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疯癫现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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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非协调发展，虚假的消费欲望所导致的个体被异化，以及持续增长的工作、生存压力和生活事件引发的个体精神分裂问题，天灾人祸事件给受害者造成的巨大心理创伤，个人不满社会现状又缺乏适当的表达方式和宣泄渠道，导致社会上“被精神病”现象时有发生，连同病因性精神疾病，致使现代人面临着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妨害了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低碳、生态、和谐社会的建构离不开个人的自我发展，解决其心理和精神问题有助于建立和谐社会。因此对疯癫形象的研究就具有了现实意义。本文将对国内外有关西方文学中疯癫现象的研究作一个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界从哲学、社会学、病理学等方面对疯癫都作过深刻的论述。柏拉图的诗学理论早已提到迷狂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黑格尔《精神哲学》将精神疾病分为三类:痴呆、真正的傻、癫狂或精神病。此后经过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阐释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哲学理论。福柯的《古典时代疯癫史》对疯癫研究起到指导性作用。他分析了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19世纪的疯癫形象，发现了从理性堕落到非理性，最后变为恶魔和病人这样一个疯癫演变史，其中的权力观念、考古学研究方法，以及二元对立结构理论改写了传统的疯癫史和学者对疯癫研究的视角和立场。［1］但文学并不是福柯的研究重点。他曾说:“对我来说，文学是我观察的东西，不是我分析的对象或是借助用来分析的工具。在这方面……我努力地寻找某一特定时期产生的所有非文学的话语。”［2］对疯癫研究的影响在病理学方面首推精神分析学派，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等传统精神分析学从生物学角度分析神经病症的构成和发生;新精神分析学理论家如霍尼、弗洛姆、沙利文等则侧重于从社会的精神文化角度研究个体的神经症。精神分析学理论对文学中疯癫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疯癫研究的指导性理论。针对福柯和精神分析学的精神病理论，吉尔•德勒兹和菲力克斯•迦塔利从哲学和社会学角度在“Anti-Oedipus:CapitalismandSchizophrenia”［3］中提出了精神分裂分析学说，严厉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两种不同的心理人格或主体性———“精神分裂”和“偏执狂”。它们是人满足自身欲望的两种方式:前者倾向于固守并绝对化某种特殊的观念或信仰，具有维持现状的功能;后者则否定任何绝对的权威、超越任何固定的边界，拒斥任何普遍的价值，具有颠覆和反叛功能。

此外，一些文论家对疯癫在文学中的地位也作了零散的阐释。巴赫金在《小说理论》［4］中提到骗子、疯子和傻子等边缘人物在文本中的作用和功能。特里林在《诚与真:诺顿演讲集(1969－1970年)》［5］中谈到文学中真诚与复杂的自我观念，认为真诚是公开表示的感情和实际感情之间的一致性，是一种道德要素。相反，分裂的混乱自我就是精神分裂。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高度发展，带动了文学批评理论的革新，形成了各专业领域的特色。学者运用各种理论对文学中的疯癫现象作了不同的阐释。国外PQDD网站和亚马逊网站收集相关论著百余种，具有如下特色和优势。首先，性别疯癫研究、男性疯癫研究渐渐取代女性疯癫研究。女性疯癫依然是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桑•古芭的“TheMadwomanintheAttic:TheWomanWriterandtheNineteenth-CenturyLiteraryImagination”［6］是女权主义研究的经典著作。