家与蝗虫展开了顽强的搏斗，拿着面盆挥舞布条在田里来回奔跑驱赶蝗虫，可由于蝗虫太多，任凭他们怎么驱赶也无济于事。而这时家里又传来不幸的消息，县警察队开到乡下如狼似虎地催缴“清乡费”，把家里仅有的一头牛强行牵走了，逼迫家人拿钱去赎。结果，李三老爹衰弱多病的身体经受不住这接二连三的打击，死在了驱赶蝗虫的田地里。他的两个儿子只好借钱交了清乡费去赎牛，然后卖掉牛来安葬父亲。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蝗灾过后，县长竟然告示，派专员下来监督灭蝗除害的工作，还要求人们务必殷勤招待。小说辛辣地讽刺了反动当局在天灾面前见死不救，反而对农民进行无情的掠夺，揭露了他们“救灾除害”的欺骗行径。易巩的《杉寮村》描写了广东潮汕地区客家农民的苦难生活，揭露了那些虚伪、凶残的政府的赈灾者，他们不顾灾民的死活，借灾荒之际大发灾难财。豪绅陈瑞庭和李庆材成立了“潮州义民救济会”，而客家乡长张明达等人也成立了所谓的“平粜委员会”，名义上是救济灾民，其实是打着救济的幌子中饱私囊，榨取灾民的血汗钱。张明达的平粜委员会从县里领来一百石救济米，一部分留给了乡公所，一部分凭买米证假公济私地平粜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了，后来还把这些平粜米走私贩卖到沦陷区大做投机生意。许多客家人恳请潮州义民到陈瑞庭的义民救济会购买平粜米。穷苦的张阿婆也拿着三元钱去找堂表侄李庆材，想以“潮州义民”的名义买一斗平价米。李庆材实际上并不打算救济灾民，而是拿报名入会的灾民所交的钱去帮陈瑞庭“买禾花”，也就是乘灾民在青黄不接之际以极低的价格把他们田里的稻子买下来，收获后归自己所有。一场台风毁坏了田里所有的稻子，给杉寮村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办理平粜救济的张明达乡长由于贪污走私平价米连夜逃走了，而收买灾民禾花的陈瑞庭和李庆材也相继携款潜逃。张二婆经受不住这巨大的打击发疯了，经常追着人哭叫:“还我钱来!还我谷来!”在这种腐败虚伪的赈灾活动中，神经失常的张二婆是许许多多灾民的化身，他们在鬼魅横行的世界里苦苦挣扎，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司空见惯的一道风景线。沙汀的小说《县长》描写了一个在灾民身上打主意的县长的形象，揭露了政府对灾荒之下的灾民竭泽而渔，讽刺了统治者暴虐无耻的统治行径。康县长到灾区上任，做梦也没想到这里的情形会这样糟!在清查各项款子后，看到实在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就开溜了，让县政府秘书贺熙自己的县长职务。这个县长对本地出现的严重灾情没有什么作为，只是喜欢每天拎着一串咸肉到百姓家中做饭。他借“为地方保存点元气”的幌子，贴出禁止灾民出境的告示，但又不能供养他们。他派联保主任带人把守要道，禁止灾民外出逃荒，每个灾民要交出五角钱的买路费才允许出境，以至酿成民变，几条破枪根本挡不住愤怒的灾民，他们把联保主任打得头破血流。他想到了劝诱灾民买票候赈的计划，大声嚷道:“瘦狗还要炼他三斤油!”“小说结尾这种一针见血的语言，使全篇的题旨升华到一种象征性的哲理境界，它既形神毕露地写出了这个‘贫寒老爷’盘剥民脂民膏的卑鄙嘴脸，又画龙点睛地戳穿了民生凋敝的旧中国环境中当权者竭泽而渔的末代暴君式的统治权术。”

丘东平的小说《火灾》描写救济当中的虚伪则更加令人惊悚，在阴冷的令人窒息的氛围中刻画了慈善家的丑恶嘴脸，描绘了一幅如地狱般可怕的灾民受难图。梅冷镇罗岗村的慈善家陈浩然带领族人祭扫祖坟，涌出漫山遍野的灾民来抢食祭品。地保陈百川便让族人暴打这群土匪，抓回了30多个“俘虏”，审讯中发现他们只是邻县的灾民而已。一个妇女抱着被打死的小孩，冲过来要和陈浩然拼命，被陈浩然的儿子一拳给打死了。陈浩然担心命案事发，就接受了姻亲林秀才的建议，以慈善家的面孔出现，搭起一个棚子设立了一个灾民收容所，每天供给这些灾民两顿稀饭，并派人严加看守不许外出。林秀才有他自己的考虑，“这个收容所正是猪栏，在猪栏里养着的猪，总不会没有用场!”他偷偷地到梅冷镇去寻找从灾民身上赚钱的门径，想利用灾民开办工厂，结果这些计划都泡汤。他就贴出一张“特种人工供应所广告”，“敝所现养成特种人材多名，以备各界雇佣，各界诸君举凡遇有人力不敷或感受其他苦恼者，请移玉来敝所接洽，当别有佳境而获意想不到之功也”。一位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的医生要采集人体的“骨骼标本”，让林秀才为他找死尸。一个看守灾民的壮汉奸污了一名灾妇，扼死后弃尸河边。林秀才就领着医生去剥取女尸的骨骼，拿到了60元钱。由于担心灾民变乱，地保放火烧了收容所，那些灾民便化为了一堆堆焦黑的尸骸。慈善家陈浩然“实在经不起这震人魂魄的灾难”，拨款买了一口棺材将三堆焦骨好好埋葬。小说用一种忧愤、凄厉的笔调暴露了乡村豪绅草菅人命，却又假装慈善的虚伪丑态。此外，民国时期教育落后，民智低下，迷信之风盛行，导致灾民在面对严重的灾害时只知道求神拜佛，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巫术救荒事例，延误了救灾的大好时机。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加剧了中华民族整体生存的艰辛，举国抗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物，致使政府不能有效地进行救灾，也都导致了灾荒的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