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人文主义倾向文学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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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思潮与科学思潮相互制衡、补偿，推动历史的平衡发展，而两者以不同的功能构成历史的结构性存在。当历史的发展形成对人文思潮的冲击时，对人文倾向的张扬就显得尤为必要。特别是在历史现代转型时期的中国，历史发展的片面合理性所形成的对人文文化的冲击空前激剧。但也正因如此，却又必然激发了人文主义思潮对历史激进主义的对峙与抗衡。而且对人文文化的冲击越是强大，人文主义思潮对历史的纠弊与补偿就越显得坚定而珍贵。

20世纪的中国社会所孕育的文化启蒙运动所要面对的是“救亡图存”这一亟待解决的历史任务，这就决定了文化改革者从一开始就将启蒙运动视为具有工具理性性质的历史功利主义行为。启蒙运动的核心目的是要通过文化的现代性变革彻底革新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挺立社会的历史主体，为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变革奠定文化基础。这一变革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将中国以伦理为本位的民族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置换成以科学、民主为本位的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传统民族人文文化的丧失必然造成历史的失衡，酝酿出历史的深层危机。中国社会要面临传统文化的失却所带来的民族文化心理与精神危机，更要同时面对现代文明所造成人的生存与精神状态的异化。因此，启蒙主义文化变革一登上历史舞台就激起了人文主义思潮对其极端性的补偿与救赎。并且，这种人文主义倾向一直流脉不断，在文化与文学场域的边缘，艰难、寂寞地制衡着主流文化的话语霸权。思想层面人文主义思潮与启蒙主义思潮的激烈交锋，必然会影响到文学层面。在文学层面，首先作出反应的是文学观念的变革与争论，而文学场域中文学观念激荡更迭的背后是丰饶恣意的文学创作的沃土。人文主义倾向的创作因为其更具人性关怀的内涵而尤为鲜活灵动，氤氲着蓬勃的诗与美，抵抗着残酷的历史，维护着生命的尊严。在20世纪历史现代转型的复杂历史语境之中，很多作家都以人文性的自觉来抵抗历史功利性发展对社会现实和人的生存状态导致的异化。因此，新文学之中呈现出了丰富、斑斓的人文主义倾向的文学样态。本文试图将新文学的人文主义倾向分成以下五个范畴，并选取其中的典型作家，通过对其作品的文本细读，剖析不同的人文主义文学样态在面对不同的历史价值维度缺失时所彰显出的救赎向度。第一，聚焦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反思启蒙主义的历史空想性。启蒙运动倡导个性解放，其实质是倡导法权意义上的主体人格独立，而法权意义上主体人格独立是整个社会进入现代法理性社会的个体性基础。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强调破除以伦理为基础的人格意识，高扬个性解放。但是社会的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并没有给文化变革提供相应的社会空间，这就使得启蒙理想很快从历史的潮头置换成精神的乌托邦。面对这一历史现实，首先受到冲击的是身在其中的知识分子。因此，新文学中的很多作家将自己真实的历史心态忠实地呈现在作品之中。郁达夫所创作的“零余者”形象，就是这类人群的典型代表。《怀乡病者》中的留洋学生质夫在郁达夫那具有古意之美的文笔下充满了迷茫与失落。质夫“既不知道他自家是什么，又不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向什么地方去的……”［1］最终郁达夫那空寂、旷远、清幽的古意之美被都市的喧嚣洗刷成了疲惫的孤独感。庐隐的《海滨故人》和丁玲的《沙菲女士的日记》，都是以知识女性在社会中的人生困顿与迷失为主题。施蛰存的《桃园》写一个底层社会的读书人到城市谋生，不堪现实的凌辱和精神的打击，重新回到乡村生活的故事。叶圣陶的《倪焕之》也写到知识分子教育改革理想的幻灭。