该书分析了19世纪女性作家的作品，批判了父权制文化对妇女和女性文学的歧视，认为在父权社会里女性作家被压抑，疯癫成为被压抑的叛逆的女性作家身份的隐喻。该书对后来的研究影响极其显著，对女性主义运动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其不足之处在于，作者选择研究文本时并没有真正走出男权主义的立场。“GenderandMadnessintheNovelsofCharlesDickens”［7］通过对狄更斯小说中疯癫女性的研究，阐释了社会对女性精神错乱的界定及精神错乱的原因和表现，得出了疯癫具有性别属性的结论。在对待女性精神异常方面，狄更斯的思想超越了那个时代。作者利用福柯的权力观点研究狄更斯的作品，为读者解读作品中那些被传统误读的人物形象提供了新的观点。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性疯癫被忽视，但佩德拉•瓦罗瑞重点研究了维多利亚时代作品中的男性疯癫，认为当今时代男性疯癫都是作家对社会伦理道德衰退和精神堕落表现出恐慌的隐喻，［8］并批判了男性精神表现较女性精神状态稳定的神话。20世纪文学中男性疯癫的原因主要是男性气质的丧失，帕拉迪斯•戈登对此作过详细论述。［9］此外疯癫女性作家的创作也是一个重要议题。瑞贝卡研究了泽尔达•菲兹杰拉德、普拉斯、苏桑娜•凯森、凯特米丽特、劳伦•斯莱特等女性作家的作品和她们的传记，发现了女性疯癫的两种形式:一是具有天赋的女性受精神疾病的摧残，二是因为蔑视社会习俗而被贴上了疯癫的标签。［10］其次，研究具有深度，多种理论被运用，整体研究成果丰富。除了常用的福柯的权力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符号学和隐喻理论研究外，学者还利用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解读文本。如菲尔蒙•索莎娜通过对巴尔扎克、奈瓦尔、福楼拜、詹姆斯、拉康、福柯和德里达等学者的研究，探讨了文学、哲学和精神分析学之间的关系，以寻求文化之外文学“疯癫”的独特性。［11］其关注的问题是作者为什么以及怎样去讲述疯癫的话语，话语如何揭示文学与权力、文学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伯格斯托姆•卡尔运用福柯、巴赫金、德勒兹和迦塔利等理论分析了从让－马丁•沙可到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作品，揭示了作者运用疯癫美学阐释现实和人类生存处境的方式方法。［12］国外学界对各断代文学史中的疯癫现象都进行过整体研究，包括古希腊、浪漫主义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19世纪和现当代文学中的疯癫现象。“MadnessintheContemporaryAmericanNovel”认为，20世纪美国小说将疯癫隐喻为“荒原”，目的是要逃离“荒原”世界。［13］作者过多地将疯癫的起因归为外在环境的影响，忽视了主体自身的决定性作用。利廉•福德在“MadnessinLiterature”中将整个西方文学纳入研究范围，对疯癫作了明确的文学界定，即“一种无意识压倒意识，并控制了个人的观念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和体验的状态，而根据当时的逻辑思维和相应的情感，这些感受和体验都是混乱的、不合时宜的”。

该著作系统地理顺了从古希腊至20世纪文学中的疯癫在各思潮中的作用，认为疯癫是对时代的医学、文化、政治、宗教以及心理学观念的反映和质疑。作者对众多作品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疯癫文学史。黑人等少数族裔群体的疯癫形象及叙事研究是美国文学的特色。吉尔若•鲍尔结合人类学、医学和精神病学理论，研究了20世纪美国黑人作家的作品，认为黑人疯癫与美国民主有着密切的联系，疯癫是美国民主的隐喻，“哪里有平等哪里就有理性”。［15］国外疯癫研究主题多元化，可与爱情、复仇、谋杀、战争、犯罪等主题结缘。“Love’sMadness:Medicine，theNovel，andFemaleInsanity(1800－1865)”以简•奥斯丁、瓦尔特•司各特、夏洛蒂•勃兰特等作家作品中为爱痴狂的女性为研究对象，阐释了19世纪英国的医学作家和小说家对疯癫、女性气质和叙述传统的看法。