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和文学中恶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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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锋小说写作的叙事图景之中，人性之恶的存在无疑成为作家逼近存在、拷问人性的重要维度。在余华看来，恶自然保有一种对人性之实在状态的释放功能，其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悟到这世界的真实面相以及人之基本的存在境况。然而单纯地对恶的存在的发现与书写并不能够缓解一位作家内心的矛盾。因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加缪所言，我们可以直面苦难，但我们更需要在苦难之上永在的阳光。也许因为这样的原因，余华开始写作《活着》这样的作品。他写下了生之苦难，写下了我们对苦难的承受力，写下了我们内心的无奈与坚韧。经由这样的作品的写作，余华成功地为我们塑造了自身作为优秀作家的形象———一个勇于直面存在的真相，又能够在抒写生之苦难的同时为我们讲述阳光的作家的形象。余华因而成为备受批评家推崇亦赢得读者信赖的作家。然而《兄弟》的出版，使得众多批评家无法掩饰他们对余华的失望。这种失望并非是对一位作家写作转型的不满，而是对其精神走向的无法认同。《兄弟》中叙事的狂欢在远离了历史的真实冲击力的同时也疏离了人物命运与历史事实之间巨大的张力。这种写作只能成为话语的狂欢和夹杂着无聊笑声的感性的迷醉。作为余华转型期的作品，《兄弟》注定是令人失望的。就这一点而言，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价值的判定，并不过分。直到刘庆邦的《神木》的出现，这部对恶的现实性与文学中恶的价值书写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现实与文学中的恶的范例。当然，这种努力区分或者说展现现实存在与文学可能性之分野的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中代不乏人。可以这样认为，《神木》的发表，一方面重构了刘庆邦的文学世界的精神品性，同时，亦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基本图景。与司汤达的《红与黑》、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一样，刘庆邦的《神木》也有一个新闻背景。

据刘庆邦回忆，在动念写作这部作品之前，他曾在《中国煤炭报》上读到这样一个新闻:一些人通过杀别的矿工，然后装成矿工的亲属到处诈钱。同类案件发生了40多起。“一开始并没有被发现，后来发现了，我看了以后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极端，非常极端的一件事情。”［1］问题是，这样一个新闻事件究竟触发了作家刘庆邦怎样的一种思考?他说:“我觉得什么叫所谓金钱，人的心灵扭曲，或者金钱使人的人性变异，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能说明问题。”［1］也就是说，金钱所造成的人心灵的扭曲和人性的变异形态，是刘庆邦关注的主要问题。在这里，刘庆邦依赖一个作家的直觉，已然触及当代社会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一问题，亦是我们进一步阐释《神木》的思想寓意的基础语境。卢风曾在一篇反思现代性危机的文章中说:“现代性的价值导向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现代性误导了大众，使大众相信，只有一种实现自我价值和获得社会认同的途径，那便是努力赚钱，尽情消费。”［2］现代性所引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现代人心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基本导向是与盲目追求物质利益相伴始终的，而在这种追求过程中，人的良知、道德感则付诸阙如并且体现出了其在解释世界与规范人的行为时的软弱无力。作为价值规范的道德意识的丧失无疑使得人的物欲无限膨胀，与此同时，人性恶的因素亦随之沉渣泛起并不断冲击着人们生活的普遍秩序。在这样一种精神处境下，“罪感”的缺乏与超验价值的空缺造就了一大批“唯物”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者。这或许是刘小枫在90年代中期呼吁以基督教精神对国人进行“归化”的内在原因。当海子、史铁生、北村等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彰显信仰之终极价值时，我们亦可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无疑是与刘小枫同样的对现实及人的精神困境的体认与反思以及在此基础上所选择的不同的应对策略。对作家而言，简单地认定这世界恶的存在无疑是比较容易的，他可以选择对恶的批判甚或对人之恶性的膨胀的拒斥。然而仅仅选择对恶的存在的认定或拒斥并不能成为作家最终的策略，他还必须表明自身对这世界的基本存在面相的个人的理解与解释的方式。或者说，他必须能够在认定恶的存在现实的同时，发现仅属于自我的化解或超越人性之恶的精神态度，唯有这种态度的确立，才能表明一个作家的价值立场及其现实意义。如同乔治•巴塔耶指出的:“文学是本质，否则就不是文学。恶———尖锐形式的恶———是文学的表现;我认为，恶具有最高价值。但这一概念并不否定伦理道德，它要求的是‘高超的道德’。”