对知识分子精神幻灭的真实展现是对启蒙思潮的历史反思，表现了作家对历史变革的深度思考。第二，展现现代都市社会的生存与精神危机，质疑历史现代性的进步意义。都市是现代文明经济变革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文明的培养基。这里是政治、经济变革的中心场域，更是不同文明对接、碰撞的文化空间。都市对底层人所造成的生存悲剧与精神伤害，不同文明的置换对人性造成的异化等，都是新文学中的很多作家所聚焦的主旨。老舍在《月牙》中以第一人称叙述了“我”这样一个从底层社会出身的女人，怎样像自己的母亲一样沦为暗娼的故事，展现了底层社会群体的悲惨命运。《我这一辈子》也是以这样平静的叙述，展现了一个城市底层社会的贫民，怎样被社会的经济变革即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革所逼迫，走向人生绝望的终点。张爱玲对城市中两种文明置换对人性造成的异化有深入的观照。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振保是一个接受过系统西方教育却具有典型的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

他“出身寒微，如果不是他自己争取自由，怕就要去学生意，做店伙计，一辈子生死在一个愚昧无知的小圈子里。照现在，他从外国回来做事的时候，是站在世界之窗的窗口，实在很难得的一个自由人……普通人的一生，再好也是‘桃花扇’撞破了头，血溅到扇子上，就在这上面略加点染成为一枝桃花。振保的扇子却还是空白的，而且笔酣墨饱，窗明几净，只等他落笔”［2］。但是，两种文化塑造成的不同人格却造成了其人性深层的分裂与痛楚。这是精神失却根基归属的漂浮与惶恐，是现代中国人普遍的精神境遇。小说《年青的时候》也是以东西方两种文明的置换与纠葛给中国人带来的精神的阵痛与迷惘为主题。潘汝良的年轻时代，就是刚刚进入现代层面的年轻中国的隐喻。对“现代”意义的质疑，主要体现在对都市文化和人性被都市异化的观照。这在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当中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人文性视角，作家对城市的聚焦呈现了历史前进过程中真实的社会现实。第三，展现乡村秩序的破产与乡村社会中人性的变迁。张爱玲不仅逼真地呈现出现代都市人真实的精神境遇，对从乡村来到城市的底层人群的改变也有精湛的描写。例如阿小，是个进城务工的农村妇人。她简单的灵魂既被这个城市改变，也变成了现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在内心对大城市的交融、抵抗之中，阿小渐渐感到自己的无助与惶惑。城市带给她的“突如其来的癫狂的自由”是没有伦理规范、没有道德底线的放纵。而一个从传统乡村中走出来的妇人，在失去伦理规范的彻底物欲化的都市里，内心必然是充满了“惊吓”，“模糊地觉得不行”，因为人性不能没有束缚，没有伦理束缚和信仰的人性必然导致原始的野蛮和恐慌。施蛰存的小说也写到城市文明对乡村人人性的异化。小陆成功地跻身大城市的银行，但是数字化的生活却让他感到生命的匮乏。他有些想念远方有着海鸥翱翔的故乡，又不禁联想到了在故乡初恋过的女孩。但是，他偏偏在上海这个繁华的大都市见到了自己曾经的恋人，而她已经沦落成了最低等的妓女。小说的最后，这个从乡村走来的小伙子感到了一丝“憎厌”。城市对乡村的诱惑与威胁隐隐袭入人的内心深处。沈从文笔下的则是“现代”对乡村社会的侵害与改变。他说:“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3］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与精神的“堕落趋势”的两极分化，是沈从文小说的焦点之一。叶圣陶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则表现了经济变革对农村经济造成的破产。小说开头写道:“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敞口船。船里装载的是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齐着船舷的菜叶和垃圾给白腻的泡沫包围着，一漾一漾地，填没了这只船和那只船间的空隙。”