［16］此外，“SensationNovelsofthe1860s:MurderandMadnessEverywhere和butRevolutionRepressed”等分别论述了小说中复仇、道德、谋杀、战争与疯癫之间的内在联系。［17］疯癫研究的文本对象包括戏剧、小说和诗歌。戏剧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其次是诗歌研究。莎士比亚的戏剧成为重点研究的对象，强调疯癫在情节发展上的道具功能，以及演员对于疯癫表情的演绎。诗歌中的疯癫研究则更多地强调诗歌语言的非理性和诗人创作时感受到的迷狂和灵感。近年来出现大量疯癫主题诗集，揭示诗人进入疯癫的历程，以及诗人如何利用疯癫来表述自己的情感世界。在小说研究方面，科博•罗伯特研究了内省小说中的疯癫形象，认为它们为批判社会提供了舞台，因为疯癫能够从异常视角提出关于社会现实的另类“真理”，人物的内省是对当代社会传统的逃避和抛弃。［18］但作者将内省活动看成是疯癫者唯一的心理活动指向，忽视了文化的意义和作用。除英美等国的作家作品被研究外，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蒂莫西•芬德利以及非裔作家贝西•赫德等的作品也被学界广泛关注。汤普森在“UnderstandingRussia:TheHolyFoolinRussianCulture”中通过俄国特有的圣愚形象，从文化角度阐释了俄国的宗教样态、社会行为模式、民族性人格、政治心态以及知识分子的特征。

二、国内研究现状及趋势

国内学界对西方文学中疯癫现象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期刊论文和少量的硕士学位论文，暂未出现相关博士论文和专著，尤其没有对西方文学某个断代史文学的疯癫形象进行系统研究。从哲学层面看，学者对疯癫的关注起因于福柯的《疯癫与文明》，①尤其是刘本战的译本，曾引发了国内对福柯以及疯癫思想的研究热潮，福柯成为疯癫的代名词。此后《福柯思想肖像》、［20］《福柯的界线》、［21］《后现代性的文本阐释:福柯与德里达》［22］等著作都介绍了福柯的疯癫思想以及他与德里达之间围绕着《疯癫与文明》长达十数年的争论，即理性话语能否说出非理性的沉默史、笛卡尔思想是否排除了非理性等问题。近年来相关著作和译著多不胜数，但多止于对福柯的疯癫理论的介绍和阐释，缺少具有原创性的理论专著。疾病与艺术之间联系紧密。在希腊时期，艺术家就是病人，诗人就是疯子，他们从迷狂中获得灵感进行创作。浪漫主义时期抑郁症给诗人们以灵性和敏感力。20世纪艺术和精神病之间的关系成为心理学的重要内容，躁狂症、抑郁症为作家和诗人的创作及思想带来深度，有民谣说“在天才和疯子之间存在一条细细的红线”。20世纪以来疯癫与天才的关系更受学界的关注。普鲁斯特说:“一切伟大的文学和宗教作品都出自精神病患者之手。”据CNKI上搜到的信息，国内成果最早见于《叔本华论疯癫与艺术创作》。［23］《文艺理论研究》转发了杰弗里•梅耶斯的《疾病与艺术》，详述了各种疾病在不同时期对艺术家的影响，包括肺结核、癌症、忧郁症、躁狂症、梅毒和癫痫等，它们既是人类的大敌，又是人类的益友，迫使人不断前进。［24］自《疯癫与文明》之后，国内出现了大批相关著作。余凤高、郭海平等学者都讨论过天才与疯子之间的关系。国内也译介了不少作品，如《躁狂抑郁多才俊》、《疯癫天才———躁狂抑郁症与艺术气质》等从文化或病理学角度阐释了艺术与疯癫之间的联系。疯癫成为20世纪的流行病。从文学层面看，疯癫研究同样以《疯癫与文明》的译入为起点并渐成热点。在CNKI中，1979－2010年题名含有“疯癫”的论文共193篇，1979－1999年间只有3篇与文学有关;2000－2005年间相关论文37篇，而2006－2010年间相关论文就有100余篇。10年来的研究成果显示出以下几个特点。女性疯癫成为研究重点。男权、父权制度是女性疯癫的主要原因，女性作家将疯癫作为反击男权的符码和自我表达的方式。刘风山认为，女性利用疯癫及疯癫叙事来反抗父权文化中的男性思维与话语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疯癫是现当代美国女性反抗父权文化压迫的武器。［25］该论文揭示了不同时期的女性在表现疯癫、反抗父权以及结局上的不同，为女性疯癫的演绎提供一个更清晰的图景。疯癫是女性作家追求女性自我主体意识演变的结果，是女性自我表达和反叛的最极端的形式之一。疯癫女性作家是学术研究的重点。《优美与疯癫:弗吉尼亚•沃尔夫传》［26］记叙了作者疯癫的一生，《“卡尔萨•卡桑德拉”的疯癫诗学》认为，埃尔萨•冯•弗雷塔格－洛林霍温的诗歌艺术与她本人的语言观和强烈的女性气质之间存在本质的联系，达达派女诗人通过语言、身体行为批判了社会。