在论及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时，巴塔耶还进一步指出:“在这对立面(指善与恶)相结合的情况下，恶不再与自然秩序直接对立，而是属于理智的范畴。死亡既是生命的条件，恶在本质上与死亡相联系，也就含糊地成为人的基础。”［3］16依照巴塔耶的解释，在剥离掉现代性的语境之后，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恶的存在的根深蒂固与源远流长。巴塔耶对恶的存在的这一发现无疑会使我们深感无奈和窘迫。如果恶注定不可规避，我们将采取怎样一种精神姿态以化解恶的流播及其危害?尽管刘庆邦已经认识到发表在《中国煤炭报》上的新闻事件所体现的恶有其极为复杂的社会背景，比如说在社会转型期，一些窑主要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必然要极力盘剥矿工。在他们盘剥的过程中，一些矿工不可避免地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且，恶的根源亦有体制上的、文化上的以及人性本身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把人性恶的东西激发出来了，使人性恶上升到一个极端，就发生了这么触目惊心的事情。”［1］由此观之，对人性恶的发现与叙述只是刘庆邦借以理解现实的一种策略。从作品的总体走向来说，刘庆邦并未将恶进行到底。比如，如果作品的结局是，在元清平命丧黄泉之后，他的儿子元凤鸣亦以同样的方式死在同样的凶手的镐尖之下，父子两人相继成为唐朝阳或者王明君，宋金明或者张敦厚的“票子”。这样的结局是否较之目前的安排更为触目惊心，更能体现恶的存在的本质?问题是刘庆邦无法作出这样的安排，对此，他曾作出了如下解释:在看到那则报道之后“我就想把它变成小说，变成小说当然需要把素材打烂、重组，我虚构主要的一条线索，就是我安排了一个高中生去寻父，这是我虚构的一个情节，通过这个虚构的情节我把整个小说给带动起来了。”［1］而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有了这个高中生就给人心一点希望，因为高中生是非常纯洁的，他的心灵没有受到污染，拿他和那两个罪犯进行比较，结果使其中一个罪犯良心发现”，当然，对王明君良心发现的叙述是非常有节制的。“最后这个高中生总算没有遭到毒手。”［1］而通过这样的情节设置，“尽量发挥人性善的一些因素”。因为，在刘庆邦看来，“小说，最终的目的还是能够改善人心，改良人生，或者说改善人性。”

从这样一个创作目的出发，“尽量发觉人性中美好的，善良的，或者说柔软的，脆弱的这一面。”［1］因为人是善恶兼备的。“我在好多小说中都写到了这些东西，但是也写到了人性恶的东西，写人性恶的东西我正是抱着善意的态度，来把人性恶揭露出来也好，展示出来也好，使人们看到这些，然后希望人们变得善良。”［1］这样的文学态度，可以让我们想到鲁迅，想到鲁迅的“揭露国民性，引起疗救的注意”;亦可以使我们想到沈从文，想到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想起那个“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式”存在的世界。

鲁迅和沈从文是刘庆邦非常喜爱的作家。他喜欢鲁迅的理性和沉重，喜欢沈从文的感性和轻逸。也许正是在这两种被卡尔维诺称为重要的文学品性的对立、交汇甚或融合的张力之中，刘庆邦最终找到了自己文学的具有守护意义的价值。批评家张新颖说过，“在他的小说中，有一种沉默在底下的东西，推动着故事发展。这个底下的东西，表面上看不出来，却是很有力量，把全篇都笼住了，所以我觉得他的故事都很紧”［4］。从197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棉纱白生生》起，刘庆邦就自由地游走于两个文学世界之间:一个是乡村的世界，是一个有着柔美的月光和生活的温情与浪漫的世界;另一个便是矿工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血腥与死亡、暴力与复仇的险恶的世界。王朔曾在《动物凶猛》一书的首章表达了对同时拥有这两个世界的作家的羡慕之情。我们相信，王朔所看重的东西，自然应该是刘庆邦所拥有的。当然，一个美好而纯净的乡村世界的存在使得刘庆邦注定无法彻底认定这世界恶的存在的根深蒂固与不可消除。他还有最后的一线希望和灵光，这希望和灵光，注定将以文学世界的“诗意的栖居”照亮我们的现实世界。与刘庆邦相同的是，贾平凹也曾经拥有这两个世界，但当贾平凹开始在他的作品中不无悲凉地书写在现代性逼近的乡村世界时，这个能够最后成为我们文学中精神皈依之所的世界即宣告崩溃。唯有刘庆邦在努力执著地坚守这个世界，努力把文学的希望和灵光带给我们这些身处大地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