小说所描绘的空间上的压抑和紧张正是时代氛围和社会历史危机的逼真写照。茅盾的《春蚕》、《秋收》展现出现代经济变革造成的农村生存状态的艰难与困顿。都市与农村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不同的文化空间维度。前者代表着现代文明，而后者则保留着传统秩序。但是，在历史现代性的双重推进中，城市与乡村都无一幸免地被历史的巨轮碾压得面目全非。第四，以历史循环论对抗线性历史进步观。人文主义作家以自己的创作反抗“现代性”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以近乎宿命的循环历史观来对抗“五四”以来所提倡的线性历史进化观。早在19世纪末，严复就将进化论介绍进中国，“物竞天择之理”就已经深入人心，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又将这种观念加以深化。陈独秀宣扬:“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5］历史进化论是一种线性的历史观，强调历史发展的质变过程。在历史进化观中，“未来”代表进步的性质，而“过去”则代表将要被淘汰的落后性质。人文主义者则往往持守循环历史观，强调历史中永恒性价值体系的存在意义。新文学之中许多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明显的对时间之“永恒”意义的抒写。施蛰存在《渔人何长庆》中这样写道:“正午之后，恰与都会的街上相反，大路上显得静极了。……一个陌生人会在这时候怅然有长日如年的感想。”［6］古镇的一日仿若千年，没有多少变化，一切都好像是在恒定之中。长日如年的感觉消融了时间，而这样的感受在师陀和萧红的作品中更是普遍。师陀在《桃红》中写道:“时光是无声的———正像素姑般无声的过去，它在一个小城里是多长并且走的是多慢啊!……那放在妆台上的老座钟———你早应该想到，这人家其实用不着时钟———人家忘记把它的发条开上，它不知几时就停摆了。”［7］在《期待》中，作家通过乡人家里的陈设来表现“不变”:“我们于是走进堂屋。屋子里的陈设仍旧跟好几年前一样，……所有的东西几乎全不曾变动，全在老地方。”［8］张爱玲在小说《倾城之恋》的结尾发出了对线性历史进化观的叩问，她说:“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9］由是观之，张爱玲对历史的态度非常明显，即强调制动历史发展的非理性因素和历史发展的不可预期性。巴金的《憩园》也对所谓历史的进步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小说一开头就是对革新之后社会面貌的一番描述:“我在外面混了十六年，最近才回到这在抗战期间变成了‘大后方’的家乡来。虽说这是我生长的地方，可是这里的一切都带着不欢迎我的样子。”［10］而“憩园”也在这个历史变革的背景下迎来它新的主人姚国栋，一切仿佛都顺理成章地按照历史的轨迹进展着，但是表面的兴替却隐含着实质的衰退。搬出憩园的旧主人杨梦痴虽然因为自己的放荡不羁落魄而死，但是他的儿子好学上进逆转了家风，而新贵的儿子则变成了另一个不肖的杨梦痴。“在这非人意所能左右的轮回循环中，新的强者出现的时候，新的弱者将与之伴生。”［11］历史的进步往往伴随着永恒性的人类价值体系的崩溃，物化的进步往往代表的是精神的萎靡。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作家在历史的逻辑面前，以人文性的通悟通达到历史的玄秘之中，通达到不能被历史逻辑所整合的真正的历史之中，呈现给我们历史的破碎性、偶然性以及它令人敬畏的玄秘性。而这一切都是遗落在历史哲学与主流话语之外更加真实的文学想象的历史。第五，以对美好人性状态的文学想象救赎历史的失衡。诗意的挽歌是以忠实的内心保留历史的真实，而面对“现代”的蚕食，人文主义作家以飘逸的想象保留美好的人性状态，从而抗衡人性之美的流失。这些对美好人性的文学想象往往都是以乡村中的人物为原型。郁达夫在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写到一个进城务工寻找生路的女工与“我”的故事。作品凸显了没落潦倒的知识者与底层劳动者的情感共通。这个从乡村中走出来的女性在城市冷酷的压榨之下，依然担心“我”的道德是否被城市腐蚀。许地山的小说《春桃》也是以乡村中人人情、人性的美好来抵抗现实的残酷与冰冷。春桃是一个乡村妇女，来城市谋生。