［27］疯癫与隐喻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新的焦点。范瑞平认为，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疾病不仅是一些不合意的生命现象，它还含有文化因素，是否定性价值判断的表象，在文学中成为修辞手段和叙事方式，表述作者的观点。［28］苏珊•桑塔格的“IllnessasMetaphorandAidsandItsMetaphors”于2003年被译入国内，作者以批判的态度揭示了疾病隐喻的发生和表现，认为疾病是对社会制度和病态文化的隐喻，精神病是排斥异见者的手段，她反对将疾病工具化、政治化。［29］此书引发了对疾病隐喻的热议。近三年来各刊物发表了多篇相关文章。《论当代西方电影中的疯癫隐喻》分析了包括《飞越疯人院》在内的几部影片，认为疯癫是反派先锋、欲望化身、信念呼唤和天才的隐喻。［30］理论阐释疯癫形象成果虽多，但理论运用滞后，研究深度不够，研究文本缺乏创新。国内学界善用拿来主义，利用西方各文学理论研究西方文学疯癫形象。在《从狂欢理论视角看疯癫形象》中，作者从文学狂欢化的角度分析，认为疯癫具有或隐或显的狂欢化色彩，并从反面说明狂欢化并非仪式－演出和广场语言的表现，其本质是突出边缘视角而感受一切相对化的世界。［31］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发展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疯癫在小说〈牛奶与蜂蜜〉中的文化符号意义》［32］等论文的标题即已揭示其所运用的西方文学理论。虽然夏光、陆扬较早引进了精神分裂分析学，批判资本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33－34］但目前仅见陈靓、方成等学者的成果。［35－36］研究文本过于集中在被译介过来的经典文学作品，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厄舍古屋的倒塌》、《黄色墙纸》、《最蓝的眼睛》、《飞越疯人院》、《钟形罩》等被多次重复阐释，国外较次要作家作品受到忽视，例如美国罗伯特•库弗，以及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斯等作家的作品。疯癫叙事等文本内部研究和疯癫主题研究与文学史整体研究尚嫌不足。国内研究成果多为被重复阐释的个案研究，散见于各种文学史书和杂志中，未出现相关专著或博士论文。网络上仅有《从愚人到疯癫的嬗变》，该文认为15世纪以来德国的“愚人文学”在经历了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进入后工业时代之后，演变为“疯癫文学”。作者跳过现代资本主义阶段中两种文学的演化而直接论及后工业时代的疯癫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两者的关系;其次愚人与疯癫的概念以及关系也有待进一步清晰。［37］美国评论家麦克葛莱瑞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疯癫》认为，浪漫主义时代疯癫是人性的外在表现，是爱情和欲望的混合;［38］彭予2003至2006年发表了系列论文阐释自白派诗人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如《美国自白诗的疯癫主题》辩证地讨论了诗与“疯”之间的关系，诗人必然具备超乎常理的“疯”性，但疯并不必然等于诗，诗是在理性控制之下的“疯”，因而作者纠正了“疯”就等于诗的传统看法。［39］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鲁迅和果戈里的同名小说《狂人日记》是常被研究的议题，《中西古典文学中的疯癫形象》比较研究了中西文学中疯癫在表现程式、意义、审美情感等各方面的巨大差异。

三、结语