她靠拣垃圾自食其力，和逃难出来的情人相互帮助，过着同居生活。但是，春桃早年失散的丈夫当兵致残之后又找到了她。面对曾经相濡以沫的情人和分开已久的丈夫，她坚强地支撑自己的生活，决定肩负起照顾两个男人的责任。而丈夫看到春桃的处境，不忍连累她，试图自杀，情人则选择出走来成全这对夫妻。在这个故事中，没有贪婪、自私和龌龊，充满了人性的担当和牺牲精神，与大都市中人性的冷漠与自私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施蛰存的小说《渔人何长庆》也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何长庆生长在浙江一个小镇，他爱上了父亲好友云大伯的女儿菊贞，但菊贞羡慕大城市的生活跟人私奔到了上海。可长庆却在家乡依然等待着她的消息，直到他知道菊贞在上海流落成了最低等的妓女。此后，他消失了一段时间，当他再度出现在小镇时，身后跟随的是浓妆艳抹的菊贞。乡下人坚贞的情感再次在城市的异化与堕落面前救赎着人性。郁达夫的小说《迟桂花》，描写山野之中，“我”与好友兄妹之间纯洁真挚的情感，传达了在秀丽山水之间晶莹而舒展的人性之美，犹如迟开的桂花在生命中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杨振声的《报复》讲述两个渔人的故事，真切感人。渔人高二、刘五同时爱上村里的姑娘小翠。高二作了小翠的新郎，小翠却被刘五占有了，自此两人结了仇怨。但是，在一次海难中，高二偏偏搭救了仇人刘五。自此，刘五暗自决定保护高二，在一次斗殴中解救了高二的性命。小说最后写到“‘报仇不忘恩，冤家变成亲’这是他们粗人的哲学”［12］。

这种乡村社会人与人之间明快的恩仇凸显着简洁却浓厚的人性的真纯。以小城中人性的诗意存在状态与生命意识来表达对都市抗衡的是师陀和萧红。师陀以一种超拔的悲悯谈论着这小城中的人和事，淡淡舒缓的叙述中到处洋溢着人性的爱与美，以及对这种爱与美的消逝所抱有的无奈。《阿嚏》中水鬼阿嚏的可爱美好的传说，承载着对故土的情感，这情感是人性中最丰盈、最柔软也是最永恒的寄托与归属，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超越现实的安稳。在梦一样的氛围里，师陀讲述着关于生命的故事，而这些生命的故事在现代的社会中已永远捕捉不到。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以诗意生存氛围的呈现与丰满人性的描摹，追忆起她生命中的故乡。呼兰河城也是中国一个普通的小城，像果园城一样，它在大的宇宙循环中，自然地存在着:“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

］小说写到很多呼兰河人的民俗: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在空旷的天地间小城与自然宇宙以这些独特的方式交流着、存在着。而这里的人们，也在这样充满着想象与敬畏的氛围中释放着自己的生命。萧红以空灵的笔触将这美丽的带着一点蛮荒意味的人与自然宇宙交流的场景保存下来。呼兰河人的生活毕竟是苦难的，但这苦难中也饱含着人性的美与光辉。小团圆媳妇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时对“我”天真的微笑，冯歪嘴子对妻儿真挚感人的爱与呵护，爷爷给“我”的温暖与关怀，都将带着血红底色的美丽人性充分展示出来。正是这生命诗意的存在氛围与人性的温情，呼兰河才成为“我”“忘却不了，难以忘却”的故乡。最为自觉地以创造“美好人性”来抵抗历史现代性的当推沈从文。他最为著名的宣言就是:“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14］而这样的人性要放置到他所创造的优美的人生形式中:“我要表现的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5］沈从文作品的基调是明快的，那是在现代作家的创作中少有的如此鲜活而充满生命能量的色彩。《边城》中人性与自然如梦境般的优雅和谐，这充满天趣与生命力的优美的“人生形式”，是美与诗不可磨灭的典范。小说《柏子》、《丈夫》中乡间底层人纯朴的人性，既感人又可悯。小说《龙珠》、《虎雏》在人性之中添入了神性与野性的锋芒，在渐欲平板的人性中注入原始的活力，对现代人的萎靡与异化是最为适宜的补偿。无论是真实的展现还是诗意的救赎，无论是悲悯的关怀还是敬畏的仰望，新文学创作场域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与历史进步向度相反的制衡性力量。虽然这种人文性的观照没有高张的文学旗号，却一直以人文性自觉的方式存在于很多作家的创作之中，救赎现代性的压抑。这些具有鲜明人文主义倾向的创作在文学场域之中，在人文主义思潮的流脉之中呈现出了丰富而斑斓的文学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