综上所述，西方文学史中的疯癫渐进完了成一个意义上的转变，即疯癫从精神疾病向智慧和美德渐变，疯癫者从传统的恶德、野兽形象上升为智者、善人和救世者形象，从一个边缘群体变成了学界关注的热点，其原因、意义和指向、传统和现代疯癫之间关系的比较都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在文化研究日盛的当下，文学中疯癫的文化意义远远超过其美学价值。首先从中西学者的研究现状上看，中国学者对西方断代史文学中的疯癫现象整体研究不足，甚至为空白，缺乏整体研究则难以探求在西方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疯癫的社会功能、文化功能以及表现程式的传承与嬗变，也难以了解20世纪西方文艺思潮的演变过程;其次在研究广度上，国内学者的主题研究视角狭隘，缺乏对相关作品进行串联和比较研究的意识，缺乏对理论的积极建构意识，因此只能被动地利用国外的理论反复阐释经典文学作品，那些未被译介的作家或者主流作家的次要作品被忽略。国内研究中女性被疯癫的过程成为关注的重点，关于文学中渐多的男性疯癫的研究却成空白。20世纪美国作家契弗早已注意到女性主义泛滥对社会和家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精神错乱的男性形象。针对女性主义泛滥而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男性气质研究开始将关注重点拉向了男性，结合疯癫与男性气质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比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大量具有深度的断代史整体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学者在语言上的不足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了对外国文学断代史整体研究成果的缺乏，无法真正将文学疯癫研究提升到非理性与理性的哲学层次。同时亦缺乏对疯癫现象进行积极的理论建构的意识，因而往往关注国外理论而忽视了国内学者提出的有意义的理论，导致疯癫研究在理论运用、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上的缺乏创新。另一方面，这又导致国内的文学理论建设在世界文学理论建设中再一次失声。知名学者聂珍钊教授提出，具有原创性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完全可以被用来阐释疯癫现象，因为疯癫就是对社会、家庭伦理道德的背叛，它既是悖德的原因又是悖德的结果;利用文学伦理学研究方法研究疯癫现象可以得出与福柯权力理论研究疯癫的完全不同的观点。再如当前生态学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从生态学的视角研究文学中的精神疾病可将文学研究提升到关系整个地球生态体系的高度，关涉到整个人类的生存问题。鲁枢元等学者已经开始将精神生态学纳入到文学的研究范畴之中。理论需要实践来证实，实践研究需要理论指导，两者相结合必将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总结以上国内研究的不足，笔者认为当前的疯癫研究具有四个学术增长点:一是在理论上将疯癫研究与男性气质研究相结合，重点关注男性疯癫;二是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方法、德勒兹和迦塔利的精神分裂分析学的研究方法等，后者将精神分裂现象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相结合，从更广阔的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挖掘精神分裂的意义和价值;三是将疯癫纳入精神生态学的研究范畴，疯癫研究从中可获得更广阔的研究空间;四是国外学者囿于自身的身份和思维方式，难以从他者的视角研究西方文学中疯癫和非理性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中西方比较研究就成了一个新的可以交互探讨的重要课题，从疯癫现象或者疯癫视角得出中西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和共同之处，比较研究在国内外都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因为福柯、莱恩等学者对非理性的辩护和赞颂容易导致研究者片面地夸大非理性的价值和意义，造成对理性主义的排斥，从而由“理性中心主义”转变为“非理性中心主义”，妨害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是